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该怎么办？”哈伯问我，“如果你是我？”
他凝视着我，等我回答。怎么办？如果有人敢这样威胁我，他们就死定了。我会把他们碎尸万段。有可能是一开口就被我干掉，也有可能是几天后、几个月后或是几年后。我会追杀他们，把他们碎尸万段。但是哈伯做不到，他是有家室的男人，家里有三个人可能变成人质。事实上，从哈伯被人开口威胁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是人质了。
“我该怎么办？”哈伯又问我一次。
我感受到一股压力。我必须说些什么，但是前额又痛得要死，因为刚刚用力撞击红人帮那家伙的脸，我的额头已经瘀青了。我走到栏杆边，沿着整排牢房看过去，然后身体抵着床尾，好好想了一会儿。我终于想到了唯一的答案，但这个答案不是哈伯想听的。
“你不能怎么办。”我说，“别人叫你闭嘴，你只好闭嘴。无论如何，永远别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事。”
他低头看着双脚，把头埋在双手中，发出一阵凄苦欲绝的悲叹声，好像因为失望而被彻底击垮。
“我必须跟某个人谈一谈。”他说，“我必须离开这里，我是说真的，我必须出去。我必须找人谈一谈。”
我对他摇摇头。
“你不能这么做。”我说，“他们已经叫你闭嘴了，所以闭嘴是你跟家人唯一的保命之道。”
他抬起头来，又开始发抖。
“有一件大事即将发生。”他说，“我必须尽力阻止它。”
我又摇摇头。如果有人用那种方式威胁你，而且他又要干你说的那件大事，你想有人能阻止他吗？既然已经干了，那就非干到底不可。我对他露出无奈的微笑，摇了第三次头。他点点头，像是了解似的，或者说他像终于接受了现状。他又坐回床上去摇晃身体，望着墙壁发呆。他张开充满血丝的双眼，脸上少了那一付金边眼镜。他坐了好一会儿都没说话。
我不懂他为何要认罪。他应该闭嘴，应该否认自己跟那个死者有任何瓜葛，尽管他的电话号码在死者的鞋里被发现，他只要一问三不知就可以了。他也可以说不知道Pluribus是什么意思，这样就可以安然回家。
“哈伯，”我说，“你干嘛认罪？”
他抬起头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话。
“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他说，“我已经跟你说太多我不该说的话了。”
“我已经知道太多我不该知道的事了。”我说，“芬雷问你有关那死者跟Pluribus的事，结果你就突然抓狂。所以我知道，不管Pluribus是什么意思，你跟那死者与它之间一定有关联。”
他面无表情地瞪着我。
“芬雷是那个黑人警探吗？”他说。
“是的。”我说，“叫芬雷，是队长。”
“他是新来的。”哈伯说，“从没看过他。以前一直是格雷当家，从我还是个孩子开始，已经有许多年了。你知道吗？明明就只有一个警探，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编出队长这个头衔。整个警局只有八个人，摩里森局长已经待很多年了，还有那个报案柜台的警官、四个穿制服的警员、一个女警，再来就是警探格雷。到现在才换成芬雷，这个新来的警探是警局里破天荒第一个黑人。格雷自杀了，在车库里悬梁自尽，我想是二月的事了吧。”
我让他侃侃而谈，反正监狱里的对话就是这样，目的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哈伯很会讲，但我仍想叫他回答我的问题。我的额头好痛，想用冷水冲一下。我想走一走，我想吃东西，我想喝咖啡。当哈伯开始大谈马格瑞夫的城镇历史时，我只是在一旁等着，根本就没听进去。但是他突然停了下来。
