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共和一样，民主也被看作是一种古老的理想和传统。就中国历史而言，它可以追溯到周礼中的\"乡饮酒礼\"。所谓\"乡饮酒礼\"，就是诸侯或卿大夫定期邀请国内贤者、能者、乡老、乡大夫等\"社会贤达\"举行酒会，在斛筹交错中就军国大事进行政治咨询，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协商会议\"或\"元老会议\"。上古尊老（老人多经验）、重贤（贤者多智慧），定期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不奇怪，也有效益。在当时，这些与会的\"社会贤达\"们大约也是能够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的（后世则逐渐演变为一种纯粹的礼仪），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原始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城邦民主制政治\"（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
其实，这同视召周摄政为共和一样，也是以今例古，可以商量。正如召周共和只是共摄不是共和，乡饮酒礼也只是协商而非民主。民主当然包含协商，但协商却并不即等于民主。民主的目的不是要\"商量事情\"，而是要\"进行授权\"。也就是说，在民主的体制下，执政者的权力必须由人民（或公民、国民）授予，未经授权的任何政权都是非法，这就叫\"主权在民\"。而且，授权一旦变更，执政者就必须交出权力，这就叫\"可以让渡\"。\"主权在民\"和\"可以让渡\"是民主的关键，选举换届即是其具体体现。如果主权不在民，或理论上权力不可以让渡，即非民主。
这又是中国没有的传统。不错，中国古代是有所谓\"民本\"思想，但\"民本\"（国本在民）并不是\"民主\"（主权在民）。民主分的是\"主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民本分的是\"主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何况\"君轻民贵\"也只是理想，不是事实，事实是\"君贵民贱\"。君至贵，也叫\"至尊\"（九五之尊）；民至贱，也叫\"草民\"（草芥之民）；君为主，叫\"君主\"；臣为仆，叫\"臣仆\"；君为父，叫\"君父\"；臣为子，叫\"臣子\"。请大家看看，这里面哪有什么\"主权在民\"? 明明是\"主权在君\"。而所谓\"民本\"，则不过是以\"子民\"为执政的\"本钱\"罢了。或者说，是他们的\"载舟之水\"而已。
显然，君主不是\"人民之子\"，而是\"天之骄子\"；官员也不是\"人民公仆\"，而是\"民之父母\"。一个有民本思想的\"父母官\"所能做到的，也只是\"为民做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民做主\"与\"为人民服务\"完全是两个概念。服务者是\"公仆\"，做主的却是\"主宰\"。\"为民做主\"虽较\"荼毒百姓\"为好，却仍是\"主民\"，不是\"民主\"。
中国历史上既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也没有\"人民授权\"的制度（君权神授的仪式倒是有的）。历代王朝（包括小朝廷）的执政权，没有一个是人民授予的，而是执政者自己巧取豪夺来的。宫廷政变即是巧取，逐鹿中原即是豪夺。巧取者少，豪夺者多，但无一经由民授。当然，一旦获得政权，执政者也会标榜自己的天下得之于民，谓之\"得民心者得天下\"。似乎他们的政权虽非民授，却也\"顺应民心\"，甚至是\"人心所向\"。按照\"天意即民意\"的原理，这也无妨看作人民的授权，只不过是\"心授\"（人心授权）罢了。其实，得民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民心。比如刘备，据说是得民心的，但又何尝得天下？也就是九州有其一而已，还是打出来的。又比如清人刚刚人关时，何尝得过民心（其\"剃头令\"就不得人心）？却也照样得天下。可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是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却值得怀疑（请参看常书远《 得天下者未必得民心》 ）。
至于权力可以让渡，则更是匪夷所思。不但帝国的统治者不同意，民国的统治者也不同意。问题还不在于他们愿意不愿意，更在于他们根本就不承认权力的让渡有什么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能性。国民党大佬陈立夫曾对民主人士沈钧儒说：\"我们是拼了命得来的，你们要凭圆桌上的空话说了去，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权力本非民授，也就不可让渡。你要拿，也得凭本事巧取，或者拼了命豪夺！
政权既非经由民授，则治下之民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民权。没有民权，就谈不上宪政。因为宪政并非简单的就是\"立宪执政\"，更重要的是\"全民约法\"。主权不在民，国民无民权，又怎么能立法？岂但无权立法，甚至连国民和公民都不是，是\"臣民\"。臣民就是\"臣服之民\", 自然是任由予夺。何况江山是统治者打下来的。按照\"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当然是由统治者（或曰胜利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治理国家，并制定规则。那么，又有谁愿意在胜利后制定一部宪法，来做自己的\"紧箍咒\"呢？恐怕没有。所以，历代王朝开国之际虽然也都要进行一系列\"立法\"工作，但那与其说是\"立法\", 不如说是\"制律\"。因为那些所谓\"法律\"都是对付臣民的，不是限制帝王的。专制帝王们对\"依法治国\"或\"依法行政\"没有兴趣，他们更信奉的是\"口衔天宪\"和\"联即国家\"。
何况宪政并不只是\"宪政\"（在宪法框架内行政）, 更重要的还是\"限政\"（限制政府的行政）。不但要限制政府，还要限制国会，而且首先是限制国会。其证明，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著名的\"不得立法\"条款——\"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动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要求申冤的权利\"。这个条款用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规定，国会不得起草通过有可能侵犯民众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于是，不但被人民授权的权力机关（政府）要受到限制，代表人民授权的民意机关（国会）也要受到限制。这里体现的，便正是宪政的精神。
