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松潘草地
毛泽东此生第一次见到张国焘的确切时间无从考证。但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生平推测，应该是一九一八年在北京大学。当时，二十五岁的毛泽东是这所大学图书馆的一名普通管理员，而二十一岁的张国焘不但是这所大学的注册学生，还是小有名气的学生领袖。尽管当时他们之间地位不同，但相信他们应该有过来往，因为他们都同时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关系密切。三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张国焘后来这样记述了那时他眼中的毛泽东：
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烬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坠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境，他便得意地笑起来。
从现有史料中看，中国工农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应该是在一九二七年。那时中共中央暂时移到武汉，毛泽东和张国焘共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在那次大会上，毛泽东在对中国农民现状进行了调查之后，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主张。毛泽东甚至说：“矫枉必须过正。”张国焘认为这句话有些“左”倾，说如果按照你的“有土皆豪”的观点，你也是湖南一个有土地的自耕农，难道你也是土豪不成？当时毛泽东大笑。但是，张国焘还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毛泽东所做的努力“对中共有极大的贡献”，他这样评价了毛泽东要求回湖南举行农民暴动的要求：“表现了他的奋斗精神，自动选择回湖南去，担负领导农民武装的任务……他这个湖南籍的‘共产要犯’却要冒险到湖南去，不甘心让他所领导起来的农民运动就此完蛋，我们当时很高兴地接受了他这个到湖南去的要求。”
毛泽东和张国焘彼此失去信息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毛泽东去了中国农民中间，张国焘则去了遥远的莫斯科。两年后，张国焘回国即被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那时毛泽东正率领着一支红色武装转战于井冈山的密林之中。眼下，在中国西部一条荒凉的小路上，尽管大雨中张国焘的高头大马踏起的泥水几乎溅了毛泽东一身，但是当张国焘看见毛泽东的时候，他立即飞身下马，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在红军官兵的欢呼声中，两个人登上了临时搭起的讲台，讲台是从藏族群众那里借来的一张桌子。毛泽东向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官兵发表了欢迎词，张国焘发表了答谢词。其间口号声始终不断，而“热烈欢迎张主席”这句口号，让中央红军的官兵们喊起来有些不习惯，因为他们只知道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泽东，他们暂时还弄不清楚张国焘是什么主席。
欢迎会开完之后，领导们说笑着一起往村子里走——“我和毛泽东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张国焘后来这样回忆。在他们并肩前行的路上，毛泽东告诉张国焘，他们到达这一带已经四天了，专门等待张国焘来商量今后的军事方针。张国焘则告诉毛泽东，说他从茂县到这里骑了三天的马，一路多经藏族聚居区，山高林密，河流湍急。他还向毛泽东描述了他沿途看见的一所石建的教堂，说这座教堂拥有一个很大的养蜂场和一座精致的小磨房，而常年住在那里的一个西方传教士居然运进来了“整箱的金山橙苹果洋酒”以供享用。
毛泽东和张国焘并肩走在一起的瞬间，被红军官兵深刻地记忆在了脑海中。那个温暖的时刻给予他们的希望与信心，让他们觉得之前所经历的所有牺牲都是值得的。
毛泽东和张国焘分别住在了村庄的南北两端：分配给张国焘的，是这个仅有三十多户人家的村庄里最好的房屋——位于村庄最北端的一间店铺，柜台里面是他休息和办公的地方，柜台外面是他的随行人员的住处。而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贺子珍住在村庄最南端的喇嘛庙边上。
傍晚，在喇嘛庙里举行了欢迎酒宴。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和刘伯承等都出席了宴会。炖得很烂的鸡肉和牛肉，大量的米面食物，还有用大罐子装的酒。依旧先是相互的敬酒辞，然后是随意的闲聊说笑，都有意回避着之前在来往电报中针对今后军事方针的不同意见。当然，不免要提到的双方现有的兵力，周恩来说中央红军有三万人，而张国焘说红四方面军有十万部队——“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说，“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其时，中央红军的实际兵力约在两万人左右，而红四方面军约有八万人。
有意回避着敏感的话题，反而使喧闹的宴会显得有些空洞。毛泽东照例拿“是否吃辣椒是革命与不革命的标志”开着玩笑。
毛泽东这个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作谈笑的资料，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者的妙论。秦邦宪［博古］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这样的谈笑，固然显得轻松，也有人讥为诡辩，我在悠闲谈笑中则颇感沉闷。
张国焘已经感到了无形中的隔阂。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在昨晚举行酒宴的那座喇嘛寺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了，史称“两河口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首先由周恩来根据两军都已经离开自己从前的根据地，现在红军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的现实，阐述了选择新的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和今后红军行动的战略原则。周恩来强调，新的根据地的选择方向和地域要有利于红军的作战和生存，而目前红军所处的地域显然不符合这样的原则。关于战略方向问题，向南、向东和向西都不利，应该选择向北，向川、陕、甘方向发展。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代表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见。
毛泽东在发言中针对红军为什么要选择北进作了阐述。他首先说共产国际曾经有电报指示，要求红军靠近外蒙古地区。张国焘问：“共产国际什么时候有这个指示？”张闻天回答说：“大约在十个月之前，中央红军还没有离开瑞金的时候。电报说，中国红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靠近外蒙古。”然后，毛泽东继续说，宁夏是富裕地区，敌人在那里的防守比较薄弱。虽然共产国际的指示“已时隔多时”，但应该相信他们“仍会从外蒙古方向来策应我们”。根据张国焘的回忆，毛泽东接下来的发言“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风趣是因为毛泽东说：“为什么我们要到宁夏去？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他耀武扬威地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诡计，偏不和他打。我们不动声色地跑到宁夏去，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什么办法？我们有的同志不肯老老实实地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而沉痛是因为毛泽东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是有被消灭的危险的。”如果在宁夏不能立足，那么就得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以留下革命的火种以图再起。
毛泽东所说的“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指的是在中国红军遭遇严重困难的时候，要争取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这在当时是个合乎逻辑的想法。由此也可以解释中央红军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为什么始终坚持向西北方向转移。
张国焘的发言，是两军会合后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因此大家听得很认真。出乎与会者预料的是，张国焘并没有坚持反对北进。他在详尽介绍了西北地区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后，提出了他的三点设想：一是以西康为后方，向川北甘南发展，即“川甘康计划”。优点是便于执行，但是没有可靠的后路；二是到陕甘北部，夺取宁夏为后方，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北进计划”，优点是机动余地大，但是后路也不好；三是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发展，以新疆为后方，即“西进计划”，优点是可以利用新疆当局亲苏的立场，缺点是距离中国内地太远。张国焘最后的表态是：最好执行第一个计划，先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如果不行再考虑西进，因为到新疆去得到苏联援助的可能性大，蒋介石的军队也不容易进入那里。
会议一直开到中午。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赞同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军委所作的报告，讨论基本在北进计划的框架内进行着。最后，会议形成了一个决议，即《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六月二十八日
当时，终于会合的两支红军中没有人确切地知道陕北那片由共产党人刘志丹创建的红色根据地的情况。
留在茂县的徐向前没有参加两河口会议，此刻他焦急万分。部队一部分被派去接应中央红军，一部分被派去筹集粮食和物资，由于剩下的兵力有限，面对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位于前线的红四方面军所有部队不得不“处于守势”。蒋介石判断两支红军会合后“不外横窜康、青，北向甘、陕两途”，因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北面，中央军胡宗南的二十七个团部署于松潘至平武一线；东面，川军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的九十多个团固守在江油、汶川和灌县一线；南面，川军杨森、邓锡侯部的五十多个团布防在芦山、雅安、荥经一线。而川军刘文辉部，中央军薛岳部正自南向北逐步推进，甘肃和青海的马家军屯兵两省边界也在准备出击。红军分散在这四个方向上的部队几乎每天都在作战，而且打的都是阵地战，消耗和伤亡极大。六月十二日，徐向前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催促中央尽快决定两军会合后的军事部署：
……
目前我军之主要敌人为胡宗南及刘湘残敌，我军之当前任务，必先消灭其一个，战局才能顺利开展。因之或先打胡，或先打刘，须亟待决定者，弟等意见。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位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
……
六月十九日，在各路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下，红四方面军大本营茂县东北方向的战略要地北川丢失，红军被迫退至笔架山至神仙场一线据险防守。
同一天，在南面阻击川军的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也被迫撤出了宝兴。在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的严令下，一个旅的川军绕路翻过雪山，迂回到了第五军团阻击阵地的后面发起了攻击。红军由于两面受敌最终放弃了阵地。自渡过大渡河以来，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没有一天不处在战斗中。中央红军开始翻越夹金山时，红五军团三十七团奉命在夹金山南麓阻击川军的追击，他们在一个叫盐井坪的地方整整坚守了五天，才接到撤退翻越大雪山的命令。在雪山上，三十七团的官兵看见了一个个隆起的雪堆，雪堆下都是前面的部队翻越雪山时牺牲的官兵。当三十七团终于从雪山上下来到达宿营地时，军团通信员拿着军团首长的信已经在等他们了。团长谢良以为是命令三十七团整理军容，以便让中央红军这支最后的部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谢良打开信一看，内容却是为了保证两河口会议顺利召开，以及已经会合的一、四方面军的休整，命令三十七团迅速按照原路返回，至盐井坪一线继续阻击敌人。三十七团的官兵没说二话，掉头重新翻过夹金山，迎着已经开始翻山的川军扑了过去，硬是把川军压回到了盐井坪。两河口会议结束后，为了实施北进松潘的作战计划，红五军团给三十七团的电报是：“接此电后，立即翻过夹金山，经达维到懋功待命。”在不到十五天的时间里，三十七团开始第三次翻越夹金山大雪山。部队到达山顶的时候，一连炊事班班长不行了，他对指导员说：“我……不行了，过不去了……”说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在他的身边，是一副他从江西苏区一直挑到了雪山顶上的油盐担子。
张国焘回到了抚边村北端的那个店铺里。吃午饭的时候，他的秘书长黄超拿来了一份中共中央的《布尔什维克报》。黄超说，这份报纸是三天前在懋功油印出来的。听一方面军的同志说，这份报纸“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张国焘很是奇怪。可他拿过报纸只看了一眼，就知道为什么“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了。报上的文章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写的，标题是《列宁论联邦》。文章借用当年列宁反对建立“欧洲联邦”之意，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张国焘刚刚成立的西北联邦政府，说西北联邦政府在理论上是违背列宁主义的，在组织上是背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
凯丰，曾在遵义会议上讥讽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现在他又讽刺从莫斯科回来的张国焘说：“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可以想象，因为在苏联学习了大量革命理论，布尔什维克青年凯丰写出的文章必会气贯如虹。凯丰这样一篇重磅炸弹式的文章被登在中共中央的报纸上，足以说明中央领导层意识到张国焘的那个“联邦政府”即使没有政治野心在其中，名称也是十分奇异的：既然标榜建立的是一个苏维埃政权，那么，按照通行的惯例，叫“川康苏维埃政府”也就可以了，弄出个说不明白的“联邦政府”是什么目的呢？
