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炬本来也算得上行业翘楚，不过名气仅限于小圈子内。林那事件，则让他彻底红了。
几乎所有的名声，最终皆会变现，哪怕曾经披上过理想主义的光环，也不过是为了卖一个更好的价钱而已。这一定律，在新晋催眠大师司空炬这儿得到了充分论证。走红之后，如炬精神分析所门诊量猛增，聘请的三位分析师接诊费从每小时300元升到了500元；而首席精神分析师司空炬本人的诊费则从500元升到了3000元，而且一号难求。造成这种局面固然是因为需求太旺，但也跟催眠大师司空炬成名后花了大量时间接待各路记者，时间不足有关。
如炬精神分析所坐落在中式别墅群水木坊内，长长的白色围墙，顶着淡青色的琉璃瓦，犹如一部线装古书。别墅区内，青石板铺就的道路，两旁则是矮墙围成的独门独院，门口摆放着一对石鼓。其中的一个院落，石鼓背后的墙上镶着铝制铭牌，铭牌上用宋体镌刻着“如炬精神分析所”几个字。分析所除了接待厅，其他房间的门上分别挂着“催眠室”“沙盘室”“α室”“β室”“δ室”和“θ室”等铭牌。α室本是司空炬的工作室，因为蜂拥而至的记者大多提出要参观一下这个神秘的场所，后来便把采访也安排于此。
翻遍了“林那事件”的旮旯角落，记者们又开始从司空炬的个人生平、求学经历入手，力图再挖掘些传奇事件。
司空炬是在法国读的心理学，导师构菲教授是拉康的得意弟子——而拉康有着“法国弗洛伊德”之称，所以他也勉强算得上弗洛伊德的曾徒孙。取得博士学位和精神分析执业资格后，司空炬回到蜀都，创立了如炬精神分析所。给分析所取名颇费了一些心思，最终定为“如炬”，一是跟创始人的姓名相关；二是意指目光如炬，可以看清世人灵魂上的纹路。
有记者问他：“心理治疗这么冷僻的东西，在蜀都这个内陆城市有市场吗？”
“首先厘清一下概念，我搞的不是心理咨询，而是精神分析。我也不是心理咨询师，而是精神分析家。”司空炬回答问题的语气，带着些掩盖不住的不屑，“心理咨询师遍地都是，而中国目前的精神分析家加起来不超过二十人。按照国际标准，执业者要接受五年以上的精神分析，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家，还不算理论学习和临床经验养成。这五年，指的不是接受分析训练，而是说，自己得让别人分析五年，以完善人格。只有这样，分析师将来面对来访者时，才能正确处理随时会产生的移情和逆移情等问题。”
“至于市场，你们可以看看我这里的预约情况。”司空炬从iPad上调出安排表给记者看，的确已经预约到了下月下旬，“现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我概括成‘两鸡理论’——鸡血和鸡汤。整个社会高速运转，不知歇息地狂奔。为了追求财富，每个人都像打了鸡血般亢奋，在职场和商场上血腥厮杀；精疲力竭和挫折沮丧时，又得用心灵鸡汤来提供动力。但是，鸡汤跟信仰不一样。信仰是药，鸡汤却最多让病人回光返照，不能起死回生。所以，中国这些年来有数千万的抑郁症患者，一点都不奇怪。在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就有11％的人做过精神分析，而蜀都人口几百上千万，哪怕有千分之一的人要做，也是个大得不得了的市场。”
司空炬没有学过传播学，但关于这些他却无师自通，洞悉媒体及其受众的癖好。他尽量不使用艰深术语，而是把接受精神分析和催眠的养成经历焙制成馅美皮脆的小故事，像喂小鸟一般投进那些嗷嗷待哺的记者嘴中。
在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历史中，精神分析法是第一个正式的流派，其基石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前意识——意识”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的治疗原理，是走进人的内心世界，借助过失分析、释梦、催眠和自由联想等手段寻找病因，帮助患者认识自己，重新构建人格。
