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猴子抓住我的手并撕破我外面的那只手套。现在我第一次感到害怕了，这只猴子四天前已在扎伊尔染上了埃波拉病毒。
我诅咒，但声音被防毒面罩捂住了。我怀疑乔夫是否听到了，但即使这样他也立刻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他能够辨别出来。1976年在同样情况下，他自己也偶然受了感染——侥幸死里逃生活了下来，讲述他的故事。
他那事故发生在1976年后期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乔夫正和我在同一个实验室工作。当时他正用在扎伊尔分离出的原本埃波拉病毒给老鼠注射。要做这项工作，他必须用大姆指和手指夹着一个极小的老鼠，同时用一支很小的装满活的病毒液的针注射在老鼠身上。乔夫进行这种工作已多年，未发生任何问题。我知道没有别的病毒学家像他这样能以如此出色的灵巧手法来从事这种试验。但瘟疫仍在扎伊尔蔓延，对他们都有压力。注射针滑落，刺进了他的大姆指，针里装满高浓度的埃波拉病毒，它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物质之一。
他很快脱去手套并查看是否有渗透。发现没有渗透，他又查看姆指并挤压它，看看是否有任何血迹。也没有。他在氯气消毒剂中洗了手，没有更多可以采取的措施了。他就和一位和他共同工作的矮而胖的威尔士病毒学家厄尼·鲍恩（ErnieBOwen）讨论了可能发生感染的问题。（厄尼就是那个打开戴维·辛普森的匣子发现那六只死蝙蝠的人）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可能但未实现的事”。乔夫带上一付新手套做完了他的工作。
做完这天工作后，他即向行政方面汇报了这次事故。当时正是首次发现埃波拉病毒的时候，因此对这种疾病怀有无可掩饰的惊慌和恐慌。这里还夹杂着通常围绕着这些传染病的，有时几乎近于歇斯底里的骚动情绪，蒙蔽了那些缺少经验时人们的判断力。科学家们则保持冷静，但这种骚动氯气影响了在实验室里组成的处理次要事件的委员会。委员们本人从不做任何有危险的工作，不真正接触病毒，也谈不上有任何关于病毒学方面的经验。尽管如此，他们总是告诉那些研究埃波拉热的科学家们，应该做些什么。当知道这次事故的情况后，委员们召开了会议并经过什细考虑，得出结论，认为既然手套没有破裂，皮肤也没有任何损伤，那么就不需采取任何措施。
因此乔夫回到索尔兹伯里（Salisburv）的家中度周未。星期一他回来工作，感觉良好。星期二傍晚，他带小儿子去看索尔兹伯里大教堂附近的射箭比赛。那天晚上他不能入睡。他感到剧烈的头疼并发烧。
星期三早上他拖着病体去上班。他向每个人承认他病了。他这样一宣布便造成了混乱。那一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坐着，同时每个人都在想该怎么办。后来下午他被送到伦敦北部的科佩特·伍德（Coppett wood）热病医院并放在隔离罩中。从那时起，乔夫就对自己的病失去了记忆。他告诉我，他的生命中缺掉了那两个星期。
给他注射免疫淋巴疫苗，就像在金沙萨时给传染上埃波拉病毒的马英嘉（mayinga）一样。还给他服用整个英国所能供应的干扰素一乙乙种天然抗病毒药物，但还要看在人类出血热的疾病中是否有效，虽然从理论上讲它应有抗病毒的效果。几天来他在死亡边缘上徘徊，但终于活下来了。这或许是由于他得到细心护理，或者由于干扰素，或淋巴液或只是由于他自己内在的力量。后来当我们利用他的血小板作试验对照物时，我们就开玩笑他说，它们的作用是多么强有力。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能活下来的原因。当然，他还得到了远比非洲偏远角落里茅草屋中能得到的更好的医疗条件。
有时喝啤酒时，我们总要逗他，假模假样地多方诱使他做“重新挑战”试验。我们说，这样我们可以找出是否有任何人会在受到埃波拉病的第一次袭击之后产生免疫性。有趣的是，他总是拒绝这种为科学作贡献的机会。
当乔夫到波登·当重新工作时，委员会决定对此次事故进行调查。乔夫和厄尼被召出席。当乔夫把事件复述之后，被指派的安全事务官员对他说：“如果你知道危险，为什么不将你的姆指切除呢？”
他说这活是认真的。
即使许多年以后，那个安全官员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他似乎认为你不可能总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在他看来，宁可把科学家们同实验室里的一切全都放进高压消毒锅里消毒，也不去冒让埃波拉病传播的风险。
因此我现在正处在几年前乔夫的境地。当我把被猴于抓住的手挣脱出来时，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乔夫当年的那番遭遇。是否我也要经受他经历过的折磨？我扯下外面的手套并察看里面的手套。裂口看来没有透过第二层。为了彻底弄清这一点，我将里面的一付手套灌满水。它不漏水，我的皮肤上也没有受损伤，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我是安全的呢？乔夫当时也注意到没有渗漏。当然，猴子的爪上要远比刺进乔夫姆指的针头上所带的病毒要少。
