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体禄太低而权力过大，只是官员腐败的原因之一。它既不是腐败的全部原因，也不是腐败的根本原因。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追踪州县盘剥所得的去向。
去向也很简单：一部分落人私囊，一部分孝敬上司。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包括\"耗羡\"在内的额外收入是只有州县才有的，因为只有州县才是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牧民之官\"。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常规税费之外加收加派。这就会造成极大的失衡，即级别最低的州县的收入，竟大幅度地高于府道、抚督和中枢官员（京官）。这当然绝不可以，事实上州县也不敢独吞自肥。他们的这笔额外收入，是要拿出相当部分来孝敬上级的。问题在于要有一个名目，也要有一个规矩。没有名目，便会有行贿嫌疑；没有规矩，则无从把握分寸。好在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帝国的官员们从来就不缺乏智慧，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案很快就在实践中产生。它的名字，就叫\"官场陋规\"。
官场陋规又叫\"规礼\"，也就是照规矩要送的礼金。这些规礼包括临时性的和常规性的两种。常规性的大体上是冬夏各一次，分别叫\"炭敬\"（取暖费）和\"冰敬\"（降温费）。再就是\"三节\"（春节、端午、中秋）、\"两寿\"（领导和领导的太太过生日），要送\"节礼\"和\"寿礼\"。礼金的多寡，因地（穷县富县）因职（肥缺苦差）而异，但不送是不行的。
临时性的礼金也有一定之规。比如上级来视察时要送\"程仪\"（即\"路费\") ；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要送\"使费\"和\"部费\"，其中送给地方政府的叫\"使费\"，送给中央部院的叫\"部费\"。此外，长官的门房那里要送\"门敬\"，跟班那里要送\"跟敬\"。如果是接到任命，进京陛辞，或原本在京待命，即将赴任，则离京之时须向有关官员送\"别敬\"。公元1845 年（清道光二十五年），一个名叫张集馨的地方官，从朔平知府调任陕西督粮道（主管西北地区军粮的地方官）时，仅在北京的\"别敬\"就花了一万七千两银子。上任后，仅送给巡抚的规礼，一年四季就共要五千二百两；而这位陕西巡抚，便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请参看张集馨《 道咸宦海见闻录》 ）。实际上大约除海瑞和少数几个人以外，几乎没有州县不取\"耗羡\"，没有督抚不收\"陋规\"，没有京官不接受\"孝敬\"。能不在常规之外加码，便是清官。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此之谓。这是连康熙这样的皇帝也无可奈何的事情（唯雍正帝曾试图革除，但至乾隆时即恢复）。正因为皇帝默认，百官奉行，谁也不当真把它看作腐败，因此是一种不算腐败的腐败，我称之为\"非典型腐败\"。
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帝国的尴尬与两难。
众所周知，康熙并不是糊涂皇帝，他难道不知道\"耗羡\"有问题？当然知道。为什么不改呢？因为改不了。同样，林则徐也不是贪官污吏，他难道不知道\"陋规\"是腐败？当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收呢？因为不能不收。其实，\"陋规\"二字早就一语道破天机，而且简直就是传神之至妙不可言——明知是腐败（陋），却又非做不可（规）。请大家想想，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
荒唐的根源不在别处，就在帝国制度本身。前已说过，帝国制度有三大特征，即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集权。这就决定了帝国的各级官员，只可能是皇权的代理人，不可能是民众的代言人。而且，这种代理也只可能是自上而下层层递减的。与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州官县官，离权力中心也最远。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因为\"天高皇帝远\"，他们就可以自行其是。因为在离他们并不太远的地方，就有监临的上司。这些上司的上面，又有上司。正是这些上司和上司的上司而不是民众，决定着他们的前程。也就是说，一个官员要想青云直上飞黄腾达，关键在于其上司的赏识和提携。能被皇帝赏识提携当然更好，但对于中低级官员来说，这种可能性极小。因此几乎每个下级官员都懂得一个道理，就是必须和上级搞好关系，至少不能得罪他们。
问题在于，帝国官员之间的关系是极不平等的。上级轻而易举地就能给下级带来好处或造成伤害，下级却很难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上级带来什么实惠，除非他以盘剥百姓所得来孝敬上司。因此，尽管要孝敬上级就难免会伤害民众，但是，在孝敬上级和保护民众之间，许多官员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因为谁都计算得出，作为被帝国雇来放羊的临时工，让包工头高兴显然比羊群的茁壮成长更重要。羊群长得再好再肥，也是农场主（皇帝）的，自己的实惠却只能来自包工头（上级）。何况帝国的羊儿是那样众多，拔几根毛并无伤大雅。羊的任务原本就是生产羊毛，拔掉了还会再长。就算拔光了也不要紧，因为恢复羊群的健康已是下一任牧羊人的事情。