作为“法国弗洛伊德”拉康的再传弟子，司空炬接受的是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学术训练，其特点是重视言说，并不看重催眠术的临床使用。不过司空炬认为：弗洛伊德这样做，是因为他并非优秀的催眠师（弗洛伊德早年也曾使用过催眠术，但效果却不好，后来便主要采用自由联想的方式进行治疗）；而自己正相反，第一次接触到催眠术就极感兴趣，后来愈钻愈深，现在已经离不开这件治疗利器了。
司空炬告诉记者，时隔多年，他还记得第一次做“铜棒敏感性试验”时的震撼。
在催眠老师的指引下，司空炬放松全身，轻轻地握着两根直径约半厘米的铜棒。铜棒长90厘米，但是，被折成了一个90度的角，一端30厘米，另一端60厘米。此时司空炬握着的，是短的那一部分。与地面平行的长端，沉甸甸的，稍不注意，短的那部分就会在手掌中转动，让长端在空中画出一个与地面平行的扇形来。
“不用死死地攥着，轻轻地，铜棒不动就行了。”催眠老师帮助司空炬调整好姿势，让他闭上眼睛，“现在，你已经放松了。你会感觉到两根铜棒之间有一块磁铁，正在慢慢地把两根铜棒吸引在一起。”
“是的，两根铜棒的前端已经在互相靠拢。”催眠老师继续道，声音有一种蛊惑力。
“它们越靠越拢，越靠越拢，越靠越拢……”他的语速也越来越快，“越靠越拢，越靠越拢，越靠越拢。”
“当——”两根铜棒碰撞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音。司空炬一惊，两根铜棒掉在地上。
“这么神奇？！我并没有感觉到铜棒在动啊。”司空炬吃惊地问道，“难道铜棒听得懂人话，还是法语？”
“当然不是，催眠术是科学。”老师神秘一笑，“能告诉你铜棒听不懂法语，便是我们催眠师与你们中国某些气功大师的差别。”
下课后，司空炬仔细体味“铜棒听话”的原理。铜棒与地面平行的部分，重量是握在手里那部分的两倍，重心在前者——如此一来，握在手里的部分稍有转动，与地面平行部分则会出现大幅度的移动。“原来不是铜棒会听话，而是我在听催眠老师的话。我受到老师那有蛊惑力的暗示，手掌的肌肉不自觉地用力，就造成了铜棒的移动。”
司空炬的导师构菲也精通催眠术。构菲虽然出身名门正派，暗地里却颇有些实用主义，只要能治好患者，他也并不排斥使用一些被视为旁门左道的方法。构菲对司空炬说过，弗洛伊德之所以放弃了催眠术的临床使用，是因为他并不擅长。弗洛伊德在治疗一个鼻子里老有布丁味幻觉的家庭女教师露西时，对方就不能进入催眠状态。因此，他很无助地说：“如果我对一个患者三次实施催眠而不成功的话，我就没有诱导催眠的招术了。”
构菲认为，精神分析的实践中，过失分析、释梦和自由联想等方式固然都能打开潜意识的大门，而催眠术却是通向黑暗深处最为直接的隐秘小径。
司空炬曾经跟随构菲一起对一个下肢瘫痪的男人进行催眠。
“外科医生检查过，他的生理系统没有问题，致病的根本原因埋藏在内心深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将他催眠正是为了找到致病原因。”构菲转过头去，让患者凝视着那枚在细绳上来回摆动的不锈钢球，“看着这个不锈钢球，试着让你的目光进入它的内部——现在，你已经进入内部了——你和它已融为一体了……”
等到患者全身都放松后，构菲让他闭上眼睛，开始数数。
“一，放松；
“二，越来越放松；
“三，进入更深的状态；
“四，再深一点……”
才数到十八，患者的头就耷拉下来，眼神变得越来越迷茫——司空炬入门后才知道，此时这个患者已经进入中层催眠状态。对脑电波理论感兴趣之后，他更明白了，此时患者大脑发射的是θ波，频率在4~7Hz。
构菲拿出一张彩色的图片，放在患者眼前。画面上，浅绿色的窗帘半掩，窗户下放着原木桌子和两把椅子，旁边有一架黑铁木床，床上的枕头和被子都很显眼——蓝色的底子衬着黄色的星与月。
“木床是原木色的，还是深红色的？”构菲向患者问道。
“原木色的。”患者的话含混如同梦呓，但传达的意思却是清晰的。
“答得对，很好。那么枕头是绿色的还是红色的？”
“绿色的。”
司空炬顿时目瞪口呆。床是铁床，而且是黑色的，枕头明明是蓝色的，这患者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司空炬特意观察了患者的眼睛，的确是睁着的，尽管很蒙眬。
