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圣地及附近的吉达发生了数起“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例。这引起了沙特政府的警觉。在这个国家里无人了解这种疾病及治疗方法。鲍勃·方丹（BobFontaine），是主持“疾病控制中心”沙特地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的流行病专家，他建议沙特政府邀请我去当顾问。
这事正好发生在每年一度麦加朝圣临近之际，世界各地穆斯林朝圣者纷纷前往麦加。除了朝圣的传统习俗之外，朝圣者还要奉献牲畜，供当地的穷人分食。每年来麦加的朝圣者有两百万，因此需要屠宰大量牲畜。鲍勃已先追踪查出病毒来源于屠宰场。所有的发病人都接触过新鲜的羊肉。大多数患者是屠宰场的工人。沙特当地的阿拉伯人看不起这种低贱的工作，只好留给周边国家的外来劳力去承担。这些粗旷、能干的屠宰工有个坏习惯，当双手忙着干活时，他们就把带血的屠刀含在嘴里。
我们面临一种可怕的前景：大规模的疾病爆发与朝圣有关。鲍勃与他的同事制定了控制的措施。
我被邀请到麦加演讲“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我不清楚我会受到什么待遇，其实我不必担心，与会者对此十分关注，他们知道麦加和吉达都有这类病例，急于了解更多有关这种毁灭性病毒的情况。我先给他们讲了发生在迪拜（Dubai）一所医院里的一例“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迪拜是波斯湾的一个盛产石油的酋长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酋长国之一），沙特阿拉伯的邻国，一位大量出血、陷入休克的病人，被送进急诊室，外科医生们竭尽全力抢救他，在必要时还用了人工呼吸，但最终未能挽救他的生命。几天后，急诊室的医生们到了，同时还出现了休克和大量出血症状，他们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我望着面前无数张面孔，接着讲述了另一个类似的另一例，这个病例发生在巴基斯坦。
“1976年在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地区，一个牧人被迭进医院。当时他吐血。外科医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给他进行了手术，但没能救活他的生命”，几天后那位外科医生自己也死了。
这时我注意到大厅后排有一阵骚动，一个男人站起身，说：“我认识那位医生，这事太可怕了，当时我们所有的入都感到作常震惊。”
接着是一片寂静，我等了片刻想知道这位男子是否还有话要说，他没再说什么。
我继续讲，这种病毒最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苏联人发现的。事情的经过是：一群苏联士兵被派往克里米亚半岛上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农村里，帮助收割，不久，许多士兵染上了奇怪的疾病，这种疾病的特征是出血和休克，死亡率高得惊人。这种病毒跨越里海传播到保加利亚。实际上这种病毒的入侵在保加利亚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迫使保加利亚人生产疫苗与之抗衡。这种疫苗是从接受过活性病毒感染的老鼠脑子里提取的，而病毒本身因加入福尔马林（甲醛水溶液）而停止活动。我是在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的一个饭店房间里看到这种疫苗的。这个城市位于保加利亚边界的南边，接近希腊。我同许多国际知名的病毒专家在一起，把一位资深的保加利亚病毒学家团团围住，他手里举着一个玻璃瓶，“这就是疫苗！”他自豪地宣布，仿佛见到这玻璃瓶就可以让我们相信疫苗的功效。
他声称所有派驻前线的士兵全部都接种这种疫苗，没有一人再染上这种疾病，但他没有向我们透露有关疫苗的进一步详情。另外，保加利亚是个共产主义政权的国家，所以我们虽然重视他们所说的疫苗情况，但总的说来对此还有所怀疑。
后来这种疾病再度被发现。这次是绕了半个地球来到了中国的遥远地区，喜马拉雅山北边的新疆。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被中国人称为“新疆热病”。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戈壁滩都在新疆境内，该地区气候恶劣，沿丝绸之路的古贸易城镇的遗迹就隐藏在这片荒芜的废墟里。汤姆·莫纳思（Tom Monath），研究黄热病的专家，也来自“疾病控制中心”，他讲述的在中国经历的那件事与我在塞萨洛尼基的经历摹本相同。当他问起“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这一疾病时，一位官员给他看了一小瓶装有同样用福尔马林抑制活动的疫苗，并详细解释它的功效，只是从未说明它的作用如何，疫苗是用什么制成的。尽管我们满腹狐疑，但我们都一定还记得“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一种急性病。也许能用一种简单的疫苗来预防，也许中国及保加利亚专家已经在继续研究探索。实际上，中国和前苏联一直对出血热疾病的研究很感兴趣，据我们所知，苏联军队确定了一个巨大的实验规划来调查这些疾病。
