克雷名单上的第三个人是桑德拉·道森。她住布鲁克林，布什维克地区的尖端。我搭L线到蒙特罗斯大道下车，徒步走了几个街区。这附近有汽车修理店和床垫仓库，饭馆挂的牌子是墨西哥、多米尼加或厄瓜多尔餐点。她租的车厢公寓位于一幢三层砖木楼房的顶层，楼下是个小酒馆，临街大门加装了一道金属格栅。从她的信件我得知她二十五六岁，同住的室友压根不知道她的“真实性格”。她在金融区的同事也不知道。她的工作是“文字处理员”，同时在念图书馆学学位。克雷给我的照片里，她看上去娇小而淘气，金发削得很薄，白皙的手臂很瘦。她的身体仿佛少年，光滑而无毛，有一些晒斑。你能看见一根根肋骨。现实生活中，我爬上她家的楼梯，她戴着眼镜，梳着马尾辫，身穿印花棉裙，脚蹬人字拖，显得很不起眼。她说室友出去了，但思考片刻之后，她说还是去她的房间谈比较好。
她的卧室比公寓的其他房间显得更年轻化，床上盖着褶边床罩和松软的白色羽绒被，有个白色的斜面梳妆镜台，墙上贴着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虽说主题有些阴沉，但内容比玛丽·方丹的那些柔和得多，有红玫瑰和黑色天空中的银色月亮，还有身穿蕾丝内衣在静水和崩裂石墙旁摆姿势的性感女人。
“我是潜荡妇。”她对我说，仿佛这是个头衔，比彻底的荡妇低一级，也可能是在荡妇得流感时来替班的人员。
“那是什么意思？”
“我是顺从的受虐狂，我喜欢男人控制我，我喜欢痛苦和被羞辱，我喜欢受虐待。”
“呃，有意思。”我做出我希望是冷静而体贴的表情。她说得满不在乎，盘着腿坐在床上，我在白色柳条椅里扭来扭去。“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天性是什么时候？”
“我一直就是这样。我小时候喜欢测试自己，看我表弟能用多大的力气咬我的手指，诸如此类。我总是让其他孩子捆绑我。”
“怎么说？你指的是玩游戏吗？”
“对，比方说捆在树上。要是玩什么幻想游戏，我总能想到办法成为囚犯，双手被捆在背后或者被蒙上眼罩。大多数孩子捆得很差劲，我太瘦了，常常能自己滑出去；但有个女孩捆得很紧——她特别认真，能捆得我无法动弹——我们用的是跳绳，就是那种白色粗绳，真的咬到肉里，从我的两腿之间穿过，那是记忆中我第一次感到兴奋，我动来动去，绳索摩擦我的阴蒂。”
“呃，有意思。”我重复道，希望听起来很有职业风范。我跷起腿，但转念一想，这像是我护住了腹股沟，于是又放下腿。
“然后我和她开始经常玩这个。她叫克拉丽莎。我总是扮演奴隶或俘虏。有时候我甚至当她的狗。我们拿来我家狗的皮带和碗，用皮带拴住我，她扔东西叫我捡，就着碗喝水。她在后院遛我，我随地撒尿，被我母亲撞见了。”她嘿嘿一笑，连忙捂住嘴。我也笑了。
“然后呢？”
“我可怜的父母手足无措。我母亲告诉我父亲，我父亲打我屁股。游戏只能到此为止了。”
“克拉丽莎呢？”
“我们分开了。她去了另一所学校。据我所知，她是普通人，就是正常的异性恋女孩。我记得她已经结婚了。”
“但你不想。”
“知道我的终极幻想吗？”她把两腿收到身下，像是要诉说秘密似的凑近我。
“什么？”
“被卖给白奴贩子。”
“存在这种生意吗？”我脑海里浮现出杰瑞·路易斯主演的彩色后宫电影。
“我听说过。”
“呃，你幻想成为其他人的奴隶，还是被卖进妓院？”
“通常混合了这两者。”
“你喜欢这样？你认为你会真的喜欢？”
“如果我的主人说我必须喜欢，那我当然就会喜欢。”
“主人？”
“达利安主人。”她露出恬静的笑容。
“哦，他是你的主人？正式的主人？”
“我们有契约。我属于他。我在网上登记为他的奴隶，所以现在我才会和你谈。”
“他命令你和我谈？”
“对。嗯，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
她犹豫片刻，说：“他说他把我借给了你。”
“什么？”我假装没听清。
“礼物。因为他喜欢你写的东西。”
“真的？唔。他没跟我说过。呃，你的礼物是什么意思？”她摊开手掌靠近我。我感到自己脸红了，中年人做这个表情可称不上酷。
“奴隶。”她说，“请随便使用我。”
“我，我还是算了。”
“求求你。”她提高声音，“我要是不这么做，他会生气的。他要你使用我。他要你体验这种感受，这样你就可以写出来了。”
“哦，好，谢谢。非常感谢。太贴心了，但、但是，”我开始结巴，像是有了新的办法表达焦虑，“我靠、靠想象就可以了，我是说等我回到家。我、我想说的是、是这些都是写作的一部分。不是必须要、要、要……”我吞口唾沫，“要做什么事情。”
