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至今为止有限的几本书中，出于事先策划的唯此一本。尽管在当时，这是一次颇有新意的策划。
1999年，一个出版社组织了几个作家从不同的路线“走进西藏”，并各自成书一本。虽说所有策划性很强的行动都有其仓促的一面，这次活动也不能幸免。几位作家从不同的方向走进西藏，和这本书的写作，都带上了现在所有策划性很强的活动所带来的那种特别的色彩。特别是当把其他几本与这本书同时出版的书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这种特征就更为明显。
这次活动中，我分配到的是川藏线。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走完这条线的全段。这次活动在拉萨的会师仪式，我是坐飞机飞过去的。我把活动的重心放在了我的故乡四川藏区阿坝的嘉绒地区。书的重心更是如此。这样做其实蓄谋已久。
在北京藏学中心举行“走进西藏誓师会”，被一些像要死人，像要经历千难万险，也可能到不了西藏的氛围弄得颇有悲壮色彩时，两个藏族人，我与扎西达娃会心地相视苦笑。也就是在那次会上，我决定不按组织者的意图走进西藏。所以，面对被鼓动得十分激动的媒体记者，面对着期待着激动人心表情的摄像机镜头，我平静地说：“如果说，这次几位同行去西藏是去探险，去发现，对我而言，却是平常的一次旅行，我更多的将不是发现，而是回忆，我个人的回忆，藏民族中一个叫做嘉绒的部族的集体记忆。”
这话我是对电视台记者讲的。我这些话可能令她有些失望：怎么能如此平静地把西藏说得如此平常。原因很简单，在中国有着两个概念的西藏。一个是居住在西藏的人们的西藏，平实，强大，同样充满着人间悲欢的西藏。那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现实，每天睁开眼睛，打开房门，就在那里的西藏。另一个是远离西藏的人们的西藏，神秘，遥远，比纯净的雪山本身更加具有形而上的特征，当然还有浪漫，一个在中国人嘴中歧义最多的字眼。而我的西藏是前一个西藏，而不是后一个西藏。
所以，当有另一个纸面媒体采访时，我干脆写了一篇文章《西藏是一个形容词》。文章不长，请允许我全文引述在这里：
当我带着一本有关西藏的新书四处走动时，常常会遇到很多人，许多接近过西藏或者将要接近西藏的人，问到许多有关西藏的问题。我也常常准备有选择地进行一些深入的交流。却发现，提出问题的人，心里早有了关于西藏的定性：遥远、蛮荒和神秘。更多的定义当然是神秘。也就是说，西藏在许许多多的人那里，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应该有着实实在在内容的名词。
前不久，在昆明的一个电视颁奖晚会上，主持人想与我这个得奖作者有所交流。因为我作品的西藏背景使主持人对这种超出她知识范围的交流有了莫名的信心。她的问题是，阿来你是怎么表现西藏的神秘，并使这种神秘更加引人入胜云云。我的回答很简单，说：“我的西藏里没有一点神秘，所以，我并没有刻意要小说显得神秘。”我进一步明确地说，“我要在作品里化解这种神秘。”
这样老实的回答却有点煞人的风景，至少在当时，便使人家无法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了。一个形容词可以附会许多主观的东西，但名词却不能。名词就是它自己本身。
但在更多的时候，西藏就是一个形容词化了的存在。对于没有去过西藏的人来说，西藏是一种神秘；对于去过西藏的人来说，为什么西藏还是一种神秘的似是而非的存在呢？你去过了一些神山圣湖，去过了一些有名无名的寺院，旅程结束，回到自己栖身的城市，翻检影集，除了回忆起一些艰险，一些自然给予的难以言明的内心震荡，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走进西藏。因为走进西藏，首先要走进的是西藏的人群，走进西藏的日常生活。但是，当你带着一种颇有优越感的好奇的目光四处打量时，是绝对无法走进西藏的。强势的文化以自己的方式想要突破弱势文化的时候，它便对你实行驼鸟政策，用一种蚌壳闭合的方式对你说：不。
这种情形，并不止于中原文化之于西藏。更广泛地见于西方之于东方。外国人有钱有时间，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但中国对于他们，仍然充满了神秘之感。原因十分简单。他们仅仅只是去过中国的许多地方。但他们未曾进入的那个庞大而陌生的中国人群，和他们只学会大着舌头说谢谢与你好两个问候语的中国语言，永远地把他们关在了大门之外。这些年见过一些在外国靠中国吃饭的所谓汉学家，反而从他们身上感到了中国的神秘。
所以，我更坚定地要以感性的方式，进入西藏（我的故地），进入西藏的人群（我的同胞），然后，反映出来一个真实的西藏。
《大地的阶梯》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成果。因为，小说的方式，终究是太过文学，太过虚拟，那么，当我以双脚与内心丈量着故乡大地的时候，在我面前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西藏，而非概念化的西藏。那么，我要记述的也该是一个明白的西藏，而非一个形容词化的神秘的西藏。当然，如果我以为靠自己的几本书便能化解这神秘，那肯定是一个妄想。
