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他们一起跑了好多趟吴家镇的法院，但是当法官问淑玉是否愿意离婚时，她总是在最后关头改了主意。年复一年，他们到吴家镇去离婚，每次都拿着同一张结婚证回来。那是二十年前县结婚登记处发给的结婚证。
孔林在木基市的一所部队医院当医生。今年夏天，医院领导又给他新开了一封建议离婚的介绍信。孔林拿着这封信回乡探亲，打算再一次领妻子到法院，结束他们的婚姻。探亲前，孔林对在医院的女朋友吴曼娜保证，这次他一定要让淑玉在同意离婚后不再反悔。
孔林是干部，每年有十二天的假期。回一趟乡下要在两个镇上换火车、倒汽车，来回路上就要用去两天，他在家里只能待十天。今年休假前，他曾盘算，回了家会有足够的时间实行他的计划。现在，一个星期过去了，他对妻子一个字也没提离婚的事。每次话到嘴边，又想咽到第二天再说。
他们家的土坯房二十年没变样，茅草屋顶，四间正房，三扇朝南的方窗，窗框漆成天蓝色。孔林站在院子里，面向南墙，翻弄着他晒在柴火垛上几本发霉的书。他想：不用说，淑玉根本不知道怎么爱惜这些书。我也用不着它们了，也许该送给侄子们。
他身旁鸡鹅成群，鸡昂头阔步地走着，鹅却摇摇摆摆。几只小鸡崽从围住小菜畦的篱笆缝里钻进钻出。菜畦的木架上爬着豆角和黄瓜，茄子弯得像牛角，壮硕的生菜盖住了垄沟。除了鸡鹅，他妻子还养了两头猪和一只奶羊。菜畦的西头是猪圈，肥猪在里面哼个不停。起出的圈肥堆在猪圈墙边，等着用车拉到自家地里。地头有个化粪池，猪圈肥要在里面高温焐上两个月，再撒到地里。空气中飘荡着猪饲料中酒糟冒出的味道。孔林别的不讨厌，就是受不了这股酸味。淑玉在做饭，灶屋传来风箱的喘息。孔林家院子南头，榆树和桦树的伞盖遮住了隔壁人家的茅草泥瓦屋顶，从那边不时传来邻家的狗吠声。
翻弄完书，孔林走出前面的院墙。院墙有一米高，墙头粘满酸枣刺的枝丫。他一只手拿着他在高中时用过的卷了边的俄语字典。他无事可干，坐在自家的磨盘上，翻着这本老旧的字典。他还记得几个俄语单词，想用它们造一两个短句，却想不起准确变格的语法规则。没办法，他只好任由字典待在腿上，纸页在微风中抖动。他抬眼看着远处的田间，村民们在锄土豆。地太广阔了，村民们把一杆红旗插在田地的中央，谁先到那里就可以喘口气。孔林被这景象迷住了，但是他十六岁就离开村子到吴家镇上高中，不知道怎么干农活。
路上出现一辆牛车，上面高高垛着成捆的谷子秸，随着牛车左右摇晃。拉套的是头小母牛，后腿有点瘸。孔林看见女儿孔华和另外一位姑娘坐在车顶上，快被蓬松的谷秸埋起来了。两个女孩子又唱又笑。赶车的把式是个老头，头戴蓝哔叽帽子，嘴里咬着烟袋，用短鞭轻戳驾辕小公牛的屁股。牛车的两只包了铁皮的轮子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
牛车在孔林家的门口停住，孔华扔下一只粗大的麻袋，自己也跳了下来。“杨大叔，谢谢啦。”她冲车把式说了一声，又向车顶上的胖姑娘招招手说：“晚上见。”然后她开始掸掉粘在上衣和裤子上的草刺儿。
老头和胖姑娘都看见了孔林，冲他笑笑，但没说话。孔林模煳地记得这位车把式是谁，但是不知道那闺女是谁家的。他清楚，他们同他打招呼并没有乡间的亲热劲儿。老头并没有喊：“伙计，咋样啊？”女孩子也没有说声：“大叔，好吗？”孔林想这可能是因为他穿了军装。
“麻袋里装的啥？”他从磨盘上站起来，问女儿。
“桑叶。”她说。
“喂蚕的？”
“嗯。”孔华看起来不太情愿同父亲说话。她在屋后的三只大柳条筐里养了些蚕。
“沉不？”他问。
“不沉。”
“要我帮一把吗？”孔林希望她在进屋前，能同他多说几句话。
“不用，我自己能背。”
