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金沙江
红三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罗明没能跟随中央红军走出贵州。
部队接近云南边境的时候，他接到这样一个通知：留下来坚持地方工作。
那时，中央红军正以急促的行军速度接近纵贯黔西的北盘江。接到这个通知后，罗明意识到，他不能跟随中央和红军到达长征的目的地了。
任何人都知道离开红军大部队意味着什么。
妻子谢小梅急切地问他：“为什么不让我们跟随队伍？为什么不让我们北上抗日？”
罗明简单地回答：“这是组织的需要。”
罗明，广东大埔人，原名罗善培。一九二五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六年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领导了闽西农民暴动。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岁的罗明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在一九三三年博古到达中央苏区之前，罗明的名声与职务并不显赫。而他之所以迅速成为人人皆知的人物，是因为他的一个报告，或者说是因为这个报告中的一种表述。这种表述与毛泽东密切相关，并随即导致了中央苏区内部的一场政治风波。
那时，毛泽东正处在政治生涯的低落时期，宁都会议后他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心情和身体都欠佳的他在老朋友傅连暲的邀请下，来到福建长汀医院休养。在长汀医院后山散步的时候，毛泽东碰见了也在散步的罗明，罗明正在这里养腰伤。高大的毛泽东消瘦得让罗明很是惊讶，他们走到了一起。在常常一起散步的十几天里，罗明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什么教诲无从考证，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足以说明，至少在如何抵制“左”倾路线的影响，如何避免死打硬拼的军事指挥原则，如何争取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等问题上，毛泽东说服了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
罗明结束休养后召开了福建省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并决定立即去福建的上杭、永定和龙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中央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几个月后，经过了游击战实践的罗明写出了《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报告针对博古和李德现行的战略战术提出了不同意见：“积极行动，向外游击，打击敌人的进攻”；灵活机动，“用最大的力量迅速的方法与最短的时间”，攻击敌人的薄弱之处；把猛烈地扩大红军的运动与发展地方武装结合起来，以巩固根据地的边缘地带……报告的行文显示出这位二十九岁的共产党省委书记锋芒毕露的性格：
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英、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同志复活，一齐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可以想见博古读到这样的文字会多么愤怒。罗明不但反对他的军事指挥原则，还把毛泽东列入了“最好的领袖”，博古当即质问罗明：党的文件和党的提法什么时候把毛泽东说成是“最好的领袖”了？毛泽东怎么能和斯大林、列宁相提并论呢？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决定表明福建省委之所以不执行积极的进攻路线，显然是因为“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而“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皇失措”。博古发动的“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声势浩大。先是罗明被撤职，毛泽东也因此更加孤立。福建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郭滴人、组织部部长刘晓、团委书记陈荣等都受到批判甚至是撤职。接着，运动扩大到江西的苏区，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都被撤了职，而他们毫无例外都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运动还波及中央红军，罗荣桓、萧劲光、滕代远、李井泉等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
如果不是苏区的军事形势不断恶化，这个运动很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博古后来在党的七大上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自我批评：
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对于罗明来讲，他从没想到自己会卷入如此巨大的政治旋涡。他本来的出发点十分简单，那就是在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面前，红军必须纠正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军事指挥原则，尽一切可能保住中央苏区。而对于毛泽东，罗明并没有“吹捧”的初衷，因为当时毛泽东已经失去了领导地位。罗明经历过创立中国红军的艰苦岁月，他接受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发自内心的。
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罗明正在瑞金中央党校担任教务长的工作。因为中央要求他挑选一百名优秀学员送到主力部队去，他才预感到中央红军可能要有重大的行动了。后来，他和妻子一起接到了跟随中央红军出发的通知。妻子谢小梅刚生完孩子十几天，他们把孩子匆忙送给了当地的一位老乡，然后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罗明最后被批准跟随转移的原因不明。
罗明被派到后勤司令部政治部当宣传联络员，负责收容掉队的伤员和病号。遵义会议后，他出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他的秘书是红三军团十三团俱乐部主任兼团总支书记胡耀邦。
罗明刚被重新起用就负了重伤。那是在红军再次攻打遵义的时候，他和胡耀邦一起在战场上救护伤员，一颗炮弹在他们的身边爆炸，胡耀邦的伤势不重，而罗明右臂的大动脉被弹片击中，他在那一刻血流如注。
负伤后的罗明被送到休养连，他和妻子谢小梅相聚了。
妻子精心地照料着他，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当中央红军经过艰苦的奔袭转战，即将从贵州进入云南的时候，罗明对中央让他留下来在贵州“坚持地方工作”颇感意外。
北盘江边，罗明和谢小梅与红军战友们一一告别。
中央红军远去了。
罗明和谢小梅开始往回走。
无法知道这个决定是如何作出的。虽然身负重伤的罗明继续跟随部队转战比较困难，但当时因负伤而被担架抬着的红军团以上干部不止罗明一人。
组织上给他们留了一笔钱和一枚可以充当货币使用的金戒指。钱放在了组织指定与他们同行并领导他们的朱祺手上，红军军事转移前朱祺是中央苏区总工会的委员长。而那枚金戒指藏在了谢小梅的身上。
