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常理先将绳子系在十米高的树干上，在脖子套绳圈，往下跳，自身重力把颈椎扯断，死得决绝。现场勘查并没有外来人痕迹，他杀可能性排除。布法阵杀人目的是续命，制造诡计犯罪迷惑警方，最后的自杀使整个案件再笼上一层迷雾。
发现尸体后，向山下的警察增派人手，却无法用言语描述方位，我跟大象、周昊带狗下山，再让其他警察带狗进山，重点勘查瀑布洞，以及哑巴常理棚屋周边，叮嘱保持好屋内原状。经过这夜折腾，我心情亢奋，大象却露出少有的疲惫，说必须下山休息，明早才能接着调查。
隔天早上五点半，我们上山，他们俩以为没狗找不着路，但我对路线记得一清二楚，很快来到哑巴棚屋。路上周昊对我的记忆力感到诧异，问我读书的时候是不是成绩很好，在他看来，记忆力好就是学霸。事实上，我成绩只是中下游。
“后来我知道，记忆类型分四种，我们读书的时候，英文单词，课本上的重点理论，都是字符、文字、概念，这类是抽象记忆，我对这些记忆无能，英文单词背一次，基本很快就忘光。记忆力在这块并没有帮助到我。课本里面，有太多这类内容。抽象记忆好的人才算学霸。但我不是。”我说。
周昊露出饶有兴趣的表情，“那你这类是什么记忆？”
“我这类是形象记忆。”我说，“就是以图形、图案为主的记忆力。我学过一种快速记扑克牌的方法，就是运用了图形记忆，将整副扑克牌的花色跟点数以图形的方式记下，在脑中转化成一条现实路，在路上遇见哪些人，这样记下来，路上的人物和标识对应每张扑克，就能很清晰牢固地记住整副扑克了。我跟朋友都学会了这一招，结果发现我快他们很多，后来我发现我对图形的记忆力很好，可以做到过目不忘。”
大象说：“高考主要考的就是抽象记忆，你这种对图像敏感的，更适合去学艺术，比如电影或绘画。”
“觉悟得太晚。”我说，“我之前做了一个智商测试，分数不高，将自己的读书成绩与智商挂钩，现在我才发现这只是错觉。首先，智商测试主要考的就是抽象记忆，其次，我们的教育方向更推崇抽象记忆。”
“文明是各种概念的组装，在这个齿轮社会里，考验的更多是抽象记忆能力，等同于智商很正常。”大象攀上一个小坡，拍拍手掌上的灰尘反驳道。
“拯救世界靠的就是像你这样抽象记忆超群的人。”我讽刺道，“艺术家与世无争。”
“你知道真正的记忆大师是怎样的吗？”大象说，“所有人类的普遍记忆法，是按顺序一步一步记住整体，先A、再B、最后C，得出D.我们的逻辑也都是线性的，但非线性记忆法，不去记住一个单词字母的顺序，不去记读音，将字转换成脑中的一个图案整体记下来，每个字都是独一无二的图案，视线一扫，整页纸上的文字就变成图案记下来了。整副扑克是一个图案，程序是一个图案，公式是一个图案，哲学是一个图案。”
“我们接下来勘查的现场，也是一个图案。”眼前就是哑巴常理的棚屋，我将话题收尾。
棚屋空间三十多平方，东南角放一张床，床挂蚊帐。床边有一个衣柜，西南角放一张木桌，中间空地有一张饭桌和椅子，饭桌中央有半根蜡烛。地上是一个盛半桶水的塑料桶。门右边墙板上挂着一面长一米宽半米的镜子，西北角落有把扫帚和竹匾，竹匾里面有碎发。木桌抽屉中有一把理发专用剪刀，一把理发用的剃刀。看来哑巴常理是自己理发。门左边的空地上，有一个画架，旁边溅满颜料点。哑巴常理平时会画画，在衣柜抽屉里，我们翻出了他的画作，颜色偏暗色调，内容都比较低迷，黑狗站悬崖眺望；有人躺在游船上，船在湖心不动；一个人在树上上吊，底下落满红花，像是给自己画了遗像。
“画得真不错。”周昊将画拿给我看，又加一句，“对不对？”
“不仅不错，”我说，“还非常专业，不说是杀人犯的作品，可以卖个高价。”
大象没有说话，在看抽屉里一个铁盒内的照片。
哑巴常理并非单身汉，在那些照片里，可以看出他之前的家庭人员，有一位妇女，应该是他母亲。有一位小孩，看样子大概三四岁，是他的儿子。还有一位女子，长发，身高大概在一米六左右，看不清样貌，因为在为数不多的照片中，她的脸都被利器划掉。
“有试过联系常理家乡那边的亲人吗？”大象问周昊。
“按身份证的地址查了下，那个村现今基本荒废，哑巴当时的口供是父母去世，没查出什么来。”
“身份证在档案室那边吗？”大象问。
“嗯，身份证我查了，是真的。”周昊拿出手机，“我当时拍了下来。”
我看了身份证照片，再对比哑巴常理较年轻时的照片，发现这两个人不像同一个人，“感觉这不是常理本人。”
“啊？”周昊边对比照片，边说，“都不是同一个时期的照片，当然有一些差别了。”
“脸型会变，五官会变，”我说，“但五官的比例不会变，整容都很难改变。这个身份证的人，像哑巴常理，但我认为不是他，你看这两个五官的比例，没看出不同吗？”
“单靠身份证上的一寸照，很容易将人混淆，但是我们现在沿用的识别法仍旧是人眼，用肉眼分辨五官比例，是很难看出来的，这对犯罪分子来说是个漏洞。”大象又说，“我也分辨不出这两副长相的差别，不过我同意阿雷的看法，毕竟他是图像记忆大师。”
“不信将两副五官放大重叠在同一个画面上，就能看出两者眼睛的间隔的差别，还有嘴鼻连线的角度也不对。”我说，“我怀疑这是别人的身份证。”
“这是张真的身份证，”大象补充，“只不过这张身份证上的常理可能是另外一个人。调查一下这个常理的身份，看看能不能对得上凶手的家庭组成。从这些老照片上推测，他是单亲家庭，只有一个母亲，结过婚，生有一个儿子。他应该爱母亲，不然不会留存有多张母亲的照片，而来此地隐居，应该是两个原因叠加，先被女人背叛，女人可能将儿子带走，强烈的恨意让他将女人的脸孔划掉。之后母亲去世。他离开家乡，有人称他六年前就来过这里，狗是三四年前养的，假定他34岁的时候来这里，偷身份证是要为犯罪做准备，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在离家之前，他会不会已经有罪在身？比如将妻子杀害。偷身份证预防检查。”我说。
