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一书不仅以伤筋动骨的"审判"、"判决"和罪感问题让卡夫卡深受触动，而且也以较大的工作量以及突击性的工作进度一时耗尽了卡夫卡的精力。
第二次创作高潮实际上已告一段落。与此同时，菲莉斯，这"世界的代表"，又开始把卡夫卡拉向他自身命运的另一极，或者说，卡夫卡自己出于自我拯救的需要而走向这另一极。总之，从眼下到1916年年底近两年的时间内，他几乎没有写出任何作品。
1915年1月，在解除婚约半年后，卡夫卡与菲莉斯重新会面了。然而，这次会面带给卡夫卡失望的感觉。"我们都发现对方没有什么改变，我们都暗中认定对方不可动摇、无法改变，也毫无怜悯之心。我要过一种理想的生活，它专为写作而设计，对此我不会让步。可她对我这一无声的要求不予理睬，她想要的是一般的东西。她想要舒适的住房；她感兴趣的是工厂的经营，丰盛的饭菜；她想要一间有暖气的房间，晚上11点就上床睡觉……"卡夫卡认为他和菲莉斯"永远也不可能结合"，只是"既不敢对她说，也不敢在关键的时刻对自己说"。菲莉斯尚能感慨："我们一起待在这里多棒呵！"而卡夫卡则置若罔闻。他认为他与菲莉斯在一起时不能自由呼吸，没有片刻的好时光。这是他把菲莉斯与他两次艳遇的女子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如他所说："对一个所爱的女人的感觉，如在楚克曼特尔和里瓦，除了在信中之外，我对Ｆ．［菲莉斯］从来没有过，有的只是无限的钦佩、恭顺、同情、绝望和自卑。"从这次会面开始，卡夫卡看菲莉斯的眼光表现出一种本质的改变。他不再仰视或者在自卑和恐惧中走向反叛，而是理性地重新审视一切。
两人的关系逐渐有所恢复，然而，现在菲莉斯对于他来说，更多地意味着一条出路，能够帮助他逃出生活的重围，甚至摆脱布拉格这"带爪子的小母亲"。事实上他为了逃离布拉格甚至想到过主动要求应征入伍，这一努力自然也不了了之。当然，与菲莉斯通信的频率大大降低了。当初热恋时可以达到一天三封，现在好几天、两三个星期、甚至逾月以上才有一封。那段日子，他情绪常常很低落，从来折磨着他的噪声似乎也格外不堪忍受，令他完全打消了继续写作的念头。结果，他只有通过阅读斯特林堡来解脱自己。在沮丧、病痛和神经衰弱中，32岁生日匆匆而逝。10月，他因已发表的《司炉》而得到一笔很有声誉的德国文学奖金。不易揣想卡夫卡对这一类文学奖本身的看法，然而我们知道，那很大程度上是一项以"奖掖文学新秀"为手段的商业宣传活动，卡夫卡的自尊心反而多少受到一些挫伤。倒是在11月间，《变形记》正式出版了。下一个重要的转折要在下一年、在卡夫卡33岁生日之际才姗姗来迟。
1916年7月3日，卡夫卡与菲莉斯在小城马林巴特见面了，从这一天开始在那里共度了10个昼夜。在旅馆里，第一天晚上，"门挨着门，两个人都有钥匙。"第三天他哀叹道："共同生活的艰难。为陌生、同情、肉欲、胆怯、空虚所迫，而只有在深深的底处，大约是一条细细的小溪，才值得被叫做爱……"第五天："不幸的夜。没有可能与Ｆ．［菲莉斯］生活。无法忍受与任何一个人一起生活。不是为此而惋惜；惋惜那种不可能不独自生活。"再往后，形势突然急转直下："过去我只是通过信件了解菲莉斯，真正了解她本人，那只是两天前的事情。不过现在，我对她也没有完全了解，我仍然有许多疑团。她那充满了柔情蜜意的目光，她那女性深层自然开启的时候，是多么美妙。"