这一切发生在位于英格兰南部波登当的第4级病毒实验室里。这是英国唯一的这类设施。这所实验室建在索尔兹伯里大平原中部一座小山上，是一座有几幢宽大的水泥和砖结构建筑的，重要的国家综合研究所的一小部分。它构成一幅居高临下的景象。第4级病毒实验室原本属于英国陆军，在二战期间进行化学和生物武器的绝密试验。其研究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空气生物学——即用某种形式的飞行器散播传染性生物物质的可能性。
乔夫和我在一个巨大的猴室里工作。戴维和我得到资助购置了一台实验所需的血液学（血液分析）仪器。真的，我们的工作带有高度的即兴意味：乔夫和我学着每件事都亲自动手。
我于1982年来到波登·当。不久即同乔夫一起从事埃波拉病毒方面的工作。因为实验有时要求我们连续工作六小时，我很幸运能有他在我身旁。猴子抓住我手套的那天，我们两人正在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试验，目的是要在我们以前发现的病毒损害血小板和内皮细胞的现象的基础上找出医治埃波拉病毒的办法，我们的想法是如果能够医治猴子身上的疾病，那么我们也可以将结果应用到人类感染此病的患者。我当时又重新采用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毒菌株，因为这种病毒实际上能在所有感染它的猴子身上引发致命的疾病。这种病毒就是那种在1976年袭击扬布库并夺去三百条人命的病毒。死亡率高达90％。乔夫就是感染这种病毒而又侥幸活下来的。
虽然我们不愿这样利用猴子做试验，但这是获得所需的、有关这种病的情况的唯一途径。事实上，今天所掌握的关于埃波拉疾病的过程的知识大部分得自乔夫和我在波登当工作时进行猴子实验所得的结果。
我们决定从那只撕破我手套的猴子身上取血液样品；无论如何，应当进行一次血液试验。当我们检验血清看是否有病毒时，发现它含有四级埃波拉病毒。这相当于每一毫升血液中含有一千个病毒粒子。病毒的数量是很大的。
现在我必须要等待五天，即病毒的潜伏期。这意味着五天的镜中自我观察，看是否出现表明病情的皮疹；五天中不断地吞咽，看喉咙是否疼痛发炎；五天中一直怀疑太阳穴的一次迟钝的跳动是否意味着头痛的开始。这些都是埃波拉症的初期症状。然而，我更多地是愤怒甚于害怕。乔夫和我都不认为我真的感染了。尽管如此，却难以原谅我的大意。我怎么也不该让我的手放在能被猴子抓到的地方。同时，我也知道这并非全是我的过错。问题主要在于实验室本身的设计。实验室主要是为了检测可能对生物战争有用的空降药剂而建造的，我们不需戴上生物面具。包裹在这一种东西里，你满脸大汗，呼吸困难。更槽的是，它使你无法说话。譬如你不能和同事交流，告诉他，“注意，我要给这只猴子的手臂上打一针，请你务必把手拿开。”更有甚者，面具是如此沉重，以至一天戴下来，你的脖子疼得要命。我能理解为什么乔1979年在苏丹工作时不用面具。从化妆的角度看，面具对脸也是一个灾难，因为皮肤要经常同一个不透气的密封垫磨擦，并且，由于有两个眼罩，你完全看不见周围的事物，除非你转过身子，否则你只能凭感觉来发现身旁和身后的事物，比如一个手里拿着一支受感染的针头的人，或一只想要抓你的猴子。
但是除了手套，这副面具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唯一真正的保护。手套一直延伸到袖口，可是缺乏同袖子连接的密封口。这样皮肤就暴露在外。手套也非常不方便，太过笨重，不适用于对动物和样本作细致的操作。实际上它们不过是一般的黄色洗涤用手套而已，至于对身体的其余部分则没有任何保护。进入实验室前，你必须把衣服脱光然后穿上实际就像是剧场擦洗工作穿的工作服。因为他们以为假设只有男人在实验室工作，因此所有这种工作服要比我的身材大到四个尺码。这些工作服统统必须适合厄尼·鲍恩的身材。我必须把它围着腰部裹上两圈。不只一次在工作时衣服要从身上滑下来。但是，因为尺寸不合身而滑下衣服，是我最不屑于关心的事。
这一切最后归结为一点，即整个系统从建立时起就是不安全的。之所以没有发生更多的事故，那是由于研究人员具有高，水平的技能。要是没有乔夫的耐心和技能以及我自己想要弄清病毒感染机理的强烈愿望的话，我不敢肯定我能经受住这一切。
倒计时开始了。不管我对事件的客观估计如何，我仍注视着日子，注视着我自己。每天，我从温布尔顿的家驱车七十英里由M3号汽车道来到波登当。我有充分时间思考。五天……四天……是不是在我手臂上开始长出皮疹了，或是原来就有的污点？是因为干躁的缘故所以喉咙有点疼痛，或是真的得了什么病？是否需要多几个小时的睡眠？脑后的刺痛莫非就是头痛的开始？幻想成了我自己最大的敌人。我必须小心地分清真正发生的事情和驱之不去的恐慌在我头脑里造成的幻觉。三天……二天……。
我集中注意力于工作和我必须在家里完成的任务。我估计着，我觉得我会没事的。在此整个期间，乔夫保持着一贯高兴的态度。不再提起这件事。我们一如既往地同猴子们一起工作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只剩一天了。