他们乔装打扮成到贵州做生意的广西人。但是，仅仅两天之后，他们就被黔军犹国才部的士兵抓了起来。那时他们刚走到距离黄果树瀑布不远的关岭县城城门口，罗明浓重的闽粤口音与他装扮的广西商人的身份严重不符。
第一个受审的是朱祺，当晚他就被释放了。关于释放的原因，有史料说他用组织留下的那些经费贿赂了黔军，也有史料说朱祺供出了罗明的真实身份。在接下来的审问中，罗明和谢小梅一口咬定自己是做生意的商人，无论黔军怎样威逼就是不改口。最后，在审问者把谢小梅身上的那枚金戒指据为己有后，罗明和谢小梅被释放了。
从此，罗明和谢小梅不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成了生活毫无着落的流浪者。他们一直流浪到贵阳，希望能在贵阳找到党组织，但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贵阳城里戒备森严，找到党组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了活下去，谢小梅在一个保长家当了女佣，没有工钱只管饭；而罗明在贵阳当了一名清洁工，他终于有了一件像样的衣服，虽然背上写有“清道夫”三个字。可是，没过多久，枪伤还没有痊愈的罗明开始吐血，他很快就被解雇了。他们感到在贵阳寻找党组织无望，便决定离开贵阳另寻他路。谁知在出城时，罗明再次被黔军扣留，在被吊打了一夜之后，经谢小梅为其做女佣的那个保长的具保，罗明才被释放，但是他的身体情况更加恶化了。这时候，贵阳城里开始流传追查一对共产党夫妇的消息。他们决定去上海寻找党组织。两个年轻的共产党人自此开始了他们孤独而艰难的“长征”：从贵阳至广西，经广州至香港，从香港辗转到达上海，漫长的流浪之路让他们尝尽人间辛酸。罗明刚一到达上海，立刻就被出卖了。出卖他们的是罗明的堂弟，这个鸦片吸食者为了得到赏钱，向警察局告了密，罗明和谢小梅立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逮捕。无论审问者使用什么手段，罗明和谢小梅一口咬定自己是流浪者，急得罗明的那个堂弟在一旁不断地对审问者说：“他就是‘罗明路线’的那个罗明！”
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罗明在同乡的多方周旋下，最终得以保释出狱就医。
一九三六年春，谢小梅陪同丈夫回到了罗明的故乡广东大埔。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罗明和谢小梅秘密前往闽西抗日根据地寻找党组织，但是由于他们离开组织的时间太长了，党组织只能建议他们用党外爱国人士的身份回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又一次往回走，回到大埔后，分别以罗亦平和谢章萍的名字一边在学校当教员，一边宣传抗日主张。
罗明和谢小梅，两个历尽苦难的共产党人，虽然没能走在革命队伍中，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始终没有停止找寻革命队伍的脚步。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罗明在广州逝世。谢小梅曾经担任过小学教员、图书管理员、百货公司采购员，一九七三年退休时工资仅四十五元五角。让她感动得泪流满面的是，一九八一年，广州市委恢复了她的中国共产党党籍，那时距离她和罗明在北盘江边目送中央红军远去，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六年。
渡过了北盘江的中央红军一路向西。
左翼红一军团由贵州猪场进入云南，右翼红三军团由贵州盘县进入云南，中央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至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中央红军已全部由黔西进入了云南。
云南真是个好地方！
春日的阳光照射在高高的梧桐树上，洒下一片又一片斑驳的影子。远方山坡上的梯田层层叠叠，菜花金黄。此时，滇军主力仍在贵州，留守云南的刘正富旅也接到了命令，准备立即去贵州的兴仁防堵。云南境内龙云能够派出的部队，只有李嵩的独立团了。因此，中央红军所面临的严重军情暂时得到了缓解。云南境内教堂很多，红军尚未到达的时候，外国传教士就跑了，红军在教堂里发现了火腿、罐头、奶粉和果酱，这些西式食品令官兵们惊奇不已。
四月二十四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一师二团在滇东边界的富源县境内与李嵩独立团遭遇。二团抢先夺取了滇军侧翼的一个高地，然后采取两侧迂回的方式将滇军包围。滇军不顾一切地突围后，向沾益、曲靖方向退去。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在富源发出了《关于消灭沾益、曲靖、白水之敌的指示》：“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同敌人决战争取胜利的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首先要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消灭滇军安旅，以我们全部的精力和体力去消灭万恶的敌人，一切牺牲都是为了目前决战的胜利。”
滇军安旅，即滇军第三纵队第二旅，纵队司令孙渡，旅长安恩溥。这个旅可谓是中央红军的死对头，因为在贵州的时候，这个旅就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或者侧翼，始终威胁着中央红军。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滇军第二旅的官兵脚都跑肿了。旅长安恩溥后来回忆说：“我们毫无按照实际情况处理军务的一点自由，很多时间在毕节、瓢儿井、大定这一带旋磨打圈。有时候早晨得令兼程往东，夜间复奉命兼程往西，司令部仅往返瓢儿井就有三次之多。接到向打鼓新场前进的命令，刚出发一小时，又接到命令到大定集结。这一阶段连红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滇军旅长安恩溥来回奔波没能追击到红军的部队，却在黔西遇到了一路溃逃的王家烈的部队。安恩溥去拜访王家烈，王家烈一个劲儿地夸奖滇军能打仗——滇军的一个团曾经把黔军的三个团打得满山跑——王家烈继而对安恩溥说：只要红军还在，“黔军和滇军就是一家人”。“不要听蒋介石的指挥，咱们自己干自己的事”。但是，在那些日子里，连龙云和孙渡都无法指挥安恩溥旅，因为蒋介石甚至把电报打给了深入贵州境内的这支滇军的团长们。中央红军逼近贵阳机场的时候，安恩溥旅被蒋介石紧急调往贵阳。这让龙云十分不满，他立即命令安恩溥旅返回云南。因为，中央红军已经接近云南边界了。
中央军和滇军一起从贵阳出发向云南推进。安恩溥旅一直跟在薛岳的中央军的后面，而薛岳的部队则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
四月二十四日，中央红军越过了滇黔边界，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紧跟着逼近了边界上的黄泥河镇。刚刚能看见镇子上空飘着的炊烟，安恩溥就听见前边传来了枪声。可是，薛岳的第九十师并没有发生战斗，官兵们统统坐在了公路边上。师长欧震走过来对安恩溥说：“进入云南的地盘了，你们熟悉情况，你们走在前面吧，我们支援你们。”确实进入自己的地盘了，安恩溥无话可说，于是命令第三团团长郭建臣率部向黄泥河镇发动攻击。第三团在攻击中发现，前面的红军似乎并不想真正作战，而是一边打一边退，第三团摸不清红军的真实意图，虽不能退但也不敢贸然推进。此时，只有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在这个小镇的上空不断盘旋。卫兵给安恩溥送来了一张字条，说是飞机上投下来的。字条上写着：“右前方小羊场有一千多红军干部正在集合讲话，盼速派部队围剿歼灭。”签字：航空队队长张有谷。安恩溥立即派四团团长万保邦率部攻击小羊场。但是滇军冲到了那个地方，却并没有发现红军大部队的影子，依旧只有零散的红军阻击部队。
阻击滇军的，是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第五军团。
