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二白和大球子终究没分出胜负,因为二白经过这次折腾,一直被关押在独拘里没放出来。

再次回到号里的大球子也已风头不再,规矩了不少,好在没有人落井下石,给他来个破鼓万人捶痛打落水狗。

毕竟大球子在外面的名声不错,为人也挺仗义,再加上他身大力不亏,只要他不主动挑衅,轻易没人敢去招惹他。

他在南窑吃了这么大的亏,全在于他经验不足,在一切不明的情况下冒然出头,以为仗着自己练过,又身强力壮,就能成为呼风唤雨的鹰头了,哪儿有这么简单啊!

在我们这个号里,不乏三次犯四次犯,那一个个儿都是惯会见风使舵深藏不露的主儿,经验何等老道?在二白和大球子两败俱伤之后,号里的几个老犯——四群、老坏、四旦子,开始把持号里的规矩套子,他们并不以鹰头自居,再鸟儿屁的人他们也不欺负,但是号里的三五十口子人,谁也不敢挑战他们老几位的权威。

老几位逮着机会就开熏,话里话外的都是经验十足,各种混劳改的传说,还真把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小毛孩子唬得一愣一愣的,每天都兴趣十足的洗耳恭听牢记在心。

几位老犯也不怎么愿意占便宜,来了窝头菜汤一概平均分配,谁也不多吃多占。

这一段时间以来,号里出奇地平静。

大家也都有自知之明,既然觉得自己没把握折腾出个名堂,就该知道这么一句话“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

以四群为首的几位多次犯们,透给我们一个信息,那就是——此处并非久留之地,不过是漫漫刑期前的一个过渡,无非走个过场,以后还会被遣送到执行单位,你有什么本事,有多大道行,等下了队再使不迟,你在这儿折腾出大天去,也不会有任何实际的实惠,无非是比旁人多吃几口。

话又说回来了,你就是吃得再饱,那还不是一天两顿的窝头菜汤?所以一直到我被送回分局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段里,我们这个号一直是风平浪静死水一潭,再没有过出头露脸之人。

可以说二白与大球子的争斗,是我在南窑关押那些天中仅有的一个插曲。

一转眼,我已经被关进南窑两个多星期了,感觉我是被人给忘了,因为陆陆续续有人被传唤出去提讯了,却始终没对我提审。

说心里话,不怕三天两头有分局来人提讯你,最起码能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把你弄进来的,心里也就有了底了,怕就怕这样的情况,一直没人搭理你,把你往这儿一扔,再没人过问,这让我惶惶不可终日,心里没着没落的。

在南窑的日子,犹如漫漫长夜,那种感觉让人浑身不自在,熬着吧!终于在半个多月之后,进来一个民警,大声的喊着我的名字:“墨斗!”

我急忙答了一声:“到!”

随后,民警给我带上手铐,将我带了出去。

自从民警喊到我的名字那一刻起,我心里一阵狂喜,终于等到传唤我了!政府没把我忘了啊!自打号里有人被传唤提讯开始,我就一直在留意,刚进这个圈子,对这里的任何事儿都是一知半解的懵懂状态,身边也没有一个至亲至近的人来说说心里话、交流一下心路,总是有一种很寂寞孤独的感觉,又很无助,于是我开始留意出去提讯回来的人之间如何交流,想听出个道道儿来,但我后来发现,原来各人的案由不同,提讯回来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后来听得太多了,我脑子里也就有些乱了,总结不出什么头绪。

当时我被民警带到了大食堂,几百平米的大食堂里空旷而阴冷,空气里漂浮着一种馊饭和泔水混合在一起的异味,沿着礼堂高耸的内墙墙根儿下,摆着两排办公桌椅,明黄色的办公桌椅已经破旧不堪,一眼看上去就可以知道,指不定又是从哪儿临时弄来的。

现在这个地方俨然是一个临时性的大预审室,与正规预审室所不同的,这里是一大批人在一起审讯。

每个案子三把椅子,一个办公桌,两名预审人员,一个待审的倒霉蛋儿。

一眼望去,至少有二三十拨人正在预审。

我被带到一扇大窗户下的桌子前,两名预审员已经早早的坐在了办公桌后面,与桌子相对的是一把孤零零的椅子。

我被命令坐在那把椅子上,椅子的四条腿还不一边长,坐上去晃晃荡荡,我却不敢乱动,等预审人员让我抬头,我才又机会打量这二位将要决定我命运的警官,他们二位没穿警服,便衣打扮,其中一人微微发胖,不停地用手里的手绢擦拭着额头的热汗,另一个人端着个白瓷茶杯一直在喝水,看得出他们两个人刚到,显得风尘仆仆。