那天晚上我上床后下定决心要马上人睡。我仍然感觉良好，但我不能肯定。几小时以后，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第二天清晨，我从床上起来走进浴室，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开灯照镜子。什么事也没有。没有皮疹，也没有头疼或发烧，也没有喉咙疼。我脱离危险了。
但我仍然感到愤怒，不再针对我自己，而是针对波登当的整个体系，是它把每一个工作人员置于危险之中。然而直到1984年的后期，我有机会在和它相似的“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了三个月之后，才意识到波登当的条件是何等悲惨。当我看到一个有套间的实验室是什么样子，它的保护设施那么好，在那里工作是何等舒适时，我对我所经受过的一切更加感到震惊。因此，1984年，当我从“疾病控制中心”回来后，我要求见波登当的主任。他是一位中年科学家，态度十分生硬。他没有同第4级病毒打交道的经历，也不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然，他对我所说的不感兴趣。我还是告诉了他：他的体系不安全。
他脸色铁青，我怎么敢顶撞他呢？他从未见过如此“不礼貌”的人。
这位主任对我的谈话反应十分无礼。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和那位安全官员在我们进行病毒工作的整个期间从未进入过实验室内部。对于我们究竟在于什么一无所知，一点也不关心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从未见他们戴过覆盖整个面部的呼吸器。他接着说我向专家挑战是不“恰当”的，即使这些专家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在二战期间进行的。他还说，美国人在管理实验室方面没有什么足以教导英国人的。后来，他的一位“专家”访问“疾病控制中心”时还告诉乔说我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
“好极了，”乔答道。“这种人是能把事情办成的人。如能够的话，我愿意把她留在我这里。”
即使在我同乔夫一起进行的实验结束以后，我仍继续为建造一所合适的第4级病毒实验室（带有套间设备）而努力。戴维·辛普森放下了出血热病毒研究，转到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任微生物学系主任。我寄希望于一所正在伦敦北部科林代尔（Colindele）建造的中央公共卫生实验室，希望它将能满足我们的部分要求，并在适当时期将有空间和财力来建造一座带套间的实验室。但是我对这两方面的打算都失望了。新实验室按照一排小间的形式来安排，是一种“双层壳体”体系。实验室墙壁构成一层不透气的外壳，而内壳则包括一个相互连接的小间的密闭体系，它类似“疾病控制中心”早就如释重负地放弃了的那种体系。在这种实验室里，需要将双手插入一系列小洞口内的手套里进行工作。虽然这种布置将我们从必须使用覆盖整个脸部的呼吸器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我们仍然必须戴手套。这种手套又大又笨，实际上使我们无法进行任何科学工作。花了那么多经费和进行了那么复杂的工程，科林代尔的新实验室结果不过是一系列非常昂贵的，连接在一起的大柜子。它没有运作就过时了。负责设计的人们少有在第4级病毒设施中工作过的经验，他们被安全的需要所迷惑，既看不到真正的危险，同时也使重大的研究工作难以取得成就。
因为科林代尔是我在英国所能期望的最佳去处，于是我提出辞职于1985年到那里去工作。我劝说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买了一台伽玛射线辐照器用来使病毒失去活性。但我能做的也仅止于此。到了1985年底，乔向我建议，到目前我已经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了三个月，又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个月。我正在写论文准备发表，我是否愿意在“疾病控制中心”担任职务。他认为，鉴于我在非常局限的条件下工作，特别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我在英国不可能取得重大进展。他请我到他在亚特兰大的实验室去设立一个病理生理学研究项目，从事病毒性出血热症机理的研究。他同时还提出让我在一个野外现场研究项目工作，特别在塞拉利昂。我们在英国是没有这类项目的。
那是艰难的选择。一是因为尽管有那么多问题，我仍然有同事们的支持，他们理解我的工作，并试着帮助我创造条件。二是由于戴维·辛普森离去，在英国再没有另外一个人具有足以领导英国出血性热病研究的医学和科学方面的经验。我同那些曾经帮助我在英国有所建树的人们商量。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们告诉我，假使我拒绝这次机会那将是我的大错，并提醒我，如果我留下来，我将继续面对更多的挫折和无穷无尽的障碍。我认识到他们是对的。我下定了决心。1986年1月4日我启程奔赴亚特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