其实，比《列宁论联邦》更值得张国焘注意的应该是另外一篇文章。这篇署名张闻天的文章发表于两河口会议的前两天，即六月二十四日中央红军的《前进报》上，文章的题目是《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文章可以视为两河口会议的舆论准备。其中心意思是：红军决不能在此久留，要集中全部力量北进，“克服一切道路、粮食、山地、河流的困难”，“用最大的努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消灭敌人，争取在陕、甘建立根据地。而“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
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而产生的。克服在创立苏区根据地中的一切困难，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作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但同时必须同“左”的空谈作斗争。这种空谈表现在对于敌人力量过低估计，与过分地夸大自己的力量。这些空谈实际上也不是在紧张地动员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克服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拼着性命去战胜当前的敌人，而是在拿一些好听的词句，催眠我们，使我们在美丽的幻梦中间寻求自己的满足。
毛泽东意识到张国焘也许自恃兵强马壮，会为保存实力而按兵不动。
但是，张国焘并没有特别注意这篇文章。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基层官兵也开始有了小摩擦。除了“大脑袋”和“小脑袋”的议论外，一些小事在双方之间变得十分敏感。比如，博古的警卫员提着一块牛肉找到张国焘的警卫员，希望换一些子弹。未果，双方竟然吵了起来，最后扩大到恶语相向。再比如，红四方面军官兵看见红一方面军的战士开枪杀牛，不但觉得这件事浪费了子弹，而且提出不能确定他们杀的是不是土豪的牛。
张国焘对张闻天提出了一个比杀牛敏感得多的问题：中华苏维埃和中央红军受到的挫折，并不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是因为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而是中央的路线出了问题。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张国焘分别找了他认为重要的人进行了谈话。在张国焘的眼里，博古说话直率但是“历练不足”。但博古却很认真地批评了红四方面军中存在的某种“军阀作风”，同时也对张国焘在谈话中称兄道弟的作风表示了反感。张国焘又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吃饭的时候张国焘显得十分热情，而且表示要从红四方面军中拨出两个团给红一方面军。饭吃完了，聂荣臻问彭德怀：“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彭德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接着，张国焘就派黄超给彭德怀送去了几斤牛肉干和一些大米，这让彭德怀顿时警惕起来。多年后，彭德怀写道：
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很知道你。我说，以前没有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的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
后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又专门找到聂荣臻谈话，问到关于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时，聂荣臻毫不犹豫地表示：“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都拥护。”不知道为什么，自陈昌浩谈话之后，聂荣臻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他最担心年轻的军团长林彪，于是就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和林彪谈了一次，结果是两个人吵了起来，吵一句拍一下桌子，直到把桌子上的盘子都拍翻了。聂荣臻回忆道：
我告诫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因为我当时已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当军长。总之要把我们调离原部队，只不过是命令还没有发出。当时林彪已经有他自己的立场。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因为张国焘的思想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们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这时，我一方面军的确只剩下两万多人。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
林彪和聂荣臻是出生入死的搭档，即使吵了架也不会影响工作配合。聂荣臻的一番话最终使林彪受到了震动，这个年轻的军事将领在不久后严峻的政治斗争中因此有了正确的选择。
张国焘在抚边停留三天，忙着与各种人谈话；毛泽东则忙着部署即将开始的松潘战役。
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宣布了组织人员的调整：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会议通过了《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并以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发布，要求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附近胡宗南的部队，打开红军北进陕、甘建立新的根据地的道路。
红军两个方面军被分成三路军一并北进。三路军基本上保持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原有建制：
右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十师、十一师、九十师共八个团，由陈昌浩率领；中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二十五师、八十八师、九十三师共十个团，由徐向前率领；左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共十六个团，由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率领。同时，在东面掩护侧翼的红四方面军八个团为岷江支队，由王树声率领；在南面掩护的红四方面军二十七师共四个团，由何畏率领；红四方面军散布在各要点的部队由周纯全率领为后方警备部队。
两个方面军会合之后的十万兵马，在夹金山北麓耽搁了太久之后，终于从不同的方向和地点开始向北移动了。
毛泽东一行跟随左路军行军。
离开抚边向北一百二十里是卓克基，中间需要翻越的雪山是梦笔山。
给翻越梦笔山的红军先头部队带路的是一位藏族喇嘛。这个和蔼的老人听说红军要翻雪山，组织僧众举行了祈祷平安的仪式，还给了红军一些酥油。红一军团四团刚一翻过雪山，眼前就出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官兵们疑为是自己的幻觉，跑过去才知道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从这座建筑里向他们射来了子弹。已是黄昏，为了避免武装冲突，四团想出了打照明弹的办法。昏暗的天空突然出现的照明弹十分耀眼，躲在建筑里阻击的土司武装大惊失色，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般令人恐惧的东西在脑袋顶上炸开，于是慌忙逃走了。
卓克基，一个土司的官寨。
经过两天的艰苦行军，毛泽东一行到达了这里。
土司的宫殿上下四层，全部由石块堆砌成，可以容纳数千人。
据说这个土司在成都的一所大学读过书，所以他的书柜里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毛泽东在这座巨大的土司宫殿里作了短暂的休息。
相信他很有兴趣地参观了宫殿，特别是三层土司住房里的那个巨大的书柜。
前线的电报不断到达卓克基，一再希望大部队火速前进，因为原定发起松潘战役的时间急迫，各路红军必须按时到达预定位置。同时，红军北上沿途粮食困难，土司武装袭击不断，在路上多走一天危险就增加一分。
从卓克基继续向北，行军队伍总是在雪山谷地之中的河流边绕来绕去。雨或雪交替不断，有森林的地方经常会打出冷枪。红军路过马尔康的时候，看见了同样规模的寺院，寺院里的喇嘛跑光了。附近没有村庄，找不到食物，夜晚宿营的时候，大部分官兵不得不露宿。雨雪纷飞，饥饿难耐，官兵们无法入睡，仅仅是挤在一起闭一下眼睛而已。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于是第二天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把衣服烤干，然后继续翻越雪山。
左路红军到达马河坝的时候，由于粮食极度缺乏，决定休整两天以解决粮食问题。
藏民种植的青稞已经显出淡黄色，尽管距离收割还有一段时间，但至少现在是可以勉强充饥的。于是部队号召官兵们收割。这些青稞的主人全跑了，红军一边派人去寻找，一边给官兵下达收割的指标：不但要收割供自己单位十天食用的青稞，而且还要支援那些仍在雪山中行军的部队。早上八点，部队集合下地，都是农民子弟，收割庄稼的工作并不陌生。朱德从井冈山起就与战士们一起下地劳动，现在，他不但自己收割，而且还自己把收割的青稞挑回来。中央纵队中年龄最大的徐特立老人负责用手搓青稞粒。部队组织起一个粮食运输队，把搓好的青稞给发生粮食危机的部队送去。
青稞粒用清水煮了就能吃。
但这种颗粒非常不好消化，往往整粒吃进去再整粒排出来。
在马河坝，红军官兵让青稞粒弄得肚子很难受，而毛泽东则让李富春发来的一封电报弄得心情很难受。李富春在电报中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提出了解决组织问题的要求。
两河口会议后，为了加强一、四两个方面军的了解和友情，中共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一个中央慰问团，团长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慰问团去的地方叫杂谷脑，是四川省苏维埃所在地。
慰问团出发的时候，张国焘也离开了抚边，他本想回茂县的方面军总部，但听说了慰问团的行动后，就直接赶往了杂谷脑。
张国焘对这个慰问团有点不放心。或者说，他对目前的中央有点不放心。
此时，张国焘的心境与两支红军主力会合前完全不同了。并且，他很难否认变化的动因应该就是“权力”二字。这种变化很可能从红四方面军突破土门要隘到达茂县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之前，张国焘对中央红军的状况并不十分清楚，但是随着两支红军终于共处于中国的一个省内，会合的可能性已经日趋明显，因此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开始了频繁的电报联络，而这些电报最终使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部队从长征出发时的近十万人只剩下了不足三万。这个判断一旦清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党内一个老资格共产党人，在两支红军主力部队即将会合之时，张国焘也许意识到，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新“洗牌”已成可能：苏维埃事业受到严重挫折，红军的兵力受到严重损失，这说明中央的政治路线出了问题；政治路线出了问题，制定路线的中央就要有人承担责任；有人承担责任就会引起高层领导的分化，高层领导一旦出现分化就要有人站出来重新主持局面；有人站出来主持局面，就会有新的领导人产生。在眼前这种形势下，谁将是中共中央乃至中国红军的最高领导者呢？
张国焘之所以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格外关注，是因为这两个会议都涉及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和红军的最高指挥权问题。
张国焘认为，遵义会议只局部地解决了军事指挥问题，而没有解决根本的政治路线问题。这很可能是因为严重的军事危机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回避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的政治危机。但是，毛泽东对最高领导权的渴望是明显的，结果有人对他的领导权提出了质疑，从而导致了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之后接着召开了会理会议。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期间曾对张闻天说过这样的话：
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张国焘所说的“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理解为两个内涵：一是应该承认中央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中央，到了该清理其错误的时候了；二是中央红军已经损失过半，应该承认拥有近十万兵力的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或者直接说就是承认他张国焘的领导地位。其实，这也正是毛泽东对张国焘会因兵强马壮而产生政治野心的巨大担心。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开始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广泛散布自己的观点，即“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责任在中央”等等。同时，他试图利用一、四方面军官兵之间发生的摩擦来扩大对立情绪。张国焘首先需要统一思想的是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和军事总指挥徐向前。与徐向前的谈话令张国焘大失所望。徐向前晚年回忆说他那时因不满已久正在“闹调动”：
