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讲 养心新政 一、雍正风暴

雍正帝有一方寿山石闲章，上面刻着“为君难”三个篆字。寿山石因最早产自福建福州寿山地区而得名，是中国特有的名贵彩石，被誉为我国传统“四大印章石”之一。雍正帝这方“为君难”章，既道出其皇位得来之难，也道出其坐稳皇位之难，还道出其治国理政之难。总之，告诉人们一个信息，就是“为君难”！雍正帝冲破为君之难，推行改元新政，刮起吏治风暴。

雍正帝的寿山石闲章“为君难”，道出皇位得来之难，坐稳皇位之难，治国理政之难

整顿吏治雍正改元，政治一新。雍正帝在皇父死后七天，御太和殿，颁布即位诏书，正式行使皇帝职权，随后搬到养心殿居住。当时雍正帝四十五岁，正是人生的壮年，同时他学识广博、经历丰富，又性格坚毅、勤政任事，决心以刚猛的手段，振刷先皇六十余年积累的颓风。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一日，皇帝没有休假，不搞庆贺大典，却在养心殿一连发出十一道治吏谕旨：一谕总督，二谕巡抚，三谕督学，四谕提督，五谕总兵官，六谕布政司，七谕按察司，八谕道员，九谕副将、参将、游击，十谕知府，十一谕知州、知县，从省到县各级官员，告诫他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固邦本者，首在吏治。警告所有官员：民脂民膏，朘（juān）剥何堪！蔑视宪典，三尺具在！（《清世宗实录》卷三）“三尺”是什么意思呢？有两种解释：一是指法律，“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二是指刑具，“三尺木之刑”，就是夹棍，为最重之刑。雍正帝告诫官员：如果违法乱纪，有法律在，有严刑在！

其一，谕总督、巡抚：应以实心、行实政，但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今或以逢迎意旨为能，以沽名市誉为贤（就是作秀），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朴素无华，敦尚实治者，反抑而不伸。藩库钱粮亏空，多至数十余万。属员缺出，巡抚操其权，下属钻营嘱托，以缺之美恶，定酬赂之重轻，情同行劫。而告休归田之官员，反徇私吹索，借端陵践。吏治不清，民何由安？

雍正帝为勤政之君，图为养心殿西暖阁“勤政亲贤”匾

其二，谕布政司、按察司、督学：今钱粮火耗，日渐加增，重者每两加至四五钱，民脂民膏，朘剥何堪！各省库亏空，动盈千万，是侵是挪，总无完补。州县案件，多锻炼口供。至纳贿出入人罪，于法尤重。戕人之命，破人之家，以润屋奉身。今官员们名实兼收：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

其三，谕提督、总兵官、副将等官：当兹海宇承平，士卒狃于宴安，不以兵革为事，相沿日久，营伍渐弛。虚名冒饷，侵渔扣克，久悬兵缺，以恣侵渔；克减额粮，以肥囊槖（tuó）。不肖将弁，不勤训练，冒虚粮而兵无实数，克月粮而兵有怨心，上亏天家之粮饷，下朘穷卒之脂膏。国法森严，不尔贷也！

其四，谕道员：各地专司道员，首当洁己惠民。粮道，扣克运费，苦累运丁，营私烦扰，贻害百姓，何所底止！河道，而于工程，漠不经意，一遇坍溃，谁之咎耶！盐道，需索商人，巧立名色，诛求无已！驿道，凡驿递马匹，假冒开销；岁修船只，虚浮不实——其或因循不改，朕必置之重法。

其五，谕知府、知州、知县：汉宣帝曰：“太守，吏民之本也。”近闻州县火耗，任意加增，罔知顾忌。以小民之脂膏，饱贪吏之溪壑。州县官贤，民先受其利；州县官不肖，民先受其害。恃才而多事，谄媚上司以贪位，任纵胥吏以扰民！丝毫颗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王法森严，决难轻贷！