“有这个可能性，”大象说，“但是，从这些划掉脸部的照片上看，他对妻子仍有非常强烈的恨意，如果把人杀死了，已经报了仇，理应不会带着这么深的恨意了。”
“看来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搞清哑巴的真实身份。”周昊说，“如果身份证真的是哑巴偷的，那他势必接触过被偷人，找出真的常理，问他曾经有没有接触过一个哑巴，或许能有突破。哪怕没有接触，哑巴是同村人，或者邻近人的可能性也会很大。根据你的画像一筛，很容易找出他。”
“就怕不会这么顺利。”大象眼睛看向某处，没有焦点，回过神来，“我们再来想想哑巴常理——先把他叫作常理，犯罪的动机。”
“他做了一整套法术的步骤，将尸体暴露在树林中，是为了续命。”大象说，“但犯罪之后却自杀了，这跟他的动机相悖。”
“他发现我们怀疑到他，怕会被抓住，畏罪自杀呢？”我问。
“畏罪自杀的话，也太早了点。”周昊说，“犯罪之前，他就已经做好了自杀的打算，给宠物狗店主一万块寄养费，还有吃了一顿丰盛晚餐。之后我们对他只做了一次例行口供，还没掌握证据呢，我们第二次去找他，他已经上山自杀了。一般畏罪自杀都是到了无法摆脱嫌疑的时候。”
大象说，“他冒了这么大的险杀人做法，是因为自己命不久矣，需要续命，说明他的求生欲很强，发现警察怀疑他，正常的反应是逃跑，结果却不是。我认为我们一开始的动机推错了。”
“他杀人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邪术目的？”
“对。”大象说，“绝对不是什么续命，我们一开始推测之所以在树林作案，是因为树林的地点符合风水要素，其实不是，在我看来，是因为这个地方，能让骇人的凶杀案快速被游客发现，传播开来。凶手的动机，是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大范围传播‘恐惧’。目的实现之后，他就在这个无人问津的地方自杀了，他不会预料到我们能找到这个地方。”
“单靠他自杀而做出这样的动机推断，并没有比畏罪自杀更有说服力。如果哑巴传播‘恐惧’，完全不用费心去制造那个不在场证明，照样可以达到目的。”我说。
“我认为，他冰冻尸体，是为了误导警方，一桩破获不了的悬案，对公众来说更具有神秘力，疑案的传播效果历来更广，因为公众可以往里面添加恶意、阴谋论。”大象说，“但是，哑巴常理并没有如你所说，去费心制造不在场证明，相反，我现在发现那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纯属偶然。”
“偶然？”周昊惊讶。
“我们来回看案情里面的时间关系。”大象拿出笔记本，在纸上写，“昨天，17号，命案发生，法医检查尸体的时间是早上五点，推测的死亡时间是16号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半，16号晚上七点到十一点，是常理的不在场时间，他完美避开了作案的可能，这里面的时间对应太精准了。所以我特意咨询了法医一个问题：一个人通过冰冻尸体的手段，能否做到将死亡固定在某个时间区间？”
以目前的尸检水平，凶手通过一些手段，确实可以将死亡时间提前或延后，但是，即使专业的法医，都无法将死亡时间固定在他想要的时段。因为这期间有很多不可控因素——尸体曝光的时间、死者体质、环境温度、湿度，都会对伪造的死亡时间构成影响。
“也就是说，常理冰冻尸体，确实让法医做出误断，但是他不可能做到让法医将死亡时间定在16号晚上八点到九点半这个区间，然后再去制造对应的不在场证明。”大象说。
“意思是说，法医推测死亡时间，也有可能是16号的早上或下午。”周昊说。
“对，凶手靠死亡时间来制造不在场证明，因为不知道法医会将死亡时间定在哪个时段，保险起见，他会准备很多不在场证明来应对。但常理没有这么做，他只准备了一个寄养狗的不在场证明，所以反而不像是不在场证明，更像是他本来有的计划。”大象说。
“他只要照常工作，山上的监控就会为他作证的呀，这些也都是不在场证明啊。”我说。
“我看了16号当天的山路监控，常理并没有出现。”大象说。
“这不就得了，他去别的地方制造不在场证明。只不过我们没问而已。”我说。
“制造不在场证明，你会选择在这个棚屋吗？”大象转问周昊，“你调查过常理之前出现在山路的监控摄像，有没有拍下15号那天常理的监控画面？”
周昊调出手机相册，“还真有，当时我不是去查他的走动路线吗？发现他16号没走岔口山道，但之前却都走这条道。这是15号我拍下的岔口处监控画面，当时他往山道上走，抬头看了一眼监控，很可疑，我拍了下来，但画面比较模糊。”
大象看了监控画面，拿给我看，“记忆大师，你看看这张照片，想一想，跟你昨天晚上在宠物店监控视频里看到的常理有什么不同。”
“啊，他是左撇子？”我看了一眼，发现他将扁担放在左肩上，快速说。
“这是因为监控画面是镜像呈现，左右互换了。”大象指出。
“我再仔细看看，”我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身上穿的衣服不同。”
“还有呢？”
我认真想，将这两个人物形象在脑中重叠，终于找到大象想要的答案，“15号跟16号的常理的最大差别，是头发。”
“对，常理犯罪当天16号晚出现在宠物店的时候，头发是理过的，但15号还没理发。也就是说，16号白天，他待在这个棚屋，用自己的理发工具为自己理了发，墙角的竹匾盛有碎发，理完发，他洗了个澡，换了衣服，这棚屋至今还充斥一股香皂味未散，西北屋角有肥皂干沫。因为他要将爱狗送走了，心中不舍，在棚屋周边跟狗玩了一会儿。之后他才带狗下山，去了城里的宠物狗店。”大象说。
