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让·路易·夏洛特重返巴黎时，欢庆胜利的旗帜已经飘扬了好几个月了。他的鞋面还算马马虎虎，但鞋底磨得都快跟纸一样薄了。他深色的律师套装带着被监禁多年的印记。他原以为自己身陷囹圄时仍保持着得体的外表，可现在，残酷的阳光犹如一个二手贩似的在他衣服上触摸，指出衣料皱巴巴的，纽扣也丢了，而且整体很邋遢。不过，巴黎本身也挺邋遢的，这倒多少是种安慰。
在夏洛特的衣服口袋里，用一小片儿报纸包着一把剃刀和一块肥皂头。此外，他还有三百法郎。他什么证件都没有，却有比各种证件更管用的东西——由监狱长官开具的文件，一年前，德国人在那上面仔细地记录下他向他们供述的虚假细节——包括夏洛特这个假名。此时，在法国，这样一份东西比法律文件更值钱，因为没有一个法奸拥有德国监狱的档案文件，上面有最具效力的照片——正面照和侧面照。而自从夏洛特开始蓄须，他的面部就已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如果仔细审视，它依旧还是那张脸。德国人简直是最先进的档案保管员，文件上的照片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替换掉，整形手术可以添加或是消除伤疤，但是要改变头骨的实际尺寸就没那么容易了。这些德国人的档案登记工作做得滴水不漏。
尽管如此，法奸中再没有人比夏洛特更能感到自己在被追捕，因为他的过去同样令人不齿。他无法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钱财是如何丢失的——如果这事确实还尚不为人知的话。他始终感到在街角被似曾相识的面孔盯梢，他被自己想象中认识的背影赶下了公共汽车。在巴黎，他刻意搬到自己陌生的地方去。他心中的巴黎，从来就只是一个小小的巴黎：他为它勾勒的轮廓包括他自己的公寓、法庭、歌剧院、蒙帕尔纳斯火车站以及一两处餐馆。在这些点之间，他只知道两两相连的最短路线。现在他只需挪开一步，就能遁入未知的地域：地下铁在他面前像丛林一般铺展开来，发生战事的地带和之外的地方是他可以安然游荡的荒漠。
但他除了游荡之外，还必须做点什么：他得谋份差事。有些时候——在他饮下走出牢狱后的第一杯酒之后——这时他便觉得相当有把握能卷土重来，重新积聚起他已经签字放弃的那些钱财，最终他做起白日梦，亢奋之中，他还买回了自己在布里纳克的圣·让的旧宅，兴高采烈地穿梭于一个又一个房间；而此刻，他看到了自己的脸在玻璃水瓶上的倒影——夏洛特那张胡子拉碴的脸。这是一张失败者的面孔。他觉得这真是咄咄怪事，一次精神上的溃败竟会留下就像流浪汉脸上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痕迹。不过，他当然可以客观地对自己说：这不是一次溃败，而是为“天将降大任”所做的毕生准备。一位艺术家可不是在寥寥数小时内完成其画作的，而是在他拿起画笔之前就已积累了多年经验，对于失败也是同样的道理。他曾经做过律师这一时下流行的行当，这是他的宝贵财富；他过去继承的财产比自己挣的还要多。要是只靠他自己，他绝对无法企及自己现在的高度。
尽管如此，他已经数次尝试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来维持生计。他申请了一个语言学校老师的职位，此类学校在城市里不胜枚举。尽管战争仍在法国边境之外嗡嗡低回，贝立兹们和类似的机构早已生意兴隆起来：大批外国士兵取代了和平时期的游客，迫切地想要学习法语。
面试他的是一位衣冠楚楚的瘦削男人，身穿双排扣礼服大衣，闻上去有一股淡淡的卫生球味儿。“恐怕，”他最终开口说，“你的口音不够好。”
“不够好！”夏洛特惊诧地叫出声来。
“对于这家机构而言还不够好。我们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我们的教师必须具备最优的、最出类拔萃的巴黎腔。很遗憾，先生。”他说话时咬字极为清晰，仿佛他只习惯对外国人讲话，而且他只用最简单的措辞——他接受的训练是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他沉思默想的目光停留在夏洛特的那双破鞋上。于是，夏洛特离开了那里。