早晨的时候，万保邦团被告知，在一个叫沙寨的村庄里发现了红军的踪迹。万保邦当即命令部队进攻。滇军刚冲到村口，就发现大树下坐着一些负伤的红军，双方的枪几乎同时响了。在这个村庄里，红军与滇军的战斗是一场不明情况的战斗。云南特有的浓雾使滇军无法准确地辨认出红军的方位，因此发生的都是近距离的搏斗。混战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红军撤退了。晨雾散去后，安恩溥进了村，看见地上有很多大桶，里面是温热的米饭和刚煮熟的豆子稀饭，周围还有一些散落的碗筷。那几个坐在大树下的红军伤员，因重伤无法走动，依旧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饿急了眼的滇军士兵围在红军留下的那些大桶周围抢饭吃。
中央红军一进入云南，部队出现伤亡的原因，不是滇军的追击，而是飞机的轰炸。
轰炸突然来临，红军休养连根本没有躲避的时间。一阵猛烈的爆炸声响过之后，硝烟中是一片悲惨的景象：到处是被炸死的马匹和散落的担架。董必武、徐特立和谢觉哉三位老人被土埋了半个身子，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张宗礼被气浪推出去很远，负责抬钟赤兵的担架员和警卫员都负伤了，而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军衣已经被鲜血浸透。
奄奄一息的伤员对休养连指导员李坚贞说：“不要管我们了，快去追队伍吧。如果我们能活下来，就去找部队；如果活不下来，就当是牺牲了。”一个负伤的理发员要求李坚贞把他打死：“给我补上一枪吧，我死也不当俘虏！”李坚贞哭了，她说：“你们都是为革命负伤的，我们怎么能丢下你们不管呢？”
红军卫生员不得不就地抢救贺子珍，她身上一共嵌进了大小不一的十七块弹片，其中的一块弹片从她的后背一直划到右臂，形成了一条又长又深的血口子。紧急手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开始了，这位坚强的女红军在难以想象的剧痛中没有呻吟一声。
为了不拖累部队，贺子珍要求把自己留下，她觉得自己这一回活不了了。她把警卫员叫到面前说：“我不能和你们一起走了。等革命胜利了，如果我还活着，我们会见面的。如果我不在了，有一件事托给你。有消息说毛泽覃已被杀害，我的毛毛不知道在哪里，你要想办法把这个孩子找到。找到了，就告诉他，他妈妈是为革命牺牲的。”
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敌人又追击得很紧，一旦暴露身份必定十分危险。休养连把贺子珍的伤势和要求报告给了毛泽东。当天晚上，毛泽东带着傅连暲医生和三个警卫员赶到了贺子珍的身边。毛泽东对依然要求留下来的贺子珍说：“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在千般苦痛万般磨难面前始终不曾掉泪的贺子珍，在突然降临的难得的温存中双眼含满泪花。
安恩溥不知道，中央红军的主力正在前面等着他呢。
红军决心把这支滇军彻底消灭掉。
四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于沾益、白水和曲靖一线。下午，红三军团一部包围了沾益县城。晚上，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包围了曲靖县城，把滇军的一支别动队、一个机炮连、李嵩独立团的残余官兵以及城防民团共两千多人全都困在了县城里。中央红军的主力则部署在通向县城的交通要道上，一场伏击战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安恩溥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继续追击红军的话，覆灭就会近在眼前。但是，在昆明的龙云似乎更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结局，他突然给所有追击中央红军的滇军部队，包括距离中央红军最近的安恩溥旅发去了电报，命令他们立即脱离红军，掉头向南，火速返回昆明。至于蒋介石命令滇军追击中央红军的任务，龙云仅留下一小部分滇军走在薛岳的前面做做样子——龙云的这个决定使他的安恩溥旅侥幸躲过了一劫。
滇军的调离使中央红军突然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国民党军追击部队的前锋没有了，其他国民党军距离中央红军还有好几天的路程，而龙云的调动使滇北金沙江沿岸一带出现了兵力空白，中央红军自南向北迅速穿越云南东部抵达金沙江边的条件已经成熟。
虽然没有等来安恩溥旅，但是为了中央纵队顺利通过沾益和曲靖，红三军团一部向被围困的沾益县城发动了攻击；同时，红一军团二师一部和红五军团三十七团也作出了攻击曲靖的态势。二十七日，中央纵队安全通过了沾益与曲靖之间的公路。
中央纵队刚一通过，周恩来就发现从公路上远远地开来三辆卡车，车上还插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周恩来亲自指挥警卫部队伏击了这三辆卡车。押车的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副官。周恩来对这个还没反应过来的副官进行了简单的问讯，这才知道卡车上装的是龙云送给国民党中央军的礼物。上车一清点，让周恩来十分惊喜：除了十箱名贵的云南白药、大量的普洱名茶和宣威火腿之外，还有十张精确到十万分之一的云南省作战地图——对于中央红军来讲，缴获地图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原来，这个副官是薛岳派去昆明面见龙云的，因为他的中央军需要云南的作战地图。龙云本来准备用飞机送去，但是飞行员生病了，于是临时改用汽车。也许是因为这些地图太珍贵了，红军对这位国民党军副官给予了宽大处理。多年后，这位副官对自己的这次遭遇依旧心有余悸：“在昆明没有得到红军已经沿着黔滇公路西进的消息，听到向汽车射击的枪声后，才知道进入了伏击圈里。幸运的是，汽车驾驶室前的玻璃虽被子弹击碎，但鄙人没有中弹负伤，而且蒙官兵积德，免除一死，盖红军宽大恩情也。”
四月二十七日，中央纵队到达寻甸，在一个叫哨口的村子里宿营。
中央红军走到这里，似乎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因为这里南距昆明和北距金沙江的距离几乎相等。
之前，中革军委接到了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的电报，电报建议“野战军应立即改变原定战略，迅速脱离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林彪和聂荣臻的建议意味着中央红军立即北渡。而所谓“原定战略”，是指中央红军不能实现北渡长江时，暂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是日晚，中央红军在哨口村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议一开始，由作战参谋孔石泉和王辉报告了今晚中央红军各部队的宿营地点，然后由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局长曾希圣汇报了对敌情的估计和判断，之后会议开始对中央红军如何抢渡金沙江发表意见。毛泽东不同意经东川渡过金沙江，理由是：一、虽然敌人已经放弃了在宣威、威宁一带围歼红军的计划，但是十多万滇军依旧在回援昆明的路上，而且回援的速度很快。宣威距离东川不远，或者说，东川距离正在回援昆明的滇军不远，一旦敌人发现了红军北渡金沙江的意图，会对红军造成巨大的威胁。二、原定的我军一部南下佯攻昆明、大部北出金沙江的计划是主动行为，滇北多山，民情封闭，滇北的元谋距离金沙江很近，对我军安全渡江十分有利。毛泽东让参谋吕黎平在刚刚缴获的云南省地图上标出了各军团和中央纵队从现驻地到达金沙江边的龙街、皎平和洪门三个渡口的行进路线和距离。然后毛泽东作了说明：自攻打遵义以后，红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经把蒋介石的追击部队甩在了侧后。但是，蒋介石正调集近七十个团的兵力向我尾追而来。其前锋万耀煌的第十三师离红军后卫部队第五军团只有两三天的路程。现在，金沙江两岸没有敌人正规部队防守，这使我们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有了实现的可能。对于中央红军来说，应趁金沙江沿江敌人布防空虚、尾追之敌尚有一段路程的时机，迅速抢渡金沙江。