1956年，这种病毒最终从一个垂死的男孩身上分离出来。这个男孩当时在非洲的刚果，因此就采用刚果作为病毒名字的一部分。这种病毒是巴尼亚病毒中的一种，由扁虱携带、传播，这些病毒可以通过许多牲畜传播，尤其是绵羊和山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主要是由硬扁虱传播，硬扁虱在于燥、炎热的地区繁殖很快，人感染病毒是通过以下途径，即：硬扁虱的叮咬、接触感染了病毒的动物的鲜血、或接触病毒感染了的病人的鲜血和肌肉。
我先给沙特的与会者讲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的历史，接着又给他们讲述我们早期在非洲进行的有关“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的调查。1986年，在南非，乔和我调查在卡拉哈里北部半沙漠地区突发的一连串起因不明的出血热病。据我们了解，其中许多病例与遥远的牧羊场有关，1989年，我们俩又到塞内加尔调查“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我们参加这次调查，起因是一位名叫马克·威尔逊（Mark Wilson）的研究者在弗罗的偏远的萨赫勒地区研究当地的动物和昆虫。在调查的过程中，他发现动物，主要是羊染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病毒的比率高得惊人。人染上这种病毒的比率是否也同样如此？这情况还很难弄清楚。萨赫勒是一个沙漠地带，寸草不生。这片荒野上没有医院、医生、诊所、商店和交通工具，只有沙漠、荆棘、时隐时现的水坑。游牧人的牲畜聚集在水坑周围，发出轻轻的叫声。此地汪沙扑面，衣服、眼睛、鼻予、嘴里，都吹进了沙子。
此地居民多是游牧部落，他们沿着撒哈拉沙漠的南边，赶着牲畜千里迢迢寻找水源和牧场。这群可爱的人多数是穆斯林。他们过着艰苦、自律的生活，男人放牧时，其他大部分劳动由女人承担。她们汲水，舂米。舂米时把六尺长的木杆挥舞过头顶。极有节奏的善米声音与她们那高条、妩媚的身影颇有韵味。
当地的男人可以娶妻纳妾，但他们到底有多少只羊，穆斯林教有规定他们无权知道，不然就会给他们恶运。羊群已属于真主阿拉的，只有他才有权知道这一切。这就给马克的工作带来困难。为了研究，他要搜集资料。必须知道当地牧羊的数量。既然这样做要触犯当地的习俗，他只好想出另一个可行的办法：数羊粪蛋。每天清晨，他就去羊群过夜的荆棘丛中，清点新鲜的羊粪蛋。虽然这不是统计羊群数字的最好办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尽力而为了。
我们到了萨赫勒，就同牧民住在一起。他们热情、慷慨，为我们搭起了两座茅草屋，这房子与蔓藤凉亭联在一起。可我们宁可在屋外宿营，因为茅草房离鸡棚只有三尺远，一大清早公鸡喔喔叫，我们无法躲避。当地牧民对此已习以为常。我想唯一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就是把鸡杀掉，炖锅鸡汤。
我们很想知道这一地区发病时的情况，如发病时如何进行治疗？但找出答案确实很困难。我们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详细询问当地牧民，他们很友好，也很合作，但我们未能发现有关“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例及死亡的任何迹象。
我们在动物身上发现大量“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但没发现人染上这种疾病。我对沙特的听众说：“也许在这一地区，病毒有所不同，它只传染动物，对人没有危害。”或者是牧民对该疾病已经有了抵抗力，或是染上这一疾病的人士部死亡了，我们从未得到真实的情况。关于病毒的情况这些部落的牧民守口如瓶。我们无法找到任何线索。“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发现已经半个世纪，但至今它仍然是个谜。
驱车前往麦加前，我先去了利雅得，然后又到了吉达。在吉达，我碰到了麻烦。我单独前往吉达，直到我登记要住进我事先订好的一家四星级法国饭店时，我才知道有问题，前台服务员惊恐地看着我。
“对不起，女士，”他问，“你的男伴呢？”我问：“什么男伴？我为什么需要男伴？”
服务员一脸窘迫，这时我才想到在这个国家，女人不应该一个人出游，一定要有男伴，更何况，是要单身住进旅馆。我只好请他们把经理叫出来。
