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暗中跟踪了那个叛徒。他头戴一顶羽毛帽，蹬着鲜艳的襻扣和吊袜带，阔步穿行于一间间商铺中，整个人在西班牙白亮的太阳底下熠熠发光。他与其中一些摊贩嬉笑打趣，和另一些则针锋相对。举止不似友人，倒也不像个暴君。说实在我对他的印象——虽然只建立在远观之上——是此人相当公正，甚至可以算仁慈。但也没错，他并未辜负这些人。他背叛的是骑士团，背叛的是我们。
巡视过程中，卫兵们寸步不离左右，看得出来都是些恪尽职守的部下。他们的目光一刻不停地梭巡着市场，这会儿有商贩热络地拍拍他的背，从铺位上拿起一块面包硬塞给他，他向两名卫兵里高些的那个挥了挥手，后者伸出左手收下礼物，始终没有用到持剑的手。真不错。圣殿骑士团培养出来的，真正的精英。
过了一会儿，一个小男孩从人群中蹿出来，我立刻把视线转向守卫们，并注意到他们身体紧绷、当即判断起险情，接下来……
松了口气？
笑自己一惊一乍？
不，两人继续绷得紧紧的，保持着戒备。因为他们不是傻子，明白男孩可能是障眼法。
他们很出色。我不知道他们的雇主，那个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的男人，有没有用他的教唆腐蚀这两人。希望没有，因为我已决定放过他们一命。表面看来，饶他们不死只是我不想多事、我其实担心和两名不弱的对手正面交锋会落下乘，但这种表象是错误的。他们或许很警觉，应该深谙致死之道，也无疑将使出精湛的剑术。
反过来，我也很警觉，也深谙致死之道，掌握了精湛的剑术。我对杀人有一种天生禀赋。然而，不同于神学、哲学、古典学和我所掌握的多门语言——特别是西班牙语，流利到在阿尔特亚这一带我可以冒充西班牙人蒙混过关，哪怕只够扮一个惜言如金的当地人——杀戮技巧再高明，我却不以此为乐。我只是擅长，而已。
如果我的目标是迪格维德，那或许——或许我内心会为了亲手结果他而稍微欣快一下，但这次不是。
离开伦敦的头五年里，我与雷金纳德足迹遍布欧洲，跟着迁徙的商队从一个国家赶往另一个，身边同行的雇工和骑士同伴们轮换着，在我们的生命里来来往往，唯独我和他是固定成员。有时我们获得信报说珍妮可能在一伙土耳其奴贩子手上，便赶去追查起其行踪；间或传来迪格维德的消息，这时就得布雷多克出面，他常马不停蹄去几个月，但总是两手空空地回来。
雷金纳德是我的导师，教育方面他和父亲不无相似。首先，他有睥睨一切书面知识的倾向，不断斩钉截铁地表示，比起积灰的旧教科书上能找到的东西，世上还有一种更高深、更先进的学问，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圣殿的教诲；其次，他坚持要我独立思考。
他们的不同在于父亲会让我自己拿主意。而我逐渐了解到，在雷金纳德眼中，世间的规则更绝对化。有时我觉得，在父亲那里只要有过思考似乎就够了。思考本身自成一套法则，至于我得出什么结论，居然还不比中间过程重要。回头翻阅过去的日记甚至让我发现，在父亲那里，事实、以及整个“真相”的概念，感觉上都有一种时时流变、改换无常的特性。
但雷金纳德不接受这种模棱两可，假如我表达不同看法，他会微笑着说在我的话里听出了我父亲的味道。他会告诉我，父亲多么伟大、很多方面又富于才智，还是他认识的人里数一数二的剑客，只是父亲对于学识的观点，并没有达到他本可达到的精深程度。
如果我承认随着时间推移，自己渐渐偏向雷金纳德那种更一板一眼的圣殿作风，我会为此羞愧吗？虽然他总是脾气和善，机灵地说笑，可他缺少父亲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欢快、乃至调皮。举例来说，他永远衣冠严整，计较守时到病态的程度；坚决要求任何情况下事物都要井井有条。就算这样，随着岁月流逝，我几乎不可自抑地越来越为雷金纳德所感染，在他身上，不管外表还是内在，都有种固执的东西，一种确切自信的姿态。
有一天我意识到为什么了。吸引我的是不再有疑虑——与之一起消散的，还有慌乱、举棋不定、缺乏把握等情绪。这种感觉——雷金纳德灌输给我的“可知可控”感——成为我从孩童过渡到成人的指引。我从没忘记父亲的教诲；正相反，他会因为我质疑他的思想而感到骄傲的。正是这么做，我才吸纳了新的思想。
我们始终没找到珍妮。许多年过去，有关她的记忆柔化了很多。回头看自己的日记，年幼的我对她漠不关心到极点，这令我多少感到愧疚，毕竟已经成年，看事情的眼光也发生了改变。倒不是我年少时同她的龃龉妨碍了寻找的脚步，当然没有。这件事情上，伯奇先生一人的热情足以支撑我们两人的份。只是这样还不够。从身在伦敦的辛普金先生处，我俩获得了可观的资金，但这笔钱也并非取之不竭。我们选择法国特鲁瓦附近、香槟省荒原不起眼的一隅建起了庄园，作为我们的基地。伯奇先生在那里继续指导我的学徒生涯，担保我加入高级团员，三年前，我终于羽翼丰满，在骑士团中有了独当一面的资格。
有时一连数周过去，都不再有人提及珍妮或迪格维德，这个间隔慢慢扩大到数月。我们介入到其他圣殿事务中。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仿佛将整个欧洲撕咬着吞进它的血盆大口，圣殿利益需要我们维护。我的“天分”，即杀戮手段日渐展露，雷金纳德迅速洞见到它的好处。第一个被断送的——当然了，不是我手上的第一条人命，更应该说是第一个被我暗杀的对象——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利物浦商人。第二个是位奥地利亲王。
两年前，解决完那个商人后，我回到伦敦，只见安妮女王广场的建筑修缮还未完工，而母亲……母亲那天太过疲倦，无法和我见面，之后一天仍是如此。“她累得连我的信也回不了吗？”我问戴维夫人，她连连道歉，眼神躲闪。随后我一路骑行到赫里福德郡，希望找出迪格维德家人的下落，最后徒劳而返。我们家中出的这个叛徒貌似人间蒸发了——应该说，蒸发到了现在。
不过这些日子来，我胸中复仇的烈焰已不如从前猛烈，或许仅仅是我长大了；抑或出于雷金纳德的教导，懂得了如何自控、支配自己的情绪。
只不过，纵使火光幽暗，它依旧在我体内烧灼，不曾熄灭。
旅店老板娘刚才来过，她瞄了瞄楼下，赶紧把门关上。我外出期间有个信使造访，她告诉我，然后将函件交给我，同时抛出挑逗的媚眼；要不是心里想着别的事情，我可能就跃跃欲试了。
我什么也没做，送她出了房间，坐下来解读密函。上面写让我一办完阿尔特亚的任务就立即动身上路，直接启程去布拉格，雷金纳德将在契里特纳街圣殿总部的地下室和我碰面。他有急事要与我商谈。
在这期间，我拿到了想要的奶酪。今晚就是那叛变者的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