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发现基桑加尼没有人对疫情有所了解时，决定独自一人去伊西罗（Isiro）。伊西罗是基桑加尼和苏丹边境之间最大的一个市镇，位于基桑加尼东北120英里处。与我作伴的只有司机。但当我了解到司机的品格与脾气后，我真宁愿一个人上路。他寡言少语，近乎是个哑吧。他的沉默还带点挑衅性，好像老在做给我看他给我开车是倒了大霉。此外还很快就看出他也不是个精明的司机。他总是参加汽车大赛一样，在泥泞的道路上开得飞快。我一直担心怕出车祸。当我指责他，甚或只是稍作提醒时，他都会瞪着眼睛看我，好橡说：我开我的车，关你啥事。问题是除了他，没其他人选。他20来岁，在扎伊尔南部的一个牧师家里长大，后来移居国外。队里把他派给我，说他熟悉当地的地形和风土人情，可以信得过，对此我不无怀疑。意识到米什林的地图全然不管用，我只好听天由命。但愿我能顺利结束旅程，一路平安。那时正值雨季，因此沿途情况比通常时候还要糟。雨水把泥土变成红色的泥浆，司机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沼泽。这里的土地主要是红土，一种含有铁矿砂的粘土，呈铁锈色。这些红土路，湿的时候，滑得像结了冰的湖面，车轮胎又带上了泥，行进十分困难。我们最多也只能维持10至15英里的时速。和本地区其它道路相比，去伊西罗的路还算是条主要的高速公路，至少，地图上有明确的标志，而且路上还有轮胎驶过的痕迹。热带草原上浓密覆盖着的像草香蒲，在持久不散的薄雾笼罩下，像是处于睫陇的梦境。猴子、羚羊、拂拂一听到我们车子到来的声音立即四处逃散，消失在烟雾中。野兽的叫声从远处传来，鸟群倏而从天而降，倏而又飞回灰色的天空。于是，大地变得万籁俱静。很长一段时间，只听见汽车的引擎声和不断敲打着汽车顶篷的雨点声。
这里几乎没有医疗设备，也没有多少医生，人们最多只能寄希望于药剂师为他们提供一些简单的药品。我想，如果要了解当地有无疫情发生，药剂师恐怕是最佳人选。但是我和村里的头头、教师以及凡能给我提供任何信息的人都谈了话，尽管人们一般都乐于帮助，但我还是没能了解到这里曾发生过什么事情的真实情况。我必须通过当地翻译，因此始终存在着在翻译过程中有一些重要事情被漏掉的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和我打交道的是些文盲，这些人容易认为外国人是有特殊本事的，我不能肯定他告诉我的是事实真象还是只说些他们认为我爱听的话。
“你知道有人发过烧并出血了吗？”我问。
“哦，有过，确实有过，”他们说。
但他们很快就补充说，最近没发生过那样的事。而且，我当然也无法肯定他们向我描述的那种病就是埃波拉病。非洲蔓延着多种疾病，人们不断地患病、死亡，包括年轻人、健康人在内。即便是训练有素的医生，在这种原始条件下，要对某种病作出诊断都有困难，更不用说给予有效的治疗了。我专心致志地向人们了解关于埃波拉病的情况，以至到了当天下午很晚时候才想起自从离开基桑加尼之后我们什么东西也未曾吃过。也许这就是我的司机不时地把阴森的目光投向我的缘故。当我提议在下个农村集市下车买点吃食时，我看到司机一天来第一次表现出难得的热情。
然而在我们到达的第二个村庄，找不到食物。那儿根本没有集市，商店的柜台又是空的。不管去哪里，情况都一样。我对本地区的艰苦情况思想上是有准备的，但没想到竟如此之糟。显然人们是种什么吃什么，没有多余的东西出售。在此之前，我还没有想到要动用军用罐头。这种已存放30年之久的食物要是已经变质不能食用，那就可能意味着所有的罐头都报废了，那么我们该吃些什么呢？！
我们把车停在路旁，但没下车。雨越下越大，从窗玻璃望出去，什么也看不见。我拿出两听罐头，司机带着满脸的怀疑神色注视着我打开罐头。“能吃”，我这么说时，连自己都没有信心。我把鸡罐头留下，把火鸡罐头递给他。我的罐头里还有奶酪、花生米和汤。我咬了一口奶酪，仔细地嚼了嚼。不错，还真的不错！我又尝了尝鸡，真的很好吃。我向司机点了头，他至今还没动他刚打开的罐头。“挺好吃的，吃吧！”他并不相信我的话，试着吃了一口后，显然同意我的话了。我希望他今后能给予我更大情任。
饮水又是个问题。对于我的困境，《上古水手之歌》（Rimeof the Ancient Mariner）的叙述者是不会感到生疏的。水是到处部有。雨水不断从天而降，然而无法饮用。不论我们从乡村的一个水眼，甚至一口井里打上来的水，都是污染了的，我只能用碘片来消毒，水中碘化物的味道是那么可怕，以至我对该水的安全可饮性不再有任何怀疑。我不相信任何细菌，经过这种可怕的味道仍能存活下来，还会有力气使我致病。