经理一出来，就认出了我。他曾是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市的玛咪约科（Mammyyoko）饭店的经理。这家饭店也是索菲亚特尔的全球连锁旅馆之一。他十分抱歉他说，他不能冒险让一个单身女子住进饭店，还说专门负责宗教事务的警察随时会出现，一旦被发现，他的旅店就要关门停业。
我问“那我该怎么办，我是沙特政府请来的客人！如果我睡在大街上，他们会怎么处理？”
最终问题还是解决了。他们做了些手脚，更改了许多登记项目，才收容了我。确信不再节外生枝，我到饭店的咖啡馆去吃午饭。侍者走过来，礼貌地请我移到“家庭房”用餐。我同样礼貌地告诉他，我没有家人随行，我在这儿觉得很惬意。侍者只好提心吊胆地给我上菜。显然他是奉命要所有的落座的女客，包括我们西方人都移到“家庭房”，不能与男客混在一起。我也打消了去游泳轻松一下的念头，那也是“女士止步！”我只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第二天，我与我的邀请人，沙特阿拉伯卫生部的几位医生碰头，他们身着白色的、长长的、飘垂着的长袍，戴着方格头巾，彬彬有礼地询问我的健康状况，一切是否正常，食宿是否安顿好？
我笑着回答“很好，一切都很好，没有问题。这回我可见了世面。”
“见世面是什么意思？”他们追问。接着又说“你肯定是碰到了麻烦。”
“不，一点没有，”我向他们保证“就是见了世面，仅此而已。”我又重复一遍。过了一会儿，我又说：“我想现在我可知道黑人在南非是什么滋味了。”
他们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开始笑了。他们知道了发生的事情，有点尴尬。虽然当时食宿安排令人不愉快，但以后我全部逗留期间一切都很顺利了。我发誓绝不再跨进这个国家。
鲍勃·方丹和他的同事完成了调查。他们断定“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也许在沙特阿拉伯一直就存在，只是发病率不高。只有在朝圣者中间这种病毒才得以传播。他们为了满足祭把的需要，沙特从世界许多国家进口了牲畜。这些国家包括苏丹、伊拉克、也门、伊朗。上述国家的许多地方都有硬扁虱，也许这也就是“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从新西兰进口的羔羊干净，健壮。但问题出在屠宰场的工人身上。屠宰前，他们把所有的羊都关在一个大的羊圈里呆上几个星期。所以伊拉克羔羊身上的病毒很容易传给新西兰羔羊。屠宰之前，羔羊可能染上了病毒。
在鲍勃的倡导下，沙特政府想方设法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所有进口牲畜都必需检疫。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朝圣季节“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出问题了。
以后我在巴基斯坦工作时，我告诉当地的男人——当然是穆斯林了——我曾在麦加做过报告，这使他们大力震惊。一位白人妇女去过麦加！还作报告，简直不可思议。
1986年，为了追踪“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我和乔去了南非。霍斯特·库斯纳（Horst Kustner），比勒陀利亚的卫生人口发展部专门负责流行病工作的主任，邀请我们前去调查该疾病的发病情况。该机构与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的职能完全相同，只是没有“疾病控制中心”丰富的信息资源这一有利条件。霍斯特五十多岁时曾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过，在南非唯一的一个流行病研究部门任主任时，完全是单枪匹马工作。我们在比勒陀利亚办公室见到他时，他显得很焦虑。“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令南非卫生部门负责人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只有真正了解这种疾病对人体的危害，才能确立一套防疫措施。听了霍斯特简要介绍情况后，我们决定建立一个“疾病控制研究室。”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一种很难研究的病毒，原因是在地理位置及发病时间上，病例总是很分散。病毒的实验工作也受到阻碍，其原因是动物染上这种病毒而发病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不幸的是人类却无法逃脱病毒给他们带来的恶运。