或许，那个男人在某些方面让他想起了勒诺特。于是，他刚一离开这家机构，旋即意识到自己本可做个职员，过上还算说得过去的好日子。他的法律知识能派上用场，对此他可以解释说，自己曾一度希望能被受命出庭，但他的钱都花光了……
他应征了《费加罗报》上的一则招聘广告，地点位于霍斯曼大道旁一栋灰色高楼的三层。他发现那间办公室，给人感觉像是结束敌军占领后刚做过扫除似的：灰土和稻草被扫到墙根底下，家具看上去仿佛是新近从板条箱里取出来的，而此前它们已被装箱尘封许久了。当战争结束时，人们会忘记自己和世界历经了多少沧桑，因此需要譬如一件家具或一顶女帽之类的某样物件，来唤醒对时间的感知。这套家具全部由金属管组成，使屋子显得像是轮船上的一间轮机舱，但它想必是一艘已经搁浅多年的船——管子都已失去了光泽。这要是在1939年就算过时的了，但在1944年，它们反倒有一种仿古家具的派头。一个老头接待了夏洛特。当家具尚新的时候，他想必也相当年轻，对各种流行的、时髦的东西和各种物件的外表颇具鉴赏眼光。他在一堆钢管椅中随便捡了一张坐下，仿佛置身于一个公共等候室，随后他伤感地说：“我猜，你跟其他所有人一样，也忘记了一切吧？”
“哦，”夏洛特说，“我记住的已经足够了。”
“我们这里目前付不起太高的工钱，”老人说，“不过，等情况恢复正常以后……我们的产品总是需求旺盛的……”
“我一开始，”夏洛特说，“可以接受低薪……”
“重要的是，”老人继续说，“工作热情，要对我们销售的东西满怀信心。毕竟，我们的产品印证过自身的实力。战前，我们的销售业绩很棒，简直是非常出色。当然，有季节性的关系，但巴黎总有外国游客，就连外省也购买我们的产品。要是我们的账簿还在，我就会给你看看我们的销售额了。”从他的言谈举止，你会以为他是在吸引一个投资者，而不是面试一个未来的雇员。
“是的，”夏洛特附和道，“没错。”
“我们必须使我们的产品再度闻名于世。一旦它出了名，肯定不负众望，还会像以前那样受欢迎的。制作工艺会证明一切。”
“我想你是对的。”
“现在你明白了吧，”老人又说，“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一个合营企业……忠诚感……你的积蓄会是相当安全的。”他的手在一大堆杂乱的钢管椅上挥过，“我向你保证。”
夏洛特始终不知道产品究竟是什么，不过在下面的楼梯平台那里，有一只木板箱已被打开，稻草中立着一盏约三英尺高的钢制台灯，造型是埃菲尔铁塔，但制作极为丑陋。花线顺着电梯升降机井梯挂下来，好似一个老式旅馆电梯的绳索。顶层的灯泡是用螺丝钉固定的。或许，那位老人在巴黎只能搞到这个台灯，或许——谁晓得呢？或许它本身就是产品……
三百法郎在巴黎维持不了太久。夏洛特又应征了一则广告，但雇主要求出示正规的证件。他对监狱档案并不感冒。“这种东西你想买多少都可以”，他说，“花费一百法郎就行。”对于德国当局所做的精准测量，他也拒不接受。“我的任务不是测量你的头骨，”他说，“摸你头上的包块也不是。赶紧去市政厅拿到正规的证件吧。你看着像是个能干的家伙。这个职位我会给你保留到明天中午……”但是夏洛特再也没回去。
在三十六个小时之内，他除了两个面包卷之外什么也没吃。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又完全回到了出发点。在薄暮的夕阳中，他背靠一堵墙，幻想着自己听到市长的怀表在嘀嗒作响。他走过漫漫长路，费尽周折，复又回到煤渣小路的尽头，背靠着墙壁。他将赴死，他原本可以仍以富人之身死去，给所有人省去麻烦。他开始向塞纳河走去。
此刻，他再也听不到市长的怀表了，不论他转向哪个方向，取而代之的都是一种拖着脚步走的低沉的声音。对他而言这与听到市长的怀表声无异，他似乎意识到两者都是幻觉。在空荡荡的长街尽头，河水泛着光。他发现自己喘不过气来，于是倚着一个便池等了一会儿，由于河水晃眼，他垂下了头。那种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来到他身后，停了下来。好吧，怀表也止歇了。他刻意不去留意这些幻觉。
