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是非，本名王亚非，1954年生于中国北京市。1970年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89年来到美国，在洛杉矶创立风险投资公司，专注于高科技领域，后来发展为著名的Goopple风投。
王是非实在是太低调、太神秘了，司空炬竭尽全力，发动移民来洛杉矶多年的同学打探到的信息也只有这么一点。
司空炬住在洛杉矶豪华的好莱坞罗斯福酒店，他选择的Cabana阳台泳池景观间设有迷你酒吧，并有带家具的私人阳台，在客厅里即可俯瞰游泳池和酒吧，每晚起价换成人民币高达3000元。不过，他却根本没有心思来享受这一切，更没有心思走出宾馆去逛一逛闻名天下的好莱坞星光大道，去位于比华利山庄中心、聚焦着大量精品专卖店的罗迪欧大道购物，去迪士尼公司建立的首个游乐园嬉戏。总之，这座美国第二大城市的繁华引不起他的兴趣。
司空炬坐在酒店房间内的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从起床到上床。甚至，他的脚步都没有挪到过观景阳台上一步，以至于服务生专程来问过两次：是不是身体不舒服？需要什么帮助？
对司空炬来说，这次海外融资事关重大。心通科技虽然得到了桑中平的资金支持，这笔钱用于科研开发还可以支撑一段时间，但要实现读心机的量产却远远不够。再则，自己和颜安格的那一段私情虽说尚不为桑中平所知，但毕竟心中有鬼。万一私情暴露，自己的处境将极为不利——如果有新的大股东加入，尴尬的情绪和潜在的危险都会减少很多。
待到第五天，上次那个金发帅哥梅西到好莱坞罗斯福酒店来拜访司空炬。
“被否决了，是吗？”司空炬眼皮都没抬，无精打采地对梅西说。
“我带来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消息，军师要单独和你面谈。”梅西脸上带着夸张的表情，“我到Goopple已经七年了，负责董事局的联络工作，连军师的面都没有见过。他要见融资人的事，更是连听都没听说过。”
半个小时后，在梅西的陪伴下，司空炬登上了去见王是非的直升机。在市区上空飞行了二十多分钟后，直升机进入山区。望下去，大海在左侧，而飞机一直侧着沿着青黑色的山脊飞行，青黑色之间偶尔可见珍珠般的湖泊和银带般的河流。
大约飞了一个小时，直升机降落在森林间的一块空地上，司空炬这才发现，在飞机上看到的青黑色，都是由松树构成的森林。“这些都是狐尾松，因约国家森林最出名的树木。”梅西说，“这片森林里，有一棵世界上最古老的树，将近五千岁了。”
“五千岁？”司空炬呵呵地笑了，“不太可能吧。”
“真的。”梅西一脸认真，“这棵树叫玛士撒拉，取自《圣经》中一位长寿者的名字。据说埃及修第一座金字塔的时候，它已经有一百多岁了。”
“中国也有一棵这样的树。”司空炬脸露嘲讽之色，“有一年，在西安一家庙宇，陪同我的当地官员说那棵树有五千岁了。我问他怎么得知的树龄，他说：这棵树是中国人的祖先黄帝植下的，黄帝有五千岁了，所以这棵树也有五千年了。不过，从官员嘴里出来的数字，老百姓称为‘神仙数字’，意思是不可靠，这个俗语就跟你们西方的‘马可百万’一个含义。”
梅西也不争辩，只是做了个鬼脸，问跟随他们一起下直升机的黑人飞行员：“房子在哪里？”
随着黑人努嘴的方向，司空炬看到，数百米之外，如茵草地上有一个亮晶晶的小湖，似乎是广不可测的黑青色松树林流下的一滴眼泪，湖水背后粗大高耸的狐尾松之间，一栋白红相间的小洋楼影影绰绰。
梅西拨了一个电话之后，三人朝洋楼走去。五分钟后来到楼前，一位东方人面孔、穿着亚麻布对襟衫的老者已在此等候。只见他面容清癯，须发皆白，脸上露出笑容，目光却锋利得像刀一样，让司空炬不由得心头一凛。这就是王是非了。
将三人带入楼内，老者便将梅西和黑人飞行员交给一名胖胖的女佣，吩咐带他们去影音室享用饮料。那名白种女人恭敬地答道：“是，军师。”连女佣都这样称呼，司空炬不禁大吃一惊。