接着，毛泽东详尽阐述了红军抢渡金沙江的具体部署和作战原则：第一军团为左纵队，从现驻地出发，西进至元谋，然后迅速向北，抢占龙街渡口；第三军团为右纵队，从现驻地出发，经寻甸北进，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直属单位和中央纵队由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为其前锋，直插皎平渡口。以上三路，从明天拂晓起，均应日夜兼程前进，一路不要费时强攻县城，务必在五月三日前抢占上述各渡口，收集船只，准备渡江。红军先头部队北渡之后，要不惜一切巩固与坚守阵地，为后续部队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中央红军若能在五月三日前抢占龙街、洪门、皎平三个渡口最为有利。万一敌人发现红军的意图追击而来，能占领三个渡口中的一个或两个仍会不失时机。最忌的是，滇军得到消息，先我到达江边，下令把各渡口船只烧毁或撤到北岸。因此，各部队要不怕疲劳，务必在四天之内，赶到金沙江边抢占渡口。这是关系全军胜败的关键一步。第五军团为后卫，可派一个加强营进至寻甸以南的嵩明附近徉动，以迷惑敌人，使之以为我军准备攻占昆明，其主力随后向西北方向跟进中央纵队渡过金沙江。
与会同志均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早上，中革军委正式发布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军指战员均能够以最高度紧张性与最坚强意志赴之”。
毛泽东的判断是基于对敌情的分析。
有证据显示，当时中央红军的情报部门有破译蒋介石电报密码的能力，还有通过其他渠道及时获取国民党军调动部署的能力。这种能力对在敌军重重围困中艰苦转战的中央红军来讲，是能够绝境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贵州转战于赤水河边的那些日子里，如果没有及时准确的情报来源，红军就不可能在敌人密如蛛网的“围剿”缝隙中成功地来回穿越移动。
当时中央红军中有两个通信局，其中的二局专门负责截获和破译敌台。二局的红军干部大多是在情报工作方面经验丰富的共产党人，其中有后来担任外贸部部长的李强、邮电部部长的王子纲、总工会副主席的宋侃夫，还有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以及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外交家的李克农，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苏联接受过情报工作的专业训练。中央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人是周恩来。
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作战的初期，由于国民党军的电报密码很原始，因此几乎国民党军的每一封作战电报，都能出现在中央红军的指挥部里。甚至有时国民党军队还没有接到电报，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就已经先看到了。随着国民党军对保密工作的加强，红军也在不懈地改进自己的破译水平。至少自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踏上长征的征途以来，国民党军方的电报依旧频繁地被中央红军的情报部门所获取。
蒋介石对红军破译国民党军作战电报的能力已经有所察觉。尤其是在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红军的一名参谋不慎被俘，滇军在他身上搜出了已经被破译的国民党军的电文。电文被送到昆明，龙云大吃一惊，立即给蒋介石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
急。
贵阳蒋委员长钧鉴，曲靖薛总指挥、宣威李军长勋鉴：
竭密。顷在羊街拿获共匪参谋陈仲山一名，瑞金人，现解省审讯。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如所趋避。现正研究其译电，系有我方电码本，抑以他种技术译出，并此后宜用何法通信，方免泄漏。特先报闻，详情续达。
龙云。冬末机印。
蒋介石立即回电：
特急。
云南龙总司令：
冬末机电悉。良密。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此事只有将另行编印之密码多备，每日调换。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按日换用。密码每部各发十种密本，每日换一种，每十日再另发十种密码。一面如气候良佳，用飞机通信以补之。请兄就近编发密本，照此办理。盼复。
中正。江巳贵参一印。
不知道龙云和蒋介石的这两封往来电报是否依然被中央红军所截获。
四月二十九日，从贵阳飞抵重庆的蒋介石发出了两封重要电报。类似电报以前蒋介石发过多次，只是这一次抬头更加复杂。复杂的抬头足以说明因为全国的红军都已处在了移动之中，蒋介石索性决心把他所推崇的堡垒政策推广到全中国，他要求各地的国民党军对修筑式样统一的碉堡要“忍痛奉行”：
武昌行营张［张学良］主任、省府张主席，汉口绥署何［何成浚］主任，长沙何［何键］总司令、省府何主席，巴县刘［刘湘］总司令、省府刘主席，贵阳薛［薛岳］主任、省府吴［吴忠信］主席，昆明龙［龙云］总司令、省府龙主席，长安杨［杨虎城］主任、邵［邵力子］主席，兰州朱［朱邵良］主任、省府朱主席，西宁马［马麟］主席：
贻密。查江西剿匪胜利，得力于封锁者居多。从前徐匪窜川，南昌行营曾制有川、鄂、陕、甘封锁匪区办法颁布，惟各省多未切实遵行。本委员长此次入川，详察匪情，认为朱、毛流窜川、黔各省，既无固定地点可资封锁，即徐匪近来放弃通［通江］、南［南江］、巴［巴中］老巢，西向窜扰，原颁封锁办法今已不合实用。兹规定在详细封锁办法尚未改正颁布以前，各该省军政长官应速督促邻近各县，并村筑寨，辅以碉堡，一面遵照前鄂豫皖总部所发之民团整理条例，组织铲共义勇队或壮丁队，充实自卫力量。匪至则将人畜资粮完全集中于碉寨内，死守待援，实行坚壁清野，与匪断绝交通，使匪无可掠夺之物财，无可裹胁之民众，行之日久乃自消灭。此其前清曾文正、李文忠剿灭捻匪之良法。南昌行营师其用意办理封锁亦著大效。仰该军政长官务须督促奉谕各该县忍痛奉行。各省政府应速将该省应筑碉寨之县份查明电复，以凭察夺。一面令各该县将应筑碉寨之地点，需用之经费、材料，迅速筹办，依法赶筑。碉寨图样另行颁发，仰并知照。
蒋中正。艳末川行参战印。
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是发给龙云的，他授权龙云直接指挥入滇各部队，尤其是指挥国民党中央军的时候“不必客气”：
限即到。
云南总司令龙：
俭戌机电悉。良密。匪窜元［元谋］、武［武定］渡江，殊为可虑。刘文辉在金沙江北岸之部队，兵单防广，恐难独任防堵。中［蒋介石］前令川军郭勋祺部开赴鲁甸、巧家，乃为就近协助文辉会理部队，以防堵金沙江北岸也。已饬该部整饬军纪，兄可无虑。至入滇之湘军及各纵队，仍请兄就近直接指挥，以免往返误时，不必客气。并已电令伯陵［薛岳］前进，一切遵兄命而行矣。如需严定任务或限期，可以中之名义发布之。此间已加电各部遵照。
中正。艳戌侍参筑印。
龙云在收到蒋介石的电报的同时，还收到了一封署名“香港有影响的人士”发来的电报，电报说：“我同湘黔人士晤谈后得出印象，他们只希望红军早早离开这一地区，而红军是想借道进入四川，因此最好让他们过去，不要动武。”龙云在此电报上的批示是：“此文符合西南利益。”
龙云，字志舟，原名登云。彝族，彝名纳吉鸟梯。一八八四年出生于云南昭通炎山。他的父亲纳吉瓦蒂在四川凉山拥有奴隶主身份，但龙云出生后因为父亲病逝家境开始衰落。少年龙云长期流浪于云南的昭通与四川的凉山之间，金沙江两岸的险山峻川令他有了圆滑强悍的性格。辛亥革命爆发后，龙云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与后来成为共产党红色武装领导人的朱德成为同班同学。一九一四年彝族青年龙云从讲武堂毕业，担任了滇军护国军都督唐继尧的侍从副官，并开始一路青云直上，直至一九二八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路军总指挥。