“你刚刚问我什么？”他说。
“你为什么承认杀了那个家伙？”我重复我的问题。
他看看四周，然后直直望着我。
“因为有个关联，”他说，“现在我只能跟你这么说。队长提到那家伙，还有Pluribus这个字，让我听了跳脚。当时我吓呆了，我无法相信他居然知道关联所在，但是后来我看出他并不知道其中的关联，可是我的反应其实已经把关联给泄漏出去了。你懂吗？我泄漏出去了。我觉得自己把事情搞砸了，泄漏了秘密，而我绝对不能泄漏，因为我受到威胁。”
他的声音逐渐变小，最后终于不再说话。我看出他在芬雷办公室里那种恐惧与惊慌的情绪又缠上他，他把头抬了起来，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吓坏了。”他说，“但是后来队长告诉我那家伙已经死掉，他被人开枪打死。我吓死了——如果他们可以杀他，也有可能会杀我。我真的不能把原因跟你讲，但是这中间确实有个关关，就像你所想的那样。如果他们有办法找到那家伙，是不是表示他们也会找上我？还是不会？我必须想一想。我甚至不知道是谁把那家伙做掉。但是队长后来又跟我说他的尸体被人踹烂。他也跟你说了吗？”
我点点头。
“你是说那些伤吗？”我说，“听起来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对。”哈伯说，“我可以从这点推断凶手就是我想的那个人，所以我真的很害怕。我在想，他们也在找我吗？还是没有？我也不知道。我吓坏了，想这个问题想好久，问题不断在我脑海里打转。当时队长也很生气。我不发一语是因为我在想事情，有几个小时之久，我吓坏了，你知道吗？”
他又陷入另一阵沉默，脑海里又开始想这问题，或许已经想过千千万万次了。他想搞清楚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
“我突然想出要怎么办了。”他说，“我有三个问题。如果他们也在找我，我就必须避开他们，就是要躲起来，你懂吗？为了自保，这是第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在找我，那么我就得保持沉默，对吧？这样才能保住我的妻儿，这是第二个问题。而且，他们觉得那家伙该被除掉，这是第三个问题。这就是我面对的三个问题，所以我决定招认。”
我并没有清楚掌握他推论的过程。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不太懂他在跟我说明些什么，所以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三个问题各不相同，没错吧？”他说，“我决定让自己被捕。这样一来，如果他们在找我的话，我会很安全，因为他们没办法在这里干掉我，是不是？他们在外面而我在里面，这样可以解决 第一个问题。还有一点比较复杂的是，我还想到，如果他们没有在找我，那我何不干脆被捕，但是又不把他们供出来？他们知道我是因为误会或者其他原因被捕的，而且也知道我没有泄漏任何事。他们会知道的，你懂吗？这样可以证明我没有泄密。我可以借此展现我是个可靠的人·一种证明，就好像我被人严刑逼供，但是终究没有把他们供出来一样。这样就可以解决第二个问题了。而且如果我承认犯案，绝对可以证明我跟他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是一种忠诚度的表现，对不对？我想他们甚至还会感激我，因为我误导了办案方向，为他们争取到一点时间。这样就可以解决第三个问题了。”