构菲对司空炬说：“人们通常都相信眼见为实，但这个世界上眼睛看不见却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也是数不胜数的。比如说电波，人的眼睛就看不见，但它能够传递声音和图像。古人不知道有电波的存在，所以如果他们来到今天，一定会觉得电话和电视都是神迹。氧气和一氧化碳都是看不见的，但一个可以活人，一个可以杀人。催眠术也是这样，眼睛看不见，但它却可以控制身体——这就是当年梅斯梅尔博士的伟大发现。”
18世纪末期，德国医生弗郎兹·安东·梅斯梅尔最初用人工磁石为人治病，良好的治疗效果引来了成群结队的患者。到后来，他完全抛开了磁石，仅仅用手对病灶进行抚摸，患者就会神经抽搐。梅斯梅尔说，他的手有一种“动物的”磁性，跟磁石吸铁一样，都有看不见的效能。
“所谓神秘，不过是凡眼看不到这世界隐秘的规律。”构菲这句话，给司空炬的求学生涯打上了很深的烙印。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宇航员宣称：“我到了太空，却没有看见上帝。”而给他动手术的脑外科医生却反驳道：“我打开了你的脑袋，却没有看到思想。”司空炬听到这个故事，最先想到的就是构菲的那句话。
“这钢球只是一个道具，让患者忘掉羁绊重重的现实回到自身灵魂的道具。如果你的技能炉火纯青，即使什么道具也不用，也能够给人治病，就像梅尔梅斯一样。”在患者离开之后，构菲对司空炬说，“人的内心愿望往往要与现实世界发生冲突，愿望得不到实现，就会在内心留下创伤。沮丧感可以通过意志克服，但是病源不消除，总有一天会反弹。一个人内心的愿望越强烈，受到挫折时的反弹也就越强烈。这种反弹最终会侵入身体的神经系统，形成病因。这位患者的真正病因，是他在证券市场上输得倾家荡产。不仅仅是损失了财产，而是他追跌杀涨，高买低卖，被市场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扇得晕头转向，自己觉得颜面尽失。而且，家人的抱怨，也是他瘫痪的重要原因。在他破产之后，他太太抱着儿子离开了他。”
最初，司空炬觉得老头子讲得有些玄乎。不久后，他看到那个男人只是经过和构菲的十数次谈话之后就站直了，终于对老头子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构菲不拘流派所限、博采众家之长的治疗思路，也影响了司空炬归国后的执业风格。
构菲对催眠术的力挺，其实也源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原点——潜意识深藏于意识之后，是人类行为背后的内驱力。所谓释梦、言说、分析口误和笔误等，无非是捕捉患者潜意识的工具。在构菲看来，在所有的工具中，催眠术是最直接的。催眠的要素是暗示，而暗示，则是经过巧妙伪装的说服。说服，作用于人的意识，而暗示却直接作用于人的潜意识。说服，徘徊在意识的正门，一定会被守门人拦住，仔细盘查；暗示，却另辟蹊径，从旁门进入人的大脑。
对于构菲的这套说辞，司空炬甚为信服。人的大脑是一个黑匣子，其运作方式难以为人真正了解，传统的心理治疗术皆是向其输入信息，再根据反馈来进行研究。在各种各样的反馈方式中，无疑，对催眠术暗示的运用是独具效果的。但随着学业的长进，司空炬也认识到其局限。无论是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还是催眠术，都是采用间接的方式来了解患者——对于患者的反馈，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理解，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而且，如果它根本不反馈又怎么办呢？
司空炬曾向构菲提出过一种新的构想：跟脑外科手术配合，把电极直接插在人脑的神经元上，通过记录、分析人的脑电波来了解其内心世界。然而，就是这件事，直接导致了司空炬与构菲在学术道路上的分道扬镳。本来，构菲是非常赏识司空炬的，认为他在心理学研究上特别有天赋，但司空炬的建议，却把构菲彻底激怒了。他不能容忍用打开大脑这么直接、粗暴的方式来对待精神分析这么优雅的科学。
