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看新闻，日本发生了二战之后最血腥的一桩凶杀案。
凶手是神奈川县26岁的年轻人，他凌晨潜入曾经工作过的残障人安养院，杀了19个残障人——全部是割喉，伤了20多个残障人。
快速地作案后，他回到车上，拍了一张自拍照，在Twitter上发布，配上文字：“祝世界和平！美丽日本！！”然后平静地驾车到警察局自首，警察逮捕他的时候，他在警车里向车窗外的摄像机微笑。
媒体曝出凶手向安倍晋三等呈上的作战计划书——以夜勤人员少的两家残障人安养院为目标，在分别杀光260人、470人后自首，被逮捕后经过最长两年的监禁期，以精神错乱为由获无罪释放，再整容改名回归自由社会生活，需要5亿日元支援金，这一切都是为了日本和世界的和平，为了全人类。
新闻采访凶手之前的好友，他们都说那是一个很正常、看不出异常的年轻人。
一个正常人离屠杀机器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遥远。
我曾研究过大屠杀，发现关于大屠杀，我之前所预设的一切几乎都是错的。
比如，二战中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令很多人感到崩溃，他们觉得这是文明社会的倒退，回到了原始人、野蛮人的阶段，是“现代性”的倒退。
但是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提出了一个发现：屠杀并不是现代性的倒退，而是现代性的证明。
大屠杀如此高效率地进行，依托的是官僚制度和社会分工的精密合作。甚至德国政府在招募特别行动队成员或者其他和屠杀现场接近的人时，也会格外小心地避开或者开除那些对杀人显得异常急切、意识形态过于狂热的人。
另外，这同样可以套用到屠杀中。人在杀人时克服动物性的同情，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当受害者在杀人者眼中不是人，而只是任务和指标的时候，杀人就变得容易了很多。
比如这回屠杀残障者的年轻人并没有把残障者看作人类，而是为了实现“美丽日本”的理想而不得不牺牲的指标，他在完成自己给自己的绩效考核。
所以屠杀者往往在集体中更有干劲儿，同样是出于绩效考核的原理：如果团体被派给了龌龊的任务，成员之中只要有人没有做满自己应执行的数量，就等于加重了伙伴们的负担。
关于屠杀，学者有另一个有些惊悚的发现：差异越小的人越容易屠杀。
比如在波尔布特时代的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的人被柬埔寨人自己屠杀，因为太多柬埔寨人已经被外来的——尤其是越南的——思想“感染”了。
格罗斯在《邻人》里，讲在耶德瓦布内这个波兰城市，居民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基督徒，基督徒居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把1600名犹太男女老幼几乎杀光。
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被剖肠破肚、烧死，做出这一系列暴行的并不是所谓的敌人——纳粹组织，而是那些犹太人熟悉的面孔：向他们买过牛奶的人、与他们在街上闲聊的人。
在波兰其他市镇也发生过这种事。如果没有波兰人的配合，纳粹是不可能把波兰境内的300万犹太人杀掉90%的。
根据研究大屠杀的著作《为什么不杀光？》分析：这是民族主义里一种狭隘的“自恋”在作祟，因为族群之间的差异很小，所以必须积极地表现出来。两个敌对的族群要较量谁优良、谁劣等。
屠杀对于人性最终极的考验在于：当面临失控的极端环境，当杀人脱离了道德指责，你能够坏到哪一步？几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拍的是印尼大屠杀——1965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反共屠华清洗，军队把杀人的任务交给社会上的帮派分子和流氓，其中一名叫作安瓦尔的刽子手杀了1000多人。
电影《杀戮演绎》的主演就是安瓦尔，杀人狂魔本人。导演让他和当年的同伙故地重游，拍摄一部重现他们当年杀戮行动的电影。他们十分投入地拍摄自己当年怎么杀人，兴致勃勃地演绎被杀者死去的样子：他们的腿怎样抖动，他们的喉咙里发出怎样的声音。
按照心理学的说法，安瓦尔是属于“认知失调”的人，他们不断地找理由把自己可怕或者愚蠢的行为合理化。
这也是为什么往往在杀完第一个人之后，杀戮就会变得容易。因为杀人者要不断杀戮，逐渐通过这个过程为自己找到杀人的正当理由，比如：我是在执行命令；他们不是常人；他们是有害的、污染的。当杀人变得常规化，杀人者的认知失调也逐渐减少了。
安瓦尔和他的同伙就属于完全说服自己“杀戮即正义”的一群人。直到他扮演被自己审讯杀死的受害者的角色，被“自己”用钢丝勒死的时候，他才崩溃到无法拍摄。
那一瞬间，他所有说服自己的理由全部崩溃了。
这个电影最可怕的并不是展现杀戮的残酷，而是让观众怀疑自己：我是否也像安瓦尔一样不断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我是否活在自己造的梦中？我会成为杀人狂魔吗？我的正义凛然是否是正确的？坐在观众席上的我是不是一个好人？我能否继续做一个好人？
关于屠杀的一切，让我不知所措，直接经验和想象力的匮乏使我对其怀疑，不敢相信文明之下仍有如此野蛮的行为，而这种怀疑是危险的。只有直视人性异化的可能性，才能让我对自己保持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