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全国的政治氛围为之一紧。
官员们不知道皇上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尽管他们都不愿意被削权，但有东林党和这一百多名刚被评了“浮躁”的官员的前车之鉴，他们都选择了沉默。
但沉默不等于不反抗，他们的反抗方式是拖延。
要是有可能，他们希望慢吞吞地移交个一年半载的，然后静观时局变化。
毕竟，这种事亘古未有，兴许皇上回头转变了想法也说不定呢？
再或者，朝中大员会不会有所动作？
秦书淮和崇祯自然料到了这个局面。
官员用拖字诀没关系，有的是着急要抢他们的权的人。
那就是这两个月来培训出来的五百名提刑官。这些提刑官一半是从提刑按察使司挑来的，业务熟练，风评尚可，另一半则是直接从功名在身但尚未为官的书生中选出来的，秦书淮希望用他们的“书生意气”来为司法公正开个好头。
每一省设提刑按察使一名，副使两名。
提刑按察使由原先的正三品提升为从一品的大员，与督抚同级，并不再受督抚、布政使管辖，而是由刑部直接管辖。
事，具体管一地诉讼、刑事，也不受当地官员管辖。
而且，为了让各地提刑按察使有底气和当地官府叫板，秦书淮还在各地设立提刑衙门，提刑衙门的规模和行政衙门的规模一样大，比如县级提刑衙门，就和县衙一个规模，连形式上都不低县衙一等。
这第一批五百名提刑官下放到地方后，很快就逼着各地父母官交出审判权。交权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要他们自己发告示，今后邻里纠纷、司狱诉讼、各种官司全部要去提刑衙门打。
与此同时，提刑使门则拿着朝廷的特批款，到处找房子，争取把办公地落实下来——这件事不需要当地其他官员帮忙，以保证他们从建立之初就具备独立性。
总之，今后无论县令、知府乃至督抚，敢擅自审判者，一律革职严办，而且审判结果无效。
可想而知，这种为他们自己争取权力的事，这些提刑使能不积极吗？
除了提刑按察使，新政还下令总督从正一品降级为从一品，并且只统领辖地兵马，相当于分军区司令，而不得参政。
而巡抚则和总督同为从一品，两者评级。巡抚只负责一地的行政，不得插手军事、审判事。
此外，巡抚衙门和总督衙门不得设于一处，总督麾下兵马的钱粮全部由朝廷拨给，而不可本地解决。巡抚收到税赋后，一律上交朝廷，而不再送往总督府，总督府无权动用当地税赋，否则以谋逆论。
……
天下官员观望一阵后，依然没能等到反抗的出头鸟。
原因很简单，军方全部支持朝廷。
一方面是秦书淮的威慑使然，另一方面则是本次新政军方的利益不但没有波及，反而有了提升。比如他们再也不用受多体系指挥了，再比如他们的待遇特提高了。
这样一来，朝廷的铁腕就有了基础。
新政，在举国的震惊、迷茫、彷徨中有条不紊地推进。
终于，一批又一批官员开始理解并接受了新政。
因为他们没得选。
尤其是一批新上来的基层官员都十分卖力，一遍又一遍地向农民、商户、乡绅们解释新政的用意。
他们为什么卖力？
因为他们的政绩和新政的落实密切挂钩。
比如，今年各地主政官员的考核，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无地佃农、流民得到耕地的数量和比例。
这个指标，按照秦书淮的说法，叫“一票否决制”。
简单说，就是这项工作不达标的，别的工作干得再好也得滚蛋。
这些基层官员寒窗苦读十余载甚至数十载才混到一个官位，自然不愿意再轻易失去。
于是他们立马各展其能，挖空心思地去说服本地的大地主们卖田。
这殷勤的程度，简直比后世的“中介”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某某大户家有良田千顷。那好极了，县令先派里正去打前哨，大大地宣扬一番“政策”，接着是县主簿拎着礼品去“探望”，好一阵嘘寒问暖，最后县令老爷亲自出动，舔着老脸亲自登门去也。
弄得你不卖地都不好意思！
华夏民族强大的执行力在这一刻体现地淋漓尽致——虽然执行得有些扭曲了。
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陕南某富户想开个商行，按新政律当去县衙办理“执照”，结果县令阴阳怪气地磨蹭了好些天都没给办。细一打听才知道，县令知道他家里有三千亩地，放话出来他要是不卖了多出来的二千五百亩良田，就绝不给他办“执照”。