“皮道特，”一个声音响起，“皮道特。”他猛地抬眼，但根本没人。
“你肯定就是皮道特吧？”那个声音说。
“你在哪儿？”夏洛特问。
“在这儿，还用问吗。”短暂的停顿之后，那声音几乎就像从他的耳朵里传来，好似自己的良心在说话，“你看上去疲惫极了，简直是筋疲力尽。我都快认不出你了。告诉我，还有人来吗？”
“没有。”幼年时在乡下，在布里纳克山背后的树林里，人们曾经相信声音会突然从喇叭花或是树根里发出来，但在城里，当人到了垂暮之年，不会相信地面上铺的石头能发出声音。他再次问道：“你在哪儿？”之后意识到自己简直反应愚钝——他能看到便池的绿色帷帘下方露出来的小腿，腿上穿着黑色细条纹西服裤，像是律师、医生甚或是众议员的裤子，但是鞋子有好几天没擦了。
“我是卡洛斯先生，皮道特。”
“什么事？”
“你了解这种感受吧。当一个人被误解了。”
“没错。”
“我又能怎么办呢？再怎么说，我都得继续演下去。我的行为不折不扣是正确的——但也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没人比你更清楚了，可怜的皮道特。我猜想，他们也跟你作对吧？”
“我完蛋了。”
“振作点，皮道特。永远不要言死。我在伦敦的一个堂兄正竭尽全力把事情摆平呢。当然喽，你认识他们当中的一个对吧？”
“你为什么不从那儿走出来，让我看看你呢？”
“最好别，皮道特。不在一处，我们还有可能通得过检查，但要是在一起……太冒险了，”细条纹西服裤不安地动了一下，“有人来吗，皮道特？”
“没有人。”
“听着，皮道特。我想让你给卡洛斯夫人捎个信儿。告诉她我很好，我已经去了南方。我会试着到瑞士去，直到一切都平息为止。可怜的皮道特，你也许需要几百法郎吧，不是吗？”
“是啊。”
“我待会儿会把钱留在这边的平台上。你会捎口信的，不是吗，皮道特？”
“捎去哪里？”
“哦，还是老地方。你知道的——在三楼。我希望老太太的头发还没掉光。头发可是那老母狗的骄傲。好啦，再会了，祝你好运，皮道特。”便池那边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然后这种低沉的足音朝着另一个方向走远了。夏洛特注视着陌生人离去：高大结实的身材，穿着黑衣，一条腿跛着，戴着一种夏洛特自己也戴过的礼帽——那是好多年前了——当他走在米洛美斯涅大街和法院之间。
在便池的一个平台上有一卷纸——那便是三百法郎。不管卡洛斯先生是何许人，他这种行胜于言的美德是颇为罕见的。夏洛特放声大笑，笑声在金属隔间当中显得很空洞。一周过去了，他恰又重新回到自己怀揣三百法郎开始生活的地方，仿佛他这段时间以来始终远离尘世——确切地讲，犹如某个外表友善但内心歹毒的女巫施与他一个永不穷竭的钱包作为恩惠，但他从钱包提取的数目永远不能超过三百法郎。会不会也许是那个死去的人从他的三十万里分了一些出来补偿他呢？
情况很快就会见分晓，夏洛特思忖着。勉强维持一周，但仅仅是蹉跎了一周的时间，一周结束之后又比之前更加破落不堪，这又有何好处呢？此刻是享受开胃餐的时间，自从他来到巴黎之后，这才第一次有意步入他自己的领域，他对这片领域的每寸土地都了若指掌。
直到那一刻以前，他从未真正领略过巴黎的生疏感：一条不熟悉的街道或许是过去不常去的，可是现在他觉得空落落的，有小型三轮出租车悄无声息地从旁滑过，还有破落的雨篷和陌生的面孔。他只零星地看到平日里那些陌生人的熟悉的脸，坐在他曾坐过多年的座位上，啜饮着同样的酒水。他们犹如一座古老花园的遗迹，在一个粗心的租客仓促离去之后，仍挺立在一片丛生的杂草之中。
我今晚就要死了，夏洛特寻思着，如果当真有人认出我，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推开了他所熟悉的那家咖啡馆的玻璃门，走向一个特定的角落——在镶金框的镜子下方，长沙发右手边顶头的位置——他过去经常坐在这儿，仿佛享有某种权利似的。现在那里却被人占了。