周昊想了想，说，“这不对啊，你说他去寄养狗是本来的计划之一，我还是之前那个论调，这不像是一个挑山工会做的事。”
“在隐居这座山之前，”大象说，“他并不是一个挑山工。”
大象让我们看常理存的照片，从照片的房间背景，可以依稀看出格局和家具，不是富裕之家，至少也不是底层人。其中有一些出游照，是十多年前的北京、上海、深圳、澳门景点照片。千禧年前后去这些大城市景点游玩，说明常理之前的生活水平并不低。
“看这两张照片，房间里左边出现了一条黄色狗尾巴，还有这张，他的儿子骑在一只金毛身上，这也证实了他之前的生活有养狗经历。所以，临死之前，将爱狗寄养宠物店，希望遇上一个好人家，是符合他的行为的。”
周昊用手捋了捋额前头发，“要遭受怎样的变故，才会选择来这样一座山中当挑山工呢？”
“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大象说，“可以说，找出真正的答案，这个案子的眉目就清晰了，很多东西物归原位。”
“单亲家庭，自身残疾，被妻子背叛，儿子走失或死亡，母亲去世。这些表面可以推测出来的遭遇，构成了常理的绝望。绝望之人，会寻死，但有的人是偷偷死，有的人会报复之后死。常理等了这么久才自杀，可能是因为他终于实现报复目的了。以‘红鬼’案作为开端，这个真正的幕后凶手借法术杀人续命的外衣，来吸引病入膏肓的教徒，有的人，像一飞，是真的相信续命，但有的人，像常理和我们之前遇到的张延实案，他们是想借骇人连环凶杀案向社会进行报复，也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传播‘恐惧’。他们是真正绝望之人，他们想死前，做一些挣扎，表达愤懑。”大象说。
三月初春时，67岁的退休医生张延实，在凌晨将对面楼的小孩胁迫进屋，掐死，然后将尸体吊在房间的吊扇上，周昊通过张延实口供的漏洞，将他定为嫌疑人，最后在他的垃圾中发现了作案工具。当时我们都认为，患有糖尿病的张延实，作案动机是迷信续命，但是儿女皆离家，他独身生活，孤独绝望，求生欲很低，痊愈和长寿对他都不再有吸引力。真正的动机，跟常理一样，是传播完恐惧，然后赴死。
“还有一样东西可以论证常理的绝望，他的画。画得这么好的人，哪怕随便在山底下支个摊，帮人画像，也比做挑山工轻松和来钱快，但他并没有那么做。这可以说明，第一，他是真的爱画画，第二，他对生活得更好没有欲望。画画可能并没有给他带来好的回忆，所以他只能偷偷画，在这里画。看他对画作的处理，随便堆积在衣柜内，并不珍惜。画画只是他放空或发泄的一种途径，这也可以解释他画中的内容都很阴郁的缘故。”
大象接着说，“当一个艺术者只靠体力活谋生时，一定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者，会一直任其下坠，不会做向上爬的念想。剥除掉这个系列法术案的续命外衣，我们可以这样想，红鬼，这个幕后杀手，他创办了一种邪教，拉拢患绝症或彻底绝望的教徒，唤起他们内心的恶念，让他们在死前杀人，完成某种报复。为了说服绝望者，他可能会做一些事回报这些人，比如杀掉他们想要报复的人。”
我说，“比如常理的妻子。”
“让常理耿耿于怀的，就是他划掉样貌、背叛他的妻子，现在，我们要查凶手常理的真实身份，以及他妻子的下落。从两个方向着手查，一个是查身份证上的真实常理，看他曾经有没有接触过哑巴，另一个是查凶手，通过这些照片线索来查。找出凶手再找出他的妻子，而且他的妻子很可能已经死了。”大象将哑巴常理的照片悉数整理好，放进一个密封袋里。
这个案子告一段落，周昊须回武汉，大象拜托他帮忙调查一下真常理的真实身份。顺便查一下张延实是否有过仇人，以及目前这个仇人是否还在世。大象将这些照片全复制一份，回去仔细留意里面的事物特征，看能拼凑出多少哑巴常理的身份信息。我整理哑巴的画作，复印回去看看有什么线索。
“你们说，我们这么快就破获了这桩树林凶杀案，会不会有奖励啊？”下山的时候，我看大象仍眉头紧蹙，开了个话题。
“应该会有。”周昊也有点心不在焉。
“接下来恐怕不太明朗。”大象从坡上跳下，“当杀人的动机是传播恐惧的时候，是最难应付、最棘手的犯罪。”
周昊补充道：“也是警方最担心遇到的案子，因为凶手都不惜命，犯罪目标都是随机的，范围广，各节点之间也很少有关联。”
“这种全国性的犯罪，是不是会快速成立专案组，定期限，集中力量侦破？”我问。
“嗯，”周昊说，“但遇到这样的案子，最优先级，是封锁消息源，阻断传播，并加大力度监管，草木皆兵，必要时会用强制手段调查可疑对象。”
“比如？”
“比如，外国要搜查嫌疑人房屋，需要向法院申请搜查令。我们比较暧昧。”
原来“暧昧”一词也可以用在这么严肃的事情上，我问，“那这起系列案件接下来最糟的走向会是什么？”
大象拿出手机，并不直接回答，“对了，记忆大师，我这还有一道题要问问你。”
是两张图，百元人民币的正面和反面。大象问，“你看像什么？”
“论颜色和图案的布局，最像台币100元。”我站定沉思了一会儿，不知大象葫芦里卖什么药，只有按照我的认知，在脑中搜索对比各国钞票图案回答。
“不对。”大象说。
边走边想，“啊，我知道了，像那种高度仿真的冥币。”
“最后一次机会。”
我思索大象问这个奇葩问题的理由，钱是放在一张桌子上，为什么是图片？为什么不拿出现金给我辨别，“给点提示。”
“钱是从哑巴常理出租屋内的桌子玻璃底下拿出来拍的。”
哦，是假钞，想通了，“像真的100元。”
“有时一个东西的真相，哪怕是图形记忆大师，也不可能单靠视觉就做出准确判断。必须综合形象、认知、逻辑和触感，才能贯穿因果。”大象说，“接下来最糟糕的走向，是这些实为传播恐惧的连环凶杀案，会借以邪术犯罪的惊悚外形，快速复制并流传全国。”