我凝视着他。难怪他跟芬雷在一起时，有四十分钟的时间他都好像嘴巴被缝起来一样，一股脑儿拚命想事情。他所筹划的，是个“一石三鸟”之计。
他想要证明自己值得信赖，不会走漏风声，这个部分是说得过去的。不管他们是谁，都会注意到这一点。被关在牢里一段时间，可是又没有把他们招出来，这样做确实就好像黑道的入会仪式，是一种荣誉勋章，一定会被重视。干得好，哈伯。
不幸的是，另一个部分他就想错了。他们无法在里面把他干掉？真是爱说笑。如果你想干掉一个人，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比监狱更方便。你知道他在哪里，也有充足时间可以把他料理掉，还有许多人愿意帮你效劳，而且下手的机会太多了。人命在监狱里也比较贱。雇人在街上干一票要花多少钱？一千块？两千块？而且还有失手的风险。在这里面，只要一包香烟就有人愿意帮你下手，而且没有风险，因为没有人会注意。错了，监狱不是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哈伯，你想错了。而且还有另一个漏洞。
“到礼拜一你该怎么办？”我问他，“到时候你就会回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总会在马格瑞夫、亚特兰大或者其他任何地方走动吧。如果他们在找你，难道不会逮到你吗？”
他又开始想事情了，像疯了一样地想事情。他的盘算并没有把未来给算进去。昨天下午他是一阵忙乱与惊慌，只能先解决眼下的事，这个原则还不错，但是未来很快就到，他很快就得面对现实。
“我只能往好处想，”哈伯说，“我有一种感觉，如果他们要抓我，他们会等一阵子再下手。我对他们很有用处，我希望他们会考虑到这一点。现在风声太紧了，但是很快就会平息下来，我可能熬得过去。如果被抓到，我就认了，我已经豁出去了。我担心的是家人。”
他停下来，耸耸肩，叹了一口气。这家伙并不是坏人，不是个大奸大恶之徒，只是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被卷入其中，有人设计他慢慢走入陷阱而没注意，直到他想退出才知道太晚了。如果他够幸运，或许他们只会把他做掉，帮他留个全尸。
“你老婆知道多少？”我问他。
他瞥了我一眼，脸上出现恐惧的表情。
“不知道。”他说，“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没跟她说，没有透露一个字。我不能说，这是我的秘密，其他人都不知道。”
“你对她必须有一套说词。”我说，“她一定已经注意到你不在家，也没看到你在清理游泳池或者在做其他的周末活动。”
我这么说只是想套他话，但是没有用。哈伯又陷入一阵沉默，一想到初秋阳光洒在他家后院的情景，他的眼眶又湿了。他的老婆或许正忙着整理玫瑰花丛，他的孩子们边跑边叫，或许他们还养了一只狗。他车库里那三辆欧洲车还等着他回去洗，而且他家中间那扇门上的篮球框还等着九岁男孩长大，有足够的力量灌篮。门廊上挂的旗子、有待清扫的落叶，还有周六的家庭生活……但是这个礼拜六的一切都已经成为泡影了。
“或许她会认为这是一场误会。”他说，“或许已经有人跟她讲了，我不知道。警员里面有一个是我们的熟人，就是杜怀特·史帝文生。我的兄弟娶了他老婆的姊妹。我不知道他会跟她说些什么，我想等礼拜一再处理这问题，我会告诉她这是一场天大的误会。她会相信的，大家都知道误会无法避免。”
他正在大声地自言自语。
“哈伯，”我说，“那高个儿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事，害得自己被他们用枪打爆头？”
他站起来靠在墙上，一只脚放在钢制马桶的边边上，没有回答问题，只是看着我。这可是个关键问题。