司空炬跟着王是非走进会客厅，四下环视，发现里面都是纯中式家具——共有八张太师椅，一边四张，上有丝绸靠垫；椅子之间的茶几上摆着兰花，共六盆，也是一边三盆；巨大的案桌上放着笔架、砚台等文房四宝，摊开的宣纸上写着《庄子·知北游》里的句子“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字还是湿的，书被催成墨未浓；窗边的书架上，没有什么珍本、善本等线装书，只放着一套书，目测有六七十本，司空炬不用细看就知道，那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绿皮《二十四史》。
会客厅中堂挂着一幅四尺宣的中国画，画的是三峡烟雨。前景两江汇合，江面宽阔，白帆点点；背景山形奇崛，烟雾缭绕，气势非凡；画面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正中略偏左处，巨大的山体有一整面向里凹了进去，像一张拉足了的弓，而那面山体上寸草不生，乱石滚滚，明显是滑坡后的遗迹。因为这幅画跟以前见到过的都不一样，司空炬不由得看了一眼落款，只见上面写着：“丁亥年何建军作于旧金山都板街世界画廊。”心中粗粗一算：2007年，也差不多是十来年前了。
房间中唯一有些不协调的，是三峡烟雨图对面空墙上，那把孤零零的马头琴。
“王先生离国多年，还是未忘故土。”司空炬道。
“在洛杉矶住了快三十年，生活方式早就美国化了，但思维方式变不了。这个会客厅，也是这套房子里唯一按照中国古典方式布置的房间。我老了，没什么事干，除了睡觉，一天倒是有一大半时间待在这里。”王是非呵呵一笑，“对了，不用那么客气称呼我王先生，叫我军师就可以了，这是我在内蒙古插队时的绰号。在这边，人们也这样叫我。”军师叹息了一声，“四十多年了啊。我今天请你到这里来，就是想跟你聊聊我当年插队当知青的事，不知司空博士有没有兴趣听？”
说实在的，司空炬此时心里只想知道融资到底有没有着落，对于王是非的个人经历并没有兴趣，更何况四十多年前的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不过，现在是有求于人，也不得不做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还是从“军师”这个绰号说起吧。
我还在北京上中学时，就喜欢中国古代军事史，倾慕卫青、霍去病等追匈奴至漠北的大英雄，也崇拜游牧民族里有经略大志的苻坚和战神慕容垂等。《三国演义》里面的兵家诡计和战例我背得滚瓜烂熟，后来又托同学搞来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和《鬼谷子》等兵法书，一有时间就阅读、揣摩。“军师”的绰号，就是中学同学起的。
我父母都是大学老师，“文革”中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进了牛棚，20世纪60年代末又被下放到父亲的老家山西农村，连户口都注销了。幸好我那时已经读高一，能够一个人生活了。
1970年，我高中毕业，在城里待不下去了，当兵也无门。作为一个资深“狗崽子”，插队当知青是唯一出路。我选择了去内蒙古。说实话，我心里并不悲哀，甚至有些窃喜。一是因为在北京饱受歧视，也没什么意思；二是我插队的是生产建设兵团，有个“兵”字，好歹是个半军事化单位，也许能实现我跃马提枪的理想。
就这样，我和四千多名北京学生一道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成为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五十三团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贺斯格乌拉牧场的一名羊倌。