接下来我们去拜访鲍勃·斯旺波尔（Boh Swanepoel），一位老朋友，著名的出血热病专家。他在约翰内斯堡有一个第四级病毒隔离实验室，这是仅次于美国国内的世界一流的实验室。我们不仅需要鲍勃的帮助，而且还了解到他上在做这些病例的实验诊断。鲍勃，这位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的专门研究动物病毒的专家，几年前离开津巴布韦（当时叫罗得西亚）前往南非工作。他进入克鲁格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从大量奇特的乌和动物身上采集血佯，他也因此而出名。调查结果令他吃惊，除了非洲的旋角大羚羊外，所有的动物都有“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抗体。这一发现确实很了不起。鲍勃研究所获资料不仅使我们兴奋不已，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料表明，“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在野生地带广泛传播。1984年，鲍勃曾在泰格伯格医院（Tygerberg Hospital）调查过受病毒感染而发病的九例病人，其中两人死亡。他告诉我们，庸情不是很严重的所有病人，都与这些病人及他们的血液有过直接接触。到此为止，可以证明，在南非出现的所有“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感染都与屠宰牲畜，扁虱叮咬有关。令人吃惊的是，非洲的鸵乌却养得羽毛丰满。
我们想同鲍勃见面谈谈应该没有问题。准知道与他通话时，他的口气听上去极不情愿，我们一再坚持，会面的时间才定下来。霍斯特派他的统计专家，安娜密克·米德尔库普（AnnamikMiddick00）也来参加。我们在鲍勃的办公室等鲍勃时，安娜密克显得局促不安。鲍勃进来后，一付敌视的样子。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与霍斯特已不来往。我感觉他们之间的矛盾还相当复杂，他们各自为政。
我们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的调查需要鲍勃的帮助，因为他能提供一流的实验室设备和疾病的鉴定，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霍斯特的帮助，他会给我们配备流行病专家协助工作。我们应流行病研究员的邀请，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感觉到双方关系紧张，科学界这类事情并不稀奇。但这次麻烦的是，双方都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决定抛开杂念，集中精力解决眼前的问题。我们听从鲍勃的安排。他同我们讲了心里话，心情好多了。
他告诉我们自1981年他便开始在南非做人体上的“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调查记录，所有病例都是在他的实验室里诊断出来的。他见到第一个病人的鲜血是从一个12岁男孩身上抽取的。这个孩子与他的朋友一起去“先锋队”夏令营露营。这些男孩走进灌木丛中，在大草原的树下露宿了一晚。所有的南非儿童都要参加这些活动，安排这些活动是为了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国家。这个男孩从夏令营回来就病倒了，检查发现他头顶上有可疑的肿块，一定是扁虱咬的。
这个男孩的病情急剧恶化，大出血后死亡。
把病毒从这个男孩的血液中分离出来后，鲍勃带了一条毯子驱车前往夏令营，找到了男孩宿营地点，把毯子铺在草地上，这是昆虫学家捕捉扁虱的最原始的方法，第二天毯子上爬满了扁虱。
我们与鲍勃达成协议。我们同安娜密克及霍斯特派来的几位年轻研究员前往金伯利（Kimberlev），我们采集的样本则送到鲍勃的实验室化验。鲍勃还答应让他在金伯利的病毒接触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资料。而霍斯特仍留在比勒陀利亚。这样一来他们俩就不必见面。
要采集的样本实在大多了。我们在牧羊场和医院，从六百人身上抽取血样。此外，当地一位极为能干的兽医从二千只动物身上抽取血清供我们研究。
虽然金伯利以钻石采集闻名，但医院里大多数染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病人都来自遥远的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Desert）北部牧羊场。去年，金伯利医院有九名患者，其中一位是牧民，已死亡。前年，有位护士也死于该疾病，这就说明该医院隔离护理方面还有漏洞。现在我们看到医院非常现代化，管理严格，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感染者设置了专门病房。病人在那里得到很好的看护，许多人都痊愈，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疾病。
