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八十年代未离了婚。苏珊在我之前也已经离婚。1990年3月，我离开了特殊病原体部，从此我们比以前更经常相聚，并发现了很多共同之处，尤其在户外活动与音乐方面。怀俄明州的温德河群山留下了我们和三十孩子滑雪的身影。在科研上，我们已不局限于病毒性出血热的研究，我迈进人类免疫力不全病毒（HIV）的领域，后来在旨尼亚西部和其他地方从事该病毒和疟疾的项目研究；苏珊则在细菌疾病部工作，那是我20年前在“疾病控制中心”从事研究的地方。那里的气氛已经变了，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我离开特殊病原体部以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反倒比我们在一起工作时更多了。
日子就这样过了两年。1992年3月，我们打算去科罗拉多的维尔山滑雪。几年前我和孩子们曾到那里去过，美妙的经历使我们决定再去重游。正是这次旅行使我产生了结婚的想法。我向苏珊求婚，提议就在维尔山巅举行婚礼。
那得要一座空中教堂，她说。
我打了好些电话询问是否有人在那里举行婚礼。发现这样的婚礼虽不一般，但每年确有几对情侣在山上举行婚礼。为这些婚礼作证的就是法官巴克·艾伦（Buck Allen），多么令人难忘的姓名。他就住在山麓。毫无疑问，也是个滑雪能手。我们从亚特兰大出发，车子开到了创记录的速度。三个孩子，基特、彼得、安妮和两个朋友轮流开车，一路不停，终于在24小时后到达维尔山。我的73岁的老母乘机赶来。为了能够到达山顶出席婚礼，她先坐缆车，然后在滑雪棒的帮助与基特和彼得的鼓励下爬上了200英尺高的小山鹰巢山。
这是一个灰色圣帕特里克日。巴克·艾伦滑雪上来。我们站在他面前，身后是雄奇的戈尔山脉。仪式很简短，但很感人。结束后我们下山签署文件并齐聚滑雪小屋用香摈酒来庆祝。签署了结婚证书后，我们立即投入雪屑飞溅的雪地。在当天山上所有滑雪者中，我们是唯一外套上别着鲜花的人。
婚姻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唯一重大变化。因为很快我们便共同在一个从未想过的地方工作了。现在还是让苏珊来讲这段故事吧。
1991年9月，乔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电话是巴基斯坦卡立奇市阿格汗大学医学院（Aga khan University Meticalschool）院长吉姆·巴特利特博士（Dr.Jim Barilett）打来的，还没说几句活，线就断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打过来。“别担心，”他说，“这很正常。我们这儿的电话总断线。”
吉姆接着说，乔在“疾病控制中心”研究拉沙热病的同事戴维·弗雷泽向吉姆推荐乔去卡拉奇工作。两人还没来得及详谈，电话又断了。我听了他门电话中的谈话，马上就说，“卡拉奇？算了吧。”
我了解亚洲，知道卡拉奇一向以人口众多，环境肮脏、污染严重著称。很少吸引人的魅力。何况，巴基斯坦是一个严格信奉穆斯林的国家，妇女境遇卑下，我在沙待阿拉伯的经历已使我对该文化没有好感。乔也和我一样对那座城市不感兴趣。我们把卡拉奇当作一个玩笑说过就忘了。
但移居海外的确让我们着迷，我们盼着再到第一线去工作，尤其憧憬能够夫妇携手战斗。如果条件合适，我们甚至想建立自己的科研项目。
后来戴维·弗雷泽从巴黎打来电话。他刚辞去斯猩斯摩学院（Swarthmore College）院长之职，受聘为阿格汗（Agokhan）的顾问。阿格汗是穆斯林伊斯迈里支派的领袖，这支教派有数百万信徒遍布世界。戴维负责该组织在穆斯林世界的健康、住宅及福利工作。在解释了该组织的宗旨之后，他让乔重新考虑工作的事。这次电话没有断线。