同来的很多同学都悄悄抹泪，而我最初的日子却是快乐的，因为学会了骑马。我骑在那匹高大威武的枣红马身上，手持套马杆，把自己想象成骑在赤兔上的三国吕布。我有时突入羊群之中，将套马杆乱舞一气，眼前幻化出“三英战吕布”的场面。跟《三国演义》中的描写不同，我这个吕布总是大胜而归。
有时，我还会骑在我的赤兔身上，用套马杆将羊群分成两队，教它们行兵布阵，驱赶一群羊向另一群羊进攻。我有时高兴得哈哈大笑，有时也为羊们不懂兵法，不听指挥，而只是四处乱窜，咩咩乱叫而气恼。很多同学不适应大草原上的孤独，于我而言，却是求之不得。羊们不会歧视我，也没有人发现我的胡闹。
来内蒙古没多久，我认识了乌仁哈沁。她是一个牧主的女儿，同样处于被孤立的状态，所以说我们的交往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因素。乌仁哈沁健康、丰满，骑在马上飒爽英姿，有着完全不同于汉族女子的风韵。我一有机会就去找她，陪她放牧，就这样慢慢亲密起来。乌仁哈沁，在蒙语里是鸳鸯的意思，我们也真像一对鸳鸯，一有机会就待在一起。我俩躲在蒙古包后面亲吻，在一望无际、了无人烟的草地上拥抱、打滚，在水汽升腾的地上疯狂做爱，把大簇大簇人一般高的鲜花压得七零八落，许下非汝不娶、非君不嫁的盟誓。
乌仁哈沁说喜欢我的知书识礼。躺在草原上，我给她讲蒙古族和汉族的历史故事，读书给她听。我从北京带来了一只单簧管，也时常吹给她听。我最喜欢吹的一首歌是斯蒂芬·柯林斯的《故乡的亲人》。
沿着那亲爱的斯瓦尼河畔，千里迢迢，
在那里有我故乡的亲人，我终日在想念……
我高中时物理成绩很好，动手能力也不错。利用赶集的日子，我到公社和东乌旗买齐了东西，自己装了一部晶体管收音机。我时常带着收音机去找乌仁哈沁，和她一起听各种电台播放的歌曲，也听新闻——苏联和蒙古国的汉语节目，也有中国台湾的广播。我告诉乌仁哈沁，林彪背叛毛主席，出逃苏联，在温都尔汗摔死了，那地方离我们五十三团并不远，只有几百千米。乌仁哈沁吓得瑟瑟发抖，用手捂住了我的嘴，我却仰天大笑，豪气冲天。
有一天，我被告发了，罪名是收听敌台，恶毒攻击林副统帅——那时，林彪飞机坠毁的事国内还没有公布，大家都以为他依然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于是，收音机被缴获，我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被关在连部的小黑屋里半个月才被放出来。但是，我并不在意，因为我有乌仁哈沁，有她给我送饭。我甚至没有想过，是谁去告的密。那时的我，就是那样没心没肺，睥睨生活中的艰难和危险，只沉浸在乌仁哈沁带给我的爱情和肉体欢娱中。
这段快乐时光的结束，起于我接到的一封电报。电报说我的母亲在山西乡下去世，父亲也病得厉害，希望能见我一面。我把这件事告诉乌仁哈沁，她抓着我的手哭了，说害怕我去了再也不回来。我说，因为有她在我一定会回来，更何况天下虽大，草原之外哪里还有我的容身处？
劝通了乌仁哈沁，我拿着电报去找连队指导员请假，却被拒绝了，因为我依然是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属于被管制的对象，只有劳动改造的义务而没有探亲的权利。
我熟读《孙膑兵法》，知道孙膑靠装疯而躲避庞涓迫害的故事，决定效仿他。于是我开始装疯，吃牛屎给人看。我没有告诉乌仁哈沁实情，以保守秘密。为了演得更逼真，我把乌仁哈沁家的蒙古包砍坏，甚至不顾她的眼泪，用拳头击打她。装疯装得最厉害的一次，我拿着斧头在连队追杀指导员。他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那是1971年的夏天，连指导员穿着一件白衬衣，他跑的时候，没扣纽扣的衬衫被风吹起，我看准了，一斧头劈下去，将衬衣的背部从背心处到下摆划为两截。
