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把几千块的白花花钞票花在音响上，有时甚至高达几万块。音响产业在美国已经专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有些真空管扩大机比一栋房子还贵，有些喇叭比我还高，有些音响线比花园里的水管还粗，部队里有些人就是所谓的“发烧客”，我在世界各地的基地都有听过这种设备，设备很棒，但他们都是在浪费钱，因为这世界上最棒的音响是免费的——它就在你的脑海里，你要它的声音多美，音量多大，它都可以办到。
现在我躲在牢房的一角，脑海中“大声播放”的是蓝调歌手巴比·布兰德（Bobby Bland）的曲目，一首流行老歌〈咱们走着瞧〉（Further on up the Road）。巴比·布兰德正用G大调唱着这首歌，这种音调为歌曲带来一种奇怪、开朗与活力的感觉，原先歌词中的恨意也一扫而空，反而带有一种悲鸣、一种预测以及一种疗伤的效果，而这就是蓝调歌曲的神髓。轻轻松松的G大调把歌曲融化在一股甜味中，恶意都消失殆尽。
但是我看到肥胖的警察局长走过来，经过牢房，走向他那间位于后方的大办公室。这时候刚好轮到第三段歌词，我改用降E大调来“播放”，是一种晦暗而具有威胁性的曲调，具有真正的蓝调特色。我把歌声比较和善的巴比·布兰德换掉，因为我需要一种比较强悍的歌声，虽然优美，但听起来就是大口吸烟、大口喝酒的磁性嗓音。或许是像“野孩子”巴特勒（Wild Child Butler）这种蓝调歌手，那种你根本不敢招惹的人。我把脑海里的歌曲转得更大声，“种恶因，得恶果，恶人有恶报……呜呜耶……”
摩里森的证词根本就是在说谎：昨天午夜我没有在现场出没。本来我打算承认他有可能犯错，或许他把别人当成我——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有怀疑我的空间。现在的我，只想一拳往他脸上招呼，让他的胖鼻子到处喷鼻血。我闭上双眼，“野孩子”巴特勒跟我一起发誓：有一天一定要把他痛扁一顿，“咱们走着瞧……呜呜耶……”
我张开双眼，把脑海中的音乐关掉。隔着栏杆站在我眼前的是那位帮我拓印指纹的女警官，她正要从咖啡机走回座位。
“你想喝杯咖啡吗？”她问我。
“当然。”我说，“太棒了，不加糖，不加奶。”
她把自己的杯子放在最近的一张桌子上，走回咖啡机，从咖啡壶里倒了一杯咖啡给我，然后又走回来。她的长相真不赖，大约三十岁左右，肤色有点暗，不太高，但如果说她只有中等身高，对她却不太公平。她身上有一种活力，刚刚在那间侦讯室里面，这种活力曾经转化成一种带有同情心的气息，但是又不会失去她专业的矜持。现在她似乎撇开了警官的身分，或许是吧，或许是肥胖的局长不准她为嫌疑犯倒咖啡，但她偏偏不听。我开始有点喜欢她了。
她的手穿过栏杆，把杯子递给我。近距离看她，觉得她很好看，身上还有香味，之前我居然没有注意到她。我记得刚刚还觉得她像是牙科护士——如果牙科的护士都像她那么美，我会比较常去看牙齿。我觉得很高兴，因为我正口渴，而且咖啡又是我的最爱，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狂喝咖啡，就像酒鬼猛灌伏特加那样。我啜饮了一小口咖啡，真好喝，于是我把塑胶杯举起来，就像要干杯一样。
“谢啦。”我说。
“不客气。”她说的时候带着微笑，连眼睛也带着笑。我也用微笑回敬她，她那一对眼睛就像是无聊的下午突然出现了一道阳光似的。
“所以妳认为人不是我杀的吧？”我问她。
她从原先摆杯子的桌上把咖啡杯拿起来。
“你觉得我不会端咖啡给杀人犯喝？”