自从在鄂豫皖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张国焘对我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锋芒毕露，喜欢自作主张。许多重大问题，如内部“肃反”问题、军队干部的升迁任免问题，等等，他们说了算，极少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取消了原来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实行家长制的领导，搞得很不正常。我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曲求全，凭党性坚持工作。既然两军已经会合，我就想趁此机会，离开四方面军。我在下东门见到陈昌浩时说过：“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工作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听说刘伯承同志在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否由他来代替我。”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敢把话直接向徐向前说白了，只能用“中央的北进决定是否明智”来试探虚实。徐向前虽然并不清楚张国焘的真实意图，也不清楚两河口会议中党内已经显露的矛盾，但他客观地分析了南下和北进都存在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好，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于大部队展开……南下固然能够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足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徐向前的态度是张国焘没有对中央北进决定提出反对意见的重要原因。
张国焘和陈昌浩的谈话很投机。陈昌浩在政治上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他曾经留学苏联，是王明的同学和助手。与张国焘一样，他一九三〇年回国，一九三一年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由于离开中央的时间很长，他对毛泽东等人并不熟悉，他所受到的革命理论影响全部来自张国焘，因此，这位年仅二十九岁的红四方面军政委自然不容任何人向张国焘的权力和威望提出挑战。
中共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在张国焘和陈昌浩的安排下，慰问团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行动也受到了“热情”的限制。中央慰问团成员之一李维汉后来回忆说，慰问团出发前张闻天找他谈话，要求他就不要回来了，留在那里当苏区四川省委书记。但张闻天显然已经感到了张国焘与中央的矛盾，因此又嘱咐李维汉说：“如果做不成，就到白区当四川省委书记。”李维汉一到杂谷脑就看出来了，这里的人根本不愿意他当苏区的省委书记——张国焘的办法是“陪着”，中央慰问团吃饭、散步都有专人陪同，他们被尽量减少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触。
中央慰问团找张国焘谈话，张国焘的话令李富春大吃一惊。张国焘说：“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
七月六日凌晨一时，李富春给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
朱、周、王、毛、张：
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六日一时
张国焘提出的要求是：徐向前和陈昌浩不能仅按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当军委委员，而要出任具有决策权和指挥权的副总司令和总政委。另外，需要扩大军委常委的数量，以便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更多地进入军委工作。
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北进的红军一直艰难地走在没有人烟的山路上。不断有马匹因在雪山上滑倒而跌落雪谷。因为要翻越的雪山一座连着一座，所以已经没有了特别的动员和准备，队伍就这么低着头往上走。山上的风很猛烈，有的战士被风刮倒了，就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有的被风刮下了雪谷。
突然有人说，前面就要进入芦花地区了！
进入芦花地区的特殊意义在于，红军自此从中国的长江流域进入了黄河流域。
七月九日，一封署名为“中共川陕省委”的电报到了，电报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同时增设军委常委：
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布礼
中共川陕省委：纯全、瑞龙、
黄超、琴秋、维海、富治、永康
九号
署名的川陕省委领导人是：周纯全、刘瑞龙、黄超、张琴秋、李维海、谢富治和吴永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级省委要求中央改组领导层，并提出具体人选且要求“立复”，此封电报可谓空前绝后。
对于还在北上的红军部队来说，最严重的实际问题仍是粮食的短缺。一些连队已经三天没有一粒青稞了。红军总政治部甚至发布了这样的命令：“……在发现有粮的地方和家屋，不论没收或购买，均应派武装看管……”红军官兵自觉地执行纪律，对所经藏区藏民的财物给予了妥善保护，包括粮食，尤其是寺院里的粮食。一支红军部队在山里发现了一群牦牛没有人看管，官兵们把牛牵了回来，尽管无米下炊，但依旧不敢杀牛，而且还得割草喂养着。几天之后，牛的主人小心地来到红军驻地，官兵们把牛全还给了他。这支部队还发现过一片玉米地，玉米已经接近成熟，官兵们喜出望外，但是得到的命令是：不准吃地里的玉米。经过再次请示，官兵们被允许摘一点玉米叶子，于是饿急了的官兵便在地边支上锅开始煮玉米叶。正煮着，在玉米地里藏了很久的主人来了，是一位藏族老阿妈。她揭开红军的锅，看见锅里煮的玉米叶子后，回家端来了一大盆煮熟的玉米送给红军。连队司务长给了老人三块大洋之后，官兵们才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看得老阿妈在一旁直抹眼泪。
红一军团二师政委刘亚楼此时调到一师任师长去了，萧华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刻接任了二师政委职务。为了欢迎他，二师师长陈光好容易找来了一块大约四两重的牛肉干，让警卫员放在野菜里煮，然后两个人举行了“私人宴会”。风干的牛肉干根本煮不烂，味道也十分古怪，但两个人还是觉得已经很奢侈了，于是把一大锅野菜汤全喝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得到了筹粮队再次受到袭击的消息。
自红军进入这一地区以来，派出筹粮的部队不断受到土司武装的袭击，被袭击的官兵死得十分惨，有的被砍断了四肢，有的被挖了眼睛。这次派出的筹粮队不但受到了袭击，七名战士被杀，还有一名干部被抓走了，被抓走的干部是二师青年干事周书良。萧华一听，立即组织部队前去营救。在和土司代表谈判的时候，土司答应不再袭击红军，但条件是一定要留下那个红军干部。萧华就是为了营救周书良来的，但又不能立即拒绝土司，只有再接着谈判。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被扣的周书良大吵大闹，决不答应留在土司这里。谈判如果破裂，就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周书良就有可能被杀。最终，土司不但保证不再袭击红军，并答应卖给红军粮食，但坚持条件依然是把人留下。土司解释说，留下这个红军干部是为了请他“帮助土司办事”。在请示了上级之后，萧华见到了被扣留的周书良。他动员周书良留下，希望通过他的工作，为后面的部队筹集粮食。年仅十九岁的萧华说着说着就掉了泪，而周书良哭成了泪人。最后，为了红军的生存，他还是答应留下了。周书良被土司的人领走的时候，萧华送他送出去了很远，一直送到了大草甸子的边上。在那里，萧华对周书良说：“我们走了以后，你的困难一定很多。无论什么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记住你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颗红色的种子，要在这里扎根开花。等革命胜利了，我们来接你。”周书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向萧华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在土司的人的簇拥下渐渐消失了。
后来，不知是这个土司没有食言，还是周书良做了工作，土司果然主动卖给了二师一批粮食。
没有人知道土司固执地要把那位年轻的红军干部留下的真实原因。
自那时起，再也没有了周书良的消息。
直到晚年的时候，红军干事周书良依旧留在萧华的记忆之中。
二师的先头部队六团在向松潘前进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土司骑兵的袭击。红军没有与骑兵作战的经验，撤退到了山中的一个小村旁。这时候，六团全团已经断粮两天。团里不得不冒着巨大危险派出一个筹粮队。结果，筹粮队走出山谷没多远就被土司武装包围了。土司武装说只要把枪扔出来就放他们过去。红军官兵照着做了，结果土司武装却突然发动了猛攻，筹粮队除跑出了一名十三岁的小红军外全部牺牲。
没有了食物的六团被迫滞留。
必须刻不容缓地给六团送去粮食。紧急任务被交给了二师宣传科科长舒同。经过动员之后，二师其他部队纷纷把自己好不容易筹集来的青稞全都捐献了出来，然后舒同领着送粮小分队出发了。按照路程，至少要走三天，小分队不分昼夜地跋山涉水，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就找到了被困的六团。当舒同和六团派出的尖兵相遇的时候，他立即命令战士们朝天开枪，为的是让枪声告诉六团的官兵们：再坚持一下，救命的粮食送来了！时年三十岁的红军宣传科科长舒同，数十年之后成为新中国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被评价为“古拙苍劲，有禅气”。
尽管面对着饥饿的威胁，红军各部队还在顽强地向北前进。
七月六日，有消息说徐向前率领部队已经接近黑水河地区了，彭德怀立即去电告之第三军团目前的位置，并且带领两名警卫员和特务连的一个排顺着黑水河前去寻找。黑水河由高山积雪融化而成，河床中的乱石间翻着白色的浪花。河上架设着不少溜索，是当地藏民过河的工具。在一条溜索前，彭德怀停下了脚步，他发现溜索已被人为破坏。这时，河对岸出现了一支队伍。“是大脑袋！”彭德怀对身边的人说。但是，溜索已坏无法过河，相互喊话也因为河水冲击岩石的巨大声响无法听清。于是，彭德怀写了张“我是彭德怀，第三军团一部在此迎接”的字条，包上一块石头使劲儿扔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面也扔过来一张字条：“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电话兵受到启发，用同样的办法把电线连接起来。在电话里，彭德怀和徐向前约定次日到上游一个有桥的地点见面。
第二天，彭德怀再次带人出发，中午的时候到达约定地点。几乎与此同时，对岸也出现了队伍。可是，这里的铁索桥也被破坏了。双方还是不断地喊话，不断地扔石头。警卫员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根溜索，溜索上悬挂的用竹条编织的筐还没有被破坏。
对岸的那个身材修长的干部爬进筐里，顺着溜索溜过来了。
彭德怀大步跑了过去，把从筐里跳出来的徐向前紧紧地抱住。
中国工农红军中两位著名的军事将领，一个湖南人，一个山西人，此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此后他们终生都对对方充满了敬重之情。
彭德怀和徐向前立即交换军情，两个人共同的感觉是：部队行动的速度很不理想。
中革军委已经感到张国焘似乎在有意拖延部队北进的速度。但是七月十日张国焘的电报先到了。电报表明：“现毛儿盖开始战斗，胡敌测明我们企图，将集结兵力于松潘及其东北地区抗战”。因此，“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要能以坚决的意志，迅出主力于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敌；特别要不参差零乱地调动部队，而给敌以先机之利，及各个击破或横截的可能”。——这是张国焘首次明确向中央提出应该“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接到张国焘电报后，中革军委发出的电报是：
张：
甲、分路迅速北上的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乙、目前四方面军主力未到马河坝东北，沿途番民捣乱，三军团须使用于配置警戒及打通石碉楼方面。一军团及八十八、八十九两师三团，在毛儿盖未攻下前，不便突入。
丙、弟等今抵上芦花，急盼兄及徐、陈速来集中指挥。
朱、毛、周
十号
这一天，毛泽东到达了芦花附近。
到达芦花的中央领导人开始讨论一个必须作出的决定：给张国焘什么“官”才好——松潘战役的准备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不给一再要权的张国焘一个“官”，北进的计划也许会出现挫折，那样红军将面临更大的危机。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泽东看出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但“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可只当副主席，同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张闻天就说可以将自己的“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毛泽东断然否定了，他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对张闻天说：“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样做既考虑了张国焘的要求，又没让他把军权完全抓到手，是唯一两全其美的办法。在同现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商量时，周恩来正发着高烧。那时和张闻天谈着恋爱的女红军刘英后来回忆说，周恩来“一点都不计较个人职位，完全同意这么安排”。
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
当天，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电报到了，电报明确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集中军事指挥：
焘、向并转朱总：
第七团蔡电报称：坝尾、内客一带之敌均退走，大概是撤去克龙或集小堡寺，备与我战。已令其大部仍固现阵，一部佯攻以制所部，向左方克龙、克辰方面认真游击，河东尽力制敌。树［王树声］到沙，电台时所坏。四台已修好，今晚到马坝河工作。弟即在该地逗留，或可赶到德怀同志处。全局应速决，勿待职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示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坚决提高纪律、士气，肃反、反右，所出总的政治文件，示写作干部写出，使战士明白形势、任务及前途。对一、四方面军行动决议公布，统一全党与全军意志。浩连日不得指示，现在决亲来面报。
弟礼
巧卯［十八日五时至七时］
芦花会议只有一项内容：解决组织问题。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首先提出了中央对于解决组织问题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担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加陈昌浩。周恩来调至中央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周恩来暂时帮助其工作。
