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上海试刀 38、计擒日谍

最高军事会议的泄密、蒋委员长两度险遭暗杀,无可辩驳地证明:日本间谍打入了中枢部门。因此,蒋委员长密令戴处长秘密调查,限期二十天破案。

戴先生不敢怠慢,调特务处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的专家骨干组成破案小组,我有幸列为小组成员。我们分析,几次泄密,参加人员除几位高级军政人员外,只有陈布雷和黄浚担任记录。陈布雷追随蒋先生多年,历来深得蒋先生信任,且从来深居简出、不事交际。黄浚父子恰恰相反,生活奢侈放荡,嗜烟酒,好赌嫖,支出大大高于收入。二人皆留学日本,与日本人素有来往,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

破案小组一合计,决定从“扩大总理纪念周”开始着手。当时会场宣布搜查刺客之时,一辆轿车向校外疾驰。门卫见是行政院的车子,又有特别通行证,就放行了。几分钟后,军警驾车追到孝陵卫,发现目标汽车着火,驾驶员毙命。而两个刺客已无影无踪了。

轿车正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的,那么他与此案有没有瓜葛呢?警察们一致否认。理由是车子刚出门,他就主动报案:“我的车子被驾驶员擅自开走了,很值得怀疑……”

破案小组可不这么看,贼喊捉贼的事见得多了。

所有参加最高军事会议的人员全部被秘密调查。当然,黄浚被重点关照。对他的调查由我带队具体负责,每天有两个人分班跟踪监视,连续一周毫无发现。黄浚每天上班、下班,除了家就是行政院;中午到国际联谊社吃饭,也是独来独往,从未见他与任何形迹可疑的人接触。我分析认为,黄浚平时爱好交际,一天没有交际活动都不自在,这一周知道风头很紧,突然一反常态,这很不正常,反而说明他心里有鬼。于是我们扩大监视面,他儿子黄晟也被我们监控。

黄浚每天吃午饭的国际联谊社,在新街口附近的香铺营,是跟中央党部、外交部、励志社有关的一个特种勤务单位,主要为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这里餐厅价格公道,质量也不坏。附近上班的官员都喜欢来这里解决午餐,黄浚也不例外。

跟踪的人当然不能进餐厅。好在大厅一侧安放了舒适的沙发,供客人休息和等人、等座位。沙发对面墙壁上,设有一排挂钩,用于悬挂雨具、帽子之类。跟踪黄浚的特工人员,每次都坐在沙发上假装看报或打瞌睡。

我感觉国际联谊社是唯一可能出状况的地方,是不是跟踪的弟兄走了眼?眼看一周时间过去了,案情毫无进展。我心里着急,决定亲自出马跟踪他一回。

这天,黄浚在里面大吃大喝。我咽着唾沫在外面沙发上枯坐,无意中发现挂钩上并排挂着两顶一模一样的呢礼帽。本来这样的巧合也不是不可能,问题是这其中一顶呢帽是黄浚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了。大热的天气,讲究风度的男人通常戴个软边的“巴拿马草帽”,或者流行的“拿破仑帽”,有一个像黄浚那样戴呢礼帽就不寻常了。在这小小的餐厅,居然有两个戴呢礼帽的,而且戴一模一样的呢礼帽,那就太不同寻常了。

其中一定另有蹊跷!

我当机立断,决定看一看另一顶呢帽的主人是谁?因此,黄浚拿了礼帽出餐厅,我没有亦步亦趋跟上去盯梢,而是稳坐沙发上,紧盯那顶呢帽。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个人伸手去取帽子。此人个子不高,穿一身灰色西服。西服的款式有些怪模怪样:一根束腰的皮带,系在肚脐以下。这是日本西服的招牌款式。

我当时内心很激动,感到突破口就在眼前。不过冷静地一想,黄浚跟日本人戴同样的帽子,只能说引起了我无限的联想,我并没有真凭实据。这就需要继续求证,于是我决定再不动声色地冷眼旁观。

第二天中午,黄浚依旧戴着那顶呢帽到国际联谊社,依旧进门脱帽,随手往钩上一挂。过了没多久,那个日本人也来了。这一回他没穿西服,帽子也挂在别处,并未像昨天那样,并排相悬。

惭愧啊!我暗自庆幸。设想一下,那个愚蠢的日本人,如果昨天不穿一件“日本式”西服自暴国籍,如果昨天不把自己的帽子跟黄浚的并排而挂,他如果昨天不同时犯这两个致命的错误,恐怕就很难引起我的注意,也就不可能露出狐狸尾巴了。当然,地下工作随时随地都是以命相搏,犯任何一个小错误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日本人连犯两个大错,真可谓自取灭亡。这也是后来审讯中,井田樱子极不服气、深以为憾的地方。

我假装等人等得不耐烦,站起身在大厅里来回踱步。当然,我眼睛的余光一直通过餐厅大门扫视着里面,看他们会不会接头。结果大失所望,黄浚一个人坐一桌,日本人远远地坐在另一桌,而且有朋友在一起,谈笑正欢。

“这是怎么回事?”我感到沮丧极了,茫然地回到沙发上。也不知过了多久,偶尔抬头一望,不由得大吃一惊,黄浚的帽子不见了!