“搞不好妳连跟他们讲话都懒得开口呢。”我说。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杀人放火的人。”她说。
“妳会看面相吗？”我说，“因为我的双眼没有靠得太近？”
“没有啦，傻瓜。”她笑着说，“因为华盛顿那边还没传来任何消息。”
她的笑声真甜美。我想从她衬衫口袋上方的名牌看她的名字，但是我又不想让她误会我在看她的胸部。我还记得她帮我拍照时，胸部就靠在桌边，我看到她的胸部了，真美。她的名字是萝丝可。她很快地瞥一下四周，身体靠得离栏杆更近。此时我又啜了一口咖啡。
“我透过电脑连接把你的指纹传到华盛顿去。”她说，“十二点三十六分的时候传的，你也知道，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也真大，里面存了几百万笔的指纹数据，全部都要比对一次。但是有一个优先级，首先要看看你是不是十大通缉要犯之一，再来是前一百大与一千大通缉要犯，你懂吗？如果你这家伙名列前茅，你知道，就是在那些还在犯案而且逍遥法外的嫌犯里，几乎马上就会有消息传回来了，这是一项标准进程，因为他们不想漏掉大鱼，所以系统马上会有反应。但是过去几乎三个小时都还没有反应，所以我敢说你没有杀人放火的前科。”
坐在桌旁的警官看过来，示意她不准与我交谈，于是她非离开不可。我一口把咖啡喝光，穿过栏杆把杯子还给她。
“我没有任何前科。”我说。
“没有。”她说，“你的外表看来不像凶神恶煞。”
“真的吗？”我说。
“我一眼就可以认出。”她笑着说，“你有一对好看的眼睛。”
她向我眨个眼后离开了，把杯子丢进垃圾桶后就回去工作，坐下后我只能看到她的后脑勺，只好又走回角落去靠在冷硬的栏杆上。这六个月来，我一直过着寂寞的流浪生活，从中悟透了一个道理：就像老电影里面女主角白兰琪所说的，没有陌生人的善意对待，流浪的人是活不下去的。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帮助或者实质的援助，而是士气的鼓舞。我笑着凝视萝丝可的背影，我喜欢她。
贝克出去大概有二十分钟，不管哈伯住在哪里，那时间都已经够他回来了。我猜那地方来回一趟搞不好只需要二十分钟的路程，因为这是个小镇，你说对不对？在地图上只有一个点那么大。我猜不管去镇上哪里一趟，都只需要二十分钟的路程——就算用手走路也够了——虽然这个镇的管辖范围大得实在有点离谱。所以贝克何时会回来，取决于哈伯是住在镇上，还是小镇的外围区域。根据我的经验，即使你离这小镇的距离有十四英里远，还是可以被当成“人在镇上”。如果马格瑞夫从各个方位测量都有十四英里长的话，这小镇大约就跟纽约市一样大了。
贝克说过，哈伯是个居家型男人，一位在亚特兰大工作的银行家，这意味着他会跟全家人一起住在离城镇不远的独栋房子，这样小孩才不会离学校与朋友太远，老婆能就近前往商店与乡村俱乐部，他也才能轻易走郡道上高速公路，方便他用高速公路在小镇与大都市之间通勤上班。“贝克曼车道二十五号”听起来像是镇上的地址，离闹区并不会太远。也许沿着贝克曼车道可以一路从市中心开到乡下。哈伯是个理财专家，或许很有钱，可能买了间盖在一大片土地上的白色大宅邸，旁边的绿树如荫，也许还有游泳池。就算那块土地有四亩大好了，一块四亩大的正方形土地等于占去路边一百四十码的距离，如果再把单数与双数门牌号码的因素给算进去，等于他家离城镇有十二个一百四十码的距离，差不多等于一英里路。也许吧。