宣布之后让大家讨论——实际上是听张国焘的反应。
想当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当然明白，在这个会议上他是绝对的少数，他不可能提出自己当军委主席的意见。他别无选择，只有同意。于是，张国焘表示“基本赞同”。但是，他提出了增补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建议。毛泽东的回答是：提拔干部是需要的，可是在目前形势下，中央不需要集中很多干部，因为部队更需要干部。于是，张闻天总结说：“大家意见一致，很好。”
会议结束后，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下达了对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任命：
各兵团首长：
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
军委主席朱、周、张、王
十八
两天后，中革军委以机密电文下达了一、四方面军各部队番号的变更和干部的任命：
组成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第一军团改为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第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
第五军团改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代；
第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原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五个军番号不变。
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
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
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
第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
第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组织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在部队建制上，只要中央红军的基本建制和骨干将领仍在，不被张国焘“混编”，毛泽东根本不在意如何改变番号。特别是，从上述任命中可以看出，中央红军中的优秀指挥员李聚奎、张宗逊、李天佑、陈伯钧等已被加强到了红四方面军的队伍里。
中央红军在历尽千难万险的转战中，始终不遗余力地保存干部。朱德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尽管在中央红军的每一次战斗中，红军干部总是冲在最前面，但是他们一旦负伤，就会被抬着跟随部队行军。中央红军“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着他们”。无论路途有多么遥远而艰险，无论敌人的围追堵截有多么紧迫，即使不得不把伤员留给当地的老乡，也是将战士留下而决不放弃干部。因此，中央红军这个曾经的巨人虽然几乎血肉耗尽，可是这支部队依然拥有着极其结实的骨架，骨架未倒血肉再度丰满只是时间的问题。那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皆可信赖的红军干部，对于整个共产党红色武装的发展壮大来说，“是极可珍贵”的。
组织任命下达后，红军并没有立即北上松潘，尽管因为前线阵地不断失守再这样耽搁十分危险，但毛泽东认为接下来要开的会才是更重要的，这就是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历史问题。
这是张国焘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
张国焘声称“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现在，中央要首先深究他的路线是否有问题。
政治局会议的议题让张国焘没有任何反对的借口：两军会合之后，中央有责任听取红四方面军关于放弃根据地的情况汇报，并且有权力提出意见和作出评判。
七月二十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各部队军事指挥员陆续到达芦花。
会议开始前，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徐向前一枚金质“五星”奖章。
这是徐向前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因此他既兴奋又拘谨——此时此刻，向徐向前授予金质“五星”奖章，具有令人遐想的含义。其中至少有一个信息是明确的，即中央对徐向前的信任与肯定。
中央没有理会陈昌浩让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的建议，更没有采纳张国焘让陈昌浩当红军总政委的建议。陈昌浩和徐向前一起赶到芦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但是中央只授予了徐向前奖章，这不能不使陈昌浩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失落和尴尬。
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两天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在讨论或者说是在争论一个问题：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行动？
从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角度上讲，红四方面军在放弃苏区等问题上对中央有所交代，是必要的；从纠正张国焘与中央离心离德的思想苗头出发，对他进行政治上的规劝和警告，也是必要的；从理论上解决思想问题，从而达到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合作，更是当前的必要。但是，这时候，整个红军的生存正受到极大的威胁：部队一直在严重缺粮的地域徘徊，国民党军不断地从四面压缩而来，特别是在红军准备突击而出的川北松潘地区，胡宗南部正利用红军在时间上的耽搁推进阻击防线。因此，在这个不毛之地的短暂争论，本应在时间更从容的时候再耐心讨论——事后证明，会议并没有达成中央希望的团结，张国焘与中央的背道而驰反而加剧了。
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讲述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前后经过。接着是徐向前发言，他汇报了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状况：“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平时注意军事训练”，“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和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最后陈昌浩简要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
由于徐向前和陈昌浩要立即率前敌指挥部去毛儿盖，他们发言之后就走了。
毛泽东的发言从红四方面军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讲起，说到根据地在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后被放弃时，毛泽东认为面对敌人的大兵压境，红四方面军既没有做充分准备仗也没有打好。说到川陕根据地，毛泽东认为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在取得歼敌十二个团的胜利后放弃根据地，是一个严重错误。红四方面军领导没能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不可分的政治关系。
放弃川陕根据地，这是张国焘的痛处，因此他反驳说：“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红四方面军“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张国焘认为，“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顺利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也许中央又会批评红四方面军“隔岸观火，看轻休戚相关的大义”。
徐向前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
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复杂的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常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都凑到了一起。从这个意义说，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的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强渡嘉陵江后，犹豫徘徊，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使“川陕甘计划”流产。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我军将能得到更大的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不一样的。
徐向前所说的“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显然是指由于红四方面军放弃了根据地，且没有在西渡嘉陵江后向北发展，造成了中央红军到达之后没有落脚点，从而导致红一、红四方面军全部拥挤在了西康这片不毛之地中。
由于发起松潘战役的时间被一拖再拖，红军先遣部队逐渐与后续部队“相隔过远”，中革军委被迫对原来松潘战役的计划进行了修改。
此刻，追击而来的川军已经距离红军越来越近了。
川军第二十军第二混成旅向廷瑞部为左翼，经两河口进攻懋功；第三混成旅为中路，其前锋翻越夹金山后直指懋功；第四混成旅从右翼翻越夹金山进攻达维；第二十军军部和第一、第五、第六混成旅为预备队。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亲自带领军手枪团，跟在第四混成旅的后面翻越夹金山。手枪团快要爬到山顶的时候，一个士兵开枪射击逃跑的民夫，枪声响过之后，天空突降暴风雪，手枪团所有的人都趴在地上不敢动。一个民夫说，翻雪山不能大声喧哗，更不能开枪，否则天神一发怒就别想活着下山。听了这话，杨森先发怒了，他命令士兵把山顶小庙里的王母娘娘塑像推倒扔到山涧里，然后强令官兵顶着风雪快速前进。结果，第四混成旅仅九团就有一百多名官兵死在了夹金山上。七月二十五日午后，第二混成旅首先到达懋功。红军后卫阻击部队在把一条河上的桥板拆了后，撤退了。杨森在懋功的天主教堂里召集了第二十军各部队军官会议，说本军占领懋功，受到蒋委员长的通令嘉奖，这是很光荣的事情。目前红军已经向青海方向去了，咱们川军追到这里，任务就算是完成了。杨森的话音刚落，蒋介石的电报到了。蒋介石认为要巩固懋功，必须占领抚边，因此命令第二十军各部队继续向北进攻抚边。
进攻抚边的战斗经过并不像占领懋功那样顺利，第二十军三路进攻部队都受到了红军后卫部队的顽强阻击。六团二营在进攻中遭到红军的突然反击，十八名士兵全部被红军用大刀砍死。在左翼实施掩护的五团二营奉命向红军的阻击阵地发起冲击。眼看就要冲上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从没有任何动静的阵地后面一下子冒了出来，二营营长李显宗即刻死在了红军的乱刀之下。六团团长李介立连夜派出一营向红军阻击阵地的侧后迂回，并在第二天拂晓再次发动了进攻，两面受攻的红军阻击部队撤退了。六团和五团相继开进了抚边。在这里，川军发现了几十名由于负伤已不能行动的红军伤员，伤员们的身边还有一挺打光了子弹的重机枪，而他们背后的墙上写着“热烈欢迎张主席”的标语。
杨森命令把红军伤员拍摄成影片，影片的名字叫《灵关大捷》。
灵关，抚边以南的一个小镇，距抚边尚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杨森将影片命名为《灵关大捷》，也许是想用几个红军伤员表现他的第二十军从抚边到灵关一路“大捷”。
川军第二十八军邓锡侯部李树华旅奉命配合第二十军的行动。李树华的三个团一直跟在杨森部队的后面与红军后卫部队作战。中央红军翻过夹金山大雪山后，李树华旅接到了军里转来的一封密信，信中转述了红军总司令朱德写给邓锡侯军长的密信内容：国难当头，应停止内战。红军北上抗日，如兄部愿来，我们欢迎；如暂时不能，希望互不干扰。随后，邓锡侯给他的第二十八军各部队长官下达了密令：追击部队要与红军保持一天的路程。既不失红军的行踪，但也不要和红军发生战斗。每天派人向当地藏人打听红军的去向，然后逐级上报足以应付即可。结果，李树华旅一路与红军即使有过短暂的接触，也是一触即退，自己和红军双方都没有伤亡。邓锡侯的官兵由于得不到杨森的接济，到十月大雪封山时，部队粮米断绝。邓锡侯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第二十八军“奋勇追击斩获甚丰”，但是“饥无食，寒无衣，病无药”。
此时，位于川西北的北川、茂县、汶川等战略要地已先后被川军占领。
陷于荒无人烟的西康地区令红军面临着不战即毙的境遇。
松潘，四川西北部川甘大道上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四周山高林密，塌方不断，通行极其困难。
红四方面军向松潘实施的战斗攻击均未成功，红军想抢在胡宗南前占领松潘的愿望没有达成。
命令胡宗南部不顾一切地抢占松潘，是蒋介石军事指挥生涯中少有的精明之举。一个月前，蒋介石亲自调动了他的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师、陈沛的第六十师、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和王耀武的第一补充旅、钟松的第二补充旅。大队人马奉命急促赶往川北松潘地区。
蒋介石最初的目的是阻止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这一军事调动的结果却显示出他对红军未来走向的一种预感。
急。
胡师长宗南：
松潘部队既占归化，应速向叠溪节节进展。但一面进展须一面逐段筑碉，对于两侧尤应注意。故横线亦应扼要筑碉据守，勿受匪迂回抄袭。对于向松潘增加后续部队，最好陆续移增，决再增三团，共加六团为妥。如弟能前往亲自督剿更好。决自鱼日［六日］起派空军每日掩护我军向叠溪进展。希告进攻部队协同动作，俾奏速效。
中正手令。
而这一天，中央红军刚刚到达夹金山大雪山脚下。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向松潘集结的过程中吃尽了苦头。第二补充旅是从北平调来的，这个旅从旅长到团长全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于是与蒋介石皆成为师生关系。早在一九三五年二月的时候，他们就奉命向川陕开拔归胡宗南指挥。第二补充旅从北平坐火车到郑州，再从郑州转车到西安。虽然受到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招待，但是官兵们明显感到陕军并不欢迎他们到来。四月，第二补充旅开始向松潘地区靠拢，但他们接到的命令却不是顺着大路走，而是要走秦岭中陡峭的古栈道。国民党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对此解释道：陕军第七军军长冯钦哉的部队正在大路上转运物资，物资中有从汉中银行提出来的大量现款，如果在路上两军相遇可能要发生冲突——为什么会发生冲突？为了两军路上相遇，还是为了大量现款？第二补充旅被迫在没有人烟的荒山中行军，第一天就摔死了好几匹马，原来驮在马背上的弹药和给养只好由士兵来背。秦岭的春季阴雨连绵，栈道单人勉强可过，山中没有任何可以宿营的地方，由于开小差的士兵很多，被丢弃的弹药和整袋的面粉在栈道上随处可见。第二补充旅从陕西进入四川，翻越了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宝顶大雪山后到达松潘，驻扎在松潘县城第一中学里。
