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也是会写青词的，而且写得比严嵩还好。
徐阶是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从小就命大福大。一岁的时候，他掉进井里，三天以后居然活了过来。五岁的时候，又掉到山下，居然挂在树上不死。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他中了进士，一甲第三名，是探花郎。《明史》说他这个人的特征，是个子小，皮肤白（短小白皙），注重仪表（善容止），聪明过人（性颖敏），能谋善断（有权略），城府很深（阴重不泄），似乎天生就是严嵩的克星。
和严嵩一样，徐阶得宠，也是因为会写青词（所撰青词独称旨）。他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宰相”，排在严嵩（首辅）和李本（次辅）的后面。徐阶的入阁，使严嵩本能地感到威胁，便多次加以倾害，“中伤之百方”。然而徐阶每次都能从容对付，化险为夷。这里面的原因，固然有徐阶的权术谋略，也有嘉靖的偏袒庇护。嘉靖实在是太喜欢徐阶写的青词了，简直就是爱不释手，严嵩当然奈何他不得。等到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五月，李本离职，徐阶升任次辅，严嵩就更是扳他不倒了。
何况严嵩这时也力不从心，自身难保。原来，严嵩揣摩圣意能够百发百中，倒有一半以上要归功于他的宝贝儿子严世蕃。严世蕃的长相，是脖子短，身体胖（短项肥体），还少了一只眼睛（眇一目），是个独眼龙。不过，他这一只眼睛，比两只眼睛还厉害。嘉靖下的手诏，常常语焉不详，不知所云（语多不可晓），唯独严世蕃一看就懂（一览了然），一答就对（答语无不中），真可谓“一目了然”。可是就在这个月，严嵩的夫人欧阳氏去世，依礼，严世蕃要在家居丧，再也不能跟着严嵩去上班了。那时，嘉靖不住大内住西苑，为了办公方便，也为了便于写青词，就在西苑为阁臣设立办公室，叫“直庐”。严世蕃不能跟到直庐，严嵩就没了主心骨，只好一接到嘉靖手诏，就派人送回家征求严世蕃的意见。这严世蕃也真不是东西，居然当真不问国事，整天在家和女人鬼混。严嵩派人来问对策，也不按时回答，只管自己淫乐，全然不顾老爸心急如焚。前面讲过，嘉靖是个性急的人，哪里能容忍严嵩磨磨蹭蹭？严嵩又不能说以前都是严世蕃参谋，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对答（不得已自为之），自然是答非所问（往往失旨），让嘉靖大为不满。
严嵩的青词也越写越差。这时的严嵩，毕竟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了，日薄西山，江郎才尽，哪里还能写得出好文章？也只能请人代笔，质量可想而知。嘉靖便越来越不喜欢他（积失帝欢）。等到半年以后，万寿宫一场大火，就把严嵩的“圣眷”烧了个精光。
万寿宫这场大火倒不是严嵩放的，是嘉靖皇帝自己和宫姬在貂帐里玩火造的孽。但不管怎么说，万寿宫没了，万岁爷却不能没有地方住。一个办法是重修万寿宫。这是嘉靖的想法，但严嵩认为不可能。因为这时正在修建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国库早已掏空，哪来的人力物力？第二个办法是搬回大内。这是群臣的想法，严嵩认为也不可能。因为大内是皇上差一点被害的地方，至今心有余悸，怎么可能回去？严嵩的主张是既不回大内，也不住西苑，而是移驾重华宫。重华宫修饰完整，比现在临时居住的玉熙殿舒服多了。
严嵩这一番谋划自以为得意，却没想到犯了更大的忌讳。重华宫是什么？是当年景帝软禁英宗的地方。因此嘉靖一听便大为恼火：这不是要把朕关起来吗？也是合该严嵩倒霉。此公可是一向善于揣摩“圣意”的，这回却把马屁拍到了嘉靖的痛脚上。
这时，次辅徐阶说话了。
徐阶说，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确实工程浩大，但正因为三大殿工程浩大，所以能够修复万寿宫。为什么呢？三大殿工程有“余料”呀！工程越大，余料就越多。所以，修建三大殿和修复万寿宫不但不矛盾、不冲突，反倒相得益彰。嘉靖一听就高兴了，问那要多长时间？徐阶的回答是“可计月而就”。于是嘉靖龙颜大悦，准其所奏，还钦命徐阶的儿子徐璠承包工程。徐璠也不负所望，百日之后就如期完工。嘉靖将其改名万寿宫（原本叫永寿宫），给徐阶加官少师，徐璠也由尚宝丞（正六品）破格晋升为太常少卿（正四品）。
这下子严嵩知道自己不是徐阶的对手了。于是摆酒设宴，款待徐阶。席间，严嵩令子孙团团拜倒在徐阶脚下，举杯托孤道：严某日薄西山，这些小子就全仗徐公看顾了（嵩旦夕死矣，此曹惟公乳哺之）。徐阶立即避席，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徐阶虽然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心里却在磨刀霍霍，暗暗盘算怎样才能彻底整倒严嵩，出多年所受的窝囊气，也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又被严嵩害死的夏言报一箭之仇。他的办法是请神仙帮忙。徐阶知道，嘉靖身边是不能没有道士的。他最宠信的道士，先是邵元节，后是陶仲文。但邵元节早在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仙逝，陶仲文也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升天，于是徐阶便向嘉靖推荐蓝道行。蓝道行是山东道士，本事是会降紫姑扶乩。紫姑是何方神圣呢？是管厕所的。大家不要小看这厕所。内急的时候找不到厕所，比肚子饿了找不到饭馆还严重。所以紫姑的乩语最灵。蓝道行会降紫姑，自然本事不小。