大象的担忧不到十分钟就被验实，我们到达山下管理处，是早上十点。管理处里面人员密集，包括昨天三位西装人，他们表情复杂地看向进门的我们，将我们召集到一个角落，悄声说：
“刚刚接到消息，又同时出现了三起同类命案。”
“baker”
周昊回武汉休息一天后，驱车50公里，去了哑巴常理身份证上标示的家乡，那个地方位于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的一个人稀村落。村里不乏装修现代的楼房，但多空置。车轮轧土路，嘎吱声不绝，趴在阴影里的狗警觉站起，对着汽车吠。
常理的家是一间瓦房，木门破落，周昊一推，腐锈门把手脱落，屋内几束光从洞开的屋顶穿入，立于三十平米厅中，冷清肃穆，一眼即知是一间很久没住人的房。周昊又走访几位老村民，从他们口中得知，身份证上的常理不是聋哑人，果真如推断，凤凰山树林命案凶手哑巴身份证上非他本人。而这名叫常理的人，村民回忆，“他早前就出外打工了，他妈去世后，很久没有见过他了。”
查询常理身份证信息，显示他2004年5月离家，到四川，2006年5月辗转到广州，同年7月到了辽宁丹东，之后就没新的记录。假设在这期间身份证丢失，理应会补办，工作、住宿、交通、通讯、上网，生活的方面都需要登记身份证。一个还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不可能丢失了身份证之后不露踪迹地活着，极大的可能，这个真正的常理，被人暗暗从世界上处理掉了。哑巴得以顺利扮演常理。
能这么做的，会是谁？怎么推，答案都导向那个隐在幕后的红鬼。他通过某些手段，找到了一个与哑巴面貌相似的青年，偷他的身份证移花接木，并将人杀害。哑巴在山中制造骇人听闻的命案，之后的自杀，断了审讯路径，我们只得捡起旁枝材料，再作推理。
“哑巴的身份还没查清，又发生了三起同类命案，这些命案现在已经在全国形成非常恶劣的影响。”大象焦躁。
“这些命案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传播恐惧，警方必须快速破案，否则权威会大大减退，引发我们料想不到的社会后果。”我说。
“在破这些命案前，要先解决的疑点是，前三桩的命案凶手：屠夫一飞，张延实和哑巴，他们身上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共同点：都有一个仇人，并且这个仇人都得到了严酷的惩罚。屠夫一飞，他的仇恨源是从小虐待他的继父树德，他在磨石村五年如一日地施行激素猪实验，间接让树德染上性病，双腿截肢，生不如死。张延实也确有一名仇人，那个开车撞伤张延实妻子的肇事者后来也出了车祸死亡。”
经周昊调查，2010年夏天，张延实的妻子在回家路上被一辆疾驰的轿车撞倒，当时医院的检查结果只是皮外伤，司机是一名混混，赔了点医药费了事。但张延实妻子回家后就一直头痛，张延实的儿女再去找肇事者，反而被打了一顿。同年8月，张延实妻子病逝。2011年4月，那名混混肇事者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事故被判定酒醉意外，周昊调查当天前后张延实和儿女的行踪，没有可疑迹象。但他查看了那辆事故车，发现刹车器被人做了手脚。
“因为是同系列命案，找出这些命案之间的共同点，对接下来案件的破获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哑巴的仇人无疑是背叛他的妻子，现在的问题是，他的妻子是否遭受厄运，我要查明之后才好作下一步的推理。”大象叹息，“哑巴没留过案底，指纹和血液派不上用场，而我们连哑巴的名字都不知道，找到他和他妻子身份，短期内难以办到。现在要压住舆论，缓解大众的恐慌情绪，避免群情失控，只能寄希望于案件明晰。警方已经向外公布，这些命案是纯粹的恐怖主义行为，跟传言的续命法术毫无关系，也已经在各种媒体上播送各案件的矛盾点，惩处造谣，以此消解掉连环命案的神秘面纱。”
“我看这是在做无用功。”我说。
“怎么说？”
“你知道有个著名的记忆理论，‘Baker/baker悖论’吗？”见大象没回话，我接着说，“这是一个记忆实验，跟一组人说，请记住一个人的名字叫Baker（贝克），跟另外一组人说，请记住一个人的职业是baker（面包师），过一段时间后，验收记忆，结果是，人名的Baker很少有人记得住，但很多人能说出面包师baker.记忆程度为何相差这么大？因为人名Baker没有形象，而面包师在人们心中有个具体的形象。”
大象缓缓点头，“大众的大脑只会并只愿意接受，那些突出的，甚至是怪异的形象作为固定印象。红衣男孩的死亡现场由于过于鲜明和诡异，在大众的脑中，已经跟‘邪教’‘续命’‘法术’等印象捆绑在一起，挥之不去了。纵使后期警方、科学家再怎么解释，基本也是白费力气。”
“对的，费力还不讨好。”我说，“大众会认为，警方在维稳、欺骗、混淆视听，是办案不力的表现。”
“只有抓到凶手，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危机。”
“查出哑巴的真正身份，我认为并不如你所想的那般困难。”我说，“与‘Baker/baker悖论’同理，当一个人的形象鲜明到，已经足以形成身份的标识，标识越多，我们要定位他越容易，完全无须得知他的名字。这就是成功人士追求‘Title’的原因。‘Title’越大，知名度越大，\'Title\'越多，人物形象越具体。我们已经知道犯罪者是一个‘哑巴’，隐居山中，对他家乡人来说，是‘失踪人士’，并推理出他的职业是‘理发师’，同时是一名高超的‘画手’，有一个背叛他的‘妻子’，‘母亲’和‘儿子’可能已经‘死去’。再从他棚屋中留下的照片细节中挖掘出别的特征，靠这些‘标签’的组合，定位出他的身份，我认为不难。”