大玻璃门外，午后的太阳已经渐渐西下，阳光渐渐趋于火红，阴影也变长了。我看见贝克的巡逻车左右摇晃，跌跌撞撞地开进车道。他没有打开警示灯，慢慢驶进半圆形的车道，缓缓停下。车子的避震器又弹了一下，车子的长度刚好占满了整个玻璃门的视野，贝克从离门比较远的那边下车，绕过车子时刚好走出我的视线，等他走到乘客的门边时，我又看到他在开门，那神态像个司机似的。他整个人看起来扭扭捏捏的，因为他必须结合几种相互冲突的肢体语言——一方面他必须必恭必敬，因为来的是一位亚特兰大的银行家；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像是个朋友，因为这是他搭档的保龄球球友；但是他同时也必须保持警官的派头，因为这个人的电话号码就藏在一具尸体的鞋里面。
保罗·哈伯从车里走出来，贝克帮他关上门，哈伯先在门口等着。贝克绕过他把警局门口的那一扇大玻璃门拉开，玻璃门磨过了橡胶门缘，哈伯走进警局。
他是个高大的白人，看起来像是从杂志广告中走出来似的——那种带有铜臭味的广告。他的年纪大概是三十出头，身材瘦削，并不强壮，蓬乱的头发是黄棕色的，虽然日渐稀疏，但是刚好让他显得更为聪明，像是在跟大家说：没错，我以前确实是个贵公子，但现在已经变成男子汉了。他戴着金边的圆框眼镜，下巴是方形的，皮肤晒成恰到好处的古铜色，当他跟报案柜台的警官微笑时，露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
他穿的褪色马球衫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名牌标记，身上的卡其裤洗得干干净净，但实在不值得为这一身装扮花上五百块。他在肩膀上披了一件厚重的白色毛衣，双臂轻轻地在身前交错着。因为被报案柜台挡住，我看不到他的双脚，我相信他一定是脚蹬着皮质帆船鞋，我敢跟自己打赌——他脚上一定没有穿袜子。因为这家伙整天沉迷在雅痞的美梦里，就像只猪喜欢镇日在粪水里面打滚一样。
他看起来有点不安，他把双手摆在报案柜台上，然后转身，把手摆在身体两边。我看到他古铜色的前臂，腕上的沉重金表闪耀着光芒，我可以预期他自然而然会表现得像个友善的有钱人，逛警局的神情就好像总统在竞选期间到工厂去巡视一样。但是他看起来心不在焉，焦躁不安，不知道贝克跟他说了些什么，跟他透露了多少消息，也许他什么也没讲。像贝克这么棒的警官应该知道该把主要的差事留给芬雷，所以哈伯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何被带来这里。但是我觉得他一定已经知道了一些事——干了十三年类似警察的工作之后，我从一英里之外就可以闻到一个人的忧虑情绪，哈伯一定在担心些什么。
我还是靠在栏杆上，一动也不动，贝克示意哈伯跟着他绕过警员办公区的另一边，朝着后面的紫檀木办公室走过去，当哈伯绕过报案柜台的边边时，我终于看到他的双脚：真的穿着皮质帆船鞋，而且没穿袜子。两人进办公室后消失在我眼前，门被关上了。柜台警官离开他的岗位，跑到外面去帮贝克把巡逻车停好。
他回来时多了一个芬雷在身边，芬雷直接走进后面的紫檀木办公室，哈伯正在里面等他。他经过警员办公区的时候并没有注意我，打开办公室大门就直接走了进去。我待在角落等贝克出来，他不能待在里面，因为他搭档的保龄球球友正在接受命案的侦讯调查，那是违反职业道德的，严重违反。芬雷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对职业道德的重视——像他这种会穿花呢布西装以及鼹鼠皮背心的哈佛毕业生，一定会重视职业道德。不久后贝克开门出来，走进那个没有隔间的办公区，走向他的桌子。
“嘿，贝克！”我叫他。他改朝牢房走来，在栏杆前站在萝丝可刚刚站的地方。
“我得去厕所。”我说，“难不成你也要我等到去大监狱的时候再上？”
他脸上迸出一阵冷笑，一阵带着怨怼的冷笑。他的后排牙齿里面有颗金牙，让他看来不拘小节，显得比较人性化一点。不知道他向坐在柜台后的警官大声喊些什么，或许是某种代表处理进程的暗语，接着他掏出钥匙解除电子锁，门闩弹了回去。我想了片刻：如果停电的话，这门不就失效了吗？他们是否有办法不靠电力就打开门？希望如此。或许这里有许多大雷雨，电线毁损的机率很高。
