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程的列车上，我开始誊抄访谈内容，戴着耳机听录音，对着笔记本电脑打字，这一向是最困难的环节。刚开始做访谈那会儿，我过了一段时间才学会不用自己的发言打断访问对象的话头。访谈结束后我还必须听着磁带上自己的声音讲述琐碎的细枝末节。我的皇后区口音很刺耳，嘀嘀咕咕带着鼻音，比我想象中还要难听。哪怕是今天，听着我和克雷的对话，每次听见我惹人讨厌的口头禅——比方说没完没了的“对哦，对哦”——我都忍不住皱眉头。事实上，以对话自然流畅而著名的作家和电影制作者往往高度风格化，而未经编辑的真实对话文本你读不了几行就会觉得无聊透顶。
与克雷的对话就是这样。他独角戏唱个不停，内容既惊悚又令人麻木，讲在儿童福利体系内的恐怖历程，辗转于一个个寄养家庭之间，受忽视，被欺凌，挨打，很可能还遭到过猥亵。曾经收留他的一对寄养父母后来因猥亵男童被捕，但没有资料显示受害者中有克雷，我提起时他也连连否认。可是，他的叙述与记录多有出入，尤其是关于他的母亲。
杰拉尔丁·克雷是个噩梦。她的病态母性表现远远超出克雷描述的贫穷和疏忽。她以卖淫为生，有一长串的被捕记录，包括多次盗窃、持有毒品和在公共场合醉酒。他出庭受审时，案卷里包括了儿童福利机构的记录，提到她不但长时间将他一个人留在家里，还在接客时把他锁在壁橱里。刚开始小达利安又哭又闹，于是她塞上他的嘴，直到他学会保持安静。他在禁闭期间尿了裤子就会挨揍。被捕后的那天早晨，她向分局的一位警官报告说她的孩子独自在家，社会福利人员确实因此带走了他，他由于无人照看而成为州政府的受监护人。她认轻罪服刑六十天后出狱，却没有出席儿子的任何一次监护权听证会。她抛弃达利安，继续在各个城市积累被捕记录——旧金山、洛杉矶、底特律。后来她也许改邪归正，因为一九九六年以后就没消息了。她当时大约四十到四十五岁，有可能和许多惯犯一样，年纪渐长，厌倦了职业罪犯的紧张生活。也可能已经死于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