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勃
这本书和其他很多类似的评书一样，书里面所有的国家大事看起来都像是一场儿戏。
一
《薛仁贵征东》的作者，没有能够留下自己的名字。考虑到我们对施耐庵、罗贯中的生平所知也不过寥寥数语，这就算不上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损失。但唐太宗李世民若泉下有知，则很可能会为找不到这家伙算帐而感到愤怒。在这部书里面他成了真正的昏君和孱头，一个听凭徐茂公操纵的土偶。收到高丽国盖苏文的挑衅国书，他对诸般领土、经济上的蛮横要求懵懂不觉，独为“传与我儿李世民”这句便宜话愤愤不已。在高丽凤凰山，作为一个观光客的唐太宗，显然远比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令人印象深刻。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东征出海的时候，他对于风浪的恐惧：
海内风浪泼起数丈，惊得天子面如土色，龙案多颠翻倒了……天子害怕，吓得发抖，说：“先生，不去征东了，情愿安享长安，由他杀过来让他，也看得见，何苦丧在海内？”
退堂鼓从此打响。一时间，如何让天子壮起胆子出海，成了困扰大唐文武群臣的难题。很显然，这和历史上唐皇近乎偏执的要征伐高丽的事实刚好相反。众所周知，从登州、也就是今天的蓬莱出海，到朝鲜半岛并不是一段遥远和危险的航程。如果我是一个有经验的评论者，我会说，小说之所以会在这个地方大肆的夸张渲染，与其说是陈述一种事实，不如说是反映出了汉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里对于海洋的恐惧。但限于才力和见识，我没能力就此问题作出这样深刻的分析。我讲这些只想说明一点：这本书和其他很多类似的评书一样，书里面所有的国家大事看起来都像是一场儿戏。
值得一提的当然还有秦叔宝和尉迟恭争夺帅印的事件。这两位今日的元戎和昔日的英雄，以一种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精神，展开了一场悲壮的举重比赛。依照传统惯例，殿前的金狮子再一次成为了运动器械。先是尉迟恭抓举失败，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秦琼选手的表现：
那秦琼……就把袍袖一拂，也是这样拿法，动也不动，连自己也不信起来，说：“什么东西！我少年本事那里去了？”犹恐出丑，只得用尽平生之力，举了起来，要走三回那里走得动？眼前火星直冒，头圆滚滚，脚步松一松，眼前乌黑的了；到第二步，血朝上来，忍不住张开口，鲜血一喷，迎面一交跌倒在地，呜呼哀哉。要晓得秦叔宝平日内名扬天下，多是空虚，装此英雄，血也忍得多，伤也伤得多。昔日正在壮年，忍得住，如今有年纪了，旧病复发，血多喷完了。
一代英雄秦叔宝就这样与世长辞。而我们的主人公薛礼薛仁贵，这时正在为自己猪八戒一样的饭量发愁，封侯拜将的理想，还只是一个败家子死撑场面的大话，看不出一点眉目。
二
《薛家将》纠正了我的一些错误观念。比如我一直以为，如果某人是某某星官下凡，那么下凡的起点当然是在母体之内。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想想也对，投胎是危险的，要事先从亿万个精子里挑选出中标的那个，即使是神仙，只怕也不容易。
相比而言，采用附体的形式则要安全准确得多，但难度系数的降低也造成了结合质量的下降。更多的时候，薛仁贵就好像只是拥有一只白虎作为召唤兽而已。这样也好，否则我恐怕还得费心向大家解释，为什么薛仁贵是一只白虎，却又不是一个下体无毛的女人。白虎克夫，这是女人的毛病。男性白虎薛仁贵所克的则是自己的父母。“白虎当头坐，无灾必有祸”，薛仁贵十六岁那年白虎附体，在这之后不久，他父母双亡。
像大多数纨绔子弟一样，薛仁贵缺乏治家理财的才能，于是家业很快的败落。这段时间里，他表现得脆弱无能，并且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在阔亲戚那里受窘，是中国小说里的传统题材。不过像薛仁贵这种态度的告贷者，要是还能借得米来，倒反而会是奇迹了：
员外：到来做什么？
仁贵：侄儿一则望望叔父，二则家内缺少饭米，要与叔父借米一二斗，改日奉还。
员外：你要米何用？
