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攻心联”，是清人赵藩所撰，悬挂于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前的一副对联。因为它的第一句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因此后人称之为“攻心联”，也称“能攻心联”。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编有对这一名联的研究论文集，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02年1月出版，书名就叫《“攻心”联与赵藩研究》。所以，“攻心联”这一简称，是研究者们发明的，且已为学界认可，不是谁的“硬伤”。赵藩撰写此联的起因和动机，也没有争议，就是以古论今，对当时的四川总督岑春煊进行劝谏。问题在于，赵藩的“以史为鉴”，究竟是以什么史实为鉴？这就正如《“攻心”联与赵藩研究》一书的《序》所言，关系到对蜀汉政权、对诸葛亮的基本认识和评价，而且“学术界存在着分歧”。为此，我们必须先来看看原文。
此联的全文是：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很明显，这是批评，是告诫。而且，这些批评和告诫，就是针对岑春煊的。因为此人在四川的所作所为，恰恰就是既不能“审时度势”，又不能“攻心为上”，自然是“宽严皆误”。难怪岑春煊看完此联后，脸色难堪，一言不发，赵藩后来也被贬到了永宁。但赵藩这个人，既是岑总督的老师，又是岑大人的幕僚。以这样的身份，并不可以直接批评，只能借古人说事。那么，“攻心联”中所说之古人，究竟是谁？
标准答案只有赵藩能够给出，可惜我们问不到。从这个意义讲，任何学者的解释便都是“猜测性意见”，任何人也都不能以权威自居，把不同意见说成是“错误”的。此其一。第二，正因为大家都是猜测，因此不能先定调子，设立禁区，相反必须解放思想。第三，即便是猜测，也不能想当然，必须讲逻辑。怎么讲逻辑呢？先找关键词，再行排除法。“攻心联”的关键词是什么？有说是“攻心”的，有说是“好战”的，有说是“审势”的，有说是“宽严”的。这些都对。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治蜀”，因为它是写给“治蜀者”（岑春煊）看的，讲的也是“治蜀”的事。“后来治蜀要深思”一句，是结尾，也是点题、落实。所以，“治蜀”是此联的关键词，“攻心联”也应该叫做“治蜀联”才更贴切。
找出这个关键词，搜索的范围也就确定了。赵藩联中的古人，肯定是三国时期的治蜀者。那么，是刘焉、刘禅，或者蒋琬、费袆、姜维等等吗？多半不是。因为拿他们说事，意思不大。有意思的，只可能是举足轻重的三个人：刘璋、刘备、诸葛亮。
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地看。
是刘璋吗？有可能。因为刘璋的治蜀，一般认为是失之于“宽”的。但刘璋只是“过宽”，并不“过严”，不能说他“宽严皆误”。再说他也不“好战”。所以，即便“攻心联”里有刘璋的份，那份额也不会太多。
那么，是刘备吗？也有可能。因为刘备毕竟发动过夷陵之战。硬要扣帽子，可以算是“好战”。但刘备发动这场战争要达到的目的（夺取荆州或者为关羽报仇），可不是靠“攻心”就能实现的。所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在这里并不适用。至于不能“审时度势”，这个错误刘备倒是有的。具体表现，还是夷陵之战。但那只能叫“不审势，即进退失据”，不能叫“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宽严皆误”的问题，刘备有没有？有一点，但不严重，且能调整。据《三国志·简雍传》，有一年，天旱无雨，益州歉收。刘备为了节约粮食，下令禁酒。这当然是对的，但下面执法的人做得有点过分。在老百姓家里搜出了酿酒的工具，也要当作违法酿酒来处分。正好简雍和刘备一起外出散步，看见一对男女同行。简雍就说，他们要通奸，怎么不抓起来？刘备说，你怎么知道？简雍说，他们身上长着通奸的器官呀！这和家里放着酿酒的工具，不是同样的罪过吗？刘备听了哈哈大笑，立即就放了家有酿酒工具的人。这总不能说是“宽严皆误”吧？
不是刘璋，或主要不是刘璋。不是刘备，或主要不是刘备。被赵藩借来说事的，就只能是诸葛亮，或主要是诸葛亮。这也并不奇怪。“攻心联”毕竟悬挂在武侯祠诸葛亮殿前。诸葛亮不唱主角，谁唱？
这其实也没有争议。争议仅仅在于，赵藩对这位主角，或者说，他对武侯的治蜀，究竟是肯定呢，还是批评？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是肯定，而且是全面肯定。具体地说，就是上联肯定诸葛亮的南征孟获是“攻心为上”，下联肯定诸葛亮对法正宽，对马谡严，均无失误。这当然也讲得通，但总觉得有些别扭。因为赵藩撰写此联的目的，是要委婉地批评和告诫岑春煊。通过赞扬诸葛亮来批评和告诫，当然也行，但总不如通过批评某个人来得有力。何况“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一句，明摆着就是批评的口气。赵藩是不能直接批评岑春煊的，只能“指桑骂槐”。如果那“桑”不是诸葛亮，能是谁，该是谁？遍查蜀史，怕是找不到比这位名相更大的“桑树”了。
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诸葛亮的治蜀。我一再说过，在诸葛亮的领导下，蜀汉是当时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但同时，它又是最早灭亡的政权。这就说明，治理得最好，并不等于没有问题，没有教训。找出这些问题，总结这些教训，比一味地讴歌和颂扬，将更有益于我们今天的发展。这才是我们要讨论“攻心联”的真正原因。
那么，诸葛亮他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