其实蓝道行哪有什么本事？他的本事是和太监合伙作弊。扶乩的过程是这样的：先由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然后由太监带到扶乩的地方焚烧，请神仙用乩语回答。如果不灵，就要怪太监污秽不洁，神仙不肯降临。太监当然不愿意背这个罪名，就在焚烧之前先偷看皇帝的问题，然后告诉蓝道行，这样自然就灵了。蓝道行的乩语一灵，徐阶就可以做手脚。比方说，徐阶知道严嵩有密折呈奏，就让蓝道行扶乩说：“今有奸臣奏事。”嘉靖问天下何以不治，乩语就说：贤臣没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再问谁是贤臣，谁是小人，答案也是不难想象的，自然说徐阶是贤臣，严嵩是小人。
不过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上不了台面。它只能让嘉靖动心，不能让嘉靖动手。堂堂大明天子，总不能公然下诏，说乩语如何因此必须如何吧！这就需要有机会，比如严嵩正好犯了什么事，或者正好有人弹劾他。机会也是说来就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某日，天降大雨，一个名叫邹应龙的御史（监察部处长）因为避雨躲进一位太监家，听到了“神仙”说严嵩是小人的事。邹应龙一听就明白，严嵩的好日子到头了（帝眷已潜移），于是连夜修成《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上奏朝廷。疏文指控严世蕃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应处死刑；严嵩溺爱恶子、受贿弄权，应予斥退。嘉靖也很快做出批复：严嵩给米百石，退休回家，严世蕃发配雷州充军。去年一场大火，烧掉了严嵩的圣眷；今年一阵大雨，又浇灭了严嵩的权势。这可真是“水火无情”。
严嵩倒了，但没有死。严世蕃也活得很滋润。他并没有到雷州卫服刑，只在广东南雄住了两个月，就溜回家了。回家以后也不韬光养晦，反倒大兴土木，修建私宅。这就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更糟糕的是，地方官注意严府，严世蕃却不注意，气焰十分嚣张。有一次，袁州府推官（专管刑狱的官员，正七品）郭谏臣到严府公干，严府家奴非常无礼，公然不把他这个朝廷命官放在眼里。郭推官咽不下这口气，一状告到巡江御史（监察部特派员）林润那里。林润也是一个想把严家置于死地的，正好手上也抓住了严世蕃的把柄—— 与罗龙文过从甚密。罗龙文是什么人？是倭寇王直的亲戚，而且和严世蕃一样，也是从流放地私自逃回的。于是林润上奏朝廷，状告严世蕃和罗龙文网罗江洋巨盗，私用违制车服，日夜诽谤朝廷，聚众四千余人，“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
这就是谋反了。于是，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将严世蕃捉拿归案。那时，严世蕃的儿子严绍庭还在北京当锦衣卫指挥，立马派人通风报信。严世蕃闻讯本想逃回雷州，谁知早在林润的监视之下，刚一出门，就被逮了个正着。结果，严世蕃被押解进京，交由三法司审理。三法司，就是刑部（公安部）、都察院（监察部）和大理寺（最高法院），其长官分别是刑部尚书、都御史和大理寺卿。像严世蕃这样涉嫌谋反的大案，照例是要“三司会审”的。
严世蕃二进宫的消息轰动了京城。许多人额手称庆，都认为沈炼和杨继盛的冤案这回总算可以平反了。林润和郭谏臣是这么认为的，“三法司”长官黄光升、张永明、张守等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们在判决书里，便大讲严嵩父子如何迫害忠良，而且重提沈炼、杨继盛案。草稿送到徐阶那里，徐阶问，诸位的意思，不是想救严公子一条性命吧？黄光升几个都说，当然不是，恨不得立马就杀了他。于是徐阶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上面一五一十列举了严世蕃的“反迹”：什么住宅私拟王府啦，什么招募亡命之徒啦，什么谋为外投日本啦，什么串通倭寇里应外合啦，不一而足，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蛊惑严世蕃在南昌称王的，是彭孔；挑唆严世蕃勾结黑社会的，是典楧；煽动严世蕃里通外国的，是罗龙文；协助严世蕃诱致外兵的，是牛信。黄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立即照抄上奏。结果，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诏，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死刑。而且，根据徐阶的意见，并没有“秋后处决”，而是“亟正典刑”。
沈炼和杨继盛可以瞑目了，历史也终于实现了“实质正义”，尽管方式是如此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