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直接的结尾是，跌跌撞撞的“达尔文湾号”载着这十一个半（广口妃子怀孕）奇奇怪怪的“选民”，迷航漂到海龟群岛的北端，幸运躲过浩劫并就地演化，成为一百万年后能如鱼类活于水中，靠摄食水草营生，而且（最要紧的）不再有巨脑的新人类。
比起旧约大洪水那次浩劫，“仁慈”的耶和华要诺亚细心存留每种生物各一公一母，这个新方舟简直邋遢随便得近乎开玩笑了——以色列的先知关心的是信仰，而冯内古特处理的却是灭绝和演化。
十九世纪如斯宾塞这样的达尔文主义者，粗暴地把达尔文“适者生存”的意义，解读为强者淘汰弱者是自然法则，开创了一页野蛮到极点的历史，时至今日，差不多我们都已清楚了，所谓的“适者”不仅不代表你比别人强大，而且简直难以事先定义，因为，不同的生物拥有不同的能力和装备，得看环境不同的变动结果才能知道谁抵挡得了，所以从白垩纪的大灭绝来看，巨大强壮的恐龙和小偷一样的哺乳类始祖，谁能预知哪个是强者或适者呢？——核射线、紫外线、气候酷热或酷寒、大气形形色色的污染等各自扑杀得了某一部分的生物。
因此，大建造者的淘汰选择究竟是有道理还是随机的？物种的成功留存究竟是理所当然还是幸运？问题很难这么问也很难回答得了，我们只知道，在演化的历史上，每一回的诺亚老爹都比圣经里那一个要粗心匆忙多了，他哪里有时间或能力去预留各种生物各一对，“各自努力，随缘好去”，无疑地，冯内古特的方舟二号远比一号要接近事实，要不，那十一个半人总要挑选得像样一点、代表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