她用两只手把大麻袋抡到肩上，一双圆眼睛在爸爸的脸上盯了一会儿，轻快地走开了。他注意到女儿手腕晒脱了皮，露出点点嫩肉。她长得多高多壮啊，一看就是把干农活的好手。
她盯着他看的目光再一次让他不舒服。他不明白她气呼呼的是不是因为他要同她母亲离婚。他觉得这不大可能，因为他今年还没提离婚这件事。想到和自己的女儿有了隔膜，他很不痛快。小时候，她跟他那么好，每次探家，他们经常在一起玩耍。长大了，她变得沉默寡言，同父亲有了距离。现在她甚至多余的话一句也不同他说，最多冲他笑笑。他很困惑：她真的恨他吗？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过几年就会出嫁，不再需要自己这个老头了。
事实上，在他这个年纪，孔林看上去相当年轻。他快到五十岁了，外表并不像个中年人。虽然穿了军装，但他看起来更像个地方上的干部，不像个军官。他白白净净，细嫩英俊，笔直的鼻子上架着副黑边眼镜。相比之下，他的妻子淑玉又瘦又小，而且还十分老相，细胳膊细腿的撑不起衣服，穿在身上永远晃晃荡荡。除此之外，她裹着小脚，有时打着黑色的绑腿。她的头发挽成素髻，使脸显得更憔悴。她的嘴唇有些塌陷，但黑眼睛却轻扬灵活，并不难看。无论从哪方面说，这对夫妻都不相配。
“淑玉，咱们唠唠离婚的事儿好吗？”晚饭后，孔林问妻子。孔华刚走，去找朋友复习功课了。她想考哈尔滨的一所技校。
“行啊。”妻子平静地说。
“咱明天上县里？”
“行啊。”
“你总是说‘行啊’，可事后又变卦。咱这次能不变吗？”
她不吱声了。他们从不吵架，她总是听他的。“淑玉，”他继续说，“你知道，我在部队上需要有个家。我一个人日子过得很苦，我不是年轻人了。”
她点点头，没说话。
“你这次能跟法官说你答应离婚吗？”他问。
“行啊。”
屋里又静下来。他十起县里的报纸《乡村建设》，接着看下去，手指轻轻地敲着桌面。
淑玉在给女儿做衣服，用剪子和画粉在裁剪一块黑灯芯绒。从纸煳的房顶上垂下一只二十五瓦的灯泡，两只黄色的蛾子在围着灯泡打转。白墙上，灯绳的影子割开了一张年画。年画上，一个光着身子的胖小子穿着红色肚兜，骑在滚滚波涛中的一条大鲤鱼上。两床叠好的棉被和三个深色的枕头放在铺着席子的炕上，活像几个巨大的面包。村南头水塘里传来蛙叫，蝉鸣穿过纱窗，透进屋来。有人在生产队队部敲钟，召唤社员们去开会。
二十一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二年，孔林还是沈阳军医学院的学生。那年夏天，他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上说，母亲病重，房子失修，父亲在公社干活，没有时间照料。父亲想要孔林尽快结婚，讨个老婆好照顾母亲。孔林很孝顺，同意让父母给他找一房媳妇。
他们请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媒人，寻了一个月，相中了刘家的大闺女。刘家刚从罗沟县搬到鹅庄。因为孔林在念大学，不久就能当上医生和军官，淑玉的父母也没要彩礼，很高兴能把女儿嫁给他。孔林的父母给他寄了一张淑玉的黑白照片，他就答应了这门婚事，觉得她是个模样周正的正常姑娘。她那年二十六，只比他小一岁。
但是，当他冬天回家，看到未婚妻的时候，心里凉了半截—她看上去那么老，好像已经四十多岁，脸上有皱纹，手像硬皮革那样粗糙。更有甚者，她的一双脚像只有四寸多长。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谁还会看上一个裹小脚的女人？他跟父母争辩，劝他们退掉这门亲事。但是他们死活不同意，反说他不懂事。退婚也得拿出证据，证明人家淑玉不配当媳妇呀。要是没有证据，他们这样做了，得让全村人骂死。