我因疯狂报复革命干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老账、新账一起算，关进了东乌旗的监狱。这一次，我是真的害怕了，在监狱被打得豪气全无，只想活着出去，好到母亲的坟上祭拜，去见父亲一面。乌仁哈沁也没再给我送饭，甚至连面也没有露。
在恐惧之中，我开始回想：收音机的事是谁告的密？我一个人住一间小土坯房，平时也没有别的知青来串门，要是有人告发我，最有可能的就是乌仁哈沁。
我想她，也恨她。随着在监狱里一天天关下去，仇恨超过了思念。
我再一次疯了，这一次不是装的，是真疯。整日里在牢房里号叫，像孙膑那样，把屎往自己的嘴巴里送。疯的时候，还少一些痛苦，清醒过来，我便陷入了无边的恐惧之中，总觉得有人要告密、要害我。
我脑子里有那么多反动思想：思念自己的反动父母，这是划不清界限；想找出把母亲害死的凶手（如果有的话），这是疯狂反扑；迷恋和乌仁哈沁在草原上打滚的日子，这是生活腐化堕落；我甚至想到霍去病封狼居胥的地方看一看，到苏武牧羊的地方看一看，这是个人英雄主义，更是里通外国——那两个地方现在分别在蒙古国和苏联；在难以忍受的时候，我真的想到过跨越边境线，跑到蒙古国和苏联去。
他们想害我！
是的，每个人都想害我，连里的、团里的、师里的人，还有乌仁哈沁！
他们用仪器探测我的大脑，搜寻我的脑电波，要找出我的反动思想！然后再枪毙我，置我于死地！
过了两年多，我被放出来了。林副主席叛国的事已众所周知，连指导员也因为奸污女知青被判了刑，我的罪名不成立了。我依然回到草原上，当一名羊倌。
我害怕见到乌仁哈沁，害怕她再次告密，又暗自希望见到她，但是她并没有再出现。我害怕所有的人，怕他们告密，因此不跟任何人接触。我也害怕羊群告密，时常会用套马杆痛打它们。害怕我的赤兔马告密，我用套马杆套住它的头，四面八方乱拽，威胁它：要是再敢当告密者，我就这样勒死它。
但是，他们搜集我的脑电波，勘察我的思想，甚至控制我的思想、我的身体，让我整日梦魇，我却毫无办法！毫无办法！
“受迫害妄想症，那位年轻的军师应该接受治疗了。”司空炬心想。而王是非依然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
我知道，金属网是可以屏蔽电波的，于是找来各种金属丝，编织了一顶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在物理学上，这叫法拉第笼。草原上要找到这些东西并不容易，因此，我的帽子也显得很是五彩斑斓：有铁丝、铜丝，有铅灰色也有亮橙色，有长有短。
不过，这顶帽子也并没能救我。他们的仪器功率太强大了，我依然时时刻刻感受到身体的异常和大脑的疼痛。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甚至能察觉到仪器勘察我脑电波时引起的一圈一圈的震荡。
我决定逃离。
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北，进入蒙古国境内，那算是真正的投敌叛国了；二是向南，到山西去拜母亲的坟。但到了蒙古国语言不通，如何谋生实在是个问题，我没有成算，最终还是决定向南，希望能通过这一次逃亡见到父亲，并且摆脱脑电波仪器对我的监视和控制。
我在中国地图上先研究了路线。从东乌旗贺斯格乌牧场到锡林郭勒盟驻地锡林浩特市，要两三百千米，再一路向南，经元上都遗址，从张家口进入河北，进入山西后，经五台山、娘子关，到达父亲下放所在地——山西省榆社县讲堂公社将军墓村，有三千里路。按平均每天走五十里的速度，得两个月。
为了这次出逃，我做了精心的准备，配备了军用水壶、手电筒以及防身用的杀羊尖刀。并拿出所有财产，跟牧民交换，弄了几十斤面粉，全部做成了馍。为了便于保存，这些馍都被烘烤得很干。出逃前的那个夜晚，我偷杀了一只自己看管的羊，饱餐了一顿。反正豁出去了。
当然，我没有忘记他们的脑电波监控仪。那顶金属丝编制的帽子屏蔽效果不好，我也找到了替代品——小土坯房里那口煮食的铁锅。我用两根鞋带，拴在锅耳朵上，再在自己的下巴上系紧。上路前，我对着夜空狂笑：这么厚的铁锅，看你们还能侦察我的脑电波吗？