得到医院的支持和合作，我们把医务人员组织起来，分成两组，一组在医院里搞调查，另一组到36个牧场调查了解“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流行的情况。在一望无边的原野里，有大片的牧场，有些牧场地广人稀，几乎见不到羊群。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宏伟的景观与单调的生活并存。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此生存。我发觉当地的祖籍欧洲的白人牧民极为好客，也十分粗鲁，但有时令人无法理解。一次我们去牧场。一到那儿，就发觉我们被监视，有两双眼睛在农舍房门后一直窥视着我们。我们走近，才看清是两个男人，当地牧场主的儿子。从他俩的表情及一举一动，看得出他俩有严重的智能障碍。这就使我们很快推测这些牧场里，一定有不少的近亲通婚。因为这里的情况是：牧场主白人一家与雇佣的黑人住在牧场上。牧场与牧场之间距离很远，所以近亲通婚就不足为怪了。然而这些牧民生活中的甜酸苦辣有谁过问过呢？一位牧场主拿出一个记录雨水情况的本子给我看，上面记录着过去二十年的降雨量。最后一次降雨是1977年，现在是1987年。整整十年，没下过一滴雨。
一走进当地白人的房间，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外面的荒漠似乎不存在了。起居室里摆满了安乐椅，上面套着华丽柔软的椅套。屋里还摆放着精巧的咖啡桌。环顾四周，到处都摆放着黄铜制的装饰物和小玩意儿——这些都是这儿的主人到世界各地旅游带回的纪念品：一双荷兰木履。上绘有蓝色的风车，微型的埃菲尔铁塔。凡有外人来必定热情招待。午饭经常是一大锅炖羊肉。这倒让我想起在福克兰群岛上的生活。在那儿，羊肉又称作三百六十五。因为那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有羊肉吃。此地也是一样。
我们与外界联系全靠一部老式电话机。拿起电话听筒放在耳边，然后对着电话机上的讲话筒大声叫喊。乔说这部电话机，使他想起五十年代他的家乡，印地安纳州的乔治镇，那个只有五百人的小镇。
一位牧民给我们讲了他染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经过。他还记得当时用手打死了一个扁虱，碰巧他手掌上有一条伤口。三天后，他头痛得很厉害，全身肌肉疼痛，浑身发冷，只好躺下。他说，他很少因病躺在床上。因为他从未得过病。他不相信“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会把他整垮。躺了几个小时后，他又从床上爬起来，跑到牧场上帮儿子把羊群赶到一起。就在这时，他鼻子大量出血不止，血小板指数几乎接近零；血液无法凝固。他马上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他算幸运，活了下来。
我们调查结果最终公布于众，结果表明危害人类的“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感染与牧羊有关。尤其是与当地牧场主接触羊的方式有关。调查结果说明：这就是为什么牧场主比雇工更易被病毒感染的原因所在。我们在调查结果中还说明，金伯利医院因“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而死亡的病例是异常的。但这并不说明医院里的消毒设备不够完善。实际上，除了一年前死去的那个护士外，还发现一位实验室的技师带有“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抗体。她在实验室工作，与病毒经常接触，却能安然无恙，确实有些奇特。我们分析这有两个原因：其一，她在实验室工作时极为小心，在接触血样时总戴手套，没出过任何意外事故。她从未病倒过，这一点很难解释清楚。这些很可能与她在医院的工作无关，她被扁虱叮咬过，但无人知晓，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病毒在家畜中广泛传播，人们会经常接触到扁虱及家畜的血液，但实际上，人感染上病毒的机会还是很少的。
但是人一旦染上了这种病毒，就是致命的。看来我们能做的首要事情是了解我们是否能使用抗病毒药治疗这种疾病。乔使用雷巴抗病毒素治疗拉沙出血热成功后，我们已准备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作为我们下一个研究目标。但我们发现“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对雷巴抗病毒素极为敏感，我们不清楚在实验室里，它是否能在人体中起作用。我们不能用动物进行试验，因为这种疾病的症状在动物身上反应不出来。乔和我起草了一份议定书，内容是在受病毒感染的病人身上进行实验。最终我们得到消息：雷巴抗病毒素，在接受这种抗病毒药物治疗的病人中取得了很大成功。随后在柏林举行的学术会议上，鲍勃提出了30位这类病人的有关资料。其中只有1位病人接受这种药物治疗后死亡，但他死于并发症，与这种急性病毒感染没有直接联系。“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死亡率至少是百分之三十，在某些发病的情况下还会更高。因此，这些研究的成果象征着医学研究领域里一个引人注目的进步。研究资料的出版及这种可怕的疾病得以治疗，这一切都将是鼓舞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