一个美国大兵坐在那儿，他是个高颧骨的年轻人，带着一种粗犷而率真的稚气。侍者俯身微笑着与他交谈，仿佛他是这里最年长的顾客。夏洛特坐下来观察着，眼前的情形如同一种通奸行为。领班的侍者以前总要停下来跟他聊上几句，但现在却从他身边经过，就仿佛他根本不存在似的，随后他也在美国人的桌位那里稍事停留。原因很快就揭晓了——美国佬掏出一大把钞票来付账——夏洛特恍然大悟，先前他也曾拥有过大把钞票，是个花钱的角色；并非因为他现在成了幽灵，只不过他如今是个穷鬼。他喝下他的白兰地，然后又叫了一杯，服务速度之慢惹恼了他。他召唤领班侍者。那人试图躲开他，但最终不得不过来。
“怎么了，朱尔斯。”夏洛特说。
浅薄的眼睛里闪动着不悦：这个男人只喜欢与他亲近的人，也就是买单者对他直呼其名——夏洛特想。
“你不记得我了，朱尔斯。”夏洛特说。
那人变得不自在起来，或许这声音中的某种语调让他觉得耳熟。时局让人迷乱：有些顾客彻底消失了；其他隐匿不见的人回来了，蹲过监狱，人也变了；还有些人并未躲起来，却被他自己经营的利益所冷落。“哦，先生，你有段日子没来这儿了……”
美国人开始用一枚硬币大声敲击着桌面。“失陪了。”侍者说。
“不，别走，朱尔斯，你不能就这样丢下一个老主顾。你别看胡子。”他用手横挡住下巴，“难道你瞧不出一个叫夏瓦尔的家伙吗，朱尔斯？”
美国人再次用硬币猛敲桌子，但是这次朱尔斯没理睬他，只示意对面的另一个侍者去接那人的点单。“天哪，夏瓦尔先生，”他说，“你变化太大了。我真吃惊……我听说……”但他显然记不起自己听说过什么了。要记住他的顾客中哪些人是英雄，哪些是叛徒，哪些纯粹只是顾客，这可是件难事。
“德国人把我关起来了。”夏瓦尔说。
“啊，想必是这样了，”朱尔斯如释重负地说，“现在，巴黎差不多恢复如初了，夏瓦尔先生。”
“不尽然吧，朱尔斯。”他朝着自己的老位子点点头。
“啊，我担保，那个座位明天会给你留着，夏瓦尔先生。你的房子怎么样了——它在哪儿来着？”
“布里纳克。如今那里有租户了。”
“它没受什么损失吧？”
“我想没有。我还没去看过。实话告诉你吧，朱尔斯，我今天刚到巴黎。我几乎连住宿的钱都没了。”
“你可以在我这儿暂住几天吧，夏瓦尔先生？”
“不，不了，我总会有办法应付的。”
“至少，你今夜一定要让我们请客。再来一杯干邑白兰地吗，夏瓦尔先生？”
“谢谢你，朱尔斯。”他思忖着，试验已经奏效了：钱夹果然是不会穷竭的。我仍拥有我那三百法郎。
“你相信魔鬼吗，朱尔斯？”
“那是自然，夏瓦尔先生。”
他不由得变得更加大胆了：“你难道没听说吗，朱尔斯，我要卖掉布里纳克？”
“你拿到好价钱没有，夏瓦尔先生？”
夏洛特突然感到朱尔斯很令人厌恶：他简直难以置信一个人竟能如此粗俗。难道在这个世界上，他就没有什么东西，即便别人出好价钱也不足以构成诱惑吗？他是个能出卖自己生命的人……他说：“抱歉啊。”
“为了什么事，夏瓦尔先生？”
“过了这么多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理由对上百件事抱歉的，不是吗？”
“在我们这儿，可没什么理由要抱歉，夏瓦尔先生。我向你保证，我们的态度始终都是正确的，不打一丝一毫的折扣。我向来坚持先为法国人提供服务——没错，哪怕来的德国人是个将军。”
他嫉妒朱尔斯能保持一贯的“正确”：通过些微的粗鲁或是怠慢，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可对他而言——保持正确就意味着死亡。他突然说道：“你知道还有哪趟火车是从蒙帕纳斯站发车的吗？”
“只有几趟，而且车速很慢。他们还没弄到燃料。火车每一站都停。有时候，它们整宿都不走。你在天亮前到不了布里纳克。”
“我不急。”
“他们在等你吗，夏瓦尔先生？”
“谁？”
“你的租户。”
“没有。”不大习惯的白兰地酒冲刷着他头脑中暗藏的干涸通道。坐在那里，在熟悉的咖啡馆中，甚至连镜子和飞檐破损的位置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渴望，只想能够站起来去赶火车回家，正如他过去多年来经常做的那样。蓦地，他听任了自己心血来潮的想法，并从事情的另一面找到了解脱。他寻思着：毕竟，想死总还是有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