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重要的时刻不多，通常在早已事过境迁之后，才能好好回顾。要不要和那个女孩说话、前面的隐蔽弯道该不该煞车、要不要停下来戴安全套，等等。
不过我很幸运，我想各位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曾经和关键时刻狭路相逢，而且一眼就把它认了出来。那天，冬日的某个夜晚，当我在“忠诚之地”尽头等待，感觉生命的浪涛正汹涌而来。
那年我十九岁，成熟得足以应付世界，却又幼稚得经常干出各种蠢事。那天夜里，哥哥和弟弟一开始打鼾，我便扛起背包，一手拎着马丁大夫鞋溜出卧房。地板吱嘎一声，姐妹房里传来说梦话的声音，那天我神得很，高高踩在生命的浪头上，谁都无法抵挡。
我走过客厅，离沙发床上的爸妈距离如此之近，几乎都能摸到他们，但他们连身体都没翻一下。柴火燃烧殆尽，只剩几点红光喃喃细语。背包里装了我所有的重要物品：牛仔裤、T恤、二手收音机、一百英镑和出生证明。那时你只需要这些就进得了英国了。船票在萝西身上。
我在路口等她，躲在昏黄的路灯光晕之外。空气冷冽有如玻璃，带着健力士黑啤酒的辛辣酒花焦味。
我在马丁大夫鞋里套了三双袜子，双手深深插进德国军大衣的口袋，最后一次倾听我家这条街的扰攘随着漫漫长夜流过。一个女人在笑，啊，是谁说你可以的？
一扇窗砰地关上，一只老鼠沙沙爬过砖块，一个男人咳嗽，一辆自行车呼啸转过街角，还有疯子强尼·马龙的低声咆哮从十四号地下室传来，他正自言自语地准备上床。夫妻吵吵嚷嚷、压低的呜咽，还有间歇的鹭鸶叫，除此之外，夜晚很静。
我想起萝西颈间的香气，忍不住对着天空微笑。我听见城里的钟声在宣告午夜来到。耶稣教会、圣派兹和圣米肯里那，浑圆雄厚的音律悠悠从天而降，有如庆典，庆祝我和萝西的秘密新年。
钟敲午夜一点，我开始怕了。后院传来细微的窸窣与沉重的脚步声，我直起身子，但萝西没有从尾墙翻过来。也许是某人深夜迟归心里愧疚，从窗户爬回家。家住七号的莎莉·荷恩的新生儿哭了，纤细挫折的呜咽一直持续，直到莎莉好不容易起来，对她唱歌：我知道自己要去何方……上了漆的房间真漂亮……
钟敲两点钟，我心里一片混乱，像是屁眼被人踹了一脚。我弹弓似的翻过尾墙，跳进十六号的后院。那地方从我出生就受人诅咒，但我们这群小孩还是占领了它，无视于可怕的警告。院子里到处是啤酒罐、烟屁股与失去的童贞。我一步四级，跳上毁坏的台阶，不怕别人听见。我非常确定，仿佛已经见到她张狂的红铜色鬈发，双手握拳放在臀上，妈的，你跑到哪里去了？
地板碎裂，灰泥墙面坑坑洞洞，瓦砾散落一地，寒风幽幽，没有人在。我在客厅发现一张字条，从小孩学校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光线从破窗进来，在没铺毯子的地板上画出一块块光斑。字条随光飞舞，仿佛已经放了一百年。
就在那一刻，我察觉生命的浪潮变了，它就这样硬生生转了九十度，猛烈得无法抵挡。
我没有带走字条。离开十六号之前，我已经将内容牢牢记在心上，再用一辈子的时间试着相信它。我将字条留在原地，回到路口站在暗处守候，注视自己呼出的缕缕白雾飘向路灯，听钟声响过了三点、四点、五点钟。深夜淡去，化成忧伤的浅灰，街角一台牛奶车喀喀沿着石子路走向酪农店，我依然在“忠诚之地”的尽头等待萝西·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