“模样俊能喂饱肚子？”父亲耷拉着脸问。
“儿啊，”母亲在病床上说，“好看的脸蛋过几年就黄了。性情好才靠得住。淑玉会是你的好帮手。”
“您怎么知道？”孔林问。
“娘心里有数。”
父亲说：“你上哪找心眼这么好的闺女去？”
“儿啊，”母亲哀求说，“娘知道你娶了她，死也安心了。”
孔林向父母让了步。尽管他接受淑玉是他的新娘，但他认定她绝对上不得台面，带不出村去。从第二年夏天结婚之后，二十年来，他从不让她到部队医院去探亲。后来，他们唯一的女儿出生了，他开始睡在另一间屋里，他同她分房已经十七年了。每年回乡探亲，他都睡在自己的屋里。他不爱她，也不讨厌她，待她像个表亲。
如今，他父母早已故去，女儿孔华也中学毕业了。他寻思着，这个家已经不需要他来支持，他该去开始自己的生活了。无论如何他应该把自己从这没有爱情的婚姻中解放出来。
第二天一早，村里的拖拉机要到吴家镇为新磨坊去拉电动马达，孔林和淑玉就搭车去县城。同车的还有淑玉的弟弟本生。本生是生产队的会计，他已经听说了他们要到法院去离婚。十多年来，每年夏天本生都要随他们一道去法院。从一开始孔林就明白，虽然本生在法院里一言不发，但就是他指使淑玉在最后关头改变主意的。两个男人坐在拖拉机拖斗里，背靠车帮，表面挺和气。两人平静地抽着孔林的“光荣”牌香烟。
吴家镇在鹅庄以西五十多里。道路两旁，许多麦田已经收割了，麦捆和谷捆堆得像望不到边的小坟头。几辆马车停在田里，社员们在装车，草叉上的尖齿在阳光下闪亮。拖拉机驶过一片草地，几头奶牛在吃草，牛犊在撒欢。北面横躺着松花江，江面宽阔如湖。一条褐色汽船拖着黑烟向东爬行。一对鹈鹕在水上翻飞，跳动在地平线上。
拖拉机在铺满车辙的路上慢慢颠簸。五十多里路走了一半，孔林感到腰疼。这在过去的年月里从没有发生过。我老了，他自语着。离婚的事不能永远拖下去。这次我一定在法官面前据理力争，了结这件事。
快到县城时，一队运砖的马车挡住了路，拖拉机跟在后面，慢得同人走路差不多。本生和外号叫大蜻蜓的司机耐不住，开始骂骂咧咧。走到县城中心足足用了半个钟头。这天是赶集的日子，中街两旁的人行道上全是商贩。他们卖鸡鸭、蔬菜、水果、鸡蛋、活鱼、猪崽、衣服。到处是柳条筐、鸡笼、油罐子、鱼盆和水桶。一个卖哨子的秃顶男人在吹哨子，哨音划破空气，刺痛人们的耳膜。西瓜摊前的几个姑娘抽着自己卷的烟卷，大声吆喝着，一边用鹅毛扇轰着苍蝇。
拖拉机司机把乘客撂在黑砖墙的法院前面。法院在中街的西头，新华书店的对面。然后大蜻蜓开向修理厂去取马达。
离婚在乡下很少见。法院一年处理十多件离婚案子，只有两三对夫妻能离成婚。绝大多数案子是由法院帮助夫妻调解问题，让他们重归于好。
法官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身穿警服。他一见到孔林和淑玉，就做了个鬼脸说：“又来了？”他摇摇头，向法庭后面的一个女警察招招手，让她到前面来做笔录。
等每个人都坐下之后，孔林走到法官面前，把医院的介绍信递给他。
法官根据程序让孔林向法庭陈述他的案子。孔林坐着说：“我们之间没有爱情，所以我们申请离婚。法官同志，不要认为我是个没良心的人。我妻子和我已经分居了十七年，我一直对她很好，而且……”
“咱们先说清楚，”法官打断他，“你说‘我们申请离婚’，但是介绍信上只提到你的名字。你妻子也申请离婚吗？”
“对不起。她没有。我自己申请离婚。”
法官清楚他们的案子，知道孔林一直和木基市的一个女人相好，所以懒得再问他什么。他转向淑玉问她丈夫的话是不是真的。
她点点头，“是”字几乎听不清。
“你们俩已经十七年没在一块睡觉了？”法官问。
她摇摇头。
“有还是没有？”