其中一个警官嫌我坐得太远,命令我把椅子向前拉了一米左右,接下来开始了第一次审讯。

两位警官一个人负责问话,一个人负责记录,一通老套子活,没有任何的新意,无外乎姓名、年龄、籍贯、民族、家住地址、所属派出所、家庭成员等等。

他们二位把这些例行公事都问完了,开始正式审讯。

一上午的时间,抽了二位警官四五颗烟,从他们询问的过程和内容来看,应该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让我供述出来。

在以后的时间里,隔三差五的二位警官就来提讯我一次,前后有这么二十来天,一共提讯了我四五次。

他们总让我自己主动交待——我自己到底犯过什么事儿,却从没有谈及到他们已经掌握了关于我的什么情况,我自己很明白,我只有在红旗饭庄那次被三傻子撂出来过,后来也是不了了之,自打我被收审进来以后,我一直认为是这场事儿又被翻了出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来提讯我的二位警官始终没有提及此事,那到底是为了什么把我逮进来的?

要想解答这个问题,咱还得追根溯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大批的知识青年在接受了若干年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一番作为之后,终于迎来了返城的机会,一时间,有孩子上山下乡的家庭,无不想方设法地找关系走后门,把在农村里吃苦受累的孩子往回办,知青们自己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回城,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

大批的返城知青回来了,太多的家庭团聚了,可随后的问题也来了,这么多人回了城,要住房、要吃饭、要就业、要生存,社会上提供给他们的生存条件却十分有限,没找到接收单位的,就等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这件事现在说起来有点不太好理解,随便干点什么,多少不也能挣口饭吃吗?没错,可那时候不一样,就连早点铺、卖菜的这些岗位都属于集体企业,如果一个人在城市里不上班,几乎没有任何途径可以挣到钱。

大部分人是回来了,户口可还在农村,当时是计划经济,买粮食买油买肉,光有钱还不行,一切供应全得凭本儿凭票,家里的粮本儿副食本儿上,可没有他们返城知青的供应量。

吃饭还不是大问题,家里人从牙缝儿里挤一挤,每人少吃一口,农村有亲戚的,用大米白面去乡下换点棒子面,以少换多,还能对付着活。

可是住房问题也得不到解决,那时咱老百姓家里都指望着单位的福利分配住房,一家三代六七口人在一间小平房里挤着住的大有人在。

有的家里子女多,孩子都已经成年了,还没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只能睡上下铺、搭阁楼,一间小破屋挤挤插插的下不去脚,又女孩的更不方便。

时间一长,亲情终于经不住现实的考验,在家吃闲饭成为了一个家庭提高生活水平的严重障碍。

家里有门路的,可以通过各种关系,给闲置待业没有饭辙的儿女找个工作,而在同一时期,各个高中技校已经毕业的小青年们,又大批涌向社会等待就业,各单位里的招工名额却被返城知青给占了。

正所谓无事生非,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无处排放他们的热血青春,纷纷走到了社会上,每日消沉买醉者有之、玩世不恭寻衅滋事者有之、寻求刺激挑衅人们道德底线者有之。

八十年代初期,各工厂单位通常实行三班倒工作制,只要天一黑,路上的女职工们大都要有父亲或是兄弟接送,当然已经搞了对象的,对象可以从女方家中接过这个接力棒了,不只是工厂单位,就连各个学校也一样,二黑在九中门口劫我的钱,不就是很好的事实吗?

在当时来说,重新整顿社会治安,让老百姓过上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日子,已然是迫在眉睫了。

一次大搜捕下来,使得这么大一个直辖市里的各个监狱看守所分局拘留所人满为患,收集上来的案卷堆积如山。

咱们把话拉回来说,再回到我的案子上来,自打被从家里掏走那天起,我心里一直在想是被谁告发的,接到下队劳动决定书前的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是在红旗饭庄的事儿上被三傻子坑了,可在提审我的时候,却根本没人提起这件事情,仅仅是例行公事走走过场,好像谁都没个准谱,其实分局的提审人员根本没必要难为你,程序走到了,把案卷往上一报,往后跟人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了。

在命运的洪流中,我个人仅仅是一片汪洋大海中的枯叶,一个劈头盖脸的浪头打下来,或许会让我葬身漩涡沉入海底,而一股海底的阴流或阳流卷上来,又可以把我推向海边成功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