胡宗南亲自率领着丁德隆的独立旅、李铁军的第一旅、袁朴的第二旅、廖昂的西北补充旅、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王耀武的第一补充旅在甘南和川北交界处的文县附近集结，当红四方面军从川北西去之后，胡宗南的大军才开始沿着涪江上游北岸的小路向松潘前进。庞大的部队把沿路百姓的粮食和稻草全都征用了，但仍然无法满足需要。而胡宗南的命令是：不顾一切迅速到达松潘。胡宗南认为如果红军赶在他前边占领了松潘，在川西北那个荒僻的地域里，他想撤退都不知道该撤往什么地方。
六月下旬，胡宗南的部队占领了松潘一线。
国民党军二十七个团挡在了红军北上陕甘的路上。
这就是毛泽东在芦花会议上对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没能控制松潘地区提出质问的原因。
胡宗南大军驻守松潘，各旅搭起的帐篷遍布在附近的山谷中，红军没有飞机大炮，因此他们不怕暴露目标。山地多变的气候时风时雨，官兵们还都穿着单衣，虽然雇佣了大量的民夫，但由于需要昼夜不断地挑运粮食，因此根本没有力量运送棉衣。民夫从江油县城挑米来松潘，壮夫每人百斤，弱者每人七十斤，近三百里的艰险山路上，倒在路边的民夫不计其数。即使到了松潘，担子里的米也已让民夫在路上吃去了一半。给养成了严重的问题，胡宗南为此下了一道命令：“国难当头，一切要节约，上至司令官下至士兵，每天只吃一餐，放午炮吃饭。”所谓“放午炮”，就是中午的时候，一声炮响各部队统一开饭，每天一炮一顿饭。胡宗南也在炮响之后吃饭，但他携带有大量的饼干罐头，而且当地的土豪经常请客，所以他自己并没有饿着。
西北补充旅的哨兵查获了一名红军便衣，从这名红军便衣身上搜出一张地图，地图是用毛笔画的，川、甘、青三省边界一带的山脉、河流、道路、村庄均在图上。这样一张地图绝非短时间能够画出，胡宗南这才知道这名红军便衣早在他的部队入川之前就已经扮作货郎潜入松潘。胡宗南看着这张甚至比他的作战地图还要详细的地形地貌图，终于明白红军肯定要在这里和他打上一仗了。
胡宗南不想与红军作战，因为他的兵力没有红军多，同时他知道红军能吃苦肯拼命，真的打起来他的部队凶多吉少。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成都发出了给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记大过处分的电报。电报以刘文辉各部失守大渡河为由，指出之前一再电示川军沿大渡河北岸“逐段切实筑碉”，而刘文辉也“先后电复一一遵办”，但当中央红军一举渡过大渡河后，蒋介石才发现刘文辉对他的每一次电示“实际全未遵行”。对于这一点，蒋介石说，红军“在两天内能行三百里，还要作战，可为铁证。否则碉堡阻滞，行动决不能如此神速”！所以，必须“着记大过一次，以为督饬不力者戒”。蒋介石终于敢收拾川军了，这是因为中央军薛岳率领的周浑元部和吴奇伟部已经到达成都附近，四川成为中央军的天下已经势在必得。蒋介石在成都认真研究了川西北地形，认为红军现在徘徊在西康地区，东有岷江，西有大小金川，南有夹金山终年不化的积雪，北有无法通行的草地，几万红军根本无法处处布防，加之粮食缺乏，气候恶劣，因此只要北堵南追，红军在劫难逃。
七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发布了《川甘边区“歼匪”的计划大纲》，蒋介石对红军未来行动路线的判断已经准确：
现朱、徐两匪各派一部窜至毛儿盖、哈龙冈、羊角塘、班佑一带，企图袭取松潘。原据北川、墩上各处股匪，已向茂县撤退。威州［汶县］、茂县间之村庄，全被匪焚毁。依据匪之过去行动，均系避实攻虚，且青海南部多属软地，类皆不毛。是可判断该两匪，先各以一部分向毛儿盖、阿坝探进，其余必跟续分途北进，并以大部经毛儿盖进窜岷县，一部经阿坝进窜夏河，期达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如其不逞，仍回窜川北。
而这确实是毛泽东设想的红军北进陕甘的路线。
于是，蒋介石在这条路线上层层设防，调集的总兵力达三十万之众。
胡宗南知道毛儿盖的重要性。虽然这个小地方在地图上难以发现，但是它处在红军北进的道路上，而且是松潘草地的南沿。如果红军要进攻松潘，必须先占领毛儿盖。因此，胡宗南在到达松潘的第二天，就命令西北补充旅一营营长李日基率部前去毛儿盖。胡宗南给李日基的任务是：“搜索、警戒和打游击。”至于“能不能打游击”，胡宗南的指示是：“自己做主，不要向我请示。”李日基营在两个藏族向导的带领下走了两天才到达毛儿盖，部队住在了寺院供喇嘛住的空房子里。
毛儿盖是河谷中的一块狭长平地。一条不宽的小河自北向南流过，把两座大山隔在平地的边缘。沿河是青稞地，山坡上长满低矮的乱草。由于这里海拔高，从北方来的官兵们很不适应。李日基判断红军只能从南边来，因此他向那里的一个藏族小村庄派出了一个前哨班，并在村庄两侧的山头布置了警戒排。除此之外，一营官兵没有修筑任何工事，因为李日基营长认为此地没有固守的必要。
但是，几天之后，胡宗南来电，说红军有向毛儿盖进攻的迹象，命令一营固守。李日基立即回电说，要固守这里至少需要一个团。胡宗南果然派了个副团长率领一个营来增援了。但是，这个副团长连同他率领的那个营仅仅在毛儿盖待了几天，就又被胡宗南调回去了。李日基后来才知道，这个副团长为了不留在毛儿盖与红军作战，买通了胡宗南的一个参谋，结果这个参谋对胡宗南说毛儿盖的防守一个营足够了。愤怒的李日基只有赶快修筑阻击阵地，以便迅速展开兵力。全营正忙着，电台报务员报告说：附近发现了一个大电台，肯定是红军大部队来了！
攻击毛儿盖的红军部队是黄开湘和杨成武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
四团一直是整个红军的先头部队，他们到达毛儿盖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
先是南边那个藏族小村庄里的前哨班跑了回来，然后整个毛儿盖被红军包围了。红军从南面的山地冲过来，警戒排很快就溃败了，负伤的排长被士兵背回了营部。晚上，李日基亲临阻击阵地指挥战斗，企图以此鼓舞士气。李日基发现红军的装备很差，火力根本无法和自己相比。由于李日基离开了营部，副营长吴剑平负责给胡宗南去电报告战斗情况。这一下弄得胡宗南不断地问“李日基如何”。天亮之后，李日基回到营部，发现一营请求增援的电报再也没有了任何回音，不禁怒火万丈。后来他才知道，自从副营长署名的电报一再发出后，胡宗南先是以为李日基已经死了，后来又怀疑他投降了红军，因此无论如何不敢派出增援部队，怕中了红军的计谋。
第四天，红军已经占领了毛儿盖的大部分地区。李日基营营部和各高地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了，全营大部分人马被围困在那座叫索花寺的寺院里。一连几天，红军的攻击并不猛烈，李日基怀疑红军在挖地道，忙派人前去侦察。果然，红军的地道快要挖到寺院里了。此时，在寺院大门防守的副营长吴剑平和一连连长郭全喜相继阵亡，全营粮弹全无，增援无望，军心崩溃。李日基连续发电大骂胡宗南无情无义。胡宗南的电报终于来了，在确信李日基还活着后，他命令一营撤退：“电到后该营即可撤回并将电台砸毁，回来士兵一人赏洋十元，带回武器一支赏洋二十元。”已经魂飞魄散的李日基立即命令部队砸了电台开始突围。一营能够突围的官兵仅剩了约五百人，其余一百多个伤员和体弱者全部被红军俘虏。天降大雨，李日基营的官兵饥寒交迫，看见红军冲上来，坐在地上马上缴枪投降。李日基顺着一条山沟拼命跑，跑了一夜之后发现身后的官兵不足一百人了。毛儿盖四周的小路上到处都有红军的警戒哨兵，李日基不敢走出树林，在流浪了几天之后才回到松潘。胡宗南没有斥责狼狈不堪的李日基，而是让他去领赏。由于根本没把胡宗南的那封电报听完就跑了，所以李日基一头雾水，不知道让他去领什么赏。
胡宗南丢失了毛儿盖，但是他的收获是：确定了红军现在的具体位置，同时明确了红军定要进攻松潘。因为红军如果不走松潘，就只能进入没有人烟的大草地。胡宗南认为，数万红军无论如何也不会走进那条绝路。
占领了毛儿盖的四团缴获甚丰。除了粮食和酥油外，竟然还有前门牌香烟！黄开湘和杨成武立即派出一个骑兵班把这些香烟送到了师部，因为他们知道聂荣臻政委和陈光师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抽到真正的香烟了。
占领了毛儿盖的红军先头部队在那里停留了很长时间。
四团曾向松潘方向发起进攻，但是由于敌人兵力多火力强，在付出了很大牺牲之后不得不撤回——红军的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跟进。
红军各部队虽都在执行北进计划，但是行动的速度极其缓慢。
八月初，毛泽东到达一个叫沙窝的地方。
由于内部的矛盾再次激化，张闻天发出了开会的通知：时间是八月四日。
北上毛儿盖的行军被再次耽搁。
粮食的匮乏更加严重，疾病开始流行。疾病流行的原因是饥饿的官兵吃了死亡后风干或腐烂的牛羊尸体，还有有毒的野菜或者有毒的蘑菇。
在沙窝附近负责收容伤病员的女红军李伯钊把刘少奇的烟叶子吃了。这些像萝卜叶子一样的绿色野草被刘少奇采集来当烟草，因为整齐地摊在地上晒着，饥饿难耐的李伯钊看见后就拿来煮着吃了。刚吃到一半，李伯钊就开始趴在一座牲口圈里不停地呕吐。不久，女红军们发现了一个可以找到粮食的办法，那就是在牲口粪里寻找没有被消化的青稞粒。这个发现居然使她们一粒一粒地从牲口粪里挑出来好几斤青稞。
沙窝会议在一座喇嘛寺院里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博古、邓发、凯丰等人。
矛盾爆发的导火线还是一篇文章。由于张国焘一直延误着红军的北进，仍试图促使红军实施他的西进川康计划，由此引发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种种猜测。张闻天出于对党和红军的团结的担忧，写了一篇名为《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送到红军总政治部内部刊物《干部必读》编委会要求发表。编委会由张闻天、陈昌浩、凯丰、博古、杨尚昆组成。陈昌浩发了脾气，说希望红军一致北上没错，但“何必又端出个南下来批判”？将北上与南下之争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其真实意图只能是“整”红四方面军。张闻天没想到自己的文章会惹来陈昌浩这么大的火气，他跑到毛泽东那儿从头到尾学了一遍，说他无非是想让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顺利实施。毛泽东听后笑了。他告诉张闻天，现在写这样的文章没有用，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不会听进去的。张闻天忧心地问：如果张国焘坚持南下怎么办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忍耐、斗争、等待，不可操之过急，最好一起北上。”
沙窝会议进行了两天。第一天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特别指出：“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决议告诫全体红军：“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一、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决议号召“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第二天，会议开始解决组织问题。会议拒绝了张国焘提出的增补红四方面军九名干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当时中央政治局一共才八个人。会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两人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虽然中央在人事安排上对张国焘作了一些让步，但毛泽东坚持政治局不能人太多，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的秘密党的组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作出了“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的决定。周恩来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个决定在未来巨大突变发生时，几乎起到了拯救危亡的作用。
沙窝会议结束了，张国焘说：“深夜三时左右散会之后，我步出沙窝山口，与陈昌浩会晤，并告以会议经过。陈昌浩非常难过……”
沙窝会议召开的前一天，鉴于攻打松潘的战机已经失去，中革军委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即《夏洮战役计划》。计划的中心意图是：红军继续北上，穿越松潘草地，经阿坝进入甘南，在洮河与夏河的广大地域形成发展趋势。
集中优势兵力突击一点，是红军一贯的作战原则。但是，张国焘坚持兵分两路——张国焘不愿意没有相对独立的军队。《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两路红军由两个方面军部队混编而成：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共二十个团，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北上，向阿坝方向开进；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组成，共十二个团，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北上，向班佑方向开进；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等共七个团为钳制部队，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为总预备队并担任后方掩护，归右路军指挥。
张国焘离开了沙窝，毛泽东目送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
与毛泽东告别的，还有朱德。
根据夏洮战役作战计划，朱德将和张国焘一起指挥左路军。
朱德与毛泽东的分开，对于依然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讲是十分危险的。
高大而消瘦的毛泽东站立在风中，他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
在与朱德分别的那一刻，毛泽东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他们两个人再次相见竟然是一年以后了。
周恩来的病情在这个时候到了危在旦夕的地步。
自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以来，周恩来的精力和体力消耗已经达到了极限。他终于倒下了，高烧不退。医生开始以疟疾病来治疗，但是没有任何效果。当周恩来因腹部剧烈疼痛而陷入昏迷状态时，医生终于诊断出他得的是肝脓肿。
周恩来的肝脏已经严重化脓，疼痛使这位性格坚韧的共产党人彻夜呻吟。邓颖超被从休养连叫来了。看着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丈夫，邓颖超没有任何办法减轻周恩来的痛苦，只有不断地为他擦去脸上疼出的汗珠。性急的陈赓命令官兵到雪山上弄来冰块，为周恩来做腹部冷敷，以期减轻他的痛苦，但是周恩来的病情日益恶化，没有人能想出什么办法救他。
毛泽东来看望周恩来了，红军中不能没有周恩来。