“没有。”
“你同意离婚吗？”
她没有回答，眼睛盯着地板上翘曲的宽大的木板。孔林盯着她，心想：快点，说是呀。
足有一分多钟，她一声不吭。法官耐心地等着，摇着一把大扇子，扇面上画着一只老虎，张着血盆大口，引颈长啸。他对她说：“好好想想，别匆忙决定。”
她的弟弟举起手，法官让他发言。
本生站起来说：“孙法官，我姐是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自己说不清楚，可我知道她的心思。”
“那就跟我们说说。”
“孔林这样对她太不公道。她在他们老孔家生活了二十多年，像头哑巴牲口一样伺候他们。她伺候他那个病老娘，直到老太太死。再往后，他爹也病了，她伺候老头儿三年，从没让他起过褥疮。他爹死了以后，她一个人拉扯大他们的闺女。她的男人还活着，可她像个寡妇一样忙里忙外。她过的苦日子全村人都看得见，谁不这样说？但是这么些年了，他孔林在木基市养着另一个女人，一个姘头。这太不公道。他不能把一个活人，他的老婆，当作一件衣裳，穿旧了就丢掉。”本生坐下，脸发红，直喘粗气，眼含泪光。
他的话让孔林羞愧。孔林没有争辩，看着妻子在擦眼泪。他沉默着。
法官挥手合上老虎扇子，在另一只手的手心里敲了一下。他一拳头捶在桌子上，激起尘土，缕缕黄色的烟尘在阳光中飘荡。他指着孔林的脸说：“孔林同志，你是一个革命军人，应该是我们老百姓的榜样。你算什么样的榜样呢？一个抛弃家庭的人，喜新厌旧，花心花肠子，一言一行都对感情不专一。你妻子像磨盘上的驴一样照管你的家，过了这么多年，你要卸磨杀驴了。这是不道德和可耻的，绝对不能容忍。你说，你还有良心吗？你配这身绿军装和军帽上的红五星吗？”
“我、我一直照管我的家庭。我一个月给她四十块钱。你不能说我……”
“本庭驳回你的离婚申请。结案休庭。”
没等孔林再辩解，矬子法官站起来，朝边门里的厕所走去。他扭着肥大的屁股，地板在脚下咯吱作响。他的法官帽还摆在桌子上。女警察看着他的背影，嘴上浮起淡淡的笑容。
中午了，外面的太阳火辣辣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集市，街上的人少多了。远处传来有气无力的马车铃铛声。路边有几个女孩子，唱着儿歌，在跳皮筋。石子路的街道在炎热的阳光下泛着白光，有几处坑坑洼洼的积存着雨水。孔林看到一位年轻妇女在卖头绳，停下来想给孔华买一副，但他不知道女儿喜欢什么颜色。淑玉告诉他“粉色的”，他花了五毛钱买了两条丝绸头绳。
他们一起走进街角上的“朝阳饭馆”，这是一个主要卖面食的小饭铺。他们拣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橡木的桌面看上去油乎乎的，中央还有几个灰色的圆圈印子。装筷子的玻璃罐子边沿上，一只瓢虫正在爬行，它的翅膀时而有意地相互摩擦，时而旋转起来，像一对装上小马达的刀片。一个女服务员走过来，像老熟人一样亲切地打招呼：“中午吃点什么？我们有面条、牛肉馅饼、韭菜盒子、糖包和油条。”
孔林叫了一盘冷盘—茴香猪肝和猪心，还有四碗面。两碗给他的小舅子，淑玉和他一人一碗。冷盘很快上来了，然后是热腾腾的面条。面条上浇着勾芡的肉卤，里面有肉末、青豆、大葱、香菜和蛋花。淑玉用筷子调面，一滴卤溅在她的左手腕上。她抬起手腕，舔了舔。
他们安静地吃着。孔林什么也不想说，他的心麻木了。走出法院的时候，他想恨他的小舅子，但是他已经没有力气调动起强烈的感情了。
本生吃完了一碗面，打破了沉默。他对孔林说：“大哥，甭把我在法院说的话往心里去。淑玉是我姐，我得那么做啊。”他嚼着一块猪心，小眼睛闪闪发光。
“我明白。”孔林说。
“你不记恨？”
“不。”
