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二年二月初。
山东巡抚刘健入京，他是第一个向皇帝述职的封疆大吏。
作为前任首揆，皇帝一直对他有些特别。
而且，现在内阁的两位阁员还与他关系甚密。
刘健依然有这种略显特殊的地位，实际上也反映出现在的内阁仍然在皇帝心中具有一定地位。
而述职的主要内容，要包含土地、人口、夏税、秋粮。
前文已述，明朝的税收分夏税和秋粮，其中秋粮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基本能达到八九成。且解送京师的时间都差不多是来年2月。所以当初皇帝选择将大朝会定在三月。
就是空出一个月的时间回顾过去一年的成绩与问题。
大朝会之后，还会有人事变动。
因为变动的人不会少，吏部多多少少会有些动作，这种动作掩盖不住，消息也不胫而走，再加上去年的前例在前，所以自然让许多官员非常在意。
自然的，正德二年的述职，便不是简单的述职。而是要在皇帝面前分出个高下。
朱厚照则十年如一日的以实务为先，如同去年一样，他不会强行要求各省上缴的税赋有所增长。因为这种政绩观一旦树立，固然会让国库充盈，但地方官必定不择手段的征缴粮食，到时候，可就不一定是好政策了。
述职的这个过程，其实听还是次要，主要是皇帝会穿插大量的提问，一旦回答不上……因而这就要求每个封疆大吏都要对自己治下的情况很熟悉。
对于山东来说，
刘健主要禀报去年所领的三十万河工银究竟花在了什么地方，修通了多少水渠，沟通了多少水系，粮食收成如何。
朱厚照看了，山东省有耕地约72.4万顷，税赋上缴280万石，与去年略有增加。
明代，山东也是税赋大省，基本上也就落后于富饶的南直隶，它与浙江、陕西、河南都是可以每年上缴200万石以上税赋的大省。
“……山东的情形尚算稳定，与往年并无不同。不过山东于弘治十一年、十二年均有过大旱，臣计划，未免不测，要在正德二年于各县重新完善预备仓之制。”
预备仓也就是储粮，这里最容易有窝案。
朱厚照听得懂他的意思，“知府以下的官员，朕允你当场决断之权，知府及知府以上，你可一并处置，只需上疏告知朕一个理由即可。”
“臣，谢过皇上。陛下，臣仍有不情之请。”
“说。”
“正德元年，陛下拨银三十万作为修河工款，臣在济南府、兖州府、青州府发动百姓疏通河道、加固河堤，但山东境内河流众多，三十万银两真的用起来却是捉襟见肘，臣只得分轻重缓急，先通堵塞之河、先贯干旱之地。
臣知道，这笔款子今年按理轮不到山东，但山东的许多水利修在了半道上，若是此时不做，则前功尽弃。且，臣听闻国库充实，不知陛下能否再拨银三十万两？”
朱厚照先前已经派了谢丕去看了。
刘健这个人呢，办事还算用心，不是那种虐民、欺民之官。
而钱，若能真的用在民生之上，朱厚照本身是没有意见的。
“按理说，朕不该开了这个口，不然只给你不给其他人，该说朕偏私了。不过怜悯天下百姓的不止你一人，朕也是一样的。这银子，朕答应了。”
刘健大喜，“皇上宽仁厚德，臣替山东百姓谢过皇上！”
朱厚照没再多说什么，不过刘健一句‘臣听闻国库充实’，让他有些在意。
只是后来一想，他毕竟是过去的刘阁老，想打听一些情况还是容易的。
与此同时，山东以外的各地的主要官员也都已经启程。
杭州。
梅可甲迎上了北上的浙闽总督王鏊。
其实梅可甲的身份让很多人都难以把握，要说出身，他只是一介商人，即便有官身，但在大明的政治氛围中，不是科举出身的官身，那还是次一些。可要说地位，他手握梅记，整个江南地区，想做出海生意的人没有一个不卖他面子的。