阿格汗医学院非常年轻，始建于1983年。阿格汗建立该校的目的是为了用西方的教学方法与标准培养年轻的巴基斯坦医生。因此这所学校提供的培训水平大大高于这一地区其他任何学校。弗雷泽与吉姆希望乔担任该校社会卫生科学系主任，给学生讲授流行病学知识。伊斯迈里在亚洲和东非一些国家建有广泛的医院、诊所、学校和农村发展规划体系。社会卫生科学系向学生提供去上述地区工作的机会。虽然这些国家的伊斯迈里信徒众多，但一般人民群众，社区内任何人也都能得到这些医疗和教育、福利等服务。显然，阿格汗的计划不仅组织有序，而已泽及大众。
至此，我们对卡拉奇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至少想去看一看。我们的所见正如事先所闻，这是一座灼热难堪，尘上飞扬，暴力频繁而又一切乱糟糟的城市，同时又活力无限，街道上堵塞着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各样的运输工具，有驴子、骆驼、自行车、手推车、突突冒烟的三轮拼装车、色彩花哨的货车、摩托车及豪华进口车等等。街巷狭小，于是动物和车辆常常困在街头达几小时而难行寸步。贫穷无处不在，虽表面不易觉察。街上常能看到蒙着面纱抱着租来的婴孩的女乞丐。无家可归，在这里并不像在西方国家那样是个问题。家是最后的安全归宿。如果谁需要有一片栖身之地，总会找到亲戚来收容。作为巴基斯但的商业中心，卡拉奇是个相当巨富的城市，可是富者极富，贫者赤贫，双双共存。
尽管我们对卡拉奇并无好感，但阿格汗医学院却是另一回事，对我们是个良好机遇。我们可以把公共医疗保健的观念传授给这里的师生，他们将会使这个国家的面貌有所改变，带来良好的影响。和众多新兴大城市一样，卡拉奇的公共卫生问题成堆，政府既无力进行组织也无能进行人员培训。在这样一个对公共卫生一无所知的国家里，一所私人医学院要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实在令人鼓舞。
这里潜力无穷。阿格汗医学院的年轻人求知欲强。渴望有所作为。社会卫生科学系着力发展传染病研究也使我们很感兴趣。如果说卡拉奇在某方面很富有，那无疑就是传染病。如果乔同意留下工作，他们也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即掌管微生物医学实验室，同时负责一个分子诊断室，来协助传染病实地考查工作。
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我们决定接受这份工作。1993年6月1日，乔飞往卡拉奇。两月之后，我同他会合了。就我个人而言，“疾病控制中心”日趋浓烈的政治气氛已使我厌倦，辞职离去并没有遗憾。
阿格汗医学院看起来橡一座大教堂，由红色大理石盖成，与卡拉奇街景形成显明对照。我们在安静的住宅区找到一处可爱的居所，使我们能够在其中躲避城区无处不在的嚣乱，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不容虚掷。虽然霍乱与伤寒正威胁着巴基斯坦人的健康，但我们很快发现了另一种更危险的疾病正肆意悄无产息地庸卷全国。为了弄清脉络，我们深入旁遮普邦内地的哈菲扎巴德市（Hafizabad）往里调查。
一个眼里闪着热情光辉，披着满头金发、身材瘦高的男子，史蒂夫·路比——就像欧文（Washington lrving）笔下的伊迎博·克兰（lchabod Crane）校长被无头的骑手追逐那样——被他的助手搀着走在旁遮普邦一个农村小镇狭窄的路上。身后跟着一群杂色人等，其中有三四个刚从阿格汗大学毕业的学生，还有孩子、山羊、鸡和身穿传统式长袍的游闲青年，这给当地平淡的生活带来乐趣。