帝国当然不会想不到这一点，它的办法是不断派出诸如巡按、监察御史、钦差大臣之类的人物去检查它的牧羊人。可惜，这种做法的效果十分可疑。且不说帝国是否有那么多监察官员可派，就算有，这些监察官员也是可以用对付上级的办法来搞定的。也就是说，地方官员只要像孝敬上级官员一样，来孝敬监察官员就行了。问题是，孝敬上级官员的钱，是\"计划内\"的；孝敬监察官员的钱，却是\"计划外\"的。这笔钱，不从天降，不由地生，只能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于是，帝国派出专员监察牧羊人的结果，是羊群又被多拔了一次毛。
荒唐的还不止于此。比方说，明清时代甚至有这样的官场规矩：但凡钦差大臣到省，各府各州各县无论是否涉案，都要参加集资，以供招待之需。集资的总数，往往多于招待的费用。比如清代道光年间，朝廷派大员到山西查案，太原府便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库借银招待，事后再向下属摊派。每次借银大约二万两，事后的摊派却有三五万之多（请参看张集馨《 道咸宦海见闻录》 ）。结果，帝国的监察不但未能起到反腐倡廉的作用，反倒给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吏提供了一次聚敛钱财的机会，这可真让人啼笑皆非。至于下属府、道、州、县交到省里的摊派银，当然不会出自官员私囊，而只能是盘剥民众所得。
可见，州县之所以要盘剥百姓，除了俸禄太低以外，还因为他要孝敬上级；而上级地方官之所以要接受下级的孝敬，则是因为他要笼络京官、打发钦差，这是许多正派的地方官（如林则徐）也不得不收取陋规的重要原因之一。下级必须孝敬上级的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上级是\"牧官之官\"。自己的乌纱帽甚至小命，都捏在上司的手里。同样，身为一二品大员的督抚之所以要笼络京官，包括笼络那些级别比自己低的京官和没有级别的太监，则无非因为他们比自己更接近权力的中心。权力，是所有这一切的总指挥和总导演。
实际上所谓\"官场陋规\"，就完全是按照权力和权力关系来设计和实施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同时存在着陋规，而不拘对方是官是吏，是何级别。比如地方上到京城办事用印，要送\"印规\"，这笔钱就是送给办事员的。当然，办事员也不敢私吞，也要按照一定之规分给上司和同僚。到上级领导那里请示汇报工作，也要给门房和跟班送红包。门房和跟班不是官，连吏都不是，是下人。但，宰相门前七品官。门房和跟班接近权力，也有一点小权（替你通报或不通报），因此也有一份陋规。即便同为上级官员，陋规银两的多少也只与权力关系成正比，而无关乎级别。比如陕西督粮道送给陕甘总督的陋规银是一年三次，每次一千两，共三千两；送给陕西巡抚的却是一年四次，每次一千三百两，共五千二百两。其原因，就在于陕西巡抚是顶头上司，有\"年终密考\"权，对官员的前程关系重大。陕甘总督官阶虽高，却远在兰州，少有实际影响，故略有表示即可。
显然，官场陋规这种\"非典型腐败\"和\"典型性腐败\"一样，也是权力的赎买。它们都是某些掌权人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换取利益，或者不拥有某种权力的人用货币、实物或其他权力来换取这一权力的行为。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典型性腐败\"的发生，往往因于某一特定目的，比如要谋差使，要拿批文，要泄露考题，要挪用公款，甚至要将罪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要掩盖真相，包庇真凶，因此其危害性比较明显。事发以后，处分也重。\"非典型腐败\"却不同。它并不要求接受贿赂的一方违法乱纪，甚至并不要求对方做什么。即便要做，也不过例行公事，比如按批文拨款，或者按规定报销。冰敬、炭敬、年礼、节规之类，则不过\"正常\"的人情往来，更非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因此并不视为腐败。甚至就连款待贿赂钦差大臣这种明显带有说情性质的做法，也不视为腐败。相反，如果有人不以为然，揭发批判，则会被看作咄咄怪事。比如前述山西省集资招待钦差一事被下属某县令揭发时，当时新任山西巡抚的第一反应便是：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这里。一种腐败成了规矩，或者到了人人都不视为腐败，谁反对谁可笑的程度，就只能说明腐败已成为帝国的风气。
风气的形成当然绝非一日之功，但罪魁祸首却无疑是帝国制度本身。作为一种集权制度，帝国规定了资源和财富可以通过权力来剥夺和占有的基本原则。而且，可以通过权力来剥夺和占有的，不仅包括民众的财产权，还包括他们的人身权。事实上，帝国也正是通过这种剥夺和占有来实施其统治的。比如查没家产，或赏赐田亩；又比如加派差役，或减免赋税。由于这种统治只能通过官员代理的方式来进行，于是，各级官员尤其是直接牧民的州官县官，就变相地拥有了无法估算的资源和财富，帝国赋予他们的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无形资产\"和\"有价证券\"。它是有价码的，也是可赎买的，还是无亏损的。权力并不因为它的行使不再是权力。恰恰相反，权力如不行使才不是权力。这个道理，没有一个官员不懂。
在此前提下，腐败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甚至顺理成章：一个东西，可以换钱，可以换很多钱，而且换了以后自己并没有损耗，那么，有谁能抵挡这样的诱惑呢？同样，一个东西，有了它，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得到，又有谁不垂涎呢？只要能买卖，自然有人愿意掏钱。更何况，权力作为\"无形资产\"和\"有价证券\"，只有当它被人赎买以后，才当真是资源和财富。所以，在权力社会中，必然有人赎买权力，也必然有人出卖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腐败根本就是帝国与生俱来的东西，是帝国的胎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