后来回想起构菲，司空炬眼前总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先是老头子和善的笑容和镜片后面睿智的眼神，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因愤怒而散乱的银发和歇斯底里的咆哮：“人的脑袋有22块骨头，其中8块大片骨头严丝合缝地组成了一个椭圆形的球体来保护大脑。这么精巧的结构，只有上帝才设计得出来，你竟然……”
记者们捞到了足够的料之后，在结束采访之前，总会提出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对于即将到来的挑战，你有信心吗？”
“你说呢？”司空炬总是微笑着反问，“林那案件，你当然可以看作个例，看作偶然事件。我想说的是，偶然之后往往有必然。我毕业于巴黎笛卡尔大学，我的师祖是拉康，被称作法国的‘弗洛伊德’。笛卡尔大学是欧洲精神分析学的发源地，它的心理学学院，至少在欧洲算得上Top One。我在那里接受了最专业的心理学教育，拿到了临床心理学与病理学的博士学位。学成之后，我回国执业，治愈过近千名心理患者，执行过数百次催眠，几乎无一失手。所以，我想问你：你觉得我会输吗？”
成名之后，找司空炬的人多起来了，除了患者、记者，还有不少已在记忆里尘封的旧友、旧同事。这些人带着各式各样的目的出现，其中，在国内医学院读本科时的同学陈亦然诉求最直接，他是来向司空炬讨一个饭碗的。
司空炬从小县城的中学毕业，刚考进医学院时，对眼前崭新的世界既好奇，又带着几分怯生生的畏惧，跟睡在他上铺的陈亦然反差甚大。陈亦然算得上世家子，父母都是医学院的教授，他从小就在医学院的附属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读书，里面都是熟人。读本科时，好些老师都是他父母的同事或者学生，他也就直接称他们为叔叔或者阿姨而不是老师。在这种情况下，陈亦然做起事来，比如组织活动、拉赞助什么的，简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说起话来，自然也是挥洒自如，有时也难免带点目空一切的神情。
虽然两人反差很大，但陈亦然对司空炬还是相当不错的。比如说周末经常带司空炬到家里改善伙食，平时宿舍里的同学要看个球赛什么的也都到他家，他父母很热情，又是让座又是倒茶，有时还要开上几瓶啤酒，这些都让当时非常自卑的司空炬很感动。也因为这个原因，陈亦然说话时那种略带种俯视的公子哥儿气，司空炬并不是特别在意。大学毕业后，陈亦然留在广州，进了一家生物计算机研究所，司空炬则回到蜀都，一边工作一边读硕士。在那个没有手机更没有QQ等社交软件，甚至连座机也很稀少的年代，两人渐渐就失联了。
这一次，陈亦然是在媒体上看到对“林那事件”的报道，打电话到报社要司空炬的联系方式未果，就直接坐火车到蜀都找上门来了。当小青前来通报，有一个叫陈亦然的他的大学同学要见他时，司空炬正在办公室里研究患者的资料，听说后立即让小青把人带进来。
出现在面前的陈亦然比二十多年前整整胖了一圈，那张胖圆脸上胡子拉碴，颇有些不修边幅，但司空炬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来了。
坐下来聊了一阵，司空炬就听出来了，陈亦然过得并不太好。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海大潮中，陈亦然也留职停薪，后来跟人合伙开了个公司，做电子元器件贸易。几年之后，因为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公司倒闭了，他钱没赚到反而欠了一屁股债，又只好回去上班。没多久他对那种死寂的生活不耐烦了，加之跟领导关系不好，干脆彻底辞职，后来就不断地在一家又一家公司流浪。见到司空炬之前三个月，他还在一家研发可穿戴设备的创业公司搞技术，也还是时不时跟上司和同事发生点矛盾。更倒霉的是，这家公司因为产品不被市场接受，两轮融资的钱花完后没有找到新的风投，于前段时间倒闭了。他研发的技术没有市场，年龄又大了，几个月竟然都没能找到工作，不得已只好来投奔老同学。