我们继续追踪病毒，这次是肝炎病毒，由路比负责。他是乔新招的助手，来领导社会卫生科学系的传染病项目研究。巴基斯但没有人懂疫情调查。所以这项工作对史蒂夫很有吸引力，作为“疾病控制中心”传染病情报所与预防医学所的研究人员，他兴致勃勃地迎接这个艰巨的挑战。他是和精力充沛能干的妻子珍妮（一位教师）与四个年幼的孩子及一只高龄的猫一起于1993年9月到达卡拉奇的。现在，两个月已经过去了，他率领着一支充满工作热情的队伍深入旁遮普邦追踪病毒，连观光都顾不上。
史蒂夫不仅是领导，还是向导。为了不迷路，他手绘了一张大型地图，并标有记号，是张绝无仅有的地图。外出调查时，他专走有牛粪砌墙（每一块粪砖上都有砌砖人的手印）的胡同，这些牛粪后来都成了烧饭的好燃料。哈菲扎巴德拥有人口12万，位于农业区中心，从莫卧儿（Mogul）王国古城拉合尔（Lahore）驱车前去得三小时。哈菲扎巴德有人得了黄疽，这是肝炎的病征，但我们到那并非只为这一种病毒。肝炎按字母排列，有好几种。黄疽是肝炎的一种症候，即患者的眼睛和皮肤变黄，恶心并虚弱。多数患者同时染有A型与E型肝炎病毒。在巴基斯坦这样卫生状况落后的国家，发现A型与E型肝炎是不足为奇的。以哈菲扎巴德为例，整座城市唯一的排水系统是露天水沟。垃圾从各家汇集到水沟里，然后缓慢地流进溪流，一堆堆腐烂的垃圾满沟都是。
但卫生设施的严重匾乏，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肝炎患者。弄清缘由的唯一方法就是调查，收集血样和化验，但困难重重。巴基斯坦自1981年以来就没有做过任何人口普查。
我们手中的很多数据都是过时的。于是我们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可靠取样。路比计划每27个区中选户进行。如果你对特寇入群或区域得出结论需要某种方式进行随机取样。毕竟实际不可能对一个城市的每个人进行抽血化验，然后判断病毒是否在传播。那将会花去大量人力物力。因此采用某种计算方法对人群进行随机取样然后推衍到整个人群，这同总统选举或电视收视率调查的原则一样。
但说起来总比做起来简单。当我们走进哈菲扎巴德市的曲折拐弯的胡同时，很准确定哪一所房子是路比在地图上标示的。我们只能根据出发点来确定自己大体位于哪一个交叉口。既然是随机调查，我们选定每个区的第一户。这时传染病学家不可缺少的东西就派上了用场——一个空可乐瓶子。
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找到空可乐瓶子。我门来自亚特兰大可口可乐之乡，当然忘不了它。一位当地医生负责拿着它，他人为这是一项殊荣。他把可乐瓶子放在地上旋转。瓶于停下来后，瓶口所指的那户就是我们的样本户。我们就这样找到了方向。
现在我和路比该休息了，轮到巴基斯坦学生上场了，因为我和路比不懂当地居民讲的乌尔都语或旁遮普语，传染病调查成功的松密在于突破闭门关。一旦你迈进了他们的门，调查就成功了一半，然后你抓住机会详细解释调查目的，最终让他们同意抽血。要想一步步成功。则需要感召力，耐心及如簧的巧舌。好在我们的已基斯但同事都有很好素质，而当地居民亦很配合。他们知道很多人染上了黄疽病，自己也有可能染上。一些人要我们给治疗。当我们解释说打算找到传染原从而预防时，他们就更欢迎我们了。有时好意难却，我们就不得不晚点收工。当地没有旅馆，所有调查人员必须走一个小时的路到达邻近的大城——古吉兰瓦拉（Gujranwala），住进旅馆。沿途公路狭窄并穿过一片稻田，随时可能被迎面而来的车子相撞。让人胆战心惊。
经过三个星期的入户调查，我们访谈了320人，多数进行了采血。我们发现有黄疽病症的患秆多数染上了E型肝炎，这是一种通过粪便和炊食传播的病毒。当地被污染的饮水可能是使其广泛传播的原因。这要到血液化验结果出来才能知道。