“你自己呢？”我问他，“你又对他们做了什么事，可能害你自己被他们用枪打爆头？”他不愿回答我的问题。笼罩在一片沉默中的牢房实在可怕，我让这种气氛持续一会儿，暂时想不到能够再说些什么。哈伯用脚踢着马桶，那听起来短促的嘈杂节奏，有点像是蓝调歌手包·迪德利（Bo Diddley）的即兴杰作。
“你听过瞎子布莱克吗？”我问他。
他的脚停了下来，抬头看我。
“谁啊？”他面无表情地说。
“算了，当我没说。”我说，“我要找一间浴室。我得在额头上放条毛巾，痛死了。”
“我一点也不意外。”他说，“我跟你一起去。”
想到要落单他就感到很焦虑，这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个周末我必须充当他的保镳，因为我也没有别的计划。
沿着这排牢房往前走到尽头，是一个公共区域，我看到昨晚史白维使用的那一扇防火门，再过去有一个铺了瓷砖的空间，上面挂了一座时钟，已经快要中午十二点了。监狱里的时钟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既然里面的人都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那为什么还要用几小时与几分钟来衡量时间呢？
铺了瓷砖的信道上挤满了人，我在前面穿越人潮，哈伯跟在后面。我们来到一个铺了瓷砖的正方形大房间，迎面而来是一阵强烈的消毒水臭味。一面墙壁上有个入口，左手边有一排没有门的淋浴间，后面墙壁有一排排的厕所隔间，每一间的前面都是开放的，只有左右两边用高度到腰部的隔板隔开。右边墙壁则是一排洗脸盆。一切都是开放式的——像我这种一辈子都在军中生活的人，当然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哈伯却很不自在，这不是他习惯的生活方式。
所有的设备都是钢制的，为了安全起见，一般的瓷制品都改为不锈钢材质。把洗脸用的瓷盆砸碎后会变成许多碎片，尺寸适当的碎片则可能被拿来当武器。同样的道理，脸盆上面的镜子也都替换成一片片磨亮的钢片。虽然影像不太清晰，但是能用就好——你只能用钢片照出你自己的样子，不能用它的碎片来戳别人。
我走到一个洗脸盆前面打开冷水，拿了一团纸巾沾水，敷在我瘀青的额头上。哈伯在我身旁站着，无所事事，我用纸巾敷了一会儿后又拿了更多纸巾。水从我脸上流下的感觉真好，事实上我并没有受伤，那个部位没有肉，坚固的骨头外面就只是一层皮而已，没什么地方会受伤，头骨也不可能破裂，是最完美的武器，也是人体最坚强的组织。正因如此，我总是避免徒手攻击，因为手部太脆弱，里面有太多小块骨头以及肌腱。就算我一拳下去的强度足以撂倒红人帮那家伙，恐怕我的手也会同时报销，这样我就得跟他一起去医院，实在太不值得了。
我把脸弄干，挺身站在钢镜前查看我的伤势，结果没有大碍，顺手用手指梳理一下头发。身体靠在洗手台时，我发现墨镜还在口袋里，那是从红人帮那里抢过来的战利品。我取出墨镜戴上，看着镜中的朦胧倒影。
我在镜子前面东摸西抠的时候，感觉到身后开始出现一阵骚动，在哈伯的警告之下，我转过身。明亮的光线因为墨镜而变暗，我看到五个外形像飞车党的白人穿越房间。他们当然也是身穿橘色囚衣，但是袖子撕得比红人帮还短，而且身上多了许多皮件的行头，包括帽子、皮带、半截式的手套。五个人都留着落腮胡，清一色都是大块头的“重量级人士”，虽然不是肌肉男，但是身上的肉块都又厚又硬。每个人的手臂与脸上都刻着粗糙的纳粹十字刺青，有些刺在双眼下脸颊的部位，有些刺在额头——他们是一些白色人渣组成的监狱帮派，“亚利安兄弟党”。