对于中央红军的动向，“云南王”龙云并不关心，直到中央红军进入了贵州之后，他才开始警觉起来，但是他仍认为红军不会进入云南。当中央红军还在贵州转战的时候，他曾就红军的走向与部下商讨，部下们有两种猜测：一是红军要到富裕的四川去；二是红军在四川过不去长江，很可能要绕道云南，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龙云宁可相信前一种猜测，他害怕红军进入云南，更害怕蒋介石借机插手云南的事务，以威胁到他在云南的统治地位。龙云的这种担心和害怕，是他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出兵贵州的主要原因。他给滇军下达的命令并不是歼灭红军，而是阻止红军进入云南。
为了阻止红军进入自己的地盘，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龙云在云南边界地带修筑起了两千多座碉堡，加上原来沿着进入云南的主要道路修好的碉堡，龙云修筑起的碉堡已达五千多座，使整个云南俨然成了一个被碉堡围起来的山寨。
但是，龙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派出的部队和他修筑的碉堡没能阻止中央红军长驱直入。这一下，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与红军打硬仗，不要说滇军没有这个实力，即使有实力，这种想法也是愚蠢的；但是如果不打怎么应付蒋介石呢？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龙云盼望那位“香港有影响的人士”所说的话是确切的。如果红军仅仅是路过云南，那就让他们过好了，而且过得越快越好，云南用不着和红军动武。
龙云正在左思右想，消息传来了：红军有攻击昆明的迹象。一时间，龙云不禁又悲又喜。悲的是，如果红军真要攻占昆明，那只有拼个你死我活了；喜的是，如果红军仅仅是虚晃一枪，那么正好有了把所有的滇军都调回来的借口。
龙云毫不犹豫地按着令自己窃喜的思路行事了，他在最短的时间内下达了将滇军主力全部调回的命令。但是，接着传来的消息说，红军已经到达昆明郊区，贴出的标语是：拿下昆明，活捉龙云。
最先接近昆明的红军部队，是红一军团二师。
按照中革军委发布的抢渡金沙江的作战计划，红一军团首先要掉过头来，背对金沙江攻击嵩明县城，然后继续南下逼近昆明。一师为右翼，二师为左翼。二师政委刘亚楼在给干部们交代任务时说：“看看你们谁最先进城。”二师的先头部队是五团二营。在向嵩明急行军的过程中，二营的官兵不断变换从被俘的民团身上扒下来的军装，在接近嵩明县城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成了“国民党中央军”。二营的装扮引起了当地豪绅的误会。云南地处西南一隅，当地人只听说过红军都没见过。于是，豪绅们不但酒肉招待，而且还把奉命筹集的军款和军粮都拿了出来，直到吃饱了的红军官兵高喊了一声：“同志们！”豪绅们这才恍然大悟，因为国民党军中从没有这样的称呼。之前，豪绅们甚至还主动强征了挑夫队，于是红军不得不向挑夫们说明身份，同时宣布：愿意留下为红军服务的每天给五角钱，先付半个月的工钱；不愿意的，每人发给一块大洋回家。结果十有八九的挑夫愿意留下跟着红军走。
占领了嵩明之后，红一军团立即派出部队配合红五军团一部逼近昆明。其先头连依旧装扮成国民党中央军，在连续夺取了沿途的几个小镇后，一直到达了距昆明仅五十公里的杨林。杨林是个大集镇，在这里防守的滇军早已没了踪影。红军打开了龙云设在这里的兵站仓库，把大量的布匹、粮食和盐巴分发给贫苦百姓，同时到处张贴“打倒军阀龙云”和“占领昆明”的标语。同时，红军官兵还装扮成当地百姓，在群众中散布“昆明马上就要落入红军之手”的消息。红一军团侦察科科长刘忠率领的侦察连和军团便衣队，通过了距离昆明仅十五公里的大板桥，接近了昆明的城墙，并在那里发动群众制造攻城用的云梯。
“一个散发着淡淡的法国风情的城市。”曾有外国记者这样描述昆明。这座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省城，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成为法国人的势力范围，因此，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生活情调，都弥漫着宁静的欧洲小镇的气息。红军将要攻打昆明的消息，引起了这座城市的恐慌。滇军主力依旧在回援昆明的路上，城里仅有五百多人的民团。龙云急忙动员了所有的警察和宪兵实行戒严，同时不断地催促回援的滇军加快行军速度，而他自己已经做好了一旦昆明陷落即刻逃往缅甸的准备。
四月三十日，就在滇军主力火速回援昆明的时候，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纵队突然北返，开始了对金沙江渡口的偷袭。
红一军团的预定渡口是龙街；红三军团的预定渡口是洪门；红五军团掩护中央纵队，在嵩明和寻甸之间越过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抢夺皎平渡口。在中央红军确定的三个渡口中，皎平渡口被寄予了最大的希望，因为这个渡口的两岸是悬崖峭壁，在这里渡江会出乎国民党军的预料。为了确保抢渡成功，中革军委在皎平渡口方向上投入了最精锐的部队：干部团。
在劝禄县城北面的一个小山村里，周恩来在刘伯承的陪同下来到了干部团。充满了旱烟味道的小屋里挤满了人，周恩来和刘伯承对抢占皎平渡口的作战计划进行了详尽研究，最后决定：以干部团三营为先头部队，由刘伯承和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率领，以当天一百六十里的急行速度赶到渡口，消灭渡口敌人继而强渡金沙江并巩固北岸阵地；南岸部队迅速收集船只并组织架桥，为主力部队渡江做好一切准备。干部团团长陈赓率领其余的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跟进，以当天一百里的速度急行军，然后宿营休息，随后在先头部队抢占的渡口渡过金沙江，占领江北二十公里处的通安，阻击和消灭向渡口增援的川军。最后，周恩来交代了一旦发生最坏情况的处置方式：如果干部团渡了江，但是渡口没有保住，主力部队无法渡江，干部团要准备在江北单独打游击。
干部团的先头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了。
先头营的前锋是政治八连。政治八连全部由中央红军中年轻可靠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并且全部是干部，有连队指导员、副指导员和政治干事，年龄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二十岁。他们换上了国民党军的军装，不顾一切地向皎平渡口急速奔袭。山路崎岖，走了一个晚上，仅仅休息了十分钟，吃了几口干粮，然后又急促地行军。带路的向导是当地常走山路的脚夫，但即使是脚夫也被这种强度极大的行军累垮了，于是不得不走一段路更换一个向导。最后找到的向导是一个熟悉山路的四十多岁的山民，但这个山民吸食鸦片，烟瘾一上来就无法走路了，由于没有时间让山民停下来吸烟，红军官兵只好两个人架着他疾行。
在距离渡口六十里的一个叫沙老树的地方，先头营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先头排带来个胖胖的民团，胖民团挤出一脸笑容向刘伯承报告说：“民团正在奉命烧船。”刘伯承立刻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且要求他为红军提供船只。胖民团说：“报告红军长官，皎平渡口的江边还停着两只船。”刘伯承立即命令先遣连火速赶到渡口。先遣连在三营政委罗贵波、副营长霍海元和连长萧应棠的率领下，在已经暗下来的天色中开始奔跑。午夜，他们终于听见了江水拍打崖壁的声音。
金沙江，长江的上游。江水沿着川藏边界奔腾而下，在云南的石鼓突然北流，形成了一百一十度的急转弯，在高山峻岭中切出了三千多米深的大峡谷。
就在中央红军开始北返渡江的时候，蒋介石急电龙云把沿江所有的渡船全部销毁——“竹木片亦应严密收集或烧毁”。龙云当即下达了封锁金沙江沿江渡口的命令。