7月10日，卡夫卡和菲莉斯共同致信菲莉斯的母亲，告之他们已经重新订婚。两人分手后，卡夫卡立即写信给布洛德："……有了一些转机，我们之间的协议简单而扼要：战争结束不久就结婚，在柏林郊外租二至三个房间，各人经济自理。菲莉斯将像以前一样，继续搞她的工作，而我呢？这可说不准了。"10天的同居生活，一个"技术性"的协议，卡夫卡似乎由此得以"技术性"地将自己撕裂开来。他的自信心和创作能力似乎也在逐渐恢复。9月，《判决》也公开出版了。10月，卡夫卡以几乎前所未有的强硬语气给菲莉斯写了一封信，向她挑明结婚的前提，那就是坚决斩断其中的伦理－人际关系和种族生殖内容。这封信几乎一字不漏被摘录到日记中，可见卡夫卡对它重视的程度。事实上，它是卡夫卡在一个转折时刻对自己所作的一个全面而深刻的总结。在某个意义上，它既是一个决断的宣言，也是卡夫卡身上隐蔽的伤口开始公开显露出来的象征。它那一无反顾的"怨毒"语气既让人看到他内在能量在久遭压抑之后的爆发，也让人从反面感到他内心的脆弱和恐惧，同时还让人隐隐闻到某种不祥的气息：……我总是依赖他人生活，因而在每方面，我对独立、自主、自由有着无限的渴望；我宁可对一切视而不见，一意孤行，哪怕落得可悲下场，也不愿让疯狂的家庭生活干扰我的视线。……任何一种不是我自己缔结的关系……都毫无意义，它妨碍我走路，我仇视它，或近乎仇视它。路正长，能力又那么薄弱，因而这仇视大有其理由。固然，我是父精母血的产物，并因而被缔结在与他们和几位妹妹的血缘关系中；平时……我意识不到这一点，然而从根本上说，我对它的重视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某些时候，这也成为我仇视的目标；看着家里那张双人床，床上铺好的被单和仔细摆好的睡衣，我会恶心得作呕，五脏六腑都要呕出来；就好像我的出生始终没有完成，就好像通过那发霉的生活，我一次又一次被出生在那发霉的房间；就好像我不得不回到那儿，以便证实自己，以便跟这些令人厌恶的事情保持不可分离的联系——如果不在很大程度上，至少也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双脚努力想要迈向自由，可甚么东西仍然攀牢它们，紧紧攀牢它们，就好像那原始的粘液攀牢它们一样。当然这只是某些时候。
别的时候，我也知道，不管怎样他们总是我的父母，是给予我自身力量的基本要素，他们属于我，不仅作为阻碍、也作为人之本性为我所有。在这样一些时候我想拥有他们，就像一个人想拥有完美；这是因为，无论我有多么肮脏、粗陋、自私和怨毒，我在他们面前始终颤栗不已——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事实上永远不会中止；此外还因为他们——一方面是父亲另一方面是母亲——几乎（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摧毁了我的意志，我要他们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在这里我又一次想到，就此而言，奥特拉奥特拉，卡夫卡的小妹妹，大约从1916年开始与卡夫卡相互了解益深，是他与之唯一有着深厚感情的亲人。身上有着我所需要的母亲的气质：纯洁、真实、诚挚、坚定，敏感而含蓄，献身而独立，羞怯而勇敢，几乎达到完美的均衡。我提到奥特拉是因为，我母亲不管怎样也是她身上一部分，虽然这一部分几乎完全难以识别。）也就是说，我要他们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其结果，对于我来说，他们比事实上糟糕一百倍，而我对事实如何并不关心；他们的愚蠢是一百倍，他们的荒唐是一百倍，他们的粗野是一百倍。