昏迷三天之后，周恩来排出一大盆绿色的脓血，而后他的疼痛竟然减轻了。周恩来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近四十年后，周恩来被诊断出患了癌症。那时，毛泽东也同样被重病折磨着，他无法再看望周恩来了，周恩来在最后一次手术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位置……”
毛泽东体质之好是惊人的。在中国红军的艰苦征战中，他除了被蚊虫叮咬患过疟疾之外，再也没有患过其他任何疾病。但是，从沙窝开始一路北上毛儿盖，毛泽东觉得自己十分难受，这种难受来自内心的巨大忧虑。
张国焘回到了卓克基。徐向前的意见是，部队必须马上离开这块不毛之地：“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一块有粮食吃的地方……部队天天吃野菜和黄麻，把嘴都吃肿了……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但是张国焘就是按兵不动。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催促左路军部队“专力北上”，口气急促而恳切：
朱、张二同志：
（一）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疾进。右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
（二）新麦虽收，总数不多，除备行军十五天干粮外，所余无几。此事甚迫切，再不出动，难乎为继。
（三）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决被服。
（四）毛儿盖到班佑仅五天，到夏河十二天，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两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5K、32K［部队代号］即速开毛。
（五）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六）望立复。
中央
八月十五日十四时
八月十五日，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先头部队从卓克基出发前往阿坝。
同一天，右路红军的先头部队在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的率领下也从毛儿盖向北出发了。
但是，左路军的行进方向不是在向右路军靠拢，而是越走离右路军越远。此时的张国焘仍在试图自阿坝向西，进入甘肃和青海交界的边远地区。
张国焘表现出的动摇严重威胁着红军的整体行动计划。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徐向前、李富春、林彪、聂荣臻、李先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因在左路军没有到会。叶剑英因在右路军先头部队，彭德怀因跟随担任后卫的第三军团也没有到会。周恩来因病缺席。会议再次强调了迅速占领甘南洮河流域的战役计划，特别指出“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那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物资匮乏，难以保障大军长期驻守。同时，一旦敌人在黄河东岸布防起拦截线，红军将被困于其中，前后左右都将难于伸展。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明确了一个重要原则：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左路军作为战略预备队迅速东出跟进。会议要求“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以工农红军特有的英勇，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歼灭敌人，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立巩固不拔之基础”。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右路红军离开毛儿盖，陆续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松潘大草地。
松潘大草地，位于今天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北部，南北绵延约两百公里，东西最宽处约一百公里，是一片平均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湿地。
如果之前能够按时发动计划中的松潘战役，近十万红军本可以避免进入这片犹如巨大陷阱的草地。
无论是红一方面军还是红四方面军，自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以来，所遇到的艰难险阻不计其数，但就自然环境之恶劣而言，以松潘大草地为最。
四团再次成为整个红军的先遣部队。
四团出发前，杨成武被毛泽东叫到了毛儿盖。
毛泽东对杨成武说：“这一次你们红四团还是先头团。必须从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四团的各项准备工作：粮食、衣服、向导……毛泽东告诉杨成武，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把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向官兵们讲清楚，把为什么要过草地北上也向官兵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杨成武走的时候，毛泽东让警卫人员把自己的晚饭——六个鸡蛋大小的青稞馒头——端出来送给了杨成武。毛泽东最后嘱咐杨成武：“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穿过草地。”
四团找到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藏族老人作向导，专门安排了八个战士轮流用担架抬着他。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早晨，在穿过一条无名山谷后，红一军团二师四团进入了松潘大草地。
在大草地的边缘，杨成武举起望远镜看去，心情骤然紧张起来：大草地野草丛生，水流交错，水草上雾气缭绕，天地间苍茫无边，人一旦置身其中根本无法分辨方向。没有树木，没有石头，几乎没有干燥坚硬的地面，只有长在沼泽上的一丛丛几尺高的乱草。黑色的积水散发着腐味，草丛下是无法预测的泥潭，脚踩在上面软软的，若是一不小心下脚过猛，就会陷下去直至被淹没。
六十多岁的藏族向导用生硬的汉语说：“往北，只能从这里走。”
看着杨成武一脸的难以置信，藏族向导详细地解释说：“要拣最密的草根走，一个跟着一个。我就这样走过，走了几天几夜才出了草地。草地里的水是淤黑的，有毒，喝了肚子发胀，还会死。如果脚被划破了，伤口被水一泡就会溃烂。”杨成武和黄开湘立即制定了一条纪律，要求部队一个一个地传下去：除了河水和雨水，不准喝也不准用草窝里的水。
四团进入松潘大草地的第一天，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发出的电报是：
聂抄转周、徐、陈：
一、二师于十七时到达腊子塘露营。
二、由毛到腊约八十里，路平好走，途中无人烟，须过五次河，有三次无桥。因天雨，水深及流速均正在增加，此刻水深约七十生的［厘米］。
三、编入四团之二九四团共三百余人全无雨具，通身湿透。
四、腊子塘从前有牧牛及架帐篷遗迹。今晚各部均在雨中拥坐，此地树林甚少，不能全部搭棚子及烧火。
林
二十一日十八时
二九四团，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在红军进入松潘草地前，被编入四团。
草地天气多变。早上乌云滚滚，冷雨霏霏，中午的时候突然晴朗起来，但顷刻之间又是大雨滂沱。大雨使草地里的河水骤然暴涨，四团无法徒涉，只能停下来等待。四团走了两天之后，藏族向导指着前面突然出现在草地中的一座山丘说：“那就是分水岭。我们从毛儿盖来，一路所有的河都往南流，流入岷江，接着又流进长江。过了那个山丘，所有的河都往北流，流入玛曲江，最后流到黄河里去了。”
红军官兵们登上那座山丘一看，眼前绿茵茵的草地铺展到天边，无数条水流在草地上蜿蜒如同玉带，草地里的野花色彩斑斓，在阳光下令人昏眩地摇曳着。
这里是中国的大河之源。
在这里，十七岁的小红军郑金煜死了。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四团就有官兵倒下了，他们都是在消耗了身体里的最后一点热量后一头栽倒在泥水中的。有的人夜晚还在大雨中与战友们站在一起露营，天亮时分却没有了踪影，他们站立的地方只剩了一个泛着黑水的水涡。即使那些仍在行走的官兵，也因为饥寒而脸色黑黄。一些官兵只要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郑金煜从江西石城加入红军，成为一名小宣传员，他虽然个子不高人又长得秀气，但打起仗来毫不含糊，因为作战勇敢十六岁就入了党。四团进入草地后，小红军郑金煜背着武器、背包，还背着部队生火用的柴火。他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宣传鼓动的时候笑眯眯的，会讲故事还会唱歌。后来，杨成武发现有两天没见着这个活泼的小红军了，一问，才知道郑金煜因为呼吸困难已被送到卫生队去了。红军官兵都表示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带出草地。杨成武把自己的马给了这个小红军，但是郑金煜已经无法在马背上坐住了，卫生队把他绑在杨成武的马上，让人跟着马看护着他。第四天中午，被绳子绑在马背上的小红军郑金煜突然说：“让政治委员等我一下，我有话要对他说。”走在前面的杨成武立即赶了过来，郑金煜断断续续地说：“政治委员，我在政治上是块钢铁，但是我的腿不管用了，我要掉队了，我舍不得红军，我看不到胜利了。”周围的人都哭起来。杨成武说：“你一定能够走出草地，我们一定会帮助你走出草地。”——四团走出草地的前一天，十七岁的小红军郑金煜死在了马背上。
四团给后续部队留下了路标，但是不断的大雨和泥潭令路标很快就模糊了。
与冰冷的大雨、稀薄的空气和近似陷阱的泥潭相比，最大的威胁还是缺粮。一旦进入松潘大草地，几乎所有的死亡和消耗都与无法得到补充有关。尽管事先用强制的方式要求官兵筹集和携带至少可以支持一周左右的粮食，但能够筹集到的粮食十分有限。于是，不少官兵在行军的前两天就吃光了携带的干粮。
红三军团的一个连队有九名炊事员。班长姓钱，矮个子，不大爱说话。他带领的这个炊事班，每个人挑的担子都超过了规定的重量。钱班长说草地里弄不到粮食，多挑一点有好处。虽然受到了上级的批评，但是在向草地出发的那一刻，钱班长还是带上了连队的那个大铜锅。这个大铜锅从江西一直跟随着他们到了松潘草地。大铜锅有几十斤重，上级命令把锅扔了，钱班长说：“锅扔了，炊事班干什么？”虽然钱班长很严厉，但是大家还是很喜欢他，因为他对革命无比忠诚。在贵州打土城的时候，官兵们眼看着他在给阵地送饭时倒下了，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难过了很久，可是半夜时分他又一个人爬回来了，敌人的子弹打在了他的腿上。炊事班行军负重大，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们还要忙。钱班长发现官兵们的脚被黑水泡肿了，于是每天都要用大铜锅烧热水让官兵们烫脚。进入草地的第二天，大铜锅就没有粮食可煮了。炊事班给那些没有了干粮的官兵不断地补充着事先炒好的小麦和青稞。但是大铜锅还照常被挑着行军。一天早上，一个炊事员刚挑起大铜锅，身子一歪就一声不响地倒下了。另外一个炊事员挑起大铜锅继续赶路。中午的时候狂风大雨，部队被迫停止前进。炊事班在雨布下忙着用大铜锅烧姜水给大家喝，好容易把水烧开了，那个挑大铜锅的炊事员端着一碗姜水想给病号送过去，没走几步就连人带碗摔在了泥水里，官兵们赶忙上前想扶起他来，却发现他已经死了。这时候官兵们才知道，炊事班的同志自从进入草地以后谁都没舍得吃一粒粮食。第四天的时候，半夜里，钱班长突然想喝水，他走到篝火前坐了下来。大铜锅里一滴水也没有，钱班长就这样守着空锅一直坐到天亮。篝火已经熄灭，部队又要上路了，官兵们发现钱班长还在那里坐着，走过去一看，他就这个样子死了。官兵们叫着他，轮流把他抱住，试图让他活过来，但是钱班长的身体已经凉了。和钱班长一起转战了这么远的路途，大家竟然谁都不知道他的家乡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在世上还有什么亲人，只知道在江西的时候他跟在红军的队伍后面走了很远才被批准参加红军。
钱班长和他的炊事班的战士全都牺牲在了草地里。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断粮了。开始的时候还可以用野菜充饥，但是很快连这些东西都找不到了。彭德怀命令他的老饲养员把连同他的坐骑在内六头牲口全部杀掉。老饲养员急得直落泪，因为他知道彭德怀对他那头大黑骡子感情很深，平时无论他心情多么不好，只要看见大黑骡子脸上就有了笑容。为了这个，老饲养员经常和大黑骡子一起分享自己的干粮。大黑骡子在彭德怀面前十分温顺，但是打仗的时候却毫无畏惧。部队过湘江的时候，不少不会游泳的战士都是拉着它的尾巴才死里逃生的，它在那条被敌机狂轰滥炸的大江中游了好几个来回。平时行军的时候，它不是驮器材就是驮伤员。部队翻越夹金山大雪山，它的背上不但有沉重的行李，还有几个走不动的战士，尾巴上还拖着两个小红军。当时，老饲养员万分心疼，生怕大黑骡子会累死。彭德怀的命令下达之后，老饲养员和警卫员们谁都不愿意执行。彭德怀命令军团部的一名干部去。干部带上了一个叫印荣辉的战士。印荣辉后来回忆说：六头牲口被集中在一起，二十多分钟过去了，谁也不开枪。彭德怀叉着腰站在远处喊：“开枪！立即开枪！”最后，那位干部开枪了，用机枪扫。五头牲口倒下了，可那头大黑骡子依然安静地站着。它是个老兵了，根本不害怕枪声。老饲养员扑了上去，抱着大黑骡子的脖子喊：“把它留下！把它留下！”彭德怀走了过来，低声说：“同志，人比牲口重要。”然后看了那个干部一眼，干部又开了一枪，大黑骡子很慢地倒了下去，老饲养员趴在它身上失声痛哭，就是不让人对它动刀。彭德怀转身走了，看得出来，他不忍心回头。彭德怀自己不吃，也不允许军团部的人吃。包括大黑骡子在内的六头牲口的肉全部给部队送去了。彭德怀特别嘱咐，好肉要分给战士，特别是伤员和病号。干部们要分，就分一点下水和杂碎。老红军印荣辉说：“这些肉不知救了多少红军的命。”
红军官兵每人身上都有一个干粮袋，这个袋子是他们最重要的东西，走路时带着，露营时抱着，如果能够有块相对干燥的地方，可以躺下来睡一会儿的话，他们就枕着这个袋子。不少官兵在袋子上用线缝上了自己的名字。红一军团的小红军谢益先也不例外。由于不识字，他把他那个笔画很多的“谢”字用白线缝得很大，歪歪扭扭的。谢益先入伍前是一个赤贫的农民，红军到达他家乡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帮助红军带路，结果红军走后他的父母被地主打死了。谢益先把自己的小弟弟送给了乡亲，然后徒步走了十几天追上了红军。参加红军的那一年他才十六岁。红军大部队刚一进入草地，小红军谢益先就遇到了迷失在草地里的一对母女，她们是从已经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川陕根据地逃出来的。看见她们，谢益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在以后的行军中，只要部队停下开始吃干粮，谢益先就躲在一边，别人问他他说自己已经吃饱了。两天后，他走路开始摇晃，副班长就扶着他走；第四天，谢益先一头栽倒再也没能站起来。当这支红军部队到达草地边缘的时候，官兵们才发现队伍的最后面走着那一对母女，她们到处打听一个姓谢的小红军，手里捧着的那个干粮袋上缝着歪歪扭扭的一个“谢”字。副班长顿时声音哽咽，他告诉那对母女小红军谢益先已经死了。那位母亲一下子跌坐在地上。直到部队走远了，官兵们还能听得见她的哭声。
先头部队出发后的第三天，毛泽东走进了松潘大草地。他的警卫员吴吉清后来回忆道：