这五个人渣横扫整个房间的时候，房里的人都逃之夭夭，几个搞不清楚状况的家伙被抓住，直接往门口丢到走廊上，连淋浴间里那些身上沾满泡泡的裸男也不放过。不到几秒的时间，大浴室就被清场了，只剩下这五个飞车党，还有哈伯跟我。五个大男人在我们身边围成一个松散的弓形，他们都是丑陋的大块头，脸上的纳粹十字刺青都像涂鸦似的，墨色也上得不漂亮。
合理的假设是：他们是来收我入帮的。他们刚刚得知我撂倒了红人帮的家伙，想要藉我刚刚立下的威名帮他们效力，这样兄弟党就可以大声宣称监狱是白人的天下。但是我搞错了，我的假设与事实相差太远，所以我根本没有准备的机会，中间那家伙不断来回看着我跟哈伯，眼神飘来飘去，最后在我身上停了下来。
“对，就是这家伙。”他说，两眼还直瞪着我。
接下来发生了两件事。哈伯被最外面两个飞车党架到门边，他们的老大则用粗大的拳头往我的脸上招呼。我闪得太晚，虽然往左躲，但还是击中肩膀，我被这一拳打得团团转，速被人从后面抓住脖子，两只大手掐着我的喉咙想要勒死我。老大站好后，又准备往我肚子上打第二拳，我知道如果这拳真的打中，我一定会挂掉，所以我屈身往后，顺势一脚踢出，踢碎了老大的“鸟蛋”，就像把一颗足球踢出球场一样。这双在牛津买的大鞋让他吃足苦头，鞋尖就像一把钝斧似的击中他。
为了对付勒我脖子的人，我耸着肩膀扭动脖子，但是他的手像老虎钳一样用力，我几乎招架不住。于是我伸手把他的小拇指折断，在一阵惨叫声中，我听到他关节爆裂的声音，然后我又折断他的无名指，就像扯烂一只鸡一样，碎成更多截，他才把手放开。
第三个家伙走向前来，皮粗肉厚的他像座山似的，身上的肉块硬得像穿件盔甲在身上，完全没有弱点。他用拳头猛攻我的手臂与胸口，我被困在两个洗手台之间，他又步步逼近，除了双眼之外我没有办法攻击他其他部位。于是我用大拇指插进他的眼睛，指尖勾住他的耳朵，然后开始用力挤压。他的眼珠被我的拇指挤到一旁，拇指往内一推，几乎把他的眼球给挖出来。他一边尖叫一边拉扯我的手腕，我死命压着不放开。
这时他们老大起身用单膝跪地，我又用脚去扫他的脸，虽然歪掉，却扫中他的喉咙，重击他的喉头，于是他又倒下。我要攻击这大个儿的另一只眼睛，虽然没中，但我的拇指还是没松开，就好像插进一块血淋淋的牛排一样。趁他倒下，我赶快离开墙边。断指的那家伙朝门口逃走，一只眼睛报销的那家伙也摇摇晃晃走向门边，一边还尖叫着，他们的老大则用双手护着刚刚被重击的喉头。
又有人从后面抓我，我的身体扭成一团，结果是两个红人帮的家伙。我的头很晕，就要招架不住，但他们只是把我架到门边，此时警笛开始响了起来。
“滚出去，老兄，”红人帮的家伙用力嘶吼，想要压过警笛声，“是我们，这是我们干的。了不了？这一票是红人帮干的。老兄，要杀要剐就冲着我们来。”
他们把我带到外面的人群里。我懂他们的意思，他们会说这是他们干的，并不是为了帮我顶罪，而是想要把这一次战功记在他们头上。黑人才是老大。
我看到哈伯在人群中跌跌撞撞的，又看到警卫，眼前有几百个人，史白维也在里面。我拉着哈伯一起冲回牢房。此时警笛大响，带着霰弹枪与警棍的警卫从一扇门涌入，皮靴大声发出摩擦地面的声音，到处都是大吼大叫的声音，警笛响个不停。我们退入牢房里，缩在里面的角落。我又晕又喘，元气大伤，警笛声震耳欲聋，交谈也听不见。我用水泼泼脸。墨镜不见了，一定是掉了。
我听到门口有人大叫，转身一看是史白维，他先叫我们滚出去，自己却很快冲进牢房里。我从床上抓起大衣。史白维抓住哈伯的手肘，也抓住我，把我们押出去。此时警笛还在响，他大声叫我们用跑的，我们跑到警卫涌进来的那一扇安全门，被他推出去。他叫我们上楼，一直走，一直走，我喘个不停。到了最后一段楼梯的顶端，终于看到一扇门上面漆了一个大大的“6”，我们急忙跑进去，他催促我们沿着一排牢房往前走，把我们推进一个空牢房，用力砰一声关上铁门，把门锁了起来。他走掉后，我整个人瘫倒在床上，眼睛也紧紧闭了起来。