“阿雷，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睿智？”大象精神一振。
我微笑，“这些都是记忆法常识啦。”
“我有头绪了！”大象拨云见日，“我去找个人。”
印象中，大象第一次跟我说“谢谢”。
哑巴常理树林命案刚破，就同时爆发另外三起命案，因皆发生在公众场所——分别是云南昆明一座公园湖心拱桥下，四川巴中一个村的古亭里，陕西安康一家刚建成不久的模具厂内。犯罪信息不胫而走，半日即遍布全国，连同之前四桩同类命案，人心惶惶。
警方快速成立专案组，并案研讨方案，因大象之前的优异表现，他被临时纳入警方队伍，并被指定为专案组“犯罪分析师”。组内再分成十二个小组，大象为其中一个小组领头，周昊和我自然在大象麾下。
26因在狱中表现良好，加之他给予了大象很多明确的破案指导，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最近的三起命案进展如何？”26在大象面前坐下，直入主题。
这是大象跟26第三次见面。
“上次我们推测，以‘红衣男孩’为首的这一系列邪术犯罪，主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传播恶，邪术只是蛊惑大众的外衣，起传播引爆的作用。刚刚破获的树林命案，凶手将现场设置在景区里，犯罪后自杀，以及现在的这三起命案，暴尸地点都是公共领域，这些都可以坐实我们对犯罪动机的推测。”大象将资料和照片摊开在铁桌面上，“最近这三起命案同时发生，分属不同省份，符合你画的传销犯罪模型，三起命案由三个凶手所为，并且这三位凶手都师承‘红衣男孩’案主谋红鬼。”
“包括之前三起，也就是说，红鬼已经招纳了至少六名手下，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全国六个地方，遵循时间规律性地犯罪。”26看向桌面的资料。
“这三桩命案同时爆发，明显将案情推到最高潮。”大象说。
“在监狱里都能感受到这股动荡的余波。”26拿起笔，在白纸上画坐标轴，“将历史上著名的连环凶案各案的时间按月份为间隔，画成曲线图，不管是伦敦的开膛手、韩国华城命案，还是中国的白银案，都可以发现是波动状，也就是说，凶手选择犯罪的时机并不遵循规律，想的只是在一个时段中有效并密集犯罪，满足自己的犯罪心理，同时对社会形成震慑。”
又说：“红鬼系列案，因各案之间并不是一个凶手所为，相比连环杀人案的无序，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邪教犯罪行为，又因这系列案件的示众性质，以及传播恶的目的，我们可以认为，如今暴露出来的这七起命案就是所有命案，将这七起命案作案的时间间隔画成曲线，可以看到是一条下滑线。”
“下滑线说明什么？说明红鬼组织的犯罪遵循时序，一开始两案之间间隔二十一个月，到最后凤凰山树林案及接连爆发的三案之间，都在同月发生。恐怖的作案法，先缓后急的作案节奏，既符合传播规律，又具备叙事要素，在生理观感上给人措手不及之感，由此带来强烈的心理刺激。再看他犯罪地点的选择，一个命案选择一个省份，地域越大，辐射范围越大，明显是要将犯罪影响力扩散全国至全球。所以这个时候同时出现的这三桩命案，不仅使民众的恐慌达到最高潮，还让他们对警方的怨气达到最高潮。唯有以最快速度抓住三起命案的凶手，并且公布破案过程，把这些公众怨气、怒气疏导到罪犯身上，逼供罪犯说出有关红鬼的线索，之后对他们立即执行死刑，方可化解隐患。”
看到一位刚从死刑改为无期徒刑的犯人，站在局外，冷静地说出“逼供”和“立刻执行死刑”这种绝对理智的话，大象惊讶又暗暗佩服。
“抓到这三起命案的凶手不难。”26说。
“难的是抓住红鬼。”大象说。
“根据这个下滑曲线来看，最后的时间间隔已经为零，我倾向认为，红鬼策划的这系列邪术犯罪已到尾声，后续很可能不再有类似命案发生。或者如同钢琴曲，高潮之后还有一段舒缓的收束。总之，如果这时不能将他抓获，之后要抓到他的难度恐怕将大大增加。就此成为悬案也有可能。”
“很少有这样的犯罪吧，在案情达到高潮时收手？”大象疑问。
“我把你当成对手，但在跟你的交手中，你未能破解我的招数并致胜。我认定你不是我的对手。所以我选择隐退，在世间留下的迷局，静等其他高人破解。”26双手手指交叉一起，语调平和，“请把这当作抓住他的最后一案，如果实在抓不到他，就将幕后红鬼的身份隐掉，把他当作不存在，或者指认之前案子的某个凶手为他。这是给观众的交代。”
“我是不会这么做的。这么做不就代表认输了吗？”大象说。
“就算你现在抓住他，也不光彩，严格来说，仍是低他一等。”26看着大象的眼睛，“这就是犯罪者大于侦探理论，如果有一个连环罪犯让最聪明的侦探感到头痛，最后花了很长的时间很大的代价将他抓住，那么，犯罪者的才能高于侦探。因为博弈不平等，侦探在这个游戏规则中，可以借助高科技道具，有很多精英帮忙，获得很多外力资助。最重要的是，社会还会给予呼声支持。在现在这个时代，一个犯罪者还能这样兴风作浪，无形无迹，可以肯定一点，在世界范围内，他是数一数二的犯罪者。”
“我想抓到他。”大象声音微颤，“花前半生不足惜。”
“我会竭尽所能帮你，”26说，“这是我在狱中的唯一乐趣。”
“谢谢。”
“说说你接下来的想法。”