皎平渡是金沙江边一个重要的渡口，四川和云南两省往来的盐巴、粮食、皮革、金银、药材都要从这个渡口通过。从皎平镇到江边的渡口一路下山，两边全是峭壁，一不小心就会从山路上滚下悬崖。
干部团先遣连到达江边的时候，皎平渡口已经处于封锁状态，但是确实有两只渡船靠在江南岸。红军询问了船工之后才知道，这是北岸川军的船。控制了这两条渡船后，干部团的宣传员把在江边开小客栈的张姓兄弟说服了，红军宣传员们说：“红军是专门打土豪劣绅的，现在你们帮助红军，以后红军胜利了给天下的穷苦人分土地。”在张氏兄弟的帮助下，先遣连又找到了三条船。
和当地船工讲好了价钱之后，先遣连的两个排在连长萧应棠的带领下上船了。渡江的时候没有发生危险情况。船顺利靠岸后，萧应棠立即燃起了一堆火，这是顺利登岸的信号。同时，两个排的红军官兵在船工的带领下扑向了川军保安队的一个据点。这个据点是厘金局设在这里专门收来往百姓渡船税的。百姓对这个据点痛恨之极，因此带路的积极性很高。红军敲门的时候，里面正在打麻将，话喊出来很不耐烦，说交税等天亮再说。里面的话音未落，门就被红军官兵踢开了。
萧应棠报告控制渡口的第二堆火也点燃了。
正在往渡口赶的刘伯承悬着的心放下了，他说：“告诉先遣连，往北岸的纵深发展，把川军顶住。命令后梯队赶上去，抓紧时间渡江。”
先遣连奉命继续向北。大家的肚子实在是饿了，路边一个小铺子的主人已经跑了，红军官兵在里面放了十几块银元，敛了大约三十斤点心，然后每人分了几块边吃边赶路。走了大约十几里，萧应棠连长决定休息。安排了警戒哨兵后，红军官兵倒在地上就睡着了。但是，刚睡一会儿，萧连长就被推醒了，副营长说前边的路边有座山，如果让川军占领了，可能对主力渡江有威胁。萧应棠立即把官兵们一一叫醒。天亮的时候，先遣连到达山顶，开辟了阻击阵地。
增援的是川军刘文辉部。
刘文辉是一个倒霉的军阀。在争夺对四川控制权的军阀混战中，刘文辉因战败被迫退到了川南的偏僻地区。部队编制缩小，士气低落，缺乏战斗力。他的侄子刘元瑭原来是川军的师长，现在不得不勉强混个旅长，手下有四个步兵团、一个手枪营和一个工兵营，驻守在川南会理和西昌一带。刘元瑭得知红军抢渡金沙江的消息后，就一直处在惶恐不安中，因为他和他的官兵被告知，如果当了红军的俘虏一律会被砍头。刘元瑭的官兵也不知如何是好：红军真的来到这里，打吧，不是战死就是当俘虏；不打，避战也会被军法从事。而他们的“上级”刘文辉说：“红军找我这个穷光蛋，拼也完，不拼也完！”进入四月下旬，刘元瑭接到了刘文辉的命令：一、红军已向金沙江逼近，有渡江向西康前行的意图；二、红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西康地区地瘠民贫，给养困难，后面又有追兵，必然不能久支，只要我据险阻击，等到中央军到达再转守为攻，定能胜利；三、西康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山路崎岖，人烟稀少，不利于大军周旋运动，红军必会被消灭在这里。但是，在分析了自己的实力之后，刘元瑭的军官们普遍认为：一旦金沙江江防被红军突破，川军就会即刻全线崩溃。虽然兵马未动就已心虚异常，刘元瑭还是强打精神布置了阻击任务。现在，他唯一祈求的是：红军将从云南的巧家和会泽附近渡江，然后直接攻击西昌。因为自己这里是渡江的正道，而红军一向擅长避重就虚。因此，刘元瑭在这个方向上仅仅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同时命令江防大队大队长汪保卿协助防守。
汪保卿已经被红军干部团的先遣队俘虏了。
汪保卿是当地人，厘金局的头目，他的手下都是江两岸的农民或船夫。他从没有见过红军，不知道红军有多厉害，因此，他不但没把江防当回事，而且认为发财的时机到了。刘文辉命令必须把南岸所有的船只拉到北岸，可他偷偷留了两条船做起了生意：单客渡江每人收洋一元，挑担子的加收半元；空马一匹收一元，马背上驮货物的收两元。汪保卿的命令是：“无论谁要渡江都得收钱，连邮差也不例外。”干部团先遣连最先控制的那两条船，就是汪保卿为了自己发财留在南岸的。
干部团先遣连攻击厘金局的时候，听见枪声的汪保卿从睡梦中惊醒，他带着几个心腹刚一跑到江边，就看见江面上的船正在运送红军。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红军。当他听说据点里的人已经都被红军俘虏时，立刻顺着通往通安的山路向北逃去。逃着逃着，汪保卿实在害怕对渡口的丧失承担负责，于是又重新组织队伍开始反扑。
萧应棠的先遣连占领了路边的高地之后，遇到的川军就是江防大队长汪保卿的队伍。
红军仅打了个把小时的战斗，汪保卿的队伍就逃得没了踪影。
小小的阻击战结束后不久，陈赓率领的后梯队就跟上来了。为了夺取通安县城，干部团在陡峭狭窄的山路上快速行军。山路的一面是万丈绝壁，川军不断从山上向下射击，不少干部倒在了山路上，但是队伍并没有停止前行。接近通安的时候，川军的阻击更加猛烈，刘元瑭几乎投入了他所有的部队，数团的川军阻击着一个团的红军，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肉搏战中，刘元瑭手枪团二连连长被红军的刺刀刺死。红军的冲击部队最后冲到了指挥战斗的刘元瑭的身边，刘元瑭立刻下达了撤退的命令，率领残部仅四百多人向会理县城逃去。
至此，金沙江皎平渡口的南北两岸，都已在红军的控制之下。
刘伯承在江边仔细查看了水情，发现这里根本不能架桥。这时，红军官兵报告又找到了两条船，刘伯承大喜过望。在江边的一个山洞里开辟了指挥所后，刘伯承给中革军委发去了电报：“皎平渡已在我手中。有船七只，一日夜可渡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完。”电报发完，极度疲惫的刘伯承不禁心生万般感慨，他对身边的人说：“干部团的同志一天走近两百里的路程，是黑夜，又是难走的山路，还有敌人。一个人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他们走到了，而且还打了胜仗。靠什么？靠觉悟，靠党。没有这些，根本做不到。”
红一军团官兵在完成了佯攻昆明的任务后，奉命火速返回赶往金沙江边，于是官兵们开始了超出常人极限的急行军，四十八小时内跑出了整整三百里路。有些官兵因极度疲劳而掉队，遭遇国民党军和民团的追杀。红一军团一师好容易赶到龙街渡口，却发现这里的渡船已全被敌人烧毁。师长李聚奎为了把浮桥架起来，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了。多年后，李聚奎回忆说：“我们用绳拴住门板，然后从上游一块挨着一块往水里放，可是由于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无法再架了。这时虽刚入五月，但金沙江夹在两岸高山之中，在炎热的太阳暴晒下，汗流浃背。我们整整架了两天桥，毫无进展。”同样心急如焚的军团长林彪在电话里不让李聚奎讲情况，只要求他干脆地回答“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李聚奎被逼得一下子火了，在电话里和林彪顶了起来：“要是干脆回答的话，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林彪一听，比李聚奎火更大地骂了起来，骂完了问：“为什么桥架不起来？”李聚奎就把龙街渡口的江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架桥器材等一口气全说了。
林彪必须让第一军团尽快渡过金沙江，因为龙街渡口的情况已被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到，部队如果再拥挤在没有任何遮蔽的渡口，定会在敌人猛烈的轰炸中遭遇重创。但是没有船又架不起浮桥怎么办？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军团紧急向皎平渡口转移。于是，已经奔走了数百里的红军官兵仅仅吃了一顿饭，又接着开始了向东的急行军。
后来才知道，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的行动，令蒋介石一直判断中央红军的主力集中在龙街，这在无意间掩护了中央纵队在皎平渡口的渡江。
红三军团占领了洪门渡口后，只找到了一条船，仅仅把十三团渡了过去。这里的江水同样湍急，红三军团的架桥也失败了，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向西往皎平渡口转移。
