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重读了夏坚勇先生《湮没的辉煌》一书。我一直认为，夏先生的“历史大散文”，无论气度还是识见，都在某先生的“文化大散文”之上，然而影响和销量却不可同日而语。这不公平。但正如夏坚勇先生自己所说，“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叹息也没用”。
还是言归正传，先说说为什么会有写这篇文章的冲动。
夏坚勇先生书中的第一篇文章，叫《寂寞的小石湾》，讲的是清顺治二年即公元1645年的事。那时清军已然入关，铁马金戈长驱直入所向披靡，“自京口（今镇江）以南，一月间下名城大县以百计”。那些守城之将和守土之吏，则“或降或走”，正所谓兵败如山倒，降将如云集，就连大学士领兵部尚书衔（相当于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史可法领导的扬州军民实际上也只战斗了一天（史可法本人则以身殉国）。“古城扬州的尸山血海，不是由于惨烈的两军决斗，而是由于八旗将士野蛮而潇洒的杀人表演”。然而这支战无不胜的铁骑在江阴城下却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六万义民面对二十四万清军，孤城困守八十一天，使清军连折三王十八将，死七万五千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幸存者仅老幼五十三口。这真是何等的惊心动魄，气壮山河！而领导这次抵抗的，竟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前任江阴县典史（正科级公安局长）阎应元。
阎应元是被俘后英勇就义的。而且，因为不肯向清廷贝勒（亲王、郡王之下，贝子之上的第三等贵族）下跪，被刺穿胫骨，“血涌沸而仆”，却始终没有弯下膝盖。另一位吴中义军领袖孙兆奎的表现则令人拍案叫绝。他差点没把“贰臣”洪承畴活活羞死。洪承畴是早期降清官员中职位最高也名气最大的。他在松山被俘投降后，崇祯皇帝以为他死了，曾下令为他建“昭忠祠”，没想到他根本就没有“成仁”。孙兆奎被俘后，洪承畴来审问他，说：你从军中来，可知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当时谣传史可法未死）？孙兆奎的回答是：你从北方来，可知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洪承畴恼羞成怒，急忙将孙兆奎推出辕门问斩。阎应元不过卸任典史，竟使清人折三王损十八将；孙兆奎不过被俘义军，却视手握生杀予夺之权的督帅如行尸走肉，这真是许多人想不到的事。
同样出乎满洲亲贵们意料之外的是：在胜利者屠刀面前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除了阎应元、孙兆奎这样的铮铮铁汉，还有许多手无缚鸡之力、操着吴侬软语的文弱书生，如绝食而死的浙江绍兴人刘宗周，召募义兵的浙江余姚人黄宗羲，起义抗清的江苏昆山人顾炎武，还有以隆武朝武英殿大学士身份在江西抗战被俘的福建漳州人黄道周。黄道周对付洪承畴的办法更绝，根本就不给洪承畴开口劝降的机会。他在囚室门外手书一联，道是“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这是谐音、嵌字联。“终”谐音“忠”，“成仇”谐音“承畴”。上下联第一个字和最后三个字连起来，就是“史终可法，洪反成仇”，谐音“史忠可法，洪反承畴”，意谓“史可法忠，洪承畴反”，同时也表明史可法终究是可以而且应该学习的（史终可法），不像洪承畴这样“不能报国反成仇”（洪反成仇）。按照当时的道德观念，一个士大夫，“不能报国”已是奇耻大辱，岂能“反目成仇”，视故土为敌国？简直就是忘恩负义，认贼作父！被骂作“洪成仇”的洪承畴无地自容，只得将黄道周处死。黄道周遥拜孝陵，然后端坐红毡之上，神色自若，从容就义。
这又是何等地让人震撼！
在我看来，自称日月双悬的“明”，乃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和最沉闷的朝代。明代的皇帝也没有几个是好的，不是残忍（如洪武），就是暴戾（如永乐），不是荒淫（如正德），就是迷信（如嘉靖）。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算是勤政，却刚愎自用，滥杀无辜（抗清名将袁崇焕即被他所冤杀），南明小朝廷更是昏庸腐败得一塌糊涂（比如弘光帝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发动群众抓蛤蟆来给自己配制春药、被称作“蛤蟆天子”）。那么，大明的子民们又凭什么要为他们卖命？
事实上这里面并没有多少报恩的成分。正如夏坚勇先生所说：“要说这些人受了朱明王朝多少恩泽，实在没有根据。在此之前，他们大多‘处江湖之远’，郁郁不得志。相反，倒是那些旧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屁股转得比谁都快。”这话是意味深长的，但夏先生做出的解释，却为我所不能完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