他走了!我居然没看到!我慌忙奔出门去,左右张望,哪里还有黄浚的影子?我心里懊丧无比,堂堂特务处独当一面的上校站长,竟守在眼皮底下把一个大活人盯得“脱梢”,传出去还不叫团体的同志笑掉大牙!

我满心不快,汗流如浆,懒懒地回去,到晚上躺在床上,还辗转难眠,心里总想着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到半夜突然灵光乍现,暗恨自己糊涂,巴不得马上天亮,马上到中午,以证实自己的猜想。

事实证明,我的猜想完全正确:黄浚的帽子被日本人戴走了,但人没走;黄浚走的时候,自然戴走日本人的呢帽。他们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交换了帽子,也交换了情报。那天我其实只需望一眼餐厅里面,就会看到黄浚,就会恍然大悟;但当时实在有点心慌意乱了。

日本人的身份很快查明了: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大使馆管理员。跟踪发现他跟廖雅权来往频繁。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井田樱子的地下交通员。

余下的事就处理得得心应手了。通过国际联谊社的内线配合,我们分别检查了两顶帽子。黄浚的礼帽,帽檐内侧的一道皮圈中,夹着一张纸,蝇头细字写着中央最新的决定,一条是政府决定向国际联盟提出报告,陈述日军在“七·七”、“八·一三”开衅的经过,指控日本政府负全责,并要求国际联盟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加以干涉和约束;再一条是军政人员预备调动的情况。为不打草惊蛇,我们对两张便条拍照后又偷偷放回原处。黄浚的笔迹样本早就搜集了,细加核对,完全相符,他的罪行确凿无疑。日本人的纸条,则指示黄浚重点获取南京城防及长江沿线的布防情况。

重大突破很快呈报到蒋委员长案前,委员长批示:择机抓人!

这时跟踪黄浚儿子黄晟那边的成员也有收获了:黄晟跟汤山温泉招待所服务员廖雅权来往密切。据查,在此之前,黄浚跟此人关系暧昧,并做了她的担保人。破案小组研究了这个情况,几条线一齐指向了廖雅权。戴先生凭着职业的敏感,觉得此事疑点甚大。于是,他亲自调阅廖雅权的资料,并偷偷观察了这个人,觉得疑团更多了。这么个绝色女子,文化程度又相当高,怎会屈就在偏远的汤山温泉招待所当一个区区服务员呢?而且一干就是好多年。经这么一点破,我们也觉得她的破绽露出来了。

委员长“择机”的目的,当然是要我们将整个间谍集团一网打尽。但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却大费脑筋,经反复研究才制定了一套方案。

首先要找一顶一模一样的呢帽,这其实也不容易。这顶呢帽不仅质料、式样、颜色必须绝对相同;而且要同样的牌子,同样的尺码,同样的新旧。帽子在南京没买到,这也在意料之中。如果是随处可买的流行帽子,说不定那个衣帽钩上就会挂三四顶一模一样的帽子,叫日本间谍们自乱阵脚。他们选择帽子时一定考虑了这些因素,所以才在夏天选了一顶独特的礼帽。很多事情有其利必有其弊,也正是这一点让我们起了疑心。我们从上海买来帽子,经加工“做旧”并仔细检查,确信毫无破绽后,才开始行动。

第二步,将日本人的呢帽调包。当然,我们准备的呢帽里,模仿日本人的笔迹重写了一封信,要黄浚当天夜里将所有间谍召集到他家开会。晚上十时左右,日本人要到场向各人发放巨额奖金。经过一番周折,成功实现了调包。

第三步就容易了,兵分两路抓人。一路直扑黄浚的巢穴。我们的人陆续预先进入预定位置。深夜十点半,眼看黄浚一伙已聚集在内。一个装扮成送信邮差的特工骗开大门,众多特务处行动人员一涌而入,投日汉奸无一漏网。另一路人马则在温泉招待所,将“帝国之花”一举抓获。

由于罪证确凿,军法审判程序很快结束。全部犯人对所作所为供认不讳。黄浚父子双双伏法。井田樱子因还有价值,暂时保得一条小命,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整个破案过程总共用了十八天,比蒋委员长规定的限期提前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