五月三日晚，毛泽东赶到了皎平渡口，并从那里渡过了金沙江。
从五月四日开始，金沙江的皎平渡口喧闹异常。数万红军聚集在这个峡谷中，从容而有序地乘船摆渡。摆渡全部靠七条木船完成。大船每次渡三十人，小船每次渡十几人，昼夜不停。木船都是旧的，即使用买来的布匹做了防漏处理，但是每次渡江的时候依旧漏水严重。白天还可以边渡江边观察，晚上便险象环生。为了保证渡江安全，皎平渡口两岸燃起了大火，大火将金沙江照得满江通明。中革军委制定了十分严格的渡江纪律，官兵还没到达江边就会拿到这个纪律。因此，仅靠七条渡船将数万人渡过了水流湍急的金沙江，而且是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此大规模的成功摆渡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帮助红军渡江的船工报酬极其优厚，每昼夜五块大洋和六顿饭，尽管红军官兵每天只吃青豆，但是他们每顿饭都为船工们杀猪。
红三军团十一团的官兵在皎平渡口过了江，奉命沿江北岸西行阻击增援而来的川军。他们行军的时候，看见江南岸也有一连串的火把，经过联络才知道那是红一军团一师的部队。于是十一团的官兵一齐喊，让一师的战友们迅速到皎平渡口去渡江——年轻的红军官兵在深夜的峡谷里喊叫自己的战友，这让荒凉的西南山川间有了从未有过的生命震荡。自从进入云南就没有停下过脚步的红军官兵，隔江看见了同样是红军队伍的火把，既紧张又兴奋，所有经历过的疲劳、伤病和牺牲在这一刻都可以被忘掉。红军官兵坚信，无论还要奔袭多么远的路途，终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能够到达让他们尽情欢笑与歌唱的红色根据地。
蒋介石终于发现了中央红军大规模的渡江行动。他命令国民党军追击部队全力向金沙江南岸推进，要求“不顾任何牺牲，追堵兜截，限歼匪于金沙江以南地区，否则以纵匪论罪”。
作为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红五军团奉命在一个叫石板桥的地方阻击国民党军的追击。阻击先是被要求必须坚持三天三夜，然后改成六天六夜；最后，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亲自来到红五军团，传达了中革军委的最新命令，要求红五军团在这里阻击九天九夜。李富春召集了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解释了红一、红三军团在龙街、洪门渡口遇到的困难。李富春说：现在千军万马都要从一个渡口渡江，严峻的情况要求红五军团用鲜血和生命保证中央和全军的安全。会后，军团长董振堂陪同李富春来到三十七团的前沿阵地。在阵地上，李富春听到红军战士们正在唱歌：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
常胜的红军来渡江。
不怕水深河流急，
不怕山高路又长。
……
追击而来的是国民党中央军万耀煌部第十三师。阻击的红五军团三十七团原来的番号也是十三师。虽然两个十三师在数天之内进行了数次战斗，但是国民党军始终没能突破红五军团的阻击线。
五月四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开始从皎平渡口大规模渡江。蒋介石对追击行动进行得十分迟缓的国民党军火冒三丈，他接连发出电报，告知国民党军各部队将领：“须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绝非革命军人应有之心理。”同时，蒋介石根据一份避重就轻的情报，给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团代理团长袁镛发出了一封“严禁士兵声言与红军无仇”的电报。小小团长承蒙委员长亲自电示，不敢怠慢，袁镛立即把电报内容向各部队作了详细传达：“……据报各军多有兵声言我等与匪无仇，如匪反攻不战而退，至后有好处，有白米饭吃等语。希即立饬注意严禁，并设法训诫……”
龙云接受了贵州的王家烈被蒋介石搞掉的教训，在薛岳率领国民党中央军到达昆明城下的时候，他虽与薛岳拜了把兄弟，但却用蒋介石刚刚赋予他的“直接指挥”入滇各部队的权力，下令中央军不得进驻昆明——蒋介石要龙云对中央军“不必客气”，龙云这次果然没有客气。于是，薛岳给蒋介石发电报，密告龙云与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而且怕是与罗炳辉之间也有往来。
最终完成了阻击任务的红五军团于九日晚顺利渡过了金沙江。
最后一个过江的三十七团官兵到达江边的时候，看见刘伯承浑身汗透正站在闷热的江边渡口边等着他们，红军官兵们顿时心生敬佩。
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渡过金沙江后，在北岸烧毁了所有的船只。坚持到底的船工每人得到了三十块大洋的奖励。七条船中有一条船被确定是船工自己的，于是红军给了这个船工八十块大洋作为补偿。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两天以后，第一支国民党军追击部队才到达金沙江边，除了从江北岸的悬崖上不断向他们打来的冷枪之外，他们连红军的影子都没看到。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开始抢渡金沙江的时候，自四渡赤水后便离开了红军主力的第九军团也在抢渡金沙江。这支红军部队的渡江地点是皎平渡口以东约三百里处的巧家。
被红军官兵们称为“掉队掉大了”的第九军团，在中央红军中是一支新部队。一九三三年，第九军团以红三师和红十四师为基础组建起来。遵义会议后，部队由两个师缩编为三个团，实际兵力仅相当于一个师。因为队伍小，机动方便，因此他们自乌江边重返黔北的大山中后，蒋介石始终无从判断从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中脱离出来的这支红军到底要干什么和到底要去哪里。
还在三月下旬的时候，由于佯装红军主力在黔北与敌人周旋的时间太久，当第九军团赶到乌江边的时候，那里的浮桥已被拆掉。
眼看着红军主力远去，第九军团在瓢泼大雨中陷入了困境：追赶主力已经不可能，而身后五倍于己的敌人正向乌江岸边压来。中革军委的电报很简单：第九军团暂时留在贵州，作为一支特殊的游击部队，另寻机会与主力会合。可是眼下的问题是：往哪个方向走才相对安全？军团长罗炳辉和政委何长工经过紧急磋商，最后决定往回走出约二十里，然后转向西北方向迅速脱离敌人。
沿着乌江边崎岖的山路，第九军团整整走了一昼夜。四月三日下午的时候，他们到达了中央红军曾经痛苦徘徊的打鼓新场附近。那里有一个叫老木孔的地方，被泥泞和暴雨弄得万分疲惫的红军官兵刚想在老木孔休息一下，侦察员的报告使气氛立刻紧张起来：附近发现黔军。部队只好接着走，在老木孔以南二十里的地方又停了下来，然而侦察员又报告说：黔军犹国才部的三个团正向这里追击。打还是不打？如果打，部队疲惫，打不赢就更无法摆脱敌人了；不打，总是处在被追击的状态中，以后的日子就会处处被动。军团领导最后决定：打！把敌人打垮了，才能行动自如，才有可能追上主力。
寻找好伏击点，红军官兵埋伏在山路两侧的竹林中。九团在正面，七团在右翼，八团在左翼。战斗的原则是：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指挥机关，把这股黔军打跑就是胜利。战斗开始的时间定在中午，因为这是黔军普遍犯鸦片烟瘾的时候。伏击圈布置好了，除了警戒人员外，其他的官兵正好休息，他们实在是太累了。
军团长罗炳辉和政委何长工却因高度紧张而无法休息。
三十八岁的罗炳辉是云南彝良人，十八岁那年从家乡步行十七天走到昆明参加了滇军，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时他已经是滇军中的一名营长。一九二九年，时任江西吉安国民靖卫大队长的罗炳辉率部起义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军中，他历任团长、旅长、军长，一九三三年第九军团组建时出任军团长。他的枪法是军中传奇，百发百中，绝无失手，常常听到子弹的呼啸，就可分辨出是盲目射击还是瞄准射击，以及射击的距离有多近多远。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他的一颗子弹竟从两个鬼子的胸膛穿过，钻入第三个鬼子的脑袋，最后嵌进第四个鬼子的胳膊里。罗炳辉身材魁梧，胆力过人，立如一座山，坐似一尊塔，是个能打硬仗的优秀红军将领。他的妻子杨厚珍一直跟随着他，是中央红军中唯一的缠足女性，这位令人钦佩的女性用一双小脚走完了红军的长征。