“你成铁帽子王了。”司空炬开了个玩笑。
“那是真正的社会底层的贱民。”军师叹息了一声，“这副尊容，我后来读到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觉得像一个侠客。当时，心中也确有侠客的悲凉。要是碰上有人拦截我的话，那把杀羊尖刀真会捅下去。”
这模样上路，当然要避开世人，所以我时常昼伏夜行。即使白天要赶路，也尽可能小心，不让人发现。山坳、沟边都是我睡觉的地方，真正的地为床、天为被。好在那时是夏天，不然我已被冻死好几十回了。
无论如何，能够活着见到父亲都是一个奇迹。一路上，我挨过饿、生过病，甚至在内蒙和河北的交界处遇到过掉队的独狼。我拔出尖刀，瞪着血红的眼，跟它对峙。我甚至希望它扑上来：要是我杀了它，狼血、狼肉会给我充沛的体力，支撑我见到父亲；要是它杀了我，那也好，一了百了，再也不必害怕有人能监控我的脑电波了。
等我终于见到父亲时，他认不出我了。但我能认得出他，虽然他基本上变成了山西老农民的模样，但那双眼睛还没有变，依然有教授的智慧在里面闪烁。当父亲终于叫出我名字的时候，我两腿一软，倒在地上。
阶级斗争那根弦，在这里同样也绷着，但毕竟是在偏远山区，也许绷得没那么紧，跟边境上的内蒙古牧场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里是父亲的老家，乡民们还记得我爷爷当年的厚道。没人去告发我，这就是所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吧。
我没有条件进精神病医院，但这样也好，真要留下了住精神病院的记录，我后来就不可能考上大学了。父亲用物理学家的专业知识，告诉我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脑电波监控仪的制造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真有这种仪器，也最多能监测到电压有多少伏特，电流有多少赫兹，而仅仅靠电压和电流就能搞懂人的思想，纯属妄想。
我并不相信父亲，但父亲坚决不允许我再把锅或者金属丝帽戴在头上，说不需要脑电波监控仪，这副打扮就会害死我俩。我听从了父亲的话，取下了铁锅，整天躲在屋里昏睡。不过，我始终保持着一份警惕，哪怕是在睡梦中。如果有人闯进屋里来抓我，我就抓起放在枕头下的尖刀，从木窗翻出去，逃进太行山中。
我的脑袋一直昏昏沉沉，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两三年的时间里，却也渐渐地不药而愈。父亲又说：“你还是把书本翻开，把高中学的那些知识拾起来吧，国家不会永远是这个样子的。纵观中国历史，总是乱治交替，而且周期都不长。也许你运气好，活得到治世来临的那一天。如果真有那天的话，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自己的运气。”
是的，我不能辜负自己的运气，不能辜负少年时代就具备的舍我其谁的豪气。我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开始悄悄温习功课。
后来的事情你大概都知道了，1978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二年父亲也平反了，回到了北京，补发了工资。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到了社科院历史所工作。1989年我到美国进行学术交流，那年父亲也去世了，既然了无牵挂，我干脆就留在了美国。
这就是我的故事。
“乌仁哈沁呢？”司空炬问道。
“她死了。”军师面无表情，“大学毕业后，我回过一次东乌旗斯格乌拉牧场，打听到她的情况。当时中国跟北方的苏联、蒙古国关系都非常紧张，因为她家是牧主成分，不适于再住在边境，被命令举家向南迁往巴彦淖尔。我进监狱不久，她家就在被监视的状态下搬迁了。那个时候，她已经怀上了我的孩子。