“我就开门见山。”陈亦然那副懒洋洋的、对什么都不在乎的神情，这些年一直没变，“这次来，就是想请老同学赏碗饭吃。”
“你想干些什么呢？”司空炬问，“我这里目前没做可穿戴设备，可能没有适合你的职位。”
“随便，不饿死就行了。扫地、倒水什么的，都行。”
“哪能让你挨饿？我当年在你家里吃了那么多饭，这我还记得。”司空炬想了想道，“要不你花上几年时间，考个证，学着当精神分析师？没有正式执业之前，可以先给我做助理。生活花销你不要愁，就从我的收入里面分。”
“行啊。”陈亦然一口答应，“反正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不用养房、养车，花不了多少钱。有点散碎银子喝酒、泡妞、打牌就行了。”
司空炬这才知道，陈亦然这些年也没成家，跟自己一样。不过，他有个当着单亲妈妈的女朋友，还留在广州。我没成家，是因为想成就一番功名，他又是为啥呢？老同学的潦倒，让司空炬暗自唏嘘。在他眼中，陈亦然比自己更有天分，但高智商人士往往在管控情绪方面有些缺陷。这家伙爱酒、爱女人、爱赌博，如果没有这些毛病，到这个年龄多少也该有些成就了。
“那你就先安顿下来。我对你搞的那块技术倒很感兴趣，是脑电波运用吧？”司空炬打开抽屉，拿出一沓百元钞票递过去，“不过这几天没空，有人要砸我的场子。等这事过了，我们好好聊一聊。”
“是脑电波运用。我说个大话，这方面的研究，国内目前超过我的还不多。不过，又有什么用呢？”陈亦然接过钱来，没有道谢，而是叹息道，“唉。我们一起学法语那时我就知道，你小子将来会有大出息。”
陈亦然口中的“一起学法语”，是司空炬当年做过的让他和其他同学都深为震惊的一件事。本来司空炬的英语并不太好，语法、词汇还过得去，但口语和听力几乎就是零基础了。到了毕业之际，这小子不知哪根神经发病了，也不看看自己的家庭条件和语言基础，居然想去法国留学——对心理学深感兴趣的司空炬那时就知道了构菲的大名，一心想拜在其门下。而选择法国的公立大学，则是因为可以全免学费。
司空炬撺掇陈亦然一起到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caise）报了名，那时，离法盟在广州建立中国第一家法语培训中心还没有几年。法盟是全法语授课，头几堂课几乎所有人都在“坐飞机”，听得云里雾里。英语听力好的人，还可以利用英、法两种语言的相似性连蒙带猜，司空炬这种级别的就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
接连睡了三堂课，陈亦然不再坚持，权当把学费丢到水里了。他并无学好法语的真正动力，不过是在司空炬的劝说下一时冲动报了名而已。虽然他也同意司空炬的说法，学好法语之后，碰到漂亮的法国妞就容易搭讪了，就算不想泡法国妞，有晚会的时候朗诵首法语诗也很出风头，但法语那么难，那种锦上添花的愿望不实现也罢了。司空炬不一样，学费是他大半个学期挣的，不像陈亦然一样可以向父母伸手；此外，他是真的觉得留学可以改变贫穷的命运。
司空炬坚持下来了。第一学期结束，参加TCF（法语知识测试）考试，只考了个最初级的A1。他并没跟坚持下来的同学一道，读晋阶班，而是又读了一个初级周末班。
学校附近有一家名叫“左岸”的咖啡馆，是一个嫁了中国人的法国女郎开的。每天夜晚都有很多法国人在此消费。司空炬知道这一消息后，去咖啡馆免费打了一年的工。在咖啡馆里，他不仅练了口语和听力，还有意结识了好些法国人——其中就包括后来他留学的担保人。
司空炬后来又学了强化班、特色班，整整凑足了上千个学时。最终考出了C1的次高等级，拿到了巴黎第五大学（笛卡尔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法领馆的签证。他甚至有些遗憾没能考到C2这一最高等级。陈亦然却说：“得了吧，你该满足了。C2差不多接近母语水平了，等你到了法国，再待上十年，能考出C2就很不错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陈亦然才觉得自己看走了眼，他以前太小瞧这个小县城里来的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