“嗯。”大象稍作整理，说道：“从已破获的三桩命案来看，除了屠夫一飞，其余两人，退休医生张延实还有哑巴，他们的犯罪动机都不是为了‘续命’，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传播邪恶，也就是报复社会。以此推理，如果凶手真是迷信人士，要实现‘续命’，就愈不会暴露自己的犯罪现场。反之，现场愈公开，报复社会的性质就愈浓。因此现在爆发的这三起命案，现场一个在景区，一个在村里，一个是厂内，都是明目张胆地公开案情，背后这三名凶手很可能不是迷信人士。他们听信红鬼或红鬼属下的教唆。”
26点头，示意大象接着说。
“综合三名被抓的凶手，他们会听信红鬼以这样的方式报复社会，共同点，他们都是绝望者或得绝症，对生活没有期许，被抓最多一死，好过活着等死。所以，现在这三起命案的凶手，同样也会符合这个特征——绝望人士或绝症者。”
“嗯，合理。”
“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愿意听从红鬼的指挥呢？我的推理是，他们跟红鬼之间存在交换关系。红鬼精准读出了他们的仇恨，并帮他们消灭了仇恨源，换取他们的信任，进而让他们成为犯罪棋子。”
“这个推测的根据在哪？”26问。
“屠夫一飞和退休医生张延实，都有仇人遭到报复，一个截肢，一个出车祸死亡。”大象说，“看起来都是意外，但其实是人为。”
“所以你现在要找出哑巴的身份，再找出他的仇人妻子的下落，以此断定这些犯罪者的共同点，依据这个共同点来筛选接下来三桩命案的嫌疑人？”26问。
“对。”大象说，“这是我综合计算后得出的最快并最稳妥的破案步骤。”
“严谨。”26向后倚靠椅背，“那现在的难题，就剩下怎么查出哑巴的身份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政府在全国选定了一批盲人进行保健按摩培训，学成之后分散各地，盲人按摩行业慢慢开花结果。到了1998年，杭州出台了盲人按摩行业管理的通知，规范盲人按摩市场，恰好赶上杭州经济十年飞跃的春风，盲人按摩行业规模迅速扩大，乃至今日，按摩成为盲人就业的第一选择。
以此作范，八十年代南方也兴起大大小小的聋哑人技能培训学校，主要教授理发。最盛时，这些聋哑人理发师分布广东、湖南、福建等地，开设理发室，技艺高超，根据1999年的统计报道，单单广州登记的聋哑人理发机构就有49家。但因不具有独特性，在时代大潮中，最后并没有形成规模。
哑巴自杀后，大象仔细分析他遗留下来的照片，室内照片有的墙壁上糊有纸张，这是南方的防潮特色。在北京、上海、深圳、澳门四个地标建筑景点前都有全家合影，唯独没有去广州“旅游”。再看照片细节，出现番石榴和杨梅，翡翠电视台，儿子吃的一种广州市著名雪糕品牌“五羊”，以及两处外景的“粤A”汽车牌照。可将居住地缩小在广州。而常理身份证最后的动向是2006年7月从广州坐火车中转北京再到辽宁丹东，综合来看，哑巴曾在广州开有一间理发室，看室内的装修、儿子的穿着，间接说明他理发手艺精湛，盈利不菲。遭受变故后，他用了常理的身份证离开了广州，在凤凰山成为一名挑山工。
再对比哑巴照片上标注的日期，大象认为，1999年那则有关广州聋哑人理发机构的统计报道，其中有一家理发店为哑巴所开设。找出那49家理发店的地址，分派人力实地走访，根据已经得到的哑巴身世信息，查出他和他妻子的详细资料，不用一天就可以办到。
“但是，那份广州聋哑人理发店的地址清单早已丢失，资料室存下的只有‘49家’这个数据。”大象丧气。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26问。
“所以前来求助你。”大象说。
26沉默了一分钟，拿笔在纸上写下了一串数字，“这是我之前合作过的黑客的银行账号，你找他试试。找他的办法比较特别，要亲自去香港，随便找一家渣打银行ATM机，向他账户转一笔费用。他是一名马拉松爱好者，自2006年成立马拉松大满贯开始，每项赛事他一期不落轮轴参加——作为一名黑客，他连报名流程都省了。我是2009年12月找的他，那时他刚参加完纽约马拉松比赛，是他第20次参加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将参赛次数换算成20美元，加上接下来距离最近可报名的赛事费用，即距离12月最近的2月报名的芝加哥马拉松比赛的报名费。转账后等他反馈，假如他认为你值得一见，你就会收到见面地点的通知。”
“26在2009年12月找他时，他总共参加了20场马拉松大满贯，现在是2012年6月23日，按每年五大赛事计算，4月底结束的伦敦马拉松比赛是他参加的第32场赛事，接下来最近可报名的马拉松赛事是9月份的波士顿马拉松，报名费是225美元，32加225等于257美元，等下你要向他账户汇257美元。”在飞机桌板上，我用了十分钟算出了求助黑客的费用，“包括我们的机票费用，不便宜啊，希望物有所值。”
“转账费是32美元加上12800日元。”大象纠正，“东京马拉松在明年会被纳入大满贯赛事里面，今年8月报名，是距离6月最近的报名赛事，报名费是12800日元。”
大象转完账，刚走出银行，手机就收到一条短信：“今日下午两点，香港西营盘德辅道西246号义工中心606室。”
“太快了吧。”我看着短信，在香港熙攘的街道感到不真实，“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ATM机的摄像头。”大象抬头看着逼仄街道外的正午阳光，“他获取转账人的样貌后，读取相关数据。我的头衔不是‘犯罪分析师’吗，为了提高会面的概率，我昨天还特地将这个头衔置顶到我的介绍里。‘Baker/baker悖论’，你说的。”
我们刚走进义工中心，一位坐在室内课桌用笔涂涂写写的青年站了起来，他穿着一件纯绿T恤，一条运动裤，耐克跑鞋。身高大致一米七，身形精瘦，一对粗眉毛，宽脸，棱角分明，留着一头不太相宜的蘑菇头，神采奕奕。他向我们走来。