雍正帝在新年元旦发出的十一道谕旨，标志着雍正朝出现新君新元新政的新局面。雍正帝还声明：他不能像皇父那样宽容，他要向贪官污吏开战，甚至对主持会考府的爱弟怡亲王允祥说：“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选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清查，朕必亲自查出。”雍正帝推行新政的决心，跃然纸上，铿锵有声。明清公文形式，主要有：（1）题本，向皇帝奏事的文书，通过通政使司进呈后，先经内阁拟出处理意见，如“该部知道”、“知道了”，经皇帝允准；内阁以红笔批于题本表面，各遵照执行。明中后期，此事渐由太监掌握，以致危及皇权，清末改题本为奏本，此制遂废。（2）奏本，明代规定：各衙门凡公事用题本，盖官印；个人私事用奏本，不盖印。清乾隆时奏本与题本合一。（3）奏折，始于康熙初，因文件用折叠形式上奏，故称奏折。有资格上奏折的官员开始人数很少，后大体省部级、军队军级、日讲起居注官、科道言官等才有资格。“奏折从缮写、装匣、传递、批阅、发还、回交，都有一定的程序。奏折写好后，装入封套，外包黄纸，置于匣内，匣外加铜锁，锁口贴封条；或置于奏夹内，奏夹两端系以细绳，再以黄绫包袱包裹；其折匣、铜锁、钥匙、奏夹、包袱等，均由内廷颁赐。”（冯明珠《清宫档案丛谈》）。由本官或差家人等直送奏事处，再由内奏事处太监进呈皇帝。皇帝阅后，做出红色批示即朱批奏折，交本官或有关机构办理。

追查亏空，雷厉风行。在中央特设专门衙门——会考府。这项清查，既不“以驿传谕旨而落实谕旨”，也不“以宣示谕旨而落实谕旨”，却是动真格的。雍正帝命怡亲王允祥等先从中央掌管财政和税务的户部查起，发现该部库银亏空二百五十余万两。（《清世宗实录》卷二十六）雍正帝令以前历任尚书、侍郎、司官、堂官，赔偿一百五十万两，另一百万两则由户部逐年弥补。在清查中发现有贵胄如康熙帝第十子敦郡王允，康熙帝第十二子、履郡王允祹也涉及亏空案，雍正帝均不予宽贷，用变卖或充公他们家产来作赔偿，半点也不手软。

地方亏空，严肃清查。命将责任官员革职抄家补赔。命贪官不得留任原职分期补还亏空，因为这样他们会更加搜刮民脂民膏。命不准地方官与百姓代贪官清偿亏空，为防止贪官与绅衿勾结，等贪官复职后再合伙科敛。命将自杀身亡的贪官，由其子弟家人赔补，不能让贪官“以贪婪横取之赀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否则：“国法何在？而人心何以示儆？”由于雍正帝的严猛作风，各衙门亏空逐渐补足。

雍正帝积极整顿吏治，图为其朱批的官员履历片

对内务府的稽查与监督，雍正四年（1726年），在内务府设监察御史，职责是稽查内务府所属七司三院暨上三旗佐领管下的事务。（《雍正大清会典》卷二百二十三）对内务府这个直属皇帝的特殊机构的特殊人员，加大督查力度，每月末都要进行奏报。该衙门设在西苑陟山门（今北海公园东门外）。

雍正帝对粉饰太平、拍马逢迎的官员加以指责。甘肃巡抚石文焯在旱灾期间偶逢小雨就上奏说“可望丰收，此皆我皇上敬天勤民之所致”云云；朱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过言，朕实厌观！”

显著效果上述十一道谕旨，有气势，有新意，有胆量，有魄力，可谓雷厉风行，震耳欲聩。颁布之后，所有官员，有所警醒，有所震动，一时吏风，敬谨勤慎，贪腐恶习，大为收敛。突出表现在：

第一，政治上，康熙帝晚期，强调做仁君，行仁政。但是，官员懒散，工作拖沓，不求进取，但求无过。这种颓风，得到扭转。

第二，财政上，扭转康熙晚期财政亏空局面，财政大有结余，为乾隆前期发展，打下很好基础。

第三，吏治上，雍正帝整饬官风，从朝廷到地方，从总督到知县，都不敢掉以轻心。

历史遗憾雍正帝十一道谕旨，主要指向地方官吏，这是正确的、及时的，但缺憾的是，雍正帝没有对王公大臣，没有对军机大臣，没有对内阁六部，没有对八旗官员，发布严谕，加以整饬。这给后来上层昏庸腐败，留下一道缝隙。而后，乾隆朝出现和珅，晚清出现奕劻，清朝政权从根上烂了，无药可医，走向死亡。

雍正帝在养心殿理政，设立了一个重要机构，即军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