天空像锅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如果一不小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如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久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幸好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我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和毛泽东走在一起的，是红军中的老同志和女红军。这是一支衣衫奇特的队伍。为了避寒，羊皮、狗皮被用来缝成衣服和鞋子。由于缺少雨具，每人手里都拿着块草编的垫子，下雨的时候遮挡在头上，休息的时候放在屁股下面。因为草地中几乎没有一块干燥的地方，露营时大家都忙着试图点起一堆火。极度的潮湿令火很难点着，无论谁好不容易点着了火，大家便都会凑过来围在一起。携带的青稞面粉经雨水浸泡，结成了一团黏稠的东西，女红军们小心地弄下一点放在嘴里。头发斑白的徐特立已经年近六十，他在红军大学任政治教授，但是生活却如同一名普通士兵。他穿着自己找来的一块旧红布缝成的裤子，披着一件破旧的皮袍子，手里拄着一根拐杖，肩上还背着他的干粮袋子，身后跟着分配给他的那头小毛驴。毛泽东问徐特立为什么不骑驴，他回答说驴背上驮着三个学生的行李，还有他的书籍。遇到掉队的官兵，徐特立总是停下来用湖南方言笑着说：“同志，快宿营了，努力呀！”
红军断粮以后，警卫员们开始四处寻找野菜。谢觉哉老人跟着他们一起找，居然找到了一张烂马皮，这让他很是兴奋。他用小刀刮去马皮上的毛，将马皮切成小块块，然后在瓦盆里煮。煮的时候，女红军们围着盆子看，但是煮着煮着，瓦盆突然炸裂了，马皮掉进了火堆里。谢觉哉赶快扑灭火，把零碎的马皮小心地捡起来，找了个铁锅继续煮。煮了很久也煮不烂，于是干脆就这样吃。包括林伯渠在内的几个老红军根本嚼不动，只好生硬地往肚子里吞。林伯渠老人边吞边说：“留得生命在，革命就开花。”毛泽东知道了，由于没有吃到马皮，总是问林伯渠：“那东西如何？”
晚上终于到了露营地，大家还是挤在一起坐着。开始的时候，他们交流着可以在湿地上睡觉的经验：挖一个洞，把油布铺在洞底，然后躺进去盖上毯子，最后把雨布蒙上。说这样不怕下雨，也不怕敌人骑兵的袭击，因为这等于是个掩体。松潘大草地的夜晚阴风萧瑟，无论怎样交流关于睡觉的经验，实际上既没有可以睡觉的地方，寒冷和饥饿也令人无法入睡。大家只能互相用体温温暖着，然后听那些曾经去苏联学习过的红军指挥员用俄语轻轻哼唱着：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歌声在漆黑的松潘大草地上低低地飞翔……
红军左路军先头部队占领了阿坝，但其大部队依旧滞留在卓克基一带。
八月二十四日，中央致电左路军，再次阐述北进战略，催促左路军全力开进，断不可“坐失先机之利”：
朱、张二同志：
政治局对于目前战略方针有如下补充决定：
（甲）我军到达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线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区域，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二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另遣支队向黄河以西发展。这一计划是估计到政治、军事、经济、民众各种条件而决定的，是目前我们主观力量能够执行的。
（乙）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或失先机，敌沿洮河封锁，致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的大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一半，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不宜以主力前往经营，尤为彰明较著。
（丙）依上计划，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权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
中央 八月二十四日
为了说服张国焘，跟随右路军行动的徐向前、陈昌浩也在同一天致电，表示北进计划“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且“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认为红军绝不会走进绝路的胡宗南终于知道红军已经穿过了松潘大草地，他立即命令第四十九师二九四团于八月二十七日火速赶往包座，与驻守包座地区的另一个团会合，在包座至阿西茸一线阻截红军。
包座，位于松潘大草地的东北方向，卡在川北前往甘南的必经之路上。包座分为上包座和下包座，两个村镇相距数十里，包座河贯穿其间。这里山高林密，敌人利用山关隘路修筑起碉堡构成了坚固的阻击阵地。
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意识到：如果红军不能打下包座，那就只有被迫退回松潘草地。
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在听取了叶剑英的汇报后，决定必须要把包座拿下。鉴于红三军团还没有走出草地，红一军团在过草地时伤亡太大，徐向前和陈昌浩建议把进攻包座的任务交给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和第四军。
徐向前拟定的作战计划是：以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师和八十九师各两个团位于包座西北方向，相机打援；以第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红一军团为预备队，集结于包座西边的巴西、班佑地域待机。作战指挥部设在上包座和下包座之间的一座山头上。
这是红军走出松潘草地后的第一仗，是能否脱离绝境进入甘南的生死之战。
参战部队在倾盆大雨中出发了。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官兵刚刚走出草地，身体十分虚弱，一些官兵仍处在极度的饥饿中，大雨中的急行军使不少官兵掉了队。在行军的路上，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制定了战斗部署：由于胡宗南的第四十九师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遂决定八十九师首先攻击包座南部大戒寺的守敌，然后至少集中五个团以上的兵力打击其增援部队。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八十九师前卫部队二六四团抵达大戒寺，并立即开始了攻击。大戒寺北面是一座大山，寺前有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东面则是那条包座河。几天前，国民党军二九四团奉胡宗南的命令自樟腊向包座疾行，在约两百公里的急行军中，因为道路崎岖、气候恶劣、给养缺乏，虽然在红军之前抢占了包座，但对即将到来的战斗信心全无：“官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患病倒毙者所在皆是，精神至为疲软。”到达包座后，二九四团奉命驻守大戒寺。他们围绕着寺院紧急修筑了各种工事，且在寺院内储藏了大量的粮食，准备据险坚守。红军二六四团的攻击并不顺利，官兵们在体力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对敌人展开了一轮接一轮的进攻，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由于敌人的火力十分猛烈，红军没有攻坚的火炮，加上大雨如注，河水暴涨，进攻从下午三点一直打到晚上九点，二六四团的红军官兵仅仅攻占了大戒寺外围的几个碉堡。从一个俘虏的口中，程世才和李先念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敌第四十九师主力正向这里紧急增援，将于明天到达包座。根据这个情报，程世才和李先念决定，停止对大戒寺的强攻，改为严密包围，相机调动主力全力打援。
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主力部队，装备精良。红三十军虽然是一个军，但是经过缩编实际上只有两个师，且装备很差。为了取得战斗的胜利，程世才和李先念最后决定，将仅有的两个师的大部分主力部署在增援之敌的必经之路上打伏击。
第二天上午，伏击部队进入隐蔽地点。整整等了一个昼夜，官兵们不能睡觉不能吃饭，在饥饿和困倦中一分一秒地坚持着。当终于看见了增援敌人的先头部队时，红军官兵几乎喊了起来：“敌人来了！敌人来了！”
八月三十一日中午时分，伏击战打响了。为了把敌人全部引进伏击圈，红军派出了一支小部队节节抗击，同时对大戒寺的守敌再次发动了猛烈进攻，令大戒寺的守敌不断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增援。伍诚仁师长终于火了，命令所有的部队，包括后卫，向大戒寺全速前进。
下午三点，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
这是一场装备悬殊的生死之战。当隐蔽在山林高地上的红军在骤然响起的军号声中潮水般地冲过来时，伍诚仁立即意识到他率部从西安辗转至此迎来的竟是最可怕的结局。沿着包座河东岸，几十里的山路上，到处是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拼刺刀的厮杀声。枪弹横飞，硝烟弥漫，伍诚仁拿着望远镜却什么也看不清。红军铺天盖地的号声和喊声令伍诚仁身边的参谋大惊失色，他向师长保证说红军的兵力至少有几万人。红军官兵在向敌人出击的那一瞬间完全忘记了饥饿与疲惫，他们奋不顾身地把第四十九师的增援部队截成了互不联系的三截。
被分成了数股的国民党军利用树林、岩石和河岸边的土坎作为掩护拼命阻击。敌人的大炮和机枪火力很猛烈，而红军官兵的手榴弹大多是自制的马尾弹，杀伤力不够，于是他们挥着大刀直接向敌群冲去。最后的时刻，红三十军军、师、团的预备队，军部的通信连、警卫连和机关干部、宣传队队员，甚至炊事员和饲养员全部投入了搏斗，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也到达了最前沿。
混乱中，伍诚仁的指挥部遭到了攻击，他不得不带领警卫队进行反击。结果这一次他的胳膊被打断了。他的一个团长和一个副团长被红军包围后，无论如何不肯向红军投降，当红军官兵举着大刀冲到眼前的时候，这个团长竟和副团长抱在一起跳进汹涌的包座河自杀了。第四十九师投降的士兵跪成了一片，受伤的师长伍诚仁也终于被红军按倒在地。红军官兵把他押到了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面前。郑维山立即命令把他押到军部去。押解的路上大雨狂暴，伍诚仁拖着自己断成了两截的胳膊趁机跳进了包座河——他最后竟得以活着逃脱。
与红三十军同时打响战斗的还有第四军。第四军负责攻击包座河下游的求吉寺。在这里防守的是胡宗南的补充第一旅第一团。负责主攻的十师官兵在攻占了外围要点之后，突入了寺院。补充第一旅第一团团长康庄亲自督战，指挥机枪向冲过来的红军扫射。一批红军官兵伤亡了，又一批再次冲进去，数进数出，求吉寺院门口和院子里血流成河。最后，康庄亲自率领敢死队趁红军喘息之时发动了反击。
仗打到这个程度，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沉不住气了，他看了看身边的十师师长王友钧，年轻的红军师长立刻明白了军长的意思。王友钧从一名战士手中夺过一挺机枪，冲上战场，机枪横着扫射了过去。在敌人出现退却迹象的时候，他从身后拔出了那柄寒光凛冽的大刀，吼了一声：“交通队，跟我上！”交通队是王友钧师长的一张王牌，官兵个个配备一支德国造的二十响驳壳枪，外加一柄锋利的大刀。驳壳枪一响，敌人倒了一片，然后大刀如林朝着敌人挥了过去。
许世友大叫：“还是大刀片厉害！”
交通队的李德生班长跟随着王友钧，一边砍杀敌人，一面保护着师长的安全。冲进寺院后，他们沿着寺院的台阶一层层地往上打，打到最高一层的时候，敌人的一个机枪火力点封锁了红军的冲击路线。王友钧把机枪架在一名战士的肩膀上射击，硬是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然后交通队的官兵向最后残余的敌人发动了猛攻。
李德生刚想往上冲，突然发现身边的王友钧杀声顿止。扭头一看，师长已经倒在了寺院的台阶上。
李德生抱起他的师长，王友钧的脸已被鲜血染红：一粒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
王友钧，湖北广济人，十九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参加了四次反“围剿”作战，后随红四方面军转战至川陕根据地，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
十师的红军官兵怒吼着向敌人冲去。
国民党军在逃跑前点燃了寺院里的粮库。
红军官兵一部追杀敌人，一部扑打着火焰。在大火中，他们抓起被烧焦的麦粒大把地往嘴里塞。
许世友跪在王友钧的遗体前，仰天长叹。
有参谋来请示缴获的物资如何处理。许世友大吼：“滚！多少东西也换不来一个师长！”
年轻的红军师长王友钧被安葬在求吉寺寺院东侧的山上。
红军不惜一切拿下包座，打开了北进甘南的通道。
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立即致电张国焘，通报了包座战斗的情况，再次要求左路军立即向东靠拢，以便红军迅速北进。
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张国焘终于下达了东进的命令。但是，左路红军部队东移的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发来了电报，说由于嘎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不但已经命令部队返回阿坝，而且还要求右路军掉头重新向南进攻松潘：
徐、陈并转呈中央：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朱、张
三日
这封在中国革命史上极其重要的电报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电报意味着自毛儿盖会议以来，中央所有关于红军前途的决定瞬间全被推翻了；还意味着数万红军官兵付出巨大代价穿越草地的努力，以及之后攻占包座所付出的巨大牺牲瞬间全无用了。更严重的是，张国焘依仗着他所掌握的兵力和实力，在决定中国红军生死命运的最关键时刻，利用红军总政委的权力突然向中央发难，在红军已经被兵分两路的局面下，这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大分裂。
嘎曲河，今名白河，黄河的一个小支流，位于松潘草地的西沿。
从阿坝至松潘草地东面的班佑，走到嘎曲河边，红军官兵已跋涉了一半的路程。
在嘎曲河边，张国焘下了最后的决心：决不能再前进了。
他终于想明白了一旦与中央会合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政治前途。