“你就是大象吧！”他跟大象握手，“久仰久仰，我就是你要找的黑客，叫我山药就好。植物和食物的山药。”
“你好。”等他跟大象握完手，我适时伸出手，说道。
“你就是阿雷吧！”他指着我，拍了我一下肩膀，看我伸着的右手，赶紧握住，“大象的破案经历，你写得很好，我都看了。”
“是26介绍我过来的。”大象说。
“什么26啊，”山药领我们走向他桌子，边说，“他名叫郑齐仕，今年42岁，未婚，性冷淡，有两套房产，没有心理问题，犯罪学造诣颇深。他是不是跟你说过，他被抓获是意外，是败于偶然性。扯的！他找了我，让我给他更改IP地址，作为一个正义黑客的职责，我要回访啊，然后我发现他在网上找的那些人，后来都不再出现了，我直觉有问题，然后我就调了他家门外路段一个摄像头录像。一天看到他将一袋不明物体放进了后车厢，我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就去他任职学校的停车场撬他的车看，果然是未来得及销毁的尸块，然后我想了个办法，让一群捣蛋的学生去识破。很简单，我盗了他们班一名学生的账号，那名学生那天正好回家，我在群里怂恿情人节应该给老师送一个惊喜，大家议论纷纷，我说充气娃娃，搞个新闻，得到一致赞同，我还给班长转了购买娃娃的钱。郑齐仕到现在仍认为自己的犯罪是偶然败露。”
“我猜，你们是不是在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山药在桌前站定，笑，让我们坐。
“厉害厉害，你还能读心。”我进入他的语境。
“我们这次来，是想……”大象坐定后开口。
“等等，我今天在解一道题，你们也帮我看看？”山药将一本习题册转向我们，“我最近在这家义工中心辅导小孩子，这是他们书上的一道题，难住我了，你们解解看，解完再说正事。”
书页上画的是一辆停着的红色双层巴士，车头朝右，车身前后两个车门皆打开，有一人从前门上车，无人下车，第一层车窗上可见十二个乘客和一位司机，第二层车窗上有七位乘客。提问：请指出图中的错误点。
“车厢下层高度应该比车厢上层大，这图的上下层比例一样，不太符合动力学。”我说。
“来来来，我们限定时间，畅所欲言，沙漏漏光，看谁的答案对得上。”山药从课桌抽屉中拿了一个绿色沙漏放在桌上。
“人穿的是短袖，车旁的一家早餐店正在营业中，说明现在是夏天的上午，这时的太阳光是不是会反射到车窗玻璃上，导致看不见车内的人数？”我问大象。
“你想复杂了，这是一道小学生题，不会用到这部分知识。这个错误一定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我们没有发觉。”大象看了一眼沙漏。
“那我怎么看都没有发现问题。”我说，“对比我人生中见过的所有公交车，都……”
“我知道了。”大象突然说，“我也在对比平常见过的公交车，经你一提，立刻明白了，我们之所以没有发现错误，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脑中对比内地的公交车。但这是一道香港的题目，是一辆香港的公交车。”
“什么意思？”我的思维一时没有转过来。
“香港跟内地公交车的差别啊，香港路面是靠左行驶，当公交车的车头朝右，那车身是没有车门的。这就是这道题的错误点。”大象说。
“这个回答说得通哦，我看看标准答案。”山药随手平放沙漏，翻开题册的最后一页，露出笑脸，“对，就是这个答案，怪不得我也想了很久，原来要将车子的行驶方向考虑进来。”
“我们这次来，是想让你帮忙找一个人，26，郑齐仕说，没有你找不到的人。”大象说。
“嗯，你描述一下那人，并说说想让我用什么方式找到他。”山药说。
“这个人是一个哑巴，杀人后自杀，公安系统没有案底，我们只知道他的职业曾经是理发师，还会画画，2000年前后大概率在广州定居，开理发店，跟一名女子结婚，后来女子背叛他，他的儿子可能被带走，或者出了意外，导致母亲悲痛过世。他因此恨妻子。这个人物故事很典型，我猜想在当时一定有纸媒报道，只是当时网络还不发达，服务器上储存的新闻数据非常有限，需要你的专业技能。如果此路不通，我想让你帮忙，能不能用什么办法找出2000年前后广州注册的理发厅，筛选出符合以上描述的选项。或者根据我带来的这些旧照，综合外景的道路和建筑，室内光线方向，来定位出大致的位置？”大象从包中掏出照片包，拉开拉链，递给山药。
“等下，我们再发散一下呗。”山药并没有接过大象的照片包，他又将题册移到桌面中心，“我刚从这道题上延展出一个新的问题，很有意思，你们再猜猜，用一种最简易的办法，将这道题错误点抹掉？”
“将车门涂掉不就可以了。”我有点愠恼他的态度，“不是说解完题就说正事吗？”
“这个办法没我想的办法那么简易哦。”山药说。
“把问题改成简体字，或者把发问的语言换成普通话，将这道题放入内地的语境里，它就没有错误点了。”对于山药的轻视，大象没有一点不满的迹象。
“对！厉害。”山药向大象比大拇指，“就像一名好的编剧不是文字功底厉害，取胜核心在于故事。同样的，编程于我，只是工具，黑进数据库，根据平面图定位位置什么的，调看各种摄像头啦，不值一提，干什么事的重点，还在于思路要奇绝。”
“跟我来。”山药走到前台，从桌上拿起电脑，我们跟他保持同一个方向站着，看他手指翻飞敲击键盘，“大象的办法可行，但对我来说不是最优解，找起来也没意思。最易突破的口，是找女子相关的艳情史。”
“艳情史？”我纳闷。