“但我想啊。”她跪倒在地，“先生，接受你的虐待，我会感到光荣。”她趴下去，胸口贴着地面，抬头看着我，姿势像是驯服的小狗，鼻子碰到我的鞋尖。
“哈！”我咯咯笑着向后退，像是她在挠我的痒痒，我的鞋子踢到了她。她痛得惊叫。
“天，对不起，真对不起。真的太对不起了。”
“没关系。”她喃喃道，捂住鼻子，“我喜欢。”
“好，好。”现在我不再结巴，但天知道为什么有了英国口音，“唔，倒不是说我没有受宠若惊，事实上我确实很荣幸，非常。”我把东西塞进包里，站起身。她展开手臂跟着我，恳求我，我唠唠叨叨说个不停。
“只是时机不对。替我谢谢你的主人。也谢谢你。祝你过得好。”我用汗津津的手掌推开她凉丝丝的手，跑了出去，尴尬万分又心烦意乱——不得不承认，我有一部分小心思憎恨自己，居然没有抓住机会做些恶劣的事情。我算个什么蹩脚作家？
我被夹在欲望和痛哭之间，跑下楼，冲上马路，直到穿过地铁闸门我才意识到我忘了拿录音机。好得很。这下我只能回去了。我很想就这么算了，而不是回去再面对她。我转身爬上通向街面的楼梯，这时候地铁来了——真是火上浇油。乘客也许会在经过时指着我嘲笑讽刺。
我一边咒骂自己，一边急急忙忙回去，重新爬上两层楼，努力平复呼吸，驱散我过热的大脑里绽放的画面：跪在地上的姑娘，恳求的眼神。上次别人叫我“先生”是什么时候？
门和我离开时一样开着。“桑德拉，”我喊道，“还是我。对不起，我忘记了录音机。”我气喘吁吁地走向她的卧室，用指节敲敲门框，“哈啰，哈啰！”随后走进房间。我站住了，仿佛不小心进错了房间，进错了公寓，进错了世界。
我描写过多少次恐怖和血腥的场面？数以百计。必须承认，我时常因为懒惰或赶时间而使用“无法描述”和“超越言辞”这种字眼。然而，描述暴力的词语往往很简单，容易掌握，连孩童都认识。真正难以接受的是这些词语激发的念头：我们难道就是这些材料造成的？我们体内也都是这个样子？
有一次夜里我睡不着，编造了一整套艺术理论，大体而言就是提醒健忘的意识记住最基础的事实：我们漂浮在水里，围绕太阳旋转，我们从女人的体内出生，身体里是血肉和骨骼。没多久以后的某一天，我们就将死去。
因此，此刻我跨入布鲁克林的那扇门，我不但吓得说不出话（要我写书，我多半会这么描述），而且被一个最简单但我无法理解的英语短句打得无法说话、无法呼吸、无法思考：桑德拉·道森死了。
她赤身祼体地倒吊着，不过第一眼很难看清楚，因为她缺少了头部。她的双脚被捆在一起，挂在天花板的吊扇上。她的躯体被切开，皮肤翻开，不知怎么和双手连在了一起，像是长了一对翅膀。她的脖子还在滴血，就像断裂的水管。
这时，就仿佛我真的置身于一个故事之中，桑德拉的尸体开始缓缓转动，像是马戏团的杂耍艺人，吊扇叶片开始旋转，尸体也越转越快。我明白这代表着什么——有人打开了开关——我突然感觉房间里多了一个人，就在我背后的门口，我开始转身，但动作慢得可怕。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我在地上醒来。大约失去了十五到二十分钟。被打昏之前，我吓得甚至感觉不到恐惧，就仿佛我胆怯的意识跳出来抛弃了躯体，而躯体为了保护脆弱的心脏主动关机。推迟降临的惊恐一股脑砸在我头上。我睁开眼睛，看见自己在什么地方，着火似的跳起来拔腿就跑，穿过公寓，冲下楼梯，来到马路中央。
盲目而麻木的惊恐催着我继续奔跑，来到路口，我喘不上气，终于强迫自己回头张望，像是害怕那幢楼会立刻爆炸。氧气回到脑袋里，我用手机拨打911，报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我说出桑德拉的地址和姓名，也留下了我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他们请我留在现场等警察，我说不行。我已经又开始奔跑，疯狂地在路上寻找出租车。我尽量解释脑海里形成的可怕的新念头：我必须去曼哈顿，去霍雷肖街一套我不记得具体地址也没带电话号码的公寓，那儿还有一个女人，我害怕她也有生命危险，原因过于古怪和复杂，一句两句解释不清。跑到地铁站的时候，我上气不接下气，找不到出租车，但已经远远听见了警笛声，我挂断警察的电话，跑下去等回城的地铁，去找摩根·切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