他把那一道沉重的大门往内推，我们一起走到警员办公区的后方，对角刚好是那个紫檀木办公室。我看到一个大厅，大厅旁有两间厕所，他绕到我前面帮我推开男厕的门。
他们知道我不是凶手，所以对我疏于防范，可以说一点警戒也没有。我大可以在大厅把贝克撂倒，夺走他的左轮枪，一点问题也没有。当他开门时，我就可以乘机夺下他腰带上的武器，持枪杀出警局，跳上巡逻车逃走。他们都把车停在警局的右前方，而且我确定钥匙都留在车上。在他们采取有效的应变措施之前，我已经在驱车前往亚特兰大的路上了，逃之夭夭，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我只是走进洗手间而已。
“别上锁。”贝克说。
我没有上锁。他们实在太小看我了。我已经告诉他们我曾当过宪兵，或许他们相信我，也有可能不信，但也有可能他们不把宪兵当作一回事，我有没有当过根本不重要。宪兵必须对付违犯军法的人，都是一些军人，他们每个人都接受过高度专业的训练——武器、从事颠覆活动、徒手搏击。游骑兵、绿扁帽兵、陆战队员，他们不只是杀手，而且还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不但都受过严酷的精良训练，同时也花了纳税人许多钱。所以宪兵所接受的训练必须强过这些军人，不管有没有武器，都必须比他们厉害。这道理贝克一定不懂，想都没有想过，否则他会在押我去厕所的路上用霰弹枪指着我——如果他觉得我是凶手的话。
我拉上拉链，走回大厅，贝克正等着我，我们一起走回牢房。我回到牢房后照常在角落窝着，贝克关上沉重的大门，用钥匙启动电子锁，门闩卡进凹槽后，他又走回警员办公区。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一片沉寂，贝克在一张桌旁办公，萝丝可也是，柜台后的那位警官在他的凳子上高高坐着，芬雷跟哈伯一起待在大办公室里。大门口挂着一座款式现代的时钟，虽然没有办公室里那座古董钟那么优雅，走的速度却也一样慢。现在的时间是四点半，周遭一片沉寂，我靠在钛合金栏杆上等待。四点四十五分了，仍是一片沉寂。
时间的节奏仿佛在五点钟开始变快起来。我听到后面那间紫檀木大办公室传来一阵骚动，有人正在大吼大叫，乱摔东西，看来有人被惹毛了。贝克桌上的对讲机发出声响，我听到芬雷的声音，他听来很紧张，要贝克进去办公室。贝克站起来走过去，敲门进办公室。
入口的大玻璃门被推开，胖子局长摩里森走了进来，他直接走向紫檀木办公室。摩里森进去后，贝克退了出来，急急忙忙跑到报案柜台，激动的他向柜台后那位警官讲了一长串悄悄话，萝丝可加入了他们，像在开秘密会议似的，有大事发生了。因为太远，我听不到他们说些什么。
贝克桌上的对讲机又响了，他回到办公室。接着是大门再度打开，我可以看到午后的太阳愈来愈低，正散发着光芒，此时史帝文生走进警局，这是我自从被逮之后第一次看到他。警局里的气氛愈来愈热烈，好像大家都被这气氛给吸引回来了。
史帝文生跟坐在柜台后的警官说话，他看来被惹毛了，那位警官把手搭在史帝文生的手臂上，结果被他甩掉——他冲向紫檀木办公室，边走边闪躲沿路的桌子，像个美式足球员似的。当他冲到办公室门口时，一堆人从里面走出来：摩里森局长、芬雷，还有哈伯，他的手肘被贝克押着。虽然是轻轻押着，但他已丝毫不能动弹，当时贝克也是这样抓住我的。史帝文生一脸茫然地凝视着哈伯，然后抓住芬雷的手臂把他拉回办公室，摩里森转动他那具汗流浃背的身躯，也跟他们一起走进去，门被用力关上。贝克押着哈伯走向我。