另一方面，他们的长处却比实际上要小成千上万倍。也就是说，他们欺骗了我，然而除非发疯，我又不能反叛自然的法则。于是又只有仇视，除了仇视几乎再没别的什么。但你属于我，我已经使你属于我；我内心世界一直为你进行着激烈而绝望的斗争——从一开始，而且不断重复，也许直到永远；我不相信任何童话中为了任何女人曾有过更甚于此的斗争。因而你属于我。因而，我与你亲戚的关系，跟我与我亲戚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两样，哪怕这关系……由于他们身上长处或短处［与我父母相比］的不同而不那么紧张。他们也组成一张妨碍我的网（即便我与他们没说过一句话，他们仍然妨碍着我），而就前面谈到的意义而言，他们还不配。向你说这话的时候，我对你就像对我自己一样坦诚。你对此不应见怪，也不应从中寻找自大和傲慢——这话里没有，至少，有也不在你认为能找到的地方。请设想你现在已经在布拉格，坐在我父母的桌旁，那么，我与父母斗争的那块战场自然会增大面积。他们会认为，我与家庭的联系总的说来是增强了（而它没有，它绝不），他们还会让我感觉到这一点；他们会认为我已经加入了他们的战斗行列，其中一个岗位就是旁边那间卧室（而我并未加入）；他们会认为他们在你身上找到了反对我的同盟力量（他们什么也找不到）；在我眼里，他们身上丑陋和可鄙的东西大大增加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就我们这场较为重要的事情一哄而起。……我站在这里，面对我的家庭永远挥舞着的刀子，既是伤害也是在保护他们。让我在这件事情上代表你行动，而不用你在你家庭面前代表我。最亲爱的，这样的牺牲对你是否太大了？牺牲是太大了，但对于你来说，最好让它变得简单些；因为——既然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就只好被迫从你那儿夺取。然而，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为我做了许多。我会一两天有意不给你去信，好让你不受我干扰作出考虑和回答。我对你如此信赖：只需要你说一个字就足矣。1916年10月19日致菲莉斯。
1916年11月10日，卡夫卡与布洛德应邀赴慕尼黑高尔兹书店朗读作品，他朗读了自己的《在流放地》。菲莉斯也从柏林赶来，到场听他朗读。在慕尼黑，两人发生了冲突，互相指责对方自私。卡夫卡"满怀勇气从慕尼黑归来了"。他感到自己又面临一次创作高潮。妹妹奥特拉交上一位非犹太人的男朋友，为避免家庭的反对和干扰而在"炼金小巷"悄悄租下一间小屋。她随即向哥哥无私提供了这间屋子。就在这间屋子，从1916年11月到1917年4、5月之交，卡夫卡度过了一个丰产的冬春，创作了大量短篇作品：《桥》、《猎人格拉胡斯》、《骑桶者》、《豺狗和阿拉伯人》、《新律师》、《乡村医生》、《在胡同里》、《在马戏团顶层楼座》、《视察矿区》、《邻村》、《弑亲者》、《邻人》、《中国长城建造时》、《往事一页》、《敲了庄园的大门》、《十一个儿子》、《杂种》、《致科学院的报告》、《有家眷人的心事》以及一个剧本《守墓人》的片断。这一些作品都没有很大的篇幅，但它们相当晦涩，有的甚至十分怪诞。事实上，它们都是卡夫卡深刻哲理思考的产物。就创作的艺术形式而言，它们无可置疑地确立了卡夫卡作为"短篇和小型题材专家"的地位。而它们的内涵则从新的艺术角度折射出卡夫卡生命复杂的本质。《猎人格拉胡斯》的主人公因为卓越的猎狼功勋而被赞誉为"黑林山中伟大的猎手"，然而却阴差阳错，于许多年前在追赶一头羚羊时从悬岩摔下而身亡。他"幸福地扔下了"生前的骄傲，"迅速穿起死者的尸衣，心情就跟新娘子穿上结婚礼服一样"。然而，去阴间的船开错了方向，使他又阴差阳错、既生又死地一直漂流在世上，似乎要为某种"莫名之罪"而永远东奔西走，不得安宁。"我现在在这儿，除此之外一无所知，一无所能。我的小船没有舵，只能随着吹向死亡最底层的风行驶。"《豺狗和阿拉伯人》以及《往事一页》大概与战争引发的思考有关，透过战争的表象，人们往往更容易领悟历史与人的深刻本性。《致科学院的报告》则似乎是在对文明和人性作一种进化论式的探讨和反讽。