于是，我们就从中看出了民主与宪政的区别——民主关注的重点是授权，宪政关注的重点是限政。按照民主的原则，主权在民，治权民授，国会的立法和政府的行政都必须经由多数的同意。因此，民主完全有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从而使\"人民民主\"变成\"群众专政\"。宪政则不会。因为宪政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授权，而是限权。在宪政和宪政主义者看来，任何不受限制的权力都是危险的，而且并不因为它来自人民或掌握在正人君子手里，就不是危险。权力来自何方，掌握在谁手里，怎样使用，这些都不是宪政考虑的问题，而是民主与共和的任务。宪政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专制。因此，宪政不但要求执政者合法（包括以宪法为政治权力的唯一合法依据，在宪法的框架内行使政权），而且要求宪法本身合法。这样看来，宪政就不但是\"限政\"，也是\"限法\"。也就是说，只有\"限法之法\"，才是\"宪法\"。
这又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我们从来就只知道\"王法\"，不知道\"宪法\"；也从来就只知道那王法是\"治民\"的，不知道还有\"限政\"的法。因此，大清王朝末年颁布的《宪法大纲》 ，开宗明义竟是这样的条款：\"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这哪里是什么宪法，又哪里是什么宪政！结果竟是这样：大清王朝的\"宪政\"不但没有限制君权，反倒给不受限制的君权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这当然不能让人满意，\"万世一系\"的大清帝国也就只好走上断头台。
不过，晚清宪政运动的失败，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个人（如立宪派）或某个团体（如清王室）的失误，而仍应归结为\"限政传统\"的阙如。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没有限政传统，不是说历代王朝的所有权力都是不受限制的。事实上各级官员和各个部门的权力都有一定之规，甚至有森严的界定（比如后妃不得干政，太监不得干政）。越权办事或越权干政，历来是王朝和官场之大忌。但这只是\"限权\"，不是\"限政\"，因此也叫\"权限\"，不叫\"政限\"。而且，划定权限，正是为了保证最高权力（君权）不受制约和限制。这就叫\"权有限而政无限\"，即代理皇权的官员和衙门有权限，掌握政权的皇帝和朝廷无限制。
当然，君权无限，也不等于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事实上正如隋文帝所言，\"联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比方说，有作为的开国之君汉高祖，和没能耐的守成之君明万历，在建储问题上就同样不能随心所欲。但诸如此类的限制，或是因于道德，或是因于舆论，或是因于传统，或是因于惯例，无一因于法律。即便因之于法，那\"法\"，也只是\"礼法\"或\"祖宗家法\"，不是\"宪法\"。宪政则不然。宪政不但是\"限政\"（限制国会和政府），而且是\"宪政\"，即\"根据宪法来限制权力\"。宪政的要义是：包括立法权和行政权在内的任何政治权力，都只能以宪法为唯一依据，并为宪法所制约。因此，宪政与否，不但要看权力是否受到限制，还要看它受谁所限，看它是受制于宪法，还是受制于别的权力（比如君权）。这一点，甚至更为重要。显然，正如法制不等于法治，限权也不等于限政，更不等于宪政。
宪政以宪法为最高依据和唯一依据，因此，宪政的国家必定是法治的国家，宪政的传统必定是法治的传统。如果说，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共和是共有、共治、共享，那么，宪政就可以说是法有、法治、法享。在宪政国家，一切权力都受法律制约，一切法律都受宪法制约，所有人和所有机构都必须遵守和服从宪法。宪法，是至高无上的。
那么，至高无上的宪法，与至高无上的君主又有什么不同？区别就在于：宪法不能违反（违宪），却可以讨论、批评、反对、修改（修宪）；君主则既不能讨论、批评、反对，更不能修改和违抗。宪法也能够批评、反对吗？当然能够，因为宪法可以修改。如果不能批评、反对，又何必讨论，如何修改？实际上，批评与反对是讨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修宪的重要依据。这一点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倘无这一区别，则宪法就会变成新的、物化的专制君主，也与宪政的限政精神相悖。从这个意义上说，既限政又限法的法治即是宪政。
民主授权，宪法限政，协调二者的是共和。共和的任务，是既要保证由人民授权的政权不被僭窃，又要保证被宪法限制的政府有工作效率。因此，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共和、民主、宪政三位一体的。民主解决授权问题，共和解决执政问题，宪政则解决限政问题。没有共和，民主就会变成多数暴政；没有民主，共和就会变成寡头政治；而如果没有宪政，它们都会变成无法无天。
反过来也一样。没有民主，宪政就没有意义；没有共和，宪政就流于形式；而如果既没有民主，又没有共和，那么，宪政就有可能变成专政。在民主与共和缺位的情况下，宪法不但会沦为一纸空文，而且很可能被用来作为镇压人民的利器，就像\"天道\"和\"民意\"曾经被用来做专政的理由一样。因此，一个真正能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国家，必须同时是民主、共和、宪政的。当然，它也必定同时是自由、法治、人权的。
这样一种政体或制度是我们民族原本所没有的，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传统。甚至就连许多官员和学者，也未必都能清楚地阐述民主、共和、宪政各自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常常将法治与法制相提并论，权力与权利混为一谈。看来，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真是任重道远，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还必须再问一个为什么，即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不可能自发地生长出上述制度和思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