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温兄妹就住在一条挤满房屋和树木的大街的中段。加纳先生跳下大车，把马拴在结实的铁桩上。
“我们到了。”
贝比拾起包袱，因为屁股的伤和几个小时的舟车劳顿，费了好大力气才爬下车来。加纳先生在她落地之前就到了甬道和门廊，而她瞄见门开处一个黑人姑娘的脸，就从一条小路向房后绕去。她似乎等了很久，那同一个姑娘才打开厨房门，请她在窗前的座位上坐下。
“我给你拿点吃的好吗，太太？”姑娘问。
“不了，亲爱的。我只是挺想喝点水的。”那个姑娘走到洗碗池边压了一杯水。她把杯子放到贝比·萨格斯的手上。“我叫简妮，太太。”
贝比在水池边迟疑了一下，但还是把水喝个精光，尽管它喝起来像一种正儿八经的药。“萨格斯。”她用手背抹着嘴唇，说道，“贝比·萨格斯。”
“很高兴见到你，萨格斯太太。你要在这儿留下来吗？”
“我不知道我会留在哪儿，加纳先生——是他带我来这儿的——他说他给我安排好了。”然后她又说道：“我自由了，你知道。”
简妮笑了。“是的，太太。”
“你家里人住在附近吗？”
“是的，太太。我们都住在蓝石路。”
“我们都失散了。”贝比·萨格斯道，“可也许不会太久的。”
万能的上帝啊，她想，我从何处开始呢？找人写信给惠特娄。看看谁带走了帕蒂和罗莎丽。她听说，有个叫丹的要了阿黛丽亚到西部去了。犯不上去找泰瑞或者约翰。他们三十年没有音讯了，要是她找得太紧而他们又正在东躲西藏，找到他们就会使他们反受其害。南希和菲莫斯死在了弗吉尼亚海岸一艘将驶往萨凡纳的船上。她知道的就这些。是惠特娄那里的工头给她带来的信儿，倒不是工头怎么心地善良，而是因为他想让她听他的摆布。船长在港口等了整整三个星期，塞满了货船才起航。在货舱里没活下来的奴隶当中，他说，有两个是惠特娄的小黑鬼，名字叫……
但是她知道他们的名字。她知道。她用拳头堵住耳朵，不想听它们从他嘴里说出来。
简妮热了些牛奶，倒在一只碗里，又拿来了一盘玉米面包。贝比·萨格斯客气了几句，就来到桌旁坐下。她把面包捻碎，扔在热牛奶里，发现自己这辈子从来没这么饿过。这很说明问题。
“他们会在乎吗？”
“不会，”简妮说，“想吃多少吃多少。这是我们吃的。”
“还有谁住在这儿？”
“就我。还有伍德拉夫先生，他干外面的活儿。他一个礼拜来两三天。”
“就你们俩？”
“是的，太太。我管做饭洗衣裳。”
“也许你家里人知道有谁需要个帮手。”
“我一定帮你打听，不过我知道屠宰场要个女的。”
“干什么？”
“我不知道。”
“男人们不愿意干的活儿，我估计。”
“我表姐说猪肉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外加每小时两毛五。她是做夏季香肠的。”
贝比·萨格斯把手举到头顶。钱？钱？他们会每天都付给她钱？钱？
“这个屠宰场在哪儿？”她问道。
简妮还没来得及回答，鲍德温兄妹就走进了厨房，身后跟着咧嘴直笑的加纳先生。毫无疑问，是兄妹俩，两人都穿着灰色衣服，在雪白的头发下面，他们的脸显得太年轻了。
“你给她东西吃了吗，简妮？”哥哥问。
“给了，先生。”
“别起来了，珍妮。”妹妹说道，于是好消息变得更好了。
他们问她能干什么活儿，她没有把她完成过的几百样差事数落个遍，只顾打听那个屠宰场。她干那个太老了，他们说。
“她是你能见到的最好的鞋匠。”加纳先生道。
“鞋匠？”鲍德温妹妹挑起又黑又浓的眉毛，“谁教你的？”
“是个奴隶教的我。”贝比·萨格斯答道。
“是做新鞋子，还是光修补？”
“新的旧的，什么都行。”