“咱还是一家人？”
“嗯。”
淑玉微笑了，开始大口吸着面条。孔林摇摇头，叹了口气。
拖拉机司机大蜻蜓原来说好在邮局附近的路口等他们，但是他们吃完饭到了那里，连拖拉机的影子也没看见。大蜻蜓肯定已经回家了。他们只得步行三里多地，到“绿园旅馆”门前搭公共汽车。本生骂了大蜻蜓一路。
吴曼娜同孔林相爱已经好多年了，她仍然等着他同妻子离婚，然后他们才能结合。一年又一年，他回家去想办法离婚，但从未成功。今年，吴曼娜也没有抱多大希望。根据部队医院的王政委在一九五八年冬天制定的规定：只有分居十八年后，部队干部才可以不经妻子同意，单方面离婚。王政委在第二年的夏天就死于肝炎，但是二十五年来，这条规定得到严格的执行。
到了一九八三年，孔林和他的妻子已经分居十七年了。所以，不管淑玉是否同意，孔林明年就能离婚。这就是为什么吴曼娜确定他这次不会下多大劲儿。她了解他的思路：他永远只拣容易的道儿走。
从乡下回来的第二天，孔林来到吴曼娜的宿舍，告诉她法院的裁定。她木然地回答：“你走之前，我就知道你离不成。”
他双手圈起膝盖，对她说：“别难过。我真的尽了力。”
“我没难过。”
“别这样。明年我就能同她离婚，她不同意也没有用。咱们就再等一年，好吗？”
“再等一年，”她抬高了嗓门，“你一辈子能有几个一年？”
他用手托着下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等了这么多年。只剩一年了。”
她仰起脸看着他：“林，看着我。我是不是变成老太婆了？”
“不，你不老。不要自寻烦恼。”
是的，她并不老，四十岁刚出头。她的脸上有了几条皱纹，眼睛虽然有点分得太开，但仍然明亮有神。她虽然有了点白头发，身材却蛮好，修长苗条。从后面看去，人们很容易以为她只有三十岁。
门开了，和吴曼娜同房间的护士小许哼着流行歌曲《太阳岛上》走了进来。小许的床对面就是吴曼娜的床。她看见孔林坐在自己的床沿上，伸伸舌头，做了个不好意思的鬼脸，说：“对不起，打扰了。”
孔林说：“占了你的地方，我该对不起你。”
“没关系。”小许走到自己的床头柜前，拿出一个大番茄，匆忙走出去，又哼起了那首歌。
孔林站起来，关上门。接下来是沉默，仿佛两人谁也不愿意再说什么。
吴曼娜的黄瓷脸盆放在屋角的脸盆架上，他开始在脸盆里洗手。他把几捧水撩在脸上，对她说：“我得去上班。咱们今天晚上见，好吗？”他用她的白毛巾擦了擦脸。
她点点头，没说话。
他们俩都在医院的内科工作，孔林是医生，吴曼娜是护士长。虽然他们是大家公认的一对儿，但是他们不能住在一起，只能在食堂的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在医院的院子里一道散步。医院的规定禁止本院的一男一女在医院外面走在一起，除非是已婚或者订婚的同志。一九六四年，医院的一位护士被她的医助男友弄大了肚子，从那以后，这条规定执行了十九年。这位护士怀了孕，被人发现后，他们供认曾经在医院东面的桦树林里幽会了几次。两个人都被部队开除，男的回吉林老家的村子里当医生，女的被分配到营口市，在一个罐头食品厂包装水产品。医院党委做出了这项规定：两位异性同志，除非已婚或者订婚者，不得在医院大院的外面一起出现。
这条规定在当时对许多护士都是沉重的打击，因为医院里未婚的男军官们怕被处罚，很快瞄准了城里和附近村子里的姑娘们。大多数护士都对此不满，但是这项规定严格实行了十九年。每当有人犯规，领导都要批评。因为孔林已经结婚，吴曼娜又不能成为他的未婚妻，所以他们不可能在医院大院外面一起散步。如今，经过这么多年的严格限制，他们对此已经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