再次睁开双眼时，我看到哈伯坐在另一张床上望着我。我们在一间大牢房里，大约有上一间牢房的两倍宽，两边各有一张单人床，同样是一个洗手台、一个马桶、一堵栏杆墙面。这里的光线比较明亮，东西也干净多了，四周很安静，空气也比较好闻。这里是拘留楼层，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该来的六楼。
“你在浴室里遇到什么事？”哈伯问我。
我只是对他耸耸肩。一个老迈的白人拖着一台餐车在牢房外面出现，他不是警卫，大概是杂工之类的，看起来比较像是远洋轮船上的管家。他从栏杆墙面的一个椭圆形开口把托盘递进来，上面有加盖的餐盘、纸杯与热水瓶，我们就坐在自己的床上吃饭。我把全部的咖啡都喝掉，然后在牢房里踱步，伸手摇摇大门，确认它是上锁的。六楼果然是风平浪静，牢房又大，床也是分开的，还有镜子、毛巾，这里让我感觉比较舒服。
哈伯把吃剩的饭菜放在托盘上，从下方的门缝把它推到走廊上，接着就躺在床上，头枕着双手。他盯着天花板发呆，瞎耗时间，我也跟他一样，但我却是躺着用力想事情。因为他们绝对不是从我们两个里面随便挑一个，而是仔细端详以后挑上我，一定是故意挑的。然后他们还想把我勒死。
他们本来有机会杀掉我的，就差那么一点——从后面用双手抓住我喉咙的那家伙犯了一个错。他从后面攻击我，这是对他比较有利的，而且他的块头够大，又有足够的力气，但是他没有屈指掐住我。最好的方式是用大拇指按在我脖子后面，把前面的手指头折起来掐住我，善用关节的力量，而不只是用手指按住。那家伙的手指伸得太直了，所以我才有办法伸手把他的手指拗断。无疑的，这个错误救了我一命。他一被我放倒以后，就变成一对二的局面，而我应付这种劣势从没失手过。
但是他们要杀我的意图实在是太明显了。他们一进来就挑中我，企图把我做掉，这时候史白维又刚好在浴室外面出现。这是他设的局，“亚利安兄弟党”也是他雇来杀我的。他下令攻击我，在外面准备好冲进来帮我收尸。
而且显然他在昨晚十点以前就计划好了·因此他把我们留在不应该待的楼层。本来是六楼的拘留楼层，却被他带到三楼的囚犯楼层。任谁都知道我们应该去拘留楼层，昨晚报到处的那两个警卫绝对一清二楚，因为那块旧手写板上面就是这样登记的。但史白维知道他能够在三楼把我们杀掉，所以才在十点把我们留在那儿，并且教唆亚利安兄弟党在隔天十二点发动攻击。十二点时他已经在厕所外面等着要冲进来，等着看到两具躺在地上的尸体。
但他的计划并未得逞，我没被干掉，亚利安兄弟党一败涂地，红人帮的家伙则坐收渔翁之利。几个人伤势很重，监狱里乱成一团，史白维也慌了，他按下警报器，召来镇暴队伍，并且匆匆将我们赶到六楼，把我们留在这儿。按照文档上面的记载，我们从报到那一刻开始就应该待在这儿了。
真是湮灭证据的高招。即使狱方进行调查，我也会全身而退，因为史白维选择的退路是当作我们没有去过三楼。现在他手头上有好几个伤患，可能还有一个已经挂了——我猜他们老大一定已经因为喉咙受伤而死掉，而且史白维绝对知道是我干的。但是他不可能抖出来，因为根据他的说法，我从来没有在那儿出现过。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轻轻叹口气。史白维的计划很明显，毫无疑问，而且他的退路可以说天衣无缝。尽管计划失败，但退路还是很高明。但是干嘛杀我呢？我不懂。就算勒住我的那个家伙屈指把我掐死好了，史白维冲进来时看到的是一具浴室地板上的弃尸，一具伸出肿胀舌头的弃尸。但是又为什么呢？史白维何必大费周章？我有哪里碍到他吗？我们素昧平生，无论在监狱外，或者在这该死的监狱里面，我从来没有机会接触他，他干嘛对我设下这个周延的杀人计划？我实在是想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