因为只有他，才有船。
再加上两位贵人都是他的女儿。
现如今，梅记俨然成了皇商，而他梅可甲也似有了重臣之尊一般。
这样，王鏊才来杭州见他。
不过王鏊脾气执拗，从来都不是攀附权贵的人，
他来此处不是卖这个国丈的面子，他是为了海贸盈余一事而来。
弘治十八年底，皇帝力排众议坚决开海，一整年的时间，浙江、福建沿海的百姓大半和海贸扯上了关系，即便不出海，也有可能将手里的商品卖与出海的商人。
其中梅记实力最强，今年6月、9月分别派遣了三十艘四百料大船集中出海，可以说是声势浩大，蔚为壮观。
而为了装满这些船，梅记的‘下游供货商’几乎遍及整个浙江，宁波市舶司最大的一处商铺就是梅记经营的。
相比较而言，福建和泉州市舶司也有一些大的商贾，但规模显然小于宁波。
王鏊给皇帝放到东南这地方来，就是要稳住开海的局势，所以于宁波举足轻重的梅记他如何能不来呢？
不要说梅记的银子和他没关系，梅记毕竟在他管的地界上做生意，述职之时，提到要起解多少银两入京，也是核心问题之一。
此外，
市舶司设立之后，朝廷陆续完善了税赋、查验、审批等机制。
所以今年朝廷在东南的银子，主要是三块。
第一，便是浙、闽两省原本的田赋。
这方面浙江多些，夏税秋粮加起来要将近二百八十万石，福建少些，大约在九十万石。
这一点他这个福建总督都是有数的，今年浙江和福建无遍及全省的大灾，而且两省官员，除了他还有王琼、毛纪、丰熙、章黎、王守仁……
在这么多人合力下，浙江的田赋也算是有所增加，去年为二百五十万石，今年足足增加三十万。
这很不容易。
大概也有浙江的贪官、宗族杀得更多的因素。
福建则动静不大，其往年也能上交85万石。
不过福建从来都是兵家不争之地，大明岁入两千八百万石，天天折腾这田赋不到一百万的地方也不容易有显著的成效。
第二，就是各地市舶司的所收的关税。
按照浙闽总督衙门给皇帝所上的奏疏，开海初期为了鼓励商人出海，三地市舶司的抽税比例都低，朝廷中有人建议十抽二，那就是20%。
这个比例朱厚照没有同意，他还是赞同总督衙门的意见，以低税而养海贸，所以最终定税二十五抽一。
而且一开始，朝廷就否定了‘税出多头’的政策，即对船、对人、对货各自收税，这样名目繁多实在不利于管理。
所以统一起来，三地市舶司只针对出海的货物征收实物税。
今年是第一年，即便民间热情高涨，三地市舶司所出去的货物，也不过七百多万两，商人盈利很多，但朝廷关税收入只有20多万两。
基本上是留于当地，用于市舶司三地的一些行政开支和俸禄发放。
而上缴的那部分，主要还是针对海外输入商品所征的关税，但大明是小农经济，除非开船过来，架起大炮，否则想在这里行销商品，那可不是容易事，所以基本也可以忽略不济。
主要朝廷也不是很在意，
因为朝廷获利的大头并不在这上面。
而是在梅记、杭州制造局这些官办商铺之中。
也就是这第三点：海贸盈余。
其实所谓的商人盈利很多，当中超过四成还是‘皇商’的盈利。
王鏊是知道大概的数的，梅记和织造局去年就给皇帝运了两百四十万两白银，今年怕是要翻个倍，而且还有一趟船没回来。这些都有账可查，虽然说其中免不了贪污、中饱私囊，不过如今的天子并不好骗，去年没有开海的那个数，今年要是不翻个倍，你能交差？
海贸之利实在惊人，难怪宋高宗留下一句‘市舶之利最厚’、也难怪当初皇帝不顾一切要这么搞
除此之外，两淮盐场之案，震动天下。
现如今的朝廷，汇聚的民间之利……有些过于多了。
从杭州再往北去，就可以换乘水路走京杭大运河。
