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大唐改元为开元元年，皇上也谦逊地接受了群臣上表为皇上加的尊号：“开元神武皇帝”。朝中上下弥漫着一派毫无缘由的乐观气氛，心事沉重的大约只有两个人：皇上和姚崇。
皇上的心事是一种对任何人都无法讲的忧虑，就是他与太上皇，以及他的长兄宋王李成器之间的关系。皇上深知自己没有伯夷、叔齐那样的高洁，他喜爱皇帝这个宝座，更喜爱这无上的权力。虽然眼下这权力还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
姚崇的担忧也同样与权力有关，但与私利无关。如今表面上看来他在政事堂中占据了领袖的地位，张说与刘幽求也没有与他一争高下的表示。但是，如果没有全体宰相的合作，姚崇再有本领，皇上对他的支持再多加几分，他的权力也只能表现在政事堂中，而不能贯彻至全国。
问题的关键是，刘幽求是扶保太上皇登基的大功臣，而张说与太上皇一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要把他们两个弄出政事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们自己并不是没有给姚崇这样的机会，关键在于姚崇做还是不做。
对刘幽求容易处理一些，因为这个人没有处理政事的能力和经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事情的关键在于张说。驱逐张说出京，虽然会显得姚崇心胸狭窄，但对姚崇与皇上非常地重要。
这天傍晚，张说身着便装，乘着一辆被遮挡得密不透风的油壁车，悄悄地来到了皇上的长兄，宋王李成器的府上。
这个时候，长安四门的催行鼓敲得正紧，每个人都在急急地赶回自己居住的街坊，没有人会留意这样一辆不起眼的马车。自姚崇回京之后，张说与宋王见面总是采用这种小心翼翼的方式。
“太上皇怎么说？”张说深知自己的相位岌岌可危。
宋王李成器是个慢性子的人，虽只有三十五岁，行为举止却像个六十几岁的老人。等张说坐定，他才轻轻地放下了手中的羊脂玉笛，不紧不慢道：“太上皇让你等一等，看看姚崇的举措，再作打算。”
“其实，太上皇他老人家只要对皇上讲一声，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张说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这也得等机会才行。再说，太上皇觉得，姚崇未必会向你下手。”宋王过了半晌方才答道。
他不可能不下手。张说明白，他是反对姚崇回京最力的人，这一点路人皆知。依姚崇一向的作风，如果单单罢免了他的相权已经是侥天之幸了，而张说绝不愿意放弃他奋斗多年终于赢得的这个尊崇的地位。
“宋王，您能不能为小臣在皇上面前说几句好话？”张说的语调近乎哀求。
宋王也许觉得脚有些冷了，他走下了雕花木榻，在脚上套了一双锦腰皮底的软靴，踱到炭火盆前。“皇上对我一直很好，这你知道。但同时你也应该知道，我是皇上的长兄。你精通史事，不会不了解，处在我的这个地位，绝对不能讲话，尤其是对政事。”
宋王的言下之意是，宋王自己便身处嫌疑之地，参与政事只能给他带来危险，至少也是自找没趣。
“所以，”宋王不紧不慢地接着道：“你这样三天两头地深夜来访，怕要引人讲本王的闲话。”这几日宋王也在思索他与张说的关系，两个人以往的关系虽然相当地亲密，但那是饮酒游乐的交情，而且多半有他的某个兄弟在场。如今张说因为他自己的利益，每每避开众人耳目深夜到访，必然会给人一个有所密谋的印像。
在大唐帝国不足百年的历史上，曾经历了十几次与皇位有关的政变。今天，在太上皇还活在人世的时候，皇上的长兄与前宰相首领频频深夜相会，会招来什么样的祸事可想而知。想到此处，宋王对张说的态度自然就冷淡了下来。
“你还是回去罢。只要是你公忠体国，早晚会有为国效力的时候。”这是张说与宋王相识以来，宋王第一次对他打官腔。
张说知道，自己的前程已经断送了。但是，能不能去向姚崇低头求情呢？张说随即否定了这个想法。大家同为宰相，自己若是做出这样的事来，这一辈子也就没脸见人了。
“相爷，张相公又到兴庆坊去了。”负责长安东城治安的金吾卫左街使曾受过姚崇的大恩，所以，自姚崇回京之后，住在东城的大多数王公、重臣的私人交往，左街使总是及时地向姚崇汇报。
“今天夜里你还得幸苦一趟，看看他什么时候出来。”
“该当效劳。您说张相公夜里去拜访宋王爷，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左街使也是个机敏的干才。
听到这话，姚崇却沉下脸来。“你只要注意现象就可以了，到底这里面有什么问题，那是我应该操心的事。别忘了，想得太多，说不定会给自己惹来祸事。”最后一句话，姚崇确是表现出了对左街使的关心。
如果宋王为张说说项，那该如何是好？想到此处，姚崇感到有些胸闷气短。自皇上登基以来，由于他身为三皇子的独特身份，使他在表现自己的孝道与对兄弟的友爱之情上无所不用其极。所以，长兄宋王一旦为张说讲出话来，皇上就很难办了。
这正是皇上的两大难题之一，也是皇上与姚崇整顿朝纲的关键所在。
这天夜里，张说的马车到三更时分方才离开宋王府。令人起疑的是，车前导行的灯笼并不是宰相特有的可以在宵禁之后通行的灯笼，而是一对宋王府的宫灯。宰相的灯笼上都有自己的衔名，不管这是张说的过分小心，还是宋王的恩宠，这都让姚崇下定了决心。
为了大唐，也为了自己，姚崇对于这种武太后和中宗皇帝时遗留下来的政出多门的陋习深恶痛绝，他已经别无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