《中国长城建造时》包含一个重要的寓言《皇帝的圣旨》。这篇不足千字的小小寓言，其内涵却高度凝重而庞大，使人想到《审判》中对个人命运及人类整体生存状态之关系的思考。对一位"在皇天的阳光下逃避到最远的阴影下的卑微之辈"，皇帝在弥留之际下了一道圣旨。然而，负责传达圣旨的使者却走不出重重复重重的满朝文武、内宫外殿、庭院台阶，"几千年也走不完"。即便假设他冲出了最后一层宫门（虽然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面临的首先是帝都，这世界的中心，其中的垃圾已堆积如山，况且他携带着的是一个死人的谕旨。——而你却在暮色中凭窗企盼，为它望眼欲穿。"
就像《审判》中的《在法的门前》一样，《皇帝的圣旨》也被卡夫卡单独抽出发表，后来与《往事一页》等作品一道由他自己编入了以短篇小说《乡村医生》命名的集子，在他生前出版，并与为数极少的作品一道，由他自己在遗嘱中加以认可。而为这个集子提供命名的短篇小说《乡村医生》，则是卡夫卡创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这篇最具梦幻成分的作品让"伤口"这一隐喻以惊心动魄的艺术形式绽放开来。其结局是无比地非理性和荒诞。"在这最不幸时代的严寒里，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赤裸着身体，坐着尘世间的车子，驾着非人间的马，到处流浪。……我那些手脚灵活的病人都不肯助我一臂之力。受骗了！受骗了！只要有一次听信深夜急诊的骗人的铃声——这就永远无法挽回。"
《乡村医生》的确是一个真实的隐喻。这也许是卡夫卡对它如此珍视的一个原因。正是在以《乡村医生》为代表的新一轮创作高潮尚未结束之际，1917年3月，卡夫卡为自己租下一套住房。自从他33岁生日之际与菲莉斯在马林巴特同居10日以后，他一直在为寻找较为理想的住房而努力。7月，菲莉斯来到布拉格，两人再次正式宣布订婚。据布洛德报道，在订婚仪式上，卡夫卡一副"悲怜"模样。随后，他们作为未婚夫妇拜访亲友。继而同往匈牙利看望菲莉斯另一位妹妹。这次旅行似乎并不十分愉快。两人分手后，卡夫卡路经维也纳时拜访了诗人福克斯。20年后福克斯回忆说，当时卡夫卡"十分平静地"告诉他说，他"刚刚跟他的未婚妻吵翻了"。7月19日，他回到布拉格，这座城市表面上还保持着平静。然而，奥－匈帝国的反对者、捷克的"解放者"、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之父和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教授发出了要求哈布斯堡王室退位的呼吁。布拉格城徽上那只意在粉碎事物的铁拳本身就要被粉碎了。在可以预见的战争结束之后，一场革命就要发生。
7月27日，关于《乡村医生》一书的出版事宜，卡夫卡致信他的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谈到他对未来的打算并请求帮助：战后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将辞去我的职业（事实上，这件事情是使我坚持下去的最强烈的希望），我将成家并离开布拉格，或许前往柏林。即便在那时，正如我现在倾向于认为，我将仍然无法完全依靠写作维持生活。而我（或者我内心深处那位公务人员；他跟我的要求相同）全然被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占据了思想，感到害怕。我真诚地希望，亲爱的沃尔夫先生，届时你将不会完全抛弃我，当然，如果届时我在某种程度上值得你帮助的话。眼下和将来有这么多无法确定的事情，此时此刻，你一句有关的话将对我意味着很多很多。Ernst Pawel, The Nignt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357-358.