哈伯像是变了个人似的，脸色惨白，而且直冒冷汗，古铜色霎时消失了，身形也小了一号。他看起来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全身蜷缩着好像很痛苦的样子。金边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看起来茫茫然，目光惊慌失措，当贝克正在打开我隔壁那间牢房时，他站着发抖，因为颤抖而无法移动。贝克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押进去，然后关上大门，把门锁起来，电动门闩卡进凹槽。贝克又走回紫檀木办公室。
哈伯只是呆站在刚刚贝克放开他的地方，双眼茫然地瞪着前方，然后缓缓走到牢房前方的那一堵墙，他整个背部都靠在墙上，人也慢慢往地板上滑，把头埋在两个膝盖中间，我可以听见他的大拇指因为颤抖而摩擦坚硬的尼龙地毯，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萝丝可从办公桌边遥望他，报案柜台后的警官也把目光移往这边，他们正在见识一个人崩溃的过程。
我听到有人在紫檀木办公室里面争执，讲话也愈来愈大声，还有人用手掌重击桌面。办公室的门打开后，摩里森局长跟史帝文生一起走出来，史帝文生看来气炸了，他大步走向没有隔间的办公区，看起来脸红脖子粗的，愤怒地看着前门。他把肥胖的局长撇在一旁，直接经过报案柜台，穿越大门走进午后的阳光里，摩里森则是跟着他。
贝克从办公室出来，走到我的牢房前，不发一语，只是把锁给打开，做手势要我走出来。我理一理大衣，把那份总统在潘萨可拉市拍照的报纸留在地板上，走出牢房后跟着贝克回到紫檀木办公室里。
芬雷坐在桌旁，录音机也在桌上，沉重的录音带缓缓转动着，办公室里的空气好像凝结住似的，让人感觉有点冷。芬雷看起来很困扰。他的领带已经解下来了，他长长叹了一口气，呼气声听来哀怨极了。我坐在椅子里，芬雷挥手叫贝克离开，他走后缓缓把大门带上。
“我们这里出了一点状况，李奇先生。”芬雷说，“真正棘手的状况。”
接着他似乎又分神陷入一阵沉默中。再过不到半个小时就有囚车要来接我了，所以我急着要听他说我到底可不可以出去。芬雷抬起头来看我，开始专心跟我讲话，尽管他说话的速度在压力之下变得很快，但在措辞时还是保有哈佛人的优雅姿态。
“我们把哈伯抓来，对不对？”他说，“或许你已经看到他了。那家伙是来自亚特兰大的银行家，对吧？他身上的卡文·克莱套装要花上千块，还有劳力士金表。这家伙看来焦躁不安，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被惹毛了，开始谈话后他就认出我的声音了，知道就是我打他的手机，于是开始骂我怎能骗他，说我不该伪装成电话公司人员。当然，他是对的。”
他又陷入另一阵沉思。基于职业道德，他在考虑该不该继续跟我说下去。
“拜托！芬雷，请你继续说吧。”我说。现在我剩下不到半小时了。
“好。刚刚说到他很焦躁，被惹毛了。”芬雷说，“我问他是否认识你，一个叫做杰克·李奇的退伍军人。他说不认识，听都没听过。我相信他，他也开始放松，好像这件事跟他无关，只是要问他认不认识杰克·李奇这个家伙。他从来没有听过杰克·李奇，所以这里不关他的事，他没有任何麻烦。是吧？”
“继续说。”我说。
“接着我问他是否认识一个高头大马的光头佬。”他说，“然后又问他知不知道Pluribus。结果，我的天啊！好像一招击中要害似的，他开始变得很严肃，好像被吓呆了，开始摆臭脸，不肯回答问题。所以我跟他说，我们发现那高个儿被人用枪干掉了，结果好像又击中他的要害，他几乎从椅子上跌了下来。”
“继续说。”我说。现在我只剩二十五分钟，囚车快来了。
“他开始不停发抖。”芬雷说，“然后我跟他说我们是在死者的鞋里找到电话号码的，他的电话号码被印在一张碎纸上，上面印有Pluribus这个字，结果又正中了他的要害。”