王鏊带着王守仁，以及皇帝要他推荐的两位知府一起站在船头看着官府的人一箱一箱的往船上抬银子。
而为了保护这些银子，他们这艘船的前后各有两艘兵船。
可以说算是规模较大的船队了。
“以往说东南财税半天下，往后，怕是要说海贸之利半天下了。”
王鏊身后的官员感慨。
也难怪，他们已经数了几十箱了。
“梅老板这些银子入京，怕是要引起不小的轰动了。”
梅可甲倒没在意，“部堂何须忧虑？去年不也没什么吗？”
王鏊摇头，“不一样。去年没有陛下着急花钱这回事。”
……
……
刘健出宫之后，照样不登他人之门，也不轻易让其他人登门。
除了李东阳和谢迁这两位老友。毕竟一年下来，他们难得相见，
所以如同去年一样，李、谢二人来到刘健的落脚处，一杯热茶，清谈人生，也算是一份畅快。
“正德元年，湖广、四川有灾，广西有民乱，但陛下与朝廷都有应对，算是尽了人事。除此之外，四海升平，倒也算是国泰民安。且，今年国库、内帑俱充实，陛下又几番下旨催促少府加快项目进度，可见是要花出一些钱。”
李东阳这句话几乎给今年的大朝会定了调子。
其实也不是他定，其他人都会这么想。
但刘健略显沉默，或许他以前还会说国泰民安四个字，但去了山东，到了各个县里面，他所看到的国泰民安之下，其实也有人卖儿鬻女、家破人亡。
所谓丰年，不过是勉强充饥。
而湖广、四川既然遭了灾，对于大明来说的确是疥癣之疾，但对于那里的百姓来说，可就是灭顶之灾。
“希贤，你怎么了？”
李东阳和谢迁都察觉他的异样。
“没有……”刘健低垂着眼眉，“我只是在想，大多数时候或许陛下才是对的。”
“何意？”
“昨日，我向陛下提出，再拨山东三十万两修河款，陛下答应了。”
“喔？”
李东阳和谢迁也略有意外。
主要是，这笔银子到底给哪个省去年就在争。
那会儿，人们碍于刘希贤四朝老臣之名。陛下给他，那也就给他了。
可今年还给……
“这样，就不是三十万两了。”谢迁和李东阳都不是笨人，“或许要一百多万两。”
不然得话，怎么说得过去呢？
说白了，就是其他省份，真的提出来要的，基本都要给。
刘健又何尝不知？
但山东的那些事都做到一半，他不能不开口。又或者，开口之前，他也觉得希望不大，因而也就没想太多。
谁知道皇帝答应了。
刘健这才感慨，“陛下以民为本，爱民如子，便是有些时候激烈了些，但毕竟是少年天子。因而我刚刚才在想，以往与陛下争执，或许是我的执念。”
“陛下……确实是位仁君。”
“但我也听说，有些人得知国库充实之后，想要变三年复套为两年。尤其是永谢布部落归顺以后，朝堂上有些人觉得鞑靼人不过如此，何必要再等一年？”
谢迁的话，让李东阳和刘健都有些难以展颜。
李东阳继续说：“我与于乔的意思，内阁会谏言陛下，还是依照三年复套的计划，不做更改。否则便是有再多的银子，也只会一夜而殆尽。到时候，想等到下一次再有这样的局面，就不知要到何时了。”
“其实，陛下会安排的好的。”刘健一点儿也不急。
“怕只怕朝中有冒进之人，陛下复套之心又切……”
“杨阁老怎么说？”
谢迁回答：“他大约要再七日后才入京。到时也可听听他的意见。复套若是改为两年，最直接受影响的便是民牧的有序退出。”
这并不难理解，短时间没有足够的马，肯定要将维持民牧的时间拉长一些。
可实际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有些地方退，有些地方不退，这本身就容易引发矛盾，所以各地只能许诺何时退出，而这种许诺是能轻易拉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