“对。”山药操作电脑，“这是一个婚外恋故事，哑巴有个妻子，妻子背叛了他，很大程度上说明女子有了外遇。哑巴本来是弱势群体，他靠精湛的理发手艺赚了不少钱，势必会招致一些健全人眼红。女子的背叛，会让这些人暗中痛快。事前事后衍生的版本，哪怕是杜撰，也会极尽离奇和色情。这一块有很多暗道可以打通。虽然2000年前后网络还不发达，但那时的BBS社区和博客已经开始流行，百度贴吧也正在筹划中，服务器安在香港的色情网站大部分都是内地IP.只要确定几个关键词，‘哑巴’‘妻’‘理发’‘偷’‘情’‘广州’，起始时间设置为1999年，搜寻内地网络出现的符合关键词的内容，我请你们下楼喝杯鸳鸯奶茶，喝完我们来看看捕获情况。”
喝完奶茶回来后，我看到电脑还在运作中，已经搜索出129篇符合关键词的内容，时间最远的是2005年。
“先筛掉非广州IP发布的内容。”山药敲了几个代码，我看到129篇内容剩下74篇。
“从这些内容里面查找有没有相同的IP地址。”弹出4篇内容是同一个IP发布的，山药依次点开四篇内容，最早的内容发布在2003年，最后的内容发布在2005年。
其中一篇帖子，是2003年发布在一个黄色论坛的情事分享区。帖子写到，“我”去一个位于广州番禺区的理发店理发，理发师是一名聋哑人，他的妻子在逗儿子玩，是一个健全人，长发，长得很有诱惑力，在理发途中，“我”透过镜子跟理发师的妻子频频对视，确定她对“我”有好感。“我”于是经常去理发，有次看周围没人，壮胆在哑巴面前约那个女人。一来二去，“我”知道哑巴无威胁，更加肆无忌惮地跟他女人偷情，甚至还在夜晚潜入他家，跟他老婆做爱，哑巴养的金毛狗一开始还吠，被女人训了几次，就不再叫了。“你叫出来更刺激，反正哑巴也听不到。”“我”对女人说。
“内容劲爆，是个黄文高手。”山药再将这四篇发布在不同网页的内容重合，从中再筛出一些特征，均符合我们要找的哑巴本人的画像。
“再来看看这个IP地址。”山药定位出广州番禺区的一座老式居民楼，“户主叫李顺，三口之家，根据这个IP发布的其他内容来看，大部分是学生流行话题，对比偷情帖的构词和句式，出自一人的可能性极大，可以推断，2003年使用网络的，是李顺的儿子李文生，当时他在读高二，16岁上下，不太可能跟一个成年人偷情。”
“偷情帖子里的对话全部陷在色情里，没出现有关工作方面的交谈，连谈及私奔都看起来像儿戏，这里，还有这里，说给女人送了一个皮夹和香水，皆用了‘名牌’和‘高贵’，‘用掉了我半个月的工资’，提及细节又语焉不详，可以断定是一个没有社会经验的学生所虚构。”大象指着内容说道。
“看做爱的细节，完全受到了色情小说和黄色漫画的影响，天马行空，不切实际，就是一个处男在意淫隔壁的少妇。”我也发表自己的见解。
“故事虚构，但基础取材于现实。发帖者李文生现在25岁，在广州天河区一家保险公司上班。调出运营商的数据，看他近半个月的通讯点，密集出现距离公司一公里左右的一间屋内，可以判断是他现在住的地方。”山药边说边操作，“看他的通讯对象大部分是客户，无开房记录，确定单身无疑，而且社交贫乏，目前银行卡里的存款是两万三千元，每月花销基本固定在一千元左右，没有娱乐消费需求，但以他刚染上兴趣的赌球的输钱频率，大概三个月会把存款赌光。看网络上的搜索和发言，厌女症晚期，判断有家暴倾向，性格懦弱。看他下载的电影，审美低俗。”
“带一名警察去找他，就跟他说，要查看他的电脑，就说是检测到他下载了非法视频。他电脑里存了5GAV，够他吓的，之后再跟他说明你的来意，他就会乖乖带你们去哑巴理发室的地址了。”山药合上电脑，“祝你们接下来破案顺利。”
当天晚上，我们就坐飞机到了广州。李文生一开始还狡辩，当时发布在网上的故事只是出于好玩，完全虚构，并没有什么根据，看警察一脸严峻，他才同意带我们过去指认，并不断表示“我不知道这个会犯法”。
在番禺区的一处待规划的老房区，我们找到了哑巴的理发室，那家理发室至今还在营业，装潢乎还维持之前的风格，绿白的马赛克墙壁，水泥地面被踩踏得油光水滑，天花板安了两架吊扇，扇叶上缠绕一层黑乎乎的丝尘，发出“嘎哒嘎哒”的噪音。店主是一个身材微胖的健全中年人，我跟大象、两名警察和李文生进店时，他正在用一个推子给小孩剃后脑勺。
“2006年，我从他手中买下他的店后，就没见过他了。”理发店店主跟我们说道。
哑巴本名叫冯富良，正是缔造丹东凤凰山树林命案的凶手。2001年，哑巴的妻子吴妙婵趁冯富良工作的空当收拾行李，跟另外一名男子离家。留下三岁的小孩，冯富良的母亲回家后，发现孙子触电倒地，她当场昏迷，在医院躺了五天，没有再说一句话。在短短一周时间，失去两位挚爱，冯富良那天一直喊叫，悲伤拉扯到极限，发出尖锐的嘶鸣。听过那个声音的医生和护士，表示终生难忘，“耳膜都像被刺破了一样。”
冯富良之后就行尸走肉地生活，理发室也不开张了，有人让他去警局报案，儿子和母亲的意外，吴妙婵负有很大的责任，冯富良不为所动，只是默默将照片上有关她的脸孔，用小刀划掉。
2006年7月，他卖掉房产后，悄无声息离开了。邻居有天意识到他，才发现他早就消失不见。直到2012年6月，事情过去了将近六年，我们找上门，他们都还不清楚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杀了他妻子了？”有人问。
在派出所查询吴妙婵下落，我心里是暗暗担忧的，一方面我不希望她真的“出意外”死去，一方面又希望案情如大象所推理的那样发展。
“她现在居住在湖南的郴州市。”一名年轻的警察抬头看向大象，“人还活着。”
“我看看。”大象脸上现出疲倦，俯身看向电脑屏幕。
“等等，吴妙婵报过案。”警察用鼠标点开她的报案信息，“2009年5月28日，她跟另外一个男人生下的9岁儿子，被人在老家屋内杀害，她的前夫冯富良被警方列为最大嫌疑人，因为他人失踪，案件至今未破。”
吴妙婵的儿子，就是“红衣男孩”案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