关于张国焘选择嘎曲河水上涨无法过河的借口，一直跟随朱德行军的康克清后来是这样回忆的：“董振堂带着红五军正准备涉水渡河，张国焘却说河水看涨，谁也不准过河。老总问带路的藏民，藏民说：这河虽宽，但是不深，只要不涨大水，可以徒步过去。河面有近百米宽，水流不急，不像涨水的样子。但张国焘一口咬定河水正在上涨，不能过。老总说：‘空谈无益，还是派人下去试试。’张国焘不肯派人，潘开文［朱德的警卫员］站出来说：‘我去！’老总叫他骑上自己的马。他问明了藏民过河的路线，拿了一根棍子，同红五军的一个战士一起骑马下到河里。不大工夫，到了河中心，用棍子试了试河水的深度。到了对岸，听见他高声地说：‘水不深，最深的地方才到马肚子。大家快过来吧！’部队立即准备下水，张国焘吼：‘谁也不准过！叫他们两人给我回来。’然后又对老总说：‘河水分明在上涨，我不能拿几万人的生命当儿戏。’老总说河水并没有涨，即使涨，也涨得很慢，现在正是大队人马过河的好时机。刘伯承也过来说：两个人都过去了，证明河水不深，应当抓紧时机赶快过河。董振堂过来请示：‘总司令，我们前卫部队先过去吧。’张国焘竟然不等老总说话，大声吼道：‘不行！现在谁也不准过河，要等河水不涨了，才能决定。’他的蛮横，使左路军只好在嘎曲河边宿营。第二天早晨，天空密云不雨，河水明显地退下许多。朱老总正在组织部队过河，作战局向他报告说，四方面军的部队已经按照张国焘的命令返回阿坝去了。这时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来见朱老总，气愤地说，他因为坚持要过河，不等总司令的命令决不后撤，遭到张国焘的训斥，还被张国焘打了一耳光。他说：‘我当兵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若不是为了团结，我会当场给他好看。现在他已带四方面军部队回阿坝，我决定带红五军北上同右路军会合。’……老总却摇摇头，说：‘要顾全大局，向远看，不能凭一时感情用事。你如果带走红五军，就要承担分裂左路军的责任。我们还应当对张国焘做团结争取的工作。’”
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立即召开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张国焘说嘎曲河涨水不能渡，完全是一个借口。四方面军连嘉陵江都过来了，哪有一条小河过不来的道理？至于说缺粮，在他们出发的阿坝地区筹粮，要比我们出发的毛儿盖地区容易得多。我们进入草地时带的粮食绝不比他们多，右路军的官兵都走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
如何对待张国焘，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态度最为引人注目。徐向前态度十分明确，而陈昌浩在考虑再三后也认为中央的北进计划是正确的。于是，两人联名给张国焘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表示：“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目前是红军进入甘南的最佳时机。至于“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徐向前和陈昌浩请求张国焘“飞示”，因为“再延实令人痛心”。
当天，张国焘回电，没有解释，没有答复，只有命令：
［发总指挥部］
徐、陈：
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朱、张
八日二十二时
同时，张国焘严令左路军第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飞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徐向前和陈昌浩感到事情严重了。
徐向前让陈昌浩带着张国焘的电报去向中央汇报。晚上，陈昌浩来电话叫徐向前去中央开会。
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聚集在周恩来的病床前进行了紧张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以七人联名的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
朱、张、刘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康定］、泸［泸定］、天［天全］、芦［芦山］、雅［雅安］、名［名山］、邛［邛崃］、大［大邑］，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绥靖］、崇［崇化］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端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周浑元］、王［王钧］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南，开展新局。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时
张国焘焦急地等待着右路军开始南下的消息，结果等来的却是中央北上的决心毫不动摇的电报。
张国焘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他对左路红军部队下达了南下的命令。同一天深夜零时，他给中央和前敌指挥部七人回了电报，电报要求就他提出的问题“熟思明告”：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为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地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
接着，张国焘分析了南下沿途人口多、筹粮便、敌人弱、红军回旋余地大等种种优势，最后他告诉中央和前敌指挥部：“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打。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事态急转直下。
紧跟着，陈昌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主张南下。
而就在这时候，一个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
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了张国焘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依旧表示北进的时机不成熟，坚持右路军掉头南下。叶剑英立即赶往毛泽东的驻地作了汇报。一九三七年三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张国焘在电报中说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张国焘的这封电报是一个危险信号。
因为党内斗争已经超出了军事争论的范畴。
当时，红一军团已经北上到达了甘南的俄界，毛泽东身边只有红三军团。彭德怀对张国焘的野心已有洞察，当张国焘收缴了各军团相互联络的电报密码时，他命令军团机要人员另外编制了一套新的密码，以便与红一军团保持联系。当听说陈昌浩改变了主张时，彭德怀找到了毛泽东，说如果强制红三军团南下，红一军团也就不能北进了，两个军团一同南下，“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彭德怀认为红军已处在“危急的时刻”。
毛泽东先是亲自找到了陈昌浩，就南下还是北上这个问题，再次征求他的意见。陈昌浩说，既然张总政委命令南下，就南下，这个问题不必要再争论了。毛泽东听罢说：“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总要开个会。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因为生病在三军团，我们去三军团叫他们来开个会吧。”陈昌浩点点头。
晚上十一点，毛泽东又特地去看望了徐向前。他站在徐向前住处的院子里，问他对北上或是南下的意见。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后，让徐向前早点休息，然后告辞了。
凌晨，毛泽东一行出发去红三军团。
毛泽东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到达了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五位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巴西会议”。
这是千钧一发的关头。
如有不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前赴后继所赢得的一切都将毁于一旦。
巴西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红一军团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
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想到一旦中央红军离开后，徐向前和陈昌浩也许只有掉头南下了，红四方面军的数万官兵将再次经受草地之苦，于是他向毛泽东建议再给徐向前和陈昌浩发一封电报。
是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
中央
九月九日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因危机四伏而紧张混乱的日子。
凌晨刮起了大风。
叶剑英携带着从机要组组长吕黎平那里要来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牵着他的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以“打粮”为名向红三军团驻地巴西出发了。在以后数十年里，毛泽东多次提到叶剑英的贡献，他曾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李维汉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张闻天交给他的任务是，天亮之前把中央机关的同志全部从班佑带到巴西。李维汉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和杨尚昆，让他们分别负责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的行动。半夜里通知立即出发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凯丰低声说：“不要问，不要打火把，不要出声，都跟我走。”李维汉一直站在路口，一一清点着从他面前走过的各单位的队伍，结果发现没有政府机关的人，于是赶紧跑到政府机关的驻地，发现他们还有大量的辎重需要捆扎。李维汉急了，要求把大东西统统丢掉，必须带走的全部放在马背上。
一直跟随红军大学行军的李德在这个时刻表示：我虽然同中央一直存在分歧，但在张国焘这个问题上，我拥护中央的主张。他对红军大学党总支书记莫文骅说：“中央决定北上，把你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李特，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了！”红军大学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由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学校和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团联合组成的，政委何畏和教育长李特都是张国焘的追随者。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在红军大学中叫特科团，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干部团中的干部大多是红一方面军的，学员大多是红四方面军的。听说中央要强行北上，宋任穷对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刘少奇表示：“中央要走一定要把特科团带走，否则我们就开小差去追中央。到时候可不要因为我们开小差开除我们的党籍。”
红军大学是凌晨三点接到出发命令的，命令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宋任穷立即集合队伍，阐明了南下和北上的两条路线，说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意的就留下，结果红军大学全体人员都表示愿意北上。学员们出发的时候，政委何畏还是跑到了陈昌浩那里，报告了中央红军已经单独出发的消息。陈昌浩十分震惊。他不停地说：“我们没有下命令，他们怎么走了？赶紧把他们叫回来！”陈昌浩派李特率领一队骑兵去追。李特很快就追上了红三军团。毛泽东走在红三军团十团的队伍里。李特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要走？”毛泽东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央认为北上是正确的，希望张国焘认清形势，率领左、右两路军跟进。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也可以，中央欢迎。希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电商。李特再次转达了陈昌浩的命令，要求部队立即回去。毛泽东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边敌人的力量很强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跟上来。”
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在后来的回忆中都记述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如果这些话确是毛泽东当时所说，那么毛泽东的话具有惊人的预见性——红四方面军北上恰好是在一年以后。
九月十日凌晨过后，得到消息的张国焘发来了电报：
林、聂、彭、李［李富春］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
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争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
朱、张
九月十日四时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夜晚，乌云密布，星月无光。从巴西到阿西仅仅二十里的路途，由于不允许点火把，在泥潭沼泽和灌木荆棘中，毛泽东和他率领的部队竟然走了六个小时。天亮时，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部队只好走进了一座大山中。好容易遇到了一个小村庄，红军弄到了很少的一点粮食，毛泽东和官兵们用水调了一点青稞面喝了下去。第二天继续前进。这里距离俄界还有六十里的路程。红军走到了包座河边，沿着包座河向东北方向疾进，道路十分泥泞，一边是翻滚着浪花的河水，另一边是高耸的悬崖。走着走着，包座河水突然猛涨，淹没了河边的山路。红军中会游泳的奋力游着，不会的便往悬崖上爬去。
毛泽东带头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
当他游到了水浅的地方，湿淋淋地站起来时，问身边的警卫员有没有可以充饥的东西。见警卫员没有吭声，毛泽东笑了一下。
毛泽东与张国焘北上和南下之争，与其说是军事争论不如说是意志的对抗。
此刻，即使与红一军团会合，中央红军的这支部队也只有不足八千人。
第五军团［第五军］、第九军团［第三十二军］，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还在张国焘那里。
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在黑暗中行走的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一切需要从头开始。
但是，毛泽东坚信“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对他的革命理想和政治信仰的执著与坚守无人可比。
漫长的夜晚过去了。
东方的云翳裂开一道巨大的缝隙，血色的云霞从缝隙中喷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