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警告当地居民注意饮食卫生，防止传染，建议他们喝净水、吃煮熟的食物。渐渐地，我们的宣传深入人心，他们盛情邀请我们去家中作客，准备丰盛的肉饭，新鲜的水果和醇美的奶茶款待我们。尽管我们对饮食传染肝病的危险性一清二楚，并尽量回到旅馆才吃东西，但为了不拂主人的美意，只好又吃又喝，然后等着黄疽的出现。幸运的是我们都保住了自己的肝脏。
直到我们在计算机前分析了收集来的数据并得到了实验室化验报告后，才着实大吃一惊。多达百分之七的居民染有肝炎，且不是E型肝炎。E型肝炎患者痊愈并不困难，而这种肝炎病毒像艾滋病病毒一样通过血液传染，毫无迹象地吞噬生命，破坏重要细胞。艾滋病毒最终损坏人体免疫系统；而这种病毒在长达十数年的潜伏期内会缓慢而痛苦地摧毁患者的肝脏，腹部肿胀，大量吐血，最终死于肝功能衰竭或肝癌。这就是C型肝炎病毒。
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在美国，患这种病的不到千分之一，而这里高达百分之七。换一个说法，如果一百个献血者，就有七人的血液中会有这种致命的病毒。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感染率呢？我们想也许像艾滋病毒那样通过共用针头注射而传染。吸毒者中常发现这种病，原因就在此。但在哈菲扎巴德，根本没有人吸毒。
尽管C型肝炎病毒不像艾滋病毒那样容易通过性接触传染，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然而在这样一个社会规范严格的传统的农村里，几乎没有娼妓与同性恋，何况有些患者是穆斯林家庭妇女和孩童。为了弄清原因，我们不得不入户进行深入访谈。这涉及人们的私生活。一些巴基斯坦朋友劝我们还是算了吧，不要违犯社会禁忌。但我们只能这样做。史蒂夫说：“试试吧，这没有什么损失。”
于是我们重返哈菲扎巴德。带着很多涉及隐私的问题，担心被拒之门外。然而让我们惊异而又不胜感激的是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尽管人们局促不安甚至稍显愤怒，但对我们的问题仍坦率回答，配合得很默契，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在帮助他们。
当我们把血样送往当地医院实验室分离，准备运回卡拉奇时，我们找到了揭示传染途径的第一条线索。这是一个比其他落后地区还算干净的实验室，但装备可怜，只有一台陈旧的离心机，一架古老的显微镜，几块玻璃片和一个插着几个破裂试管的支架。此外还有三个针头和三个注射针管，这就是实验室的全部装备。门外至少有六个人正等着抽血。
我们继续调查。尽管当地居民生活贫困，但并不缺少医疗人员，其中一些还是正规医生。而有些人只是在门口挂个牌子便开始行医，病人不断上门。似乎行医只需要一块木牌和一罐油漆。另外，正规医生还必须和传统回医竞争。这些回教医生只知道发给护身符和药水。病人得了小病就找他们，如果得了大病身体虚弱，才想到找医生。他们深信要想恢复体力，就得找医生打上一针，无论什么针，当然能够打点滴再好不过了。结果多数针都是维生素，有的根本就是糖水。而医生也乐意让病人打针，不管需要与否，因为可以赚钱。
诊所里不难找到针头和针管，但令人吃惊的是数量极少，与全城注射人数不成比例。而这些针头和针管都是塑料制成的一次性用的产品，不能重复使用，更难进行消毒，因为针管上的刻度会在高温下消失，无法标示剂量。这样，它们在温水里洗一下就算消毒了。
至于消毒设备和液体，我们只在一家医院找到一台电子消毒器，但那座房子根本没电。显而易见，是大量一次性注射器未经消毒就重复使用，造成C型肝炎广泛传播。