我们到达伊西罗时，夜幕已经降临。我急于要试一下我的无线电。我拉出天线，把电源打开，接通电源，转动拨号盘，试图找出一个地方台，但我拨来拨去只听到两个传教士的对话。孤单档的声音在黑暗中寻求交流。我试着再和别人接通。根本不理采司机对我投来的狐疑目光。我对着麦克风说：“我是世界卫生组织扎伊尔小组的乔·麦克科密克医生。有准听出是我吗？”
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调整了一下天线然后再试，仍然没有声音。不管我怎样努力。都没有反应。我曾经为获得一台无线电而那么高兴，为能够容易地与外界取得联系而信心十足，而现在我真感到我是完了。没人知道我在哪里，而假如我不能把无线电摆弄好，人门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在哪里。那天晚上睡觉时，我几乎陷于绝望，感到无比孤独。我更害怕的是跋涉了几千英里的不毛之地后，仍找不到疫情的踪影。我知道苏丹确在发生瘟疫，但我没有签证，无法越过边境。很有可能我的第一次追踪病毒之行落得个空手而返。
第二天一早我进入伊西罗，运气依然很糟。没人知道像埃波拉那样的疾病。只有继续向北走，向苏丹的边界前进。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一个叫栋占（Dungu）的小镇，离此50英里。我们走的是一条小路，自从比利时人在1959一1960年撤出后，整个北部地区无人管理，道路与桥梁失修。我们没碰到其他车辆。正常人谁会到达里来，他们又会往哪里去？
我开始怀疑埃波拉疫情两次发作之间是否有联系。在这种地方，人们若要旅行，只有靠走路或是骑自行车，他们一天行走的路程有限。扎伊尔和苏丹之间的旅行如此困难，一般人不可能将瘟疫从一处传带到另一处去。何况埃波拉病毒的潜伏期只有几天，病人不可能在此期间步行或骑自行车。我的查访结果证实了我的怀疑：没有人听说过这两个国家在此地有交通或贸易来往。日后呈报程碑，两个发病地区之间通行方便，这纯属无稽之谈。我实际上是独自一人行进在连接两次病情发作的道上。西蒙走的是南部地区，凡是去那里旅行的人都得走他探测过的那条路。
我进村后引起的强烈反响说明我低估了此地所处的边远程度。人们无比兴奋，好像我是从外星来的。小孩们聚集在我的的周围，好象他们中间站的是什么怪物。他们可能从来没见过白人，我的特殊外表甚至造成恐怖，有些孩子竟然哭了起来，急忙跑开。
怪有趣的，但也令人不安。
人们一旦从开头的惊恐状态中恢复过来，便很愿意和我交谈。但是交流需要时间。在非洲，特别是在农村，人随便交谈是不合适的，首先双方得先交流两家的健康情况。这样，即使是问路，也有可能要搭上两个小时，而且，经验说明，不能向你见到的第一个人提问，这样作对方不接受，你得找管事的人。
快到栋古时，我令司机停车以便再试一次无线电。我还是在为没能接通无线电而烦恼。
“我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麦克科密克大夫。有人听见我吗？请通活。”
我等待着，然后又再试一次，这次我好像听到一个声音。我拨弄一下拨号盘。
“我是麦克科密克大夫，能听见我吗？”
“是的，大夫，能听见你。”我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
我终于与东南方向百英里外的布尼亚（Bunia）的一个传教士通上了话。我请他帮我与金沙萨的世界卫生组织小组总部联系，让他们知道我迄今所取得的也可以说是未取得的进展，传教士保证说他会通过教会替我传话。我太高兴了。我与外界的联系并未中断。
在栋古，我们住在当地的教会里。在这种地方总能得到慷慨而热情的招待。客人带来一种难得的欢娱，至少在饭后是如此。这里用私人发电机发电，而且只是在黄昏后才发动。如果没有发电机，就只能像鸟儿那样安排作息时间了。晚饭后，人们安歇了，村里一片宁静，当厨房最后一根柴禾熄灭时，黑暗笼照了大地。在非洲农村夜间的一件乐事是到户外散步，仰望大空，群星闪烁，美妙万分。一种敬畏心情，油然而生。你会觉得住在村里的非洲人与宇宙融为一体，这种奇妙的感觉会使生活在贫穷和疾病重压下的人们体会到生命的真谛。