“迁过去没多久，哈沁就临产了。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执意要生下孩子，结果难产而死。1985年，我去过巴彦淖尔，在她的坟墓上痛哭一场，烧焚了她留给我的所有信物——除了你看到的这把马头琴。
“我前半生受苦太多，却有一个女人背负起了我所有的苦难。我后来没有结交过其他女人，是因为我有一个可笑的理论，我认为对一个女人来说，善良才是最大的性感。对于哈沁，我造孽太深，一切是非都是因我而起。所以，我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王是非。
“我的话差不多就是这些，现在，该你来说说你对这轮融资的想法了。”
“可……可……可是，你的悲剧都是时代造成的。”司空炬结结巴巴地说道，“现在，整个社会通过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解放，民主、自由的观念已深入人心，那样的悲剧永远不会再发生了。”
“你错了，造成悲剧的不是时代。”
“那是什么？”司空炬不解地问道。
“是人，是人心。”军师道，“其实，人心的邪恶就是一堆待燃的干草，只等人来点燃。
“我知道，你希望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读心平台，这会彻底改变整个世界的。互联网已经把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了，它让这个世界变得飞快，让这个世界在20年走完了200年的路。关于慢的一切审美意趣，都被它破坏殆尽。它杀死了纸媒，杀死了出版，杀死了实体商铺，本身却几无建设，你说这是为什么？”
“不知道。”司空炬摇摇头。
“因为贪婪。这是人的本性。”王是非道，“你要搞的东西是什么？心电感应？我帮你取个名字，人联网，对吗？它只可能比互联网的破坏性更大。而且大得多，其破坏性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
“可是，我们的一切构想都是从建设性出发的。”
“建设性？”王是非哈哈大笑，“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当人的大脑都借助你的读心术连通之后，你考没考虑过，如何建立防护体系？如果没有防护体系，那是否就会像互联网上的裸机一样，在连通几分钟之后就会因病毒入侵而当机。可是你要明白，这是人脑而不是电脑。人脑的当机意味着什么？一个字：死！”
司空炬没再申辩，他知道，就这个问题再说一句都是多余的：“前辈远离尘嚣这么多年，看问题却这么透彻，真是难得。”
“我只不过很少再管那些具体事务了。要说远离尘嚣，倒也不尽然。虽然我住的地方不通车，但偶尔还是会坐直升机到洛杉矶的中国剧院去看场新上映的电影。”王是非道，“说到底，我依旧是一个脱离不了红尘的大俗人。”
送司空炬上直升机时，王是非跟他交换了联系方式，说了一句带有安慰性质的告别语：“以后你再到洛杉矶，我请你到中国剧院看电影。”在舱门要关上的瞬间，又补充道，“上帝为什么要拆毁巴别塔？想一想。”透过玻璃，司空炬看到，王是非正用右手食指在点着自己的脑袋。
B轮融资失败，对司空炬来说还不是最坏的消息。在洛杉矶登上直飞蜀都的航班前夕，他接到桑中平的电话：陈亦然携带读心机的核心技术资料失踪了。
在候机大厅，司空炬死盯着手提电脑摊开的屏幕，长时间一动不动，像死去一般。屏幕上的那几行字，是他刚刚敲上去的，内容如下：
读心第二定律
无障碍的读心，是灾难性的。就像互联网上的电脑，若无防护程序，将很快因病毒入侵而瘫痪。故人心不可窥测，人性不可考验。
——王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