我们继续数据分析，并找到一个相互关系，即染有C型肝炎的患者经常找医生打针。但注射并非唯一传染途径，输血也造成传染。尽管C型肝炎检测剂于1992年就出来了，但一剂要花15美元，远比艾滋病病毒试剂贵，所以没人进行检测，也没医院提供检测。一家美国公司独享该试剂的专利权，所以价码任意抬高。当我们向厂方代表反映此事时，他只是抱歉地送给我们几剂。如此而已。
作为传染病学家，我们能做什么来制止这险恶的传染病呢？我们可以查出它的传染范围和传播方式，也可以在医学期刊上公布调查结果。然而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爱滋病，C型肝炎的传播被忽视了。
哈菲扎巴德是个特例吗？还是全已基斯但到处隐藏着这种疾病的传播？为了搞清C型肝炎的分布范围，史蒂夫率领阿格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奔赴距卡拉奇20里处的村庄德尔穆汗默德（Dur Mohammed Joih）调查。这个村跟千万个遍布巴基斯但的村庄一样普通，但自豪的是它有一个诊所，一个家庭计划生育中心，另外还有两个学校，一个公立，一个私立。学童们要学习英语、乌尔都语、信德语及惮路支语。当有人来访时，社区工作人员骄傲地展示各种小册于，以显示当地居民生活的改善。可以说这个村庄没有完全被忽视，也没有忽视村民的教育。
离开诊所，史蒂夫开始入户访谈。如果村民曾在医院“打一针强壮身体”，史蒂夫就抽取血佯。绝大多数被调查者曾去过医院，有的还每周定期去，一些病人只发烧、背痛、痉挛或腹泻，根本下需要打一针，血样调查结果简直让人头晕：百分之八十二的病人曾到医院“打一针。”
当晚，我和乔正在看CNN新闻，电话铃响了。我们最好的学生之一阿米尔·贾汗（Aamir Javed Khan）从德尔穆汗默德村打来电话，电话里声音沮丧。
“我和沙普尔在一起”他说。沙普尔米尔扎（ShaperMirza）是实验室能干的技术员。“我们有麻烦了。”
“什么麻烦？”我问。
“沙普尔刚化验完采集的血样，百分之六十呈阳性。是不是有错误？”
百分之六十？令人无法相信。十个人里竟有六个被感染？我叫沙普尔听电话，想搞清是否操作上有错误。
“你充分清洗珠串了吗？控制全都准确吗？”
“是的，”她答道，“每份都做了控制，为了万无一失，我还额外检验了汗米尔的血，他的就呈阴性。”
“读数是多少？”我问。
“读数很高，每一个都很高。”她说。
我们满腹疑团地上了床。第二天我们决定重新检验。结果没有错，仍是百分之六十。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在这个巴基斯坦小村庄里，随意抽样的病人绝大多数染上了C型肝炎，而唯一可能的感染途径是开业医生，他们平均一个针头要注射三个患者，有的甚至次数更多，每次均未经消毒。这真是一个恶梦。
当我们拿其他传染病学者所做的类似调查进行比较后，发现德尔穆汗默德村和哈菲扎巴德市一阵不是什么特例，只要我们到各个公立医院病房转一圈，就会发现许多肝病患者都遭受着C型肝炎的痛苦折磨。我们对此已有所认识，现在终于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它和非洲的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的肆虐一样没什么区别。医生或是为造福病人，或是贪图钱财，在恶劣的条件下根本不考虑起码的卫生安全，滥用医疗器具，造成瘟疫传播。与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不同的是，C型肝炎病毒会像艾滋病病毒一样静静地潜伏在病人身上达数年之久，然后致命地发作。然而我们访谈的医生极少知道他们重复使用针头的危害是多么严重。甚至有些医生不相信或不在乎这种可怕的后果。
——因陋就简，这一基本路线仍然统治着这个贫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