淮南有个县令，以修淮河为名征发民夫。往年这种事，大户人家只要出钱就能免此徭役，不过今年钱不好使了。县令也是贼坏，专门征发大户人家的儿子，说什么一视同仁。这些大户人家的公子哪干得了这种活？纷纷前去求情。结果县令明里暗里地表示，只要他们把多余五百亩的地都卖出来，就可以免他们徭役。
总之，要说这些基层官聪明，那真是聪明到没边。
自新政实施以来，秦书淮可没少知道这种事。不过，他就是睁只眼闭只眼，顶多不痛不痒地申饬下，却每次都雷声大雨点小。
他太清楚了，比起这点细枝末节，让无地农民有地才是正事，才是王道！只要这些官员不强占富者土地、不伤人不搞出人命，他才懒得管！
他只要快速落实新政！
渐渐地，全国的地主豪强们终于知道，朝廷这次不是说说而已的。在一亩地要交一两税的现实面前，在无数基层官员的软磨硬泡下，不少大地主开始接受新政，把地以市价，按20年分期卖给了官家，然后由官家再将地卖给了登记在册需要田的农民。
在这期间，大明海关总署也建立起来了，首任海关总理大臣就是原浙江巡抚、曾私下组织宁波府口岸走私的李馥。
新政在一步步推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但钱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
推行新政，就要在各地建立各种机构，比如海关、税务司、提刑衙门等等，这不仅牵扯到各种办公衙门的建设费用，还必然使公职人员的数量剧增——这些最后都会归结到一个“钱”字上。
另外，给官员、士兵加工资，也要钱。
不可能新政一推行，税赋就马上能增加。比如光是税务司，足足筹备了四个月，到了六月份，才在长江以北地区基本覆盖。而海关也差不多，要想正式运营还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在前半年，大明国库的收入极其少，预计不会超过八十万两。
粗粗估算下，要让新政落地，至少需要五百万两银子。
那么这四百二十万的缺口怎么办呢？
秦书淮管崇祯去要这笔钱，没想到崇祯跟他耍起了光棍，说来说去就一个字，“穷”。
最后好说歹说，崇祯终于咬咬牙答应他自己去解决一百万两——据他说是准备卖宫中的珍宝，不过秦书淮不信。
但是他也知道，崇祯拿出这压箱底的一百万两以后，可能真的没钱了。
想来想去，他想到了晋商。
晋商有钱，朝廷管他们借不就行了？
至于怎么个借法？
秦书淮想到了一个词：国债。
于是他亲自去了趟山西，找到太原城的张德生，让张德生把山西境内排的上号的晋商都找过来。
别说，如今的张德生在晋商圈内混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原因一是张家的家底、商脉本来就不弱，至于二么，当然是因为秦书淮给他做过好几次活广告了。
眼下晋商圈内谁都知道，太原城的张家老二张德生是国公爷的拜把子兄弟（虽然秦书淮从未承认过这事），就冲这，跟张家做生意就放心！
不光放心，而且跟张家走得近，有事儿人家能罩着。
而事实上，山西各地官员，确实对张家照顾有家——因为他们也认为秦书淮和张德生是拜把子兄弟！
这种情况下，张德生想不发迹都难。
所以，当秦书淮找到张德生要他办事时，张德生差不多是跳起来答应的。
三天后，张德生就凑齐了晋商圈内赫赫有名的七大家族。这些家族的族长或家主无一例外地亲自赶了过来。
接下去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秦书淮表示，他代表朝廷向他们借钱，总共要借350万两，预计三年后还清，年利息是值百息八。
为了让他们放心，秦书淮提出以海关的关税做抵押——如果到时候朝廷换不清，那么海关关税收多少给他们多少，直到还完为止。
秦书淮相信，这些商人一定直到海关的价值。
没想到他们不约而同地沉默了。
倒不是他们不相信，而是不敢。
谁敢让朝廷担保，这不是摆明了不相信朝廷，不相信国公爷？
而且，回头要是国公爷不管这事儿了，咱找谁拿海关的银子去？
350万两可是大数目，他们自然有各种各样的担忧。
这就是商人的本性，很现实，但你无可指责。
秦书淮无奈，最后只好以江河帮的码头做担保。
江河帮，可不算朝廷的。
而且作为帮主，秦书淮能做主。
这个条件一出，七大晋商就立即同意了——他们宁愿相信朝廷会毁约，也绝不相信堂堂国公爷会失信于人。
一切都很顺利。
新政在如火如荼中，扎根、发芽。
时间，一晃就到了六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