他又停了下来，轻拍身上一个个口袋。
“他不肯说话。”他又继续说，“死都不肯开口，因为惊吓而一脸严肃，脸都变白了。我还以为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他的嘴巴一张一阖像条鱼似的，但就是不肯说话。所以我又说我们发现尸体被人踹烂，问他还有谁涉案。我告诉他，我们发现有人用硬纸板把尸体盖起来。他就是不肯张开那张臭嘴，只是看着四周，过一会儿我发现他已经快想破头，不知道自己该跟我说些什么。他持续沉默，像发疯似的想了大概有四十分钟，录音机一直开着，就这样四十分钟都没录到声音。”
芬雷又停了下来。这一次他是故意的，接着他看看我。
“然后他招了。”他说，“他说是他干的，是他开枪的。这家伙是在招供没错吧？而且对著录音机说出来。”
“继续说。”我说。
“我问他想不想找一个律师。”他说，“他说不需要，不断重复说人是他杀的，所以我大声而且清楚地向他宣示了他的缄默权，这些也都有录音。然后我想，他会不会是因为某个原因而突然疯掉？所以我问他：你杀的是谁？他说是那个光头大高个。我问他：怎么杀的？他说一枪从头部打下去。我又问他：何时发生的事？他说昨晚大概午夜的时候。接着我问他谁把尸体踹烂？Pluribus是什么意思，他都没有回答，又因为惊恐而变得一脸严肃，死都不肯张嘴说话。我对他说：我不确定你是否有做案。他跳起来抓住我，大叫：‘我招了！我招了！是我枪杀他的！是我枪杀他的！’我把他推开，他才平静下来。”
芬雷坐回位子，两手撑在头后面，那神态像是在对我发问。哈伯是开枪的人？我才不相信。因为他很激动。有些人是在打斗中或在盛怒之下，用老旧的手枪失手在别人胸口乱打了一枪，这种人在事后会情绪激动无法平复。但那些对着别人头部开两枪，不但懂得使用灭音器，而且还把弹壳捡起来的人，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他们在事后不会情绪激动。他们只会一走了之，把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哈伯才不是开枪的人。光凭他在报案柜台那一副轻浮的模样，就可以看出。但我只是面带微笑耸耸肩。
“好吧。”我说·“现在你可以让我走了吧？对不对？”
芬雷看着我，摇摇头。
“不对。”他说，“我不相信他说的话。涉案的有三人，这是你自己劝我相信的，所以哈伯虽然招了，但他到底是哪一个？我想他不是那个踹尸体的疯子，我想凭他的力气应该办不到。他也应该不是那种干粗活的人。另外他也绝对不是开枪的人，我的老天！像他那种人，要他去打撞球都嫌不够力。”
我点点头，像把自己当成芬雷的搭档，正担忧着一个问题。
“该把这浑球先关在牢里。”他说，“我别无选择，他都已经招认了，有些细节部分听起来是吻合的，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又点点头，我已经感觉到会发生更多事。
“继续说吧。”我说。我已经不指望能马上出去了。
芬雷凝视着我，视线跟我的目光是同高的。
“他昨晚甚至不在现场。”他说，“他在某一对老夫老妻的结婚纪念宴会上，算是一种家庭聚会，就在他家不远处，昨晚八点到的。他和老婆一起走路去的，一直到凌晨两点才离开，有二十几个人看到他抵达，也有二十几个人看到他离开。顺道载他一程的是他兄弟的连襟。他搭便车是因为当时正在下大雨。”
“继续说吧，芬雷。”我说，“请你告诉我……”
“你是要问他兄弟的连襟是谁吗？”他说，“在半夜两点载他回家的那个人，就是史帝文生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