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许许多多的人并不打算扮演一个文化人类学者的角色。他刻了意要进入的就是一个形容词，因为日常状态下，他太多的时候就生活在太多的名词中间，缺失了诗意，所以，必须要进入西藏这样一个巨大的形容词，接上诗意的氧气袋贪婪地呼吸。在拉萨八廓街头一个酒吧里，我曾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翻阅游客们的留言，就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感受，我作为一个并不生活在西藏的藏族人，只想在这本书中作一些阿坝地区的地理与历史的描述，B为这些地区一直处在关于西藏的描述文字之外。青藏高原东北角这一地区常常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地位。阿坝地区作为整个藏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在整个藏区当中是被忽略的。特别是我所在的这个称为嘉绒部族生息的历史与地理，都是被忽略的。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地理上与汉区的切近，更重要原因还在于，这个部族长期以来对于中原文化与统治的认同。因为认同而被忽略，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公正。我想这本书特别是小说《尘埃落定》的出版，使世界开始知道藏族大家庭中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群落的存在，使我作为一个嘉绒子民，一个部族的儿子，感到一种巨大的骄傲。虽然，我不是一个纯粹血统的嘉绒人，因此在一些要保持正统的同胞眼中，从血统上我便是一个异数。但这种排除的、拒绝的眼光并不能稍减我对这片大地由衷的情感，不能稍减我对这个部族的认同与整体的热爱。
嘉绒大地，是我生长于兹的地方，是我用双脚无数次走过的地方，是用心灵时时游历的地方。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但我希望去掉所有那些肤浅的写西藏的书中那些虚无的成分，不想写成二本准冒险记，不想写成滥情于自然的文字，不想写成文明人悲悯野蛮人的文字。我想写出的是令我神往的浪漫过去，与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从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得到了什么和失去了什么？如果不从过于严格的艺术性来要求的话，我想自己大致做到了这一点。最后，在这种游历中把自己融人了自己的民族和那片雄奇的大自然。我坚信，在我下一部长篇创作中，这种融人的意义将用更艺术化的方式得到体现。
这些年，我比以往更多地回到那片旷远的群山与草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生态的好转。天然林禁伐以后，自然界依靠自身顽强的修复功能，大部分山野重新披上绿装，生机盎然，日益繁盛的林木喷吐着云，雾与溪流。这个世界，人性的贫弱大致相像，所以，我从不把我出生成长于此的这片土地描绘成天堂，但是，一个有别于其他满目疮痍大地的美丽山水，还是让她成为一个值得热爱并加以歌颂的地方。
在我的故乡，老百姓们有一种迷信，就是在一年中初次听到布谷鸟悠长的啼叫时，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这一年都会是这样的状态。巳经连续两年，我都在川西北高原美丽风景中行走时，听到从绿林深处传来布谷鸟第一次的叫声。就这样，杜鹃的啼鸣伴着我走过河谷中的乡村和高山上的牧场，从低到高，看浩大的春天渐次推进，一路上鲜花渐次开放，迎风招摇。看见不期而至的明亮雨脚降落在我站立的山头，而在峡谷对面，另外的山峰被阳光照得透亮，此时，再听见杜鹃深长的鸣叫声，自己的心境像雨后被阳光照耀的山峰一样明亮。现在，差不多整个高原鲜花开放的季节，我都拿着照相机和野花们呆在一起。因为当自然变得美丽的时候，最大的享受就是被自然母亲紧紧拥抱。所以，不嫌烦复，再引一段随手记下的笔记：
被温软的睡袋族拥着，在这个高山湖边的草地上，听雨声浙浙沥沥地落在帐篷上面。
黄昏正降临山间。
雨水落在湖上。
雨水也落在湖畔这属于报春、鸢尾、垂头菊、马先蒿和藏菠萝花的宽阔草地，杜鹃和金露梅已经开过的草地。想再去看看她们的样子，可夜色已然笼罩下来了。那些花草.已经隐匿在暗夜中间。只有湖水辉映着天光，微微鼓荡。索性闭上眼晴，雨声中，那些花朵的形状隐去了，只有鲜艳的色彩像湖中雪山的倒影，朦胧中失去了具体的形状，灵动地浮现在眼前：翠雀花和鸢尾的蓝，藏菠萝和马先蒿的红，垂头菊与报春花的黄。雨停了，四野里，花草们细密的声音絮絮地响起。星光还没有出来。我要睡了。此时的情景让人相信，星光出现时，会像钟声一样把人敲醒。
半夜，恍然间真的听到了星光丁丁当当的声音。醒来，天空中果然出现了稀疏的星斗。这时，耳边恍然还是听到隐约的丁当声。看星星，星星寂静地挂在天上。那么，这些声音，就是轻轻的夜风摇落花朵上露珠的声音了。而早上唤我醒来，一定是阳光与相随而至的杜鹃。
还得啰嗦几句。
细心的读者如果有耐心看到此处，已经看出一点破绽了，那就是我在这本书的正文中曾经说过，我因为打小起手不明原因的颤抖而不能照相。的确如此，当我写下这样文字的时候，总想拍下一些照片来，来个图文互现，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图片的直观可以省去许多夹缠的笔墨。
但是，手上的这个莫名的毛病却使我这个想法无法实现。
那时，和一些喜欢摄影的朋友们一起面对高原的壮丽风光时，当他们啪啪地按下快门，我就用笔把一些分行的文字记录在纸上。也许，人一旦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长存心中，上天就会在某一天把好运赐降给他。这些年，人到中年，身体慢慢有了一些大家都会得来的毛病，但手上这个莫名的毛病却又慢慢好转，至少是程度大大减轻了。于是，在去年一次走完青藏线全程的旅行中，我端起了相机，终于可以拍下一些自己想拍的照片了。
所以，当朋友促使这本书再版一次时，我就提出增加一些照片，而且由我自己来拍摄。六月间，高原上春暖花开之时，我又驾车循这书中的线路走了一圈，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拍出自己想拍的那些照片。原因有两个：一，天天下雨，光线不好；二，更主要的原因，相机和手艺也使照片达不到理想的程度。结果也是两个：一，从高原上下来，就打电话找摄影高手当参谋去买新相机。二，在马尔康就找当年曾一起穿行于大渡河谷地的摄影家杨文健兄，打开他多年积累的图库，蒙他应允，用在这本书里。这也是需要特别加以说明并致以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