卡夫卡这一次似乎是下定了决心，他要辞去工作，建立家庭，当专业作家。沃尔夫先生也给予了完全的理解，他立即回信表示，将在战后提供"稳定可靠的物质支持"。然而，这一友好而慷慨的承诺也许来得太晚。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和某种程度上，卡夫卡像克尔恺郭尔一样，一直试图经营一种"策略生活"。这样的人，一旦他们认定自己是天生的作家，就把自己作为作家的使命看得高于一切。他们为保护自己天生作家的身份而绞尽脑汁、苦恼不堪。除思想、感受和写作之外的其他生活内容，他们基本上都以某种"策略"加以应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满怀恐惧逃避伦理－人际关系是为了写作；惨淡经营，试图与伦理－人际关系保持微妙的和平共处，也是为了写作。然而，在这个基本的共同点之外，他们俩人又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克尔恺郭尔是以一种"信仰骑士"的策略几乎完全弃绝了此岸，义无反顾地向彼岸作了"绝望的一跃"。甚至他的死，都是为内心世界上帝的事业而献身，是"在战斗中突然而幸福地倒下"，干净利落得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克尔恺郭尔在与丹麦国教会的白热化斗争中死于中风。卡夫卡则不同，因为，他对伦理－人际关系不只是存在着恐惧，同时还深怀一份刻骨铭心的"恐惧－渴望"。他无法像克尔恺郭尔一样弃绝此岸的生活。就正如在此刻，他心怀专业作家的目标，同时鼹鼠般地忙碌着，"策略"着与菲莉斯的婚事。
然而，这谈何容易。对一个内心自由高于一切的人，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一个因为对伦理－人际关系的"恐惧－渴望"越来越陷于某种被动局面的人，一个只要不写作就会"从烟里跑到火里"的人，一个因为"最瘦"而严重地缺乏处理具体事务能力的人，这种所谓的"策略生活"很难不在内心深处造成一种苦不堪言的自我分裂。在那些日子里，卡夫卡像只鼹鼠一样忙忙碌碌，为即将来临的婚事操劳。看上去，他似乎具有了某种定力，能够以一种"平静的、直视的、忍受一切的"目光和心态，让自己面对一切，"无所畏惧"。但实际上，他并不具有这种定力。一直要到将近5年后，在比过去的一切更惨烈的折磨中，在更加非人的自我锤炼下，他才有可能对这样一种"无所畏惧"进行成熟的思考，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具有。不管怎样，在1917年躁热的夏天，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上，在为自己可笑的婚事而忙碌的时候，他的确并未真正具有。在那些日子里，他写下这样一些有着非凡艺术性和思想性、但也神经质到了极点的日记：我又一次竭尽全力冲着世界大叫。然后他们塞住了我的咀，捆住了我的手和脚，在我眼前蒙了一块布。我好几次被翻过来又折过去，我被拽着坐直了，又被放倒，这又折腾了好几回，他们一下一下地狠狠揪着我的腿，痛得我直起了身子，他们让我在地上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然后用什么尖的东西深深地扎在我身上，一会儿扎这儿，一会儿扎那儿，一点精神准备都不可能有，他们想扎哪儿就扎哪儿。
多年来我一直坐在这个大十字街口，但是明天新登基的皇帝要来了，这样我就必须离开我的位置了。我对我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插手，这既是我的原则，也是出自反感。我已经很久不乞讨了；那些长期以来总是从这儿走过的人还是赐我一些钱，出自习惯、出自忠诚、出自熟人关系；那些新来乍到的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我身边放着一个小筐，每个人都随自己的美意向里面扔钱。正因为我对谁都不关心，对街上的喧嚣和胡闹都投以平静的目光并保持平静的心灵，所以我对一切同我、同我的地位、同我的合理要求有关的事比任何人都理解。对这些问题是无须争论的，在此我的意见最适用。因此，今天早晨一个警察走了过来，他当然很熟悉我，而我当然从未觉察到他的存在，他在我面前站住了，说道：明天皇帝要经过这儿，你明天可不许到这里来了。"我用这句问话回答他："你多大岁数？"见叶廷芳编：《论卡夫卡》，第747－748页。
如此神经质的心态，如此勉为其难，这样一种"策略生活"恐怕很难得到真正的实现。如果说它注定要失败，那倒更容易令人相信。克尔恺郭尔的"策略生活"难度要小得多，但事实上最终还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此而言，卡夫卡的"策略生活"也许更是难逃某种悲剧性的命运。这个世界需要"参与"，需要"投入"，需要"真诚奉献"。正如人们常说，做得如何是一个水平问题，但是，是否真诚去做，却是一个态度问题。生活中没有侥幸，生活将以铁一般的逻辑，粉碎任何人发自内心的背叛和疏离倾向。和克尔恺郭尔的情况一样，卡夫卡的"策略生活"将被真实的生活粉碎，迫使他走向克尔恺郭尔式的"绝望的一跃"。
如果我过一段时间死了，或者丧失了生活能力，……那我会说，是我自己撕碎了自己，……这个世界——菲莉斯是它的代表——和我在不停地冲突，这个冲突是避免不了的，它撕碎了我的身躯。转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113页。
写在著名的《八开本笔记》中的这句话，并非像字面上那样只是预言，而已经是确切的总结。在卡夫卡写下这句话时，世界已经撕碎了他真实的躯体，在他伤口般的存在中撕裂了一道真正的、生理上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