像大多数非洲人一样，天一亮我就起身了。这时正好到栋古周围的村子去转悠，寻找类似埃波拉的病毒了。再一次，我又空手而归，我没发现在扎伊尔与苏丹南部之间任何商业来往的迹象。栋古的人们很少去外地旅行，去干什么呢？人们没处去也没事干。
离开栋古后，我向北走到了一个叫阿巴（Aba）的小镇，离苏丹的国界更近些了。但是不管我们再往哪里走，我们得先乘渡船渡过尤勒河（Ue1e River）。这种渡船是由四只漏水的独木舟连在一起、上面盖上木板做成的。它看上去那么摇摆不稳，连运载吉普车都有困难，更何况五吨重的卡车。尽管这渡口位于苏丹和扬布库的主要通道上，显然很少车辆使用它。因而它也不大可能运送过带有埃波拉病毒的卡车。他们友好地告诉我们，可以把吉普车平安地运送至对岸，我们对此不无怀疑，但此外也别无他法，只好把它开上木板。这突如其来的重量使木板剧烈地晃动，然而它居然平稳下来。我和司机都不敢坐在吉普车内，没那个胆。我们站在独木舟上紧张地看着水手们把那只在重载下晃晃悠悠的破船，半摇半拖地拉上对岸。与此同时其他水手则忙着用罐头盒把船中的水舀出来。我一直担心船上的人随时有落水的可能。然而由于某种奇迹，我们终于平安抵达对岸。在非洲我很早就学到了这样的经验：问题总会解决的，但往往不是按你原来想象的那种办法。
栋古的传教士们告诉我，从陆路去阿巴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们错了，不是困难而是根本不可能。要去阿巴得渡过另一条河，但是找不到渡船。实际上是那里的渡船在不久前的一次风暴中，由于船缆折断而漂走了。近处没有桥，也许根本就没有桥。因此我们只好继续上路，来到了多鲁马镇（Doruma），那里已经接近苏丹了。在当地传教的两位意大利神父极其热情地欢迎我们。他们已经很久没接待过客人，打算好好招待我们一番。我们交谈使用的是一种法语、意大利语和原始西班牙语并混杂一些英语的古怪语言。
当天晚上，他们请我吃的是典型的本地饭菜，用棕桐油烧的米饭、豆干和鸡蛋。神父们拿出据说是专门为我们烘制的面包，吃起来既酸又苦，但他们满不在乎。神父们为没有啤酒而表示抱歉。我们喝的是烧开过的水，因而我幸可免去尝受碘化物的可怕怪味。晚饭结束时，神父们取出他们储存的一种地方酒。尽管我喝惯了棕榈酒，但这种酒一定是用机油和硫酸泡制而成的，喝起来就是那股味。当有位神父点燃他的烟斗时，我以为我们都会起火了。
我的头因该种混合制剂变得昏昏欲睡。神父们把我领到睡觉的地方一乙乙间贮藏室，室内放了一张行军床。床周围放了许多箱发了芽的土豆，几袋面粉和几包麦片。房内散发着这些食品的强烈味道。偷看了一下，我发现面粉都发霉了，怪不得面包那么难吃：霉菌。
我乏透了，倒头就入睡。
但是没睡多久。
不断的吱吱声和瑟瑟响声把我从梦中惊酬。发生了什么事？在一片漆黑中，我努力睁开眼睛，发现我周围有一群老鼠在面粉和土豆中乱窜，我想只要我不干预他们，他们也就不会打搅我，因此重新倒头睡下，但再也没能睡稳。第二大早晨，我有礼貌地向神父们提出，他们家里可能有老鼠，但他们毫不在意，我也就没再往下说。他们也许把老鼠当成另一种蛋白质的来源了。在非洲，很多人吃老鼠，甚至把老鼠当成美食。
早餐吃的是咖啡和带霉味的面包，餐桌上我向神父们提出我来多鲁马时一路上提出的问题：他们是否听说过埃波拉疫情。他们说没有，在多鲁马没有。那么在苏丹，越过边界几英里的地方有没有呢？没有，他们没听说过。有一位神父说：“你是否去恩扎拉（Nzara）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
“我当然想去，但是没有签证，我不知该怎么办？”
“哦，这没问题”，一位神父说，“我们可以找这里的一位大首领，他可以安排一切，而且他很可能派他的一名‘说话人’陪你去。”“说话人”是对法律专家、翻译和村里有文比的人的一种古怪统称。
果然如此。那天，我们在附近几个村子里转悠找到一个大首领，他同意提供一名“说话人”陪我们穿越国界。正如神父们所预料的，他还主动为我们用扎伊尔地方和苏丹南方广泛通用的赞德语（Zande）写了一封信，请求有关当局允许我们越过边境。为了使信显得正式些大首领还盖了私人印章。当天晚上回到传教士的住所后，我试着用无线电给我们在金沙萨的人报个信，告诉他们我第二天就要越过苏丹边界了。虽然至今我还没能找到埃波拉病毒的踪迹，但情况将会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