“好嘛，”鲍德温哥哥说，“那可挺了不起，可你还得干点别的。”
“拿回去浆洗怎么样？”鲍德温妹妹问。
“行，太太。”
“一磅两分钱。”
“行，太太。可拿回哪儿去啊？”
“什么？”
“您说‘拿回去浆洗’。‘回’哪儿去啊？我要去的地方是哪儿？”
“噢，听着，珍妮，”加纳先生说，“这两位天使有所房子给你。他们在城外有一处宅子。”
那所房子在他们搬进城之前属于他们的祖父母。最近租住它的一大窝黑人刚刚离开了俄亥俄州。对于珍妮一个人来说，房子太大了，他们说（楼上两间，楼下两间），可这是他们能做到的最佳和唯一的选择。作为浆洗衣服、做些针线活儿、做罐头以及诸如此类（哦，还有鞋）的报酬，他们会允许她住在那里。规定她必须保持清洁。以前那一窝黑人可不怎么样。贝比·萨格斯接下了这份工作；失掉那份赚钱差事当然很难受，可一所带楼梯的房子令她激动不已——虽说她爬不了楼梯。加纳先生告诉鲍德温兄妹，她不仅做得一手好鞋，饭也做得不赖，说着，还亮出他的肚皮和脚上的样品。大家都大笑起来。
“你需要什么就说一声，”妹妹说，“我们不支持奴隶制，甚至加纳的那种。”
“告诉他们，珍妮。在我家之前你住过更好的地方吗？”
“没有，先生。”她说，“没住过。”
“你在‘甜蜜之家’待了多久？”
“十年，我想是。”
“挨过饿吗？”
“没有，先生。”
“受过冻吗？”
“没有，先生。”
“有人碰过你一个手指头吗？”
“没有，先生。”
“我让没让黑尔赎你？”
“是的，先生。你让了。”她说道，心里却暗想：可是你占着我的儿子，而我一无所有。我归天以后，他还得一直为了还债让你租来租去。
他们说，伍德拉夫会把她带出去，然后三个人就从厨房门口消失了。
“我得做晚饭了。”简妮道。
“我来帮忙，”贝比·萨格斯说，“你太矮了，够不着火。”
伍德拉夫把马抽得飞跑起来时天已经黑了。他是个胡子很重的年轻人，下巴上有一块胡子遮不住的烧伤。
“你是在这地方土生土长的吗？”贝比·萨格斯问他。
“不是，太太。弗吉尼亚。来这儿两年了。”
“原来是这样。”
“你去的房子棒极了。又大。一个牧师和他一家曾经在那儿住过。十八个孩子呢。”
“我的天。他们到哪儿去了？”
“到伊利诺伊去了。艾伦主教让他去那儿管一个教区。大着呢。”
“这一带有什么教堂吗？我有十年没迈进去过了。”
“怎么会呢？”
“我们那儿没教堂。我不喜欢我在最后这个地方之前待的那个地方，可我在那儿倒总有办法每个星期天去趟教堂。我敢说上帝现在肯定忘了我是谁了。”
“去见见派克牧师，太太。他会重新把你介绍进去的。”
“我用不着他介绍。我会自己介绍自己。我需要他做的是把我重新介绍给我的孩子们。我猜，他认识字吧？”
“当然。”
“太好了，我要澄清好多事情。”可是他们澄清的消息少得可怜，她不得不放弃了。在牧师替她写了两年的信之后，在两年的浆洗、缝补、做罐头、做鞋、种菜和去教堂之后，她发现的只是：惠特娄的地方已经没了，而且，也没法给“一个叫丹的男人”写信，如果你知道的只是他去了西部。不管怎么说，好消息总还有：黑尔结了婚，很快就有了个孩子。从此，她便把精力集中在那件事，以及她自己用来布道的标志上面，决心用她那刚一过俄亥俄河就开始跳动的心来做点什么。而且它行得通，很行得通，直到她开始骄傲，见到她的儿媳妇和黑尔的孩子们——其中一个出生在路上——就忘乎所以，还举办了一个让圣诞节逊色的黑莓庆祝会。现在她站在菜园里，嗅着非难的气味，感觉到了一个黑压压赶来的东西，并看见了那双绝对不讨她喜欢的高帮鞋。绝对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