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历史的可信记载，莫尔是个禀性温和的人，对名利看得很淡漠，却因造化弄人从一个平民干到位极人臣的大法官职位；他所学以法律为主，但对宗教之事虔敬而专注，事实上，就罗马数廷的天主教传统而言，他正是个称圣的殉教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莫尔晚年终被亨利八世处死，原因便在于他坚守天主教的教谕，宁死也不同意亨利八世废后再婚，遂于一五三三年七月六日在伦敦塔一地被送上断头台。
据说，临行刑之际，莫尔提醒刽子手：“我的脖子很短，请小心下手，免得失手损了你的名气。”
然而，《乌托邦》这本书却让我们对这位温厚的良相、公正的法官、宗教的圣者有更深沉的感受，尤其是本书的第一部，莫尔通过虚构人物拉斐尔之口，所谈俱是对彼时英国现况的批判，从英王对内残暴镇压对外穷兵黩武，到贵族游手好闲的食租者特权，到朝臣的谄媚腐败，到法律的严酷不行等等，莫尔的批判是全面性的，甚至对于教会皆有微辞，这样的清醒、理性、激烈、而且不容砂子的是非分明，乍看实在很难和他温柔的人生、尤其是甘心殉教的抉择联在一起——但莫尔代表的正是英国知识分子传统最好的典型：理性，但非常务实；清醒，但不尖利；激烈，但不改足够的耐心；是非分明，但很愿意化整为零地妥协；步伐看起来迟缓，但心志坚定大方向明确，因此短期仿佛没什么漂亮进展，但百年时间结算下来，我们往往发现他们遥遥走在前头。
在莫尔这段批判中，最锐利也最名留青史的是他对彼时英国羊毛纺织业抬头的著名“圈地运动”的抨击——莫尔说的是：“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原因很简单，因为每一只吃人的羊后头，都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之流的一些主教”（还是很奇怪，能说这话的人怎么可能殉教？），是这些原本就既贵且富的人还要更多，把农民从土地赶走，让他们沦为流民、沦为乞丐、沦为小偷盗匪、沦为无产阶级（当然，这个名词尚未出现，但实质意义莫尔差不多已完全讲出来了），整整二百五十年后，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所引述的正是莫尔这番话。
在此工业革命曙光未露、同时罪恶也未清晰显现的十六世纪之初，莫尔的敏锐洞现，尤其是指引着如此敏锐眼睛的同情之心，无疑是非常动人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如今已成经济史不朽掌故的“吃人之羊”，显然并非只是文学性的隐喻嗟叹，莫尔也并不只以揭露社会不义罪行为足，他还认真负责地想下去，努力找寻解答——在稍后书中第二部的乌托邦国正式描述中，我们便清楚看到他勇气十足的终极解决之道：共产社会。一切罪恶之源，莫尔以为，皆来自私产的占有，因此，乌托邦人严禁私人财货的拥有，住屋每十年抽签轮替一次，三餐在公共食堂大家吃同样的食物（但可以不吃，意即有不吃的自由，但没自行开伙的自由），衣着朴素耐用，珠玉宝石作为幼儿游戏的玻璃弹珠之用，黄金则充作犯人奴隶的脚镣手铐。之所以保留珠玉黄金，这里我们便看见莫尔作为文宫和外交官的现实性，因为乌托邦国尽管位于无何有之乡，却并非真的遗世而独立，事实上它正是以英国为蓝本建构出来的，乌托邦国所在的小岛紧邻着某无何有大陆不远，仍不时有无何有的战事发生，存留黄金珠玉是用来雇佣不存在的外国佣兵为他们打仗，遂行外交收买工作，甚至颠覆其敌对国家政府、悬赏暗杀敌方政要将领的酬付之用。乌托邦人不爱黄金珠玉，但其他各国的人还跟我们一样爱个要死。
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以终极性的共产制度来一次解决（或说取消）经济罪恶，是莫尔乌托邦国建构的真正核心，其余的只是这个巨大核心的顺势推演和配搭设计而已，甚至只是“小说式”的必要细节描绘，好让一个国家看起来像真的，有天候、有地理、有风土人情云云。
莫尔还借用智慧的旅行者拉斐尔说，奇怪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什么没想到要采行这么要紧的共产制度？
从历史资料来看，莫尔是极倾慕乌托邦前辈柏拉图且熟读《理想国》一书的，但他显然并没柏拉图那种根本性视现实一切为恶、专注于完美抽象概念严格推演的理论乐趣，这使他乌托邦的建构并不具备今天我们乌托邦概念的超越性，莫尔的乌托邦国严格来说只是现实英国的一面大镜子，和他毕生钟爱献身的英国紧紧绑在一起。乌托邦概念以莫尔的书为名，但莫尔自己的乌托邦国却是普世乌托邦系谱中最不在人类普遍层面着眼、最不具末世意义的版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