仁贵：我要学成武艺，吃了跑马，快拿来与我。
员外：你这畜生把家私看得不值钱，巨万拿来多出脱了。今日肚中饥了，原想要米的，为何不要到弓马上寻来吃？
仁贵：叔父，你不要把武艺看轻了。不要说前朝列国，即据本朝有个尉迟恭，打铁为生，只为本事高强，做了鄂国公，闻得这些大臣们多是布衣起首。侄儿本事也不弱朝里边的大臣，如今命运不通，落难在此，少不得有一朝际遇，一家国公是稳稳到手的。
很难说薛仁贵这番慷慨大言是真的出于自信，还是仅仅因为遭到轻视而急于挽回面子。不但别人不信，似乎他自己也没有了等到“一朝际遇”的那一天的耐心。空着手从叔父家里出来的时候，薛仁贵的心里充满了走投无路之感，如果不是恰好遇到恩人搭救，他就在山后那棵歪脖老槐树上吊死了。
在救命恩人那里差不多是恬不知耻的吃过一段时间白食之后（几乎把这个小有产者吃得破产），薛仁贵开始了自己打工生涯。在柳家庄看守木料的那个冬天，一段据说是超越阶级的爱情从天而降。
男女双方结识的场面被小说作者写得毫无浪漫意味。似乎感情的起因只是柳小姐精于望气相面之学，因而对男人的前途，具有常人不可企及的预见性和判断力：
小姐心下暗想：“这个人虽然像叫化一般，却面上官星现现，后来不是公侯，定是王爵，可怜它衣服不周，冻得来在那里发抖。”
从此她给了这位落魄的将星额外的关照，再后来干柴十担米八斗，苦守寒窑度春秋的经典守望故事就从这里开始。需要说明一下，薛仁贵与柳金花的爱情，或者薛平贵与王宝钏的爱情，是同一个故事的两个不同版本。后者似乎更有名些，来历则充满了中国式的温情和道德：某个富贵人家的老太太，对柳氏后来思夫心切，病逝寒窑的情节悒悒于怀，恹恹成病，她那孝顺的儿子就找人另编了一出薛平贵夫妻团圆的戏，老太太的病于是“不药而愈”。
关于讲述这个故事的京剧《红鬃烈马》，张爱玲认为它“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可是薛平贵虽对女人不甚体谅，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人。京戏的可爱就在这种浑朴含蓄处”。这出戏张爱玲只谈论到《武家坡》一折（如果主人公还叫薛仁贵的话，则是《汾河湾》），她的这段话，在小说里还可以另外找到更有力的例证。
柳员外发现了小姐的红衣穿在薛仁贵身上，断定女儿和他有了私情，要把女儿打死，这时：
有个小厮……对了薛礼说道：“你这好活贼！你这件大红衣是我家小姐之物，要你偷来穿在身上。如今员外查究红衣，还我家小姐打死在厅上了。你这条性命少不得也要处死的。”薛礼听见这句说话，看看自己的衣服，还是半把大红露在出外，仔细听一听，看柳家里面沸反盈天，哭声大震，便说：“不好了，此时不走，等待何时？”
写到这里的时候，小说作者的笔调平淡如常。每次想到这一点，我就会觉得周星驰索然无味。
三
可以想像，每一次对外国的征伐，都是朝廷里年轻一辈的盛典。除掉这意味着建功立业的机会外，年轻的爵主们显然还都期待着一场浪漫的异国恋情。在通往番邦的道路上，到处充满了美丽的怀春女子，她们或者是敌国大将的女儿，或者是流落在此的某个前朝大臣之后。这些番邦女子们，一个个金发碧眼，腿长波霸，却对本民族男性那粗壮的身材和络腮胡子不屑一顾，一心只想嫁给“面若敷粉唇若涂朱”的汉家少年——由此可知，中性男人虽然是一个新流行的名词，但我们的传统里早就有了对他们的偏爱。我们的少年英雄面露难色，假意推辞，不过后来总算都好事得偕。虽然“军中十七条五十四斩”的规矩，临阵收妻是必死之罪，但真的因此被杀的，却还从来不曾有过。
从这一点上说，《薛仁贵征东》略显特殊。一路之上薛仁贵没有什么香艳的遭遇，唯一碰到的一个绝色女子却不是处女。那是高丽国主帅盖苏文的妻子，薛仁贵对这个韩国美女显然毫无怜香惜玉之心，一戟刺穿了她的咽喉之后，“阴阳手一翻，轰隆响挑往营门前去了”。
但读者们显然不喜欢这样一味厮杀的故事，所以到了薛仁贵故事的派生版本《红鬃烈马》里，就又是“西凉邦有个女代战，她把我擒下马雕鞍”了。而仿佛是为了给父亲平淡的征伐生涯作出补偿，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变本加厉，在后来的西征途中，他娶了三个妻子。
至于征战中死亡的威胁，则不是我们的少年英雄们需要考虑的事。他们是来娶妻的，当然这之前还没有儿子。如果儿子还没生下来他们就战死了，那感到为难的只会是小说的作者：下一代的演义谁来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