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靠开饭钟点来估摸时间，尽管饭点既不准时亦无规律；他们整日以最简单无聊的游戏取乐，天黑时则凭着某种默契一同入睡，而不会等夜晚某个特定的钟点，因为他们无从知道准确时间；事实上，有多少个囚犯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时间。刚被关进来时，这三十二个人共有三块不错的表，外加一个二手且靠不住的——或者说有表的人是这么断言的——闹钟。两个戴手表的人最先离去，他们在某天早晨七点离开牢房——或者是闹钟指向的七点十分——没过多久，也就几个小时以后，当手表重现时，已然戴在其中两名看守的手腕上了。
这样一来，只剩下闹钟和一块系链子的老式银质大怀表，分属火车司机皮埃尔和布尔格的市长。这两人之间渐渐滋生出一种竞争意识。他们把时间视为己有，而不属于其他二十八个人。可是，他们的时间不一致，因此都以一种狂热的姿态捍卫各自的时间。这种狂热使他们与其他狱友疏离，结果每天任何时候总能看到他俩待在这间大水泥窝棚的同一个角落，甚至连吃饭都形影不离。
有一次，市长忘了给怀表上弦。那是充满流言和猜疑的一天，因为前一夜，他们听到了从市区方向传来的枪声，情况正如两个戴手表的人被带走前一样。“人质”这个词犹如被一阵突起的狂风卷集的乌云，一笔一画地在每个人的头脑中凸显出来。牢房里冒出各种古怪的念头，市长和火车司机倒是愈加亲密，似乎害怕德国人存心跟有表的人过不去，要攫夺他们的时间。市长甚至准备向其他狱友提议把余下的两块表藏匿起来，这样总比完全没有表看时间好。然而，当他刚开口想说出这个主意时，忽又觉得这样似乎显得有些懦弱，因此话说了半句就戛然而止。
不管那晚究竟因为何故，反正市长忘了给表上弦。清晨醒来，天色刚刚亮到可以视物，他便急忙查看自己的怀表。“哎，”皮埃尔开口了，“几点钟了？那老古董怎么说？”指针定在一点差一刻的位置，如同被人弃置的黑色残骸。对市长而言，这简直是他一生中最可怖的时刻，比德国人抓到他那天还糟糕，不，远比那天糟得多。监牢破坏了一切感知能力，而最先丧失的是分寸感。他的目光从其他人脸上一一掠过，好似自己实施了某种背叛行为——背弃了唯一真实的时间。他在心中感谢上帝，牢房里没人来自布尔格。犯人中有一个是埃泰恩的剃头匠、三个职员、一个卡车司机、一个菜贩子和一个烟贩子——除一人外，其他所有犯人的社会地位都比他低，这使他感到自己对他们负有更重大的责任，同时，这也使他觉得其他人容易骗过，于是他对自己说，终究还是这样好些：与其让他们依赖各自的无凭臆测和二手闹钟，倒不如让他们相信仍知道正确的时间。
他根据铁栅外灰蒙蒙的天色快速估算了一下。“现在是五点二十五分。”他坚定地回答，并直视着其中一人紧盯的目光，担心他或许会洞穿自己的谎言。这是个巴黎的律师，名叫夏瓦尔，是一个孤独的家伙，不时笨拙地试图证明自己仍然算得上是个人物。其他大多数犯人都将他视作怪人甚至是笑柄：律师可不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他原本是在某些特定场合才被摆出来的气派的玩偶，可如今他早已失去那身黑袍，什么都不是了。
“胡说，”皮埃尔说，“那老古董怎么啦？现在可是六点差一刻。”
“你那种廉价闹钟总是走得快。”
仿佛出于习惯，律师尖锐地指出：“昨天你是说它走得慢。”从那一刻起，市长开始敌视夏瓦尔。狱中只有夏瓦尔和他是有头有脸的人。他心想：我可绝不会这么不给夏瓦尔面子。他随即开始搜肠刮肚地找寻一个合理的解释——某种隐秘而卑鄙的动机。尽管律师极少说话，也没有朋友，但市长得出的结论是：“哗众取宠。他以为他将会统治这个监牢。他想做个独裁者。”
“让我们瞧瞧老古董吧。”皮埃尔说。不过，怀表被银链牢靠地拴在市长的马甲上，链子上沉甸甸地挂着一些印章和硬币。它是不可能被夺走的。对这个要求他完全可以嗤之以鼻。
然而，那一天却在市长心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跟其他那些令人异常焦虑的黑暗日子一起，形成了一套个人独有的日历，譬如结婚、第一个孩子出世、市政会选举、妻子去世等等。他必须想方设法让表继续走起来，还得在没人留意时将指针调到一个合理的时间——可他感觉巴黎来的律师整日盯着自己。给表上弦其实相当简单，即便表没停也得上弦，他只需将发条上到一半，当天晚些时候再若无其事地拧一两圈就行。
就连这都没逃过皮埃尔的眼睛。“你忙活什么呢？”他狐疑地问道，“你已经上过一次弦了。老古董是不是坏了？”
“我根本没过脑子就上起弦了。”市长回答，可他的脑筋从未转得如此之快。他的表已有大半天时间比皮埃尔的闹钟晚了五个钟头，要找机会调整指针便愈发困难了。在这里，即便解决内急时也没有机会。院子里摆放的一排水桶就是厕所，而且为了便于看守看管，不许任何犯人单独上厕所，一次至少去六个人。市长也不能一直等到晚上，因为牢房里不许点灯，所以天太黑时无法看清指针。他还得始终在头脑中记录流逝的时间；一有机会就必须马上行动，连停下来犹犹豫豫地矫正一刻钟都不行。
终于，在傍晚时由于打牌爆发了一场争吵——他们玩的是一种用自制纸牌玩的呼“同”牌戏——有些犯人大部分时间就玩这个。有片刻工夫，大家注目的焦点都在玩牌者身上，市长趁机掏出怀表，迅速调整了指针。
“几点了？”律师问。市长吓了一跳，仿佛他在证人席上被一个猝不及防的问题给难倒了似的。律师注视着他，脸上挂着习惯性绷紧的愁容，表明过去的生活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东西，以便支撑他挨过如今的悲凄境地。
“五点二十五。”
“我以为比这要晚呢。”
“这就是我的时间。”市长厉声回应。这的确是他的时间。从今往后，他甚至连一丝一毫出错的可能性都看不出来了。他的时间不会错，因为这就是他自己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