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照相馆一回来，克莱尔就开始搜索资料，再来找我时变得更加热忱。这事情显然有利可图。
“假如他向你独家坦白，我们就能拿到六位数。”克莱尔说，“这还只是预付款。会出平装本，这种书通常走的超市渠道主要卖平装本。小报会登你的书摘。谁知道呢？搞不好能系列化。”
“别用那个词。”
“什么词？”
“系列化。”
“哦，好的。”她很兴奋，扭来扭去，这儿拍拍那儿摸摸，看不见平时的泰然自若，总算露出了孩子气。她涨红了脸，瞪着眼睛，瞳孔放大，说是性欲勃发都可以。我尽量假装没看见。“还有电影拍摄权。DVD。有线电视。普通电视。”她像唱歌似的吐出这些字眼，看我的眼神甚至有了一点尊重，就仿佛我或许能引来财富和文化货币，无论机会多么渺茫，都给我笼罩上了不一样的光环：假如真正的文化力量和权力能受我吸引，那么我肯定在某些更深刻的虽说肉眼看不见的方面拥有一定趣味。
“你这么起劲到底是为什么？”我问。
“少来了。”她说，“家教季节即将结束，让我和你一起弄这个吧。”
“咱们走着瞧。”我尽量维护自己，“也许你可以在旁边观察我——假如事情能成真的话。”
“酷！”她说，“我来算几个数字。”天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会有什么区别呢？她反正从来不听我的。
接下来，我不得不和监狱管理局走完一整套无聊的手续，留我的指纹，核实我的背景情况。我收到一份指南，列举什么东西不能带、什么事情不能做。最吓人的是“别穿帆布衣服”。那是囚犯的制服，万一发生骚乱什么的，警卫会尽量不朝穿灯芯绒的开枪。
我还会见了克雷的辩护律师卡罗尔·弗洛斯基。她的办公室在公园街，离法院不远，所在的大楼要我说已经老朽但很有律师味道：电梯吱吱呀呀，走廊昏暗，一度华丽的大堂地面缺了黑白双色的八角形瓷砖，换上的一律是浅绿色的方块浴室瓷砖。她的办公室里，书本和文件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平底锅叮叮咚咚接着漏水，但这个房间很宽敞，摆满大件家具，全都是皮革和实木制品，隔着广场能看到整幢法院大楼。开门的姑娘同样美得惊人。
她满头黑发，身材娇小而匀称，打扮时髦，戴着眼镜和发卡，穿黑色羊毛正装。她介绍自己是法务助理特蕾莎·特雷奥，然后领我去见卡罗尔·弗洛斯基。卡罗尔外表邋遢，金发，五十多岁，穿羊毛衫，眼镜塞在头发里。她从办公桌前起身，抽着烟，挥手叫我过去。我伸手想和她握手。
“很高兴认识你。”我开口道。
“他妈的滚！”她叫道。
“什么？”我愣住了，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手还软绵绵地举在半空中。
“对，对。”她说，对我摇摇头。我意识到她的交谈对象不是我，只是用眼睛看着我，嘴巴对着蓝牙听筒在说话。她不耐烦地朝堆满文件的椅子打个手势。我搬开那些文件坐下，把文件放在大腿上，假装被房间里唯一的艺术品吸引住了，那是一张老套的黑白照片，拍的是雪地里掉光了叶子的树木。桌上有个比餐盘还大的烟灰缸，里面塞满烟头，房间一股陈腐的烟臭味，仿佛这儿是彻夜熏制火腿的作坊。
“完全是狗屁！”她对着我的脸吼道。
我微笑点头。
“太对了，你个傻蛋！”
感觉有点奇怪，我傻乎乎地坐在这儿，她直勾勾地瞪着我大喊大叫：“对！不对！放屁！操！”于是我转向窗户，望着法院门前的台阶。那天风很大，加深了我和世界隔着一层玻璃的感觉，我就像在看一部无声电影。人们艰难爬坡，身体拉直、摇摆，头发和裤子在风里飘动。礼服和长裙发狂般地勾勒出女主人的曲线。一顶帽子滚下来。一个塑料购物袋盘旋飞腾。
“好吧，我跟你实话实说，”弗洛斯基说，“我觉得这事情臭烘烘的。”
我不确定她在对谁说话，于是好奇地指了指自己。
“对，就是你，”她用长指甲指着我说，“恶臭。”
“啊，”我尽量不予置评，“我明白了。”
“但达利安想这么做，那就只好是你了。”她挥挥香烟，烟气在空中画出一朵小菊花，她坐下去，若有所思地狠狠吸了一口，“咱们先把话说清楚。我对他要和你讨论的事情一概不知情，往后也不会知道。谈话内容仅限于你们之间。”
“好。”
“可是——”她站起来，我吓得一抖，“有几点我们必须先谈一谈。第一！”她竖起大拇指，“他建议和你五五分成，我想你应该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百分之五十已经非常慷慨了。克莱尔要我叫价百分之三十五，二十五就可以成交。按照她的解释，另一方面，克雷的份额将用来结清债务，包括高额的律师费账单，然后悉数转为受害者赔偿金，因为他不能从罪行中获利。我说：“非常感谢。”
“别谢我，”弗洛斯基答道，“又不是我的钱。”现在还不是，我心想。她竖起两根手指。
“那么就有第二条了。他告诉你的哪怕一个单词，你得知的所有事情，他妈的林林总总都不允许出版、转告、在访谈中讲述、泄露或以任何方式对外散播，直到克雷先生自然或非自然死亡为止。言下之意是，如果我能得逞，你将有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一个子儿。”她微笑道，“当然，我也一样。”
我尽量报以微笑，但她忽然变得面无表情。“哈啰！”她说，“哈啰？”她敲敲话筒，“杰克，王八蛋，你他妈要搞什么名堂？”
我挥挥手，点点头，后退离开。特蕾莎·特雷奥正在噼里啪啦敲键盘，塞着耳塞，没有和我交谈也没有抬起头，于是我自己出去，回家向克莱尔报告。
“该死！”听我说完我的遭遇，她说，“就知道肯定有名堂。”她很喜欢五五分成那部分，说它“美得很”。可是，如果克雷的死刑判决被推翻，或者得到减刑，或者无限期推迟，那么我就什么都拿不到。然而，克莱尔去咨询的律师帮她冷静下来。他们说克雷已经死定了。他的案子已经走完了全部过程，处决日期定在三个月之后，他基本上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州长下令才能救他一命，但那在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或者找到新办法上诉，但那在法理上没有任何基础。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决定开口，卸下良心的重担（假如他有良心的话），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可以了无牵挂，把这些东西一股脑留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