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对于考古学教授葛青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这年九月，在极其艰难的生活环境下，他的妻子文殊同志以四十五岁的高龄，为他生下一个健康的儿子。
葛教授今年四十有九，除了有几分学才，人生颇多不如意，身心都备受煎熬，幸而生性豁达而坚忍，常苦中作乐，终于给他盼到了苦尽甘来，云开见日。
从儿子降生的第二天，他开始转运，从此五十余载顺风顺水，水涨船高，成为考古界赫赫有名的一代宗师。
这年九月里发生的第二件事，就发生在儿子葛光出生后的第二天，同样大大改变了他的人生。
他老人家一直觉得，儿子是天将福星，如果没有这个儿子，他将一辈子窝在牛棚里，郁郁而终。然而，他也承认，相较得子之幸，这件事竟有过之而无不及。
农历九月十一日，他接到上级下达的指示，带领北大考古系的几个大学生，去江西省庆辉县挖掘一个最新发现的清墓。
葛青在考古界奋斗了二十余年，被组织领导信任尚在情理之中，但他不明白上级给自己安排的下手为什么是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大学生，于是他申请要原来考古学院的几个老同事来帮忙，上面却毫不客气地否定了，而去江西全程都有军队护送，并严禁他们同外人交流。
五十多年后，九十多岁的葛教授仍记得，到达庆辉林场的那天，秋高气爽，风轻云淡，而四周风景如画，给人一种穿越时空，恍如隔世的错觉。
墓前有个残破的墓志铭，只能勉强辨认出乾隆十年三月几个字，无法推出墓主人的身份。
同行的后来对葛青说，庆辉曾经有一户富实的人家，姓雷，几世几代专门看管此墓，不允许任何人靠近，67年的时候，庆辉县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瘟疫，县里的人只要还能爬动的，都逃走了，只有这家人，留下一老一小守着这个墓，后来老的病死，小的长大后找到了人民政府。
葛青在风水学研究上不太有造诣，不过，他能看出来，此墓风水不错，若在古代，够得上埋将相的级别。
墓穴打开后更让人惊叹。
它有三进三出的复杂格局，规模相当宏大，而且每一进都装有无数巧妙的机关，考古小队在军队的帮助下，花费了整整一个月零八天，才彻底清除必要机关，小心谨慎地进入最后一层葬室。
石门打开的那一刹那，空气涌进这个足有二百平米的墓室，墙上嵌着的火盆自动燃着，将一个豪华的闺房完整地显现在大家面前。
床，梳妆台，卧榻，暖炕，衣柜，桌椅，书桌，古董架，盆栽架等等一应俱全。，
床上放着龙凤呈祥的棉被枕头和匹配的两个血如意；梳妆台上摆着各色妆奁盒；榻上放着玉如意；炕上则摆着矮桌，桌上摆着黑玉棋盘，有一盘棋正下到一半；衣柜中有绮绣冠服；圆桌上摆着景德官瓷；书桌上有一本摊开的希腊语版的《沉思录》，文房四宝俱全，桌子两旁立着两个半人多高的金边珐琅彩瓷彝瓶，瓶中盛着十几卷书画；四个依次排开的古董架上摆得满满当当，有佛像，犀像，玛瑙，赩器，玉器，金器、珐琅器等，更有各种鼻烟壶等精美洋货，甚至□□子弹；盆栽架上也摆着逼真的假植物……
唯独没有棺木。
正中央的墙上，挂着一副长177.5公分，宽96公分的西洋油画，上面画着一男一女相依凝视，女子短发明眸，男子长身玉立，端得相配。上书‘圆明秋童’四字。
看到圆明二字，这墓主的身份似乎不言而喻。
六个月后，墓中所有物件清点完毕，除元代黄公望、明代郭熙墨宝等各朝书画文物外，其余物品均为康熙至乾隆年间产物，其中大多数则是雍正年间物品。
不少画卷上刻有篆体阳文“养心殿鉴藏宝”，“八徵耄念之宝”等印，代表此画原为宫廷私藏。
其中有一副画尤为特别，长约七十公分，宽约五十公分，其上画有一只奇怪的白鹅，长着人的脑袋和鹅的身子，浮在白雪皑皑的湖面上，红掌划拨，悠哉惬意，下配一首骆宾王的小诗，‘誐誐誐，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但，笔迹纤细有力，不像毛笔，似乎是羽毛笔写成，所用更是自1959年开始在全国推广的现代简体字，且，画卷下最上方却刻有‘七旬清蒋’的印章。
这是康熙皇帝晚年用的朱批私印。
其下还有雍亲王，怡贤亲王、果毅亲王、恒温亲王等人的私印，最下方则有一圆形的大印，形似现在的政府机关的批印，上书‘圆明秋童’四字。
正和墓室墙上挂的那幅油画相对应。
联想到雍正帝自号圆明居士，他的死因又是历史之谜，葛青很是激动。
可惜，墓中没有足够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他的猜测。
直到，79年秋。
那时国内境况已经好了很多，而当时大雨连降，专家预测庆辉县很有可能发生泥石流，如果泥石流从山上下来，势必淹没这个清墓，为了保护文物，也为了进一步的研究，上级下令将墓中大部分葬品押送北京。
在拆除床的时候，工人发生了一点意外，导致床头木板碎裂下陷，却因此露出了床板中间藏着的明黄色包袱。
当时葛青已经身在北京，明黄色包袱被送到他面前的时候，已经被大学生们打开过，所以他只见到三本日记和四幅画卷，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衣物。据说原本还有一本日记，却不知在哪个环节丢失了，他甚感遗憾。
因为正是这些日记证明了墓主的身份，更爆出许多不为认知的惊天秘密，不仅关乎历史，更关乎科学。
其中尚存的三本已经让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研究了近半个世纪，直到二十一世纪，仍有诸多问题困扰着各界专家学者。
包袱中的衣物有：一件黑色T恤，一条发白的破烂牛仔裤，一个军绿色背包，包上写着五个鲜红的大字：为人民服务。
四幅画卷分别是康熙真迹，画作《畅园春》，雍正真迹，手抄版《百喻经》，乾隆真迹，词赋《安缇传》，和一副不知何处的地图。
三本日记中，第一本是印度原产，硬质精装外壳，烟黄色纸页。
第二本是中国古典线装书卷，蓝色封皮上写着五个苍劲雅致的大字：圆明园日记
第三本外壳由明黄色金帛包裹，如同清朝早期奏折。
最初，葛青一人负责此次考古活动，所以这些资料只有他一人翻看。
到了二十世纪末，随着大批官方以及民间专家学者的加入，研究进入白热化阶段，却也因为最后一本一直不曾找到，所以学者们遇到了巨大的瓶颈，‘怀疑论’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为了引起社会注意，鼓励私藏者交出第四本日记，这三本日记中的部分资料，被摘出来公开发表，出版，成为《圆明园日记合辑》。出版书上作者的名字是，秋童。
作者有话要说：开工第一天，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