中午的时候，黔军来了。
红军官兵按照作战部署看着黔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去，走了一会儿仍没发现黔军的指挥部在哪里，于是才明白情报有误：追击的黔军远不止三个团。但是红军不打也得打了。
下午一时，黔军的行军队伍越来越杂乱，骑马的、乘滑竿的、挑担子的和抬担架的，在山路上拉得很长。终于，黔军指挥部开来了。红军的伏击突然间开始了。
没有准备的黔军顿时大乱，指挥部被冲击后瞬间散开。红军官兵跃出阵地追击，但是没追出多远，黔军就开始了反击。反击的方向是左翼的八团。由于兵力不足，八团边打边退，几乎退到了军团指挥部的跟前。危急时刻，罗炳辉把战斗力最强的军团侦察连用上了。一百八十人的侦察连呐喊着向黔军冲去，八团也跟着冲了回去。打扫战场时一清点，俘虏黔军一千八百多名。第九军团无心恋战，把缴获的枪支都毁了，俘虏每人发了三块大洋释放了，即使有俘虏愿意当红军，第九军团也没要，因为黔军普遍有吸食鸦片的习惯。
四月五日，军团侦察连在长岩镇化装成国民党军队，拿着在老木孔战斗中缴获的黔军团长的名片，未费一枪一弹把一个民团收拾了。第二天在到达瓢儿井的时候，依旧用老办法，但是被敌人识破，于是伪装变成了强攻。
瓢儿井是大集镇，物产丰富，市面繁华，第九军团自离开遵义北上以来从来没有休息过，打下瓢儿井之后，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三天。三天中，红军官兵打土豪，开粮仓，分浮财，宣传红军主张，招收了三百多名青年农民参加红军，还在镇上做了八百多套军装。休整之后，他们四天之内走了两百多里，于四月十三日下午到达了黔西织金县的猫场镇。
这里也是个大集镇。与瓢儿井不同的是，猫场镇嵌在深深的峡谷里，镇子的出口是一条名叫梯子岩的小路。小路在一座岩石峭壁上凿出，一百多级台阶，狭窄的地方仅容一人通过。
从军事上讲，这里不适合驻扎。但是，连续的胜利使军团领导产生了麻痹思想，认为仅驻一夜不会有大问题。于是布置了警戒，通知部队凌晨四点半起床出发。可是，凌晨时分还是出事了。
跟踪而来的是王家烈的一个师。这个师在距离这里不远的一个村庄里宿营。半夜的时候，红军的警戒哨兵看见那个村庄里有手电筒的闪光，立即把情况向自己的团长作了汇报。但是，这个红军团长麻痹了，认为敌人半夜不敢来，也没向军团首长报告就继续睡觉了。
凌晨四点，距第九军团动身出发还有半个小时，枪声骤响，敌人已经冲进了猫场镇。
混乱中，军团侦察连首先冲上去堵截敌人，军团机关开始沿着那道悬崖上的陡峭台阶转移。部队仓促集合之后，三个团想先于敌人抢占有利地形，各团都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黔军已经判断出这支红军不是主力部队，因此攻击十分凶狠，迫使第九军团各部队不断地压缩阻击阵地，直至退到那道陡峭的台阶跟前。军团机关直属队仍在通过，大行李和驮着大洋的几十匹马拥挤在悬崖下。如果部队全部撤离，必须把敌人顶住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军团可以指挥的只剩下一个三百多人的教导队了。教导队奉命向最危急的右翼堵了上去。
军团参谋长郭天民显示出惊人的冷静。他带人先把身体尚未恢复的何长工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又和警卫人员用肩膀把军团长罗炳辉一步一步地顶上了悬崖。然后返回指挥战斗。这个被罗炳辉称为“大管家”的红军指挥员毕业于黄埔军校，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队伍中担任过各级军事指挥员，战斗经验十分丰富。猫场镇战斗从凌晨四点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才结束。战斗使第九军团损失严重，除了大量的弹药物资被丢弃外，军团一共伤亡了四百多人。
从猫场镇撤离之后的第九军团在滇黔边界反复迂回，试图摆脱敌人的追击。中革军委曾给他们发来电报，命令他们迅速渡过北盘江进入云南。但是，北盘江上所有的渡口都已被敌人封锁。第九军团又开始在北盘江以北不断地徘徊。
最困难的时刻，一位当地的老人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这个被当地人称为王三爷的老人主动找到红军，说他赞成红军帮助穷人的主张，又说他曾在私运鸦片的时候用过一个秘密渡口。在老人的带领下，第九军团到达了北盘江边的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段，没有船，也没有桥，但是这段江面上耸立着无数块巨大的岩石，形成了一排天然的桥墩。红军官兵把木板搭在岩石上，终于渡过了北盘江。
一进入云南境内，军团长罗炳辉利用他在滇军中的影响，率领部队顺利占领了宣威和会泽两座县城。尤其是攻击会泽的时候，城里的绅士和百姓听说“滇人罗炳辉”回来了，坚决要求县长把城门打开，大部分团丁也不愿抵抗，他们把坚持要与红军作对的县长抓起来枪毙了，然后打开城门迎接红军。红九军团不但获得了大量的物资，还发展了数量可观的新战士。罗炳辉后来很有感慨地说：“这一带群众对共产党红军很有认识，欢迎拥护我们，这种情况很难得。”
占领会泽县城后，军团侦察连立即着手准备渡过金沙江。渡口附近虽没有可以造成威胁的敌人，但是没有足够的船只。当地的贫苦百姓听说后，自发地组织起来为红军找船，竟然很快找到了大小船只四十多条。
就在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皎平渡口渡江的时候，第九军团在金沙江下游一个叫盐井坪的小渡口也安全地渡过了金沙江——一九三五年五月十日云南《民国日报》：“罗炳辉匪部，已于五日午后在会泽西方之树节［距会泽约一百七十里］附近，利用多数盐船，渡过长江。”
经过艰苦的奔波转战，终于渡过了金沙江的第九军团不但兵力没有减少，而且还壮大了。他们携带着一路缴获的多达九万的大洋——这一数目惊人的货币在数月之后给红一、红四方面军采购物资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大洋实在是太重了，虽雇用了不少骡子，第九军团行军的速度还是缓慢。但是，红军官兵一路上心情很好，因为他们知道与主力部队越来越近了。
第九军团径直向西北方向进入了莽莽苍苍的大凉山中。
就在毛泽东渡过金沙江的那一天，红四方面军脱离嘉陵江狭窄地域向西突击的战斗开始了。
在红四方面军战史上，这次惨烈的战斗被称为土门战役。
从川北的江油西去，便会进入川西北山河交错的地带。这里的山势由东向西逐渐高耸，最初的北川河谷还可以蜿蜒通过，再向西便是绵亘南北、横断东西的一道道巨大山脉，大军根本无法通过。红四方面军一出江油，便进入了干沟、土门和土地岭一线，红军官兵试图通过这里仅有的一条狭长的隘路。这条隘路两边山势陡峭，断岩矗立，一路处处是险关：伏泉山、大垭口、千佛山、老君山、观音梁子等，每一处关口海拔都在两千米以上，其中千佛山海拔高达两千两百五十米。红四方面军十万大军一旦决定西进，就必须从这条隘路上通过。
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方高层，依旧对放弃了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到底要去哪里猜疑不定。有人认为红四方面军将北出陕南，也有人认为红四方面军将南下威逼成都，唯独没有人想到这支十万人的大军会西进高山草滩。
由于川西北一直是川军将领邓锡侯的地盘，于是当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开始西进后，邓锡侯多次召集军事会议研究红军的动向。军官们普遍认为，从土门向西便是藏族高寒地区了，语言和风俗不同，少衣缺食，红军断不会向西进入绝路。但是，在茂县代理邓锡侯行使督办权力的第二十八军参谋长刘铭吾却三番五次地来电，要求军长尽快派出部队封锁土门隘路——这个刘铭吾如果不是对红军的行动有所察觉，就是害怕红军打到自己的头上来。
最后，邓锡侯决定封锁土门隘路。
茂县地区有森林和黄金资源，封锁了这条隘路，既可以阻截红军进入茂县地区，还可以防止红军经过这里迂回成都平原。邓锡侯任命了第五师副师长兼第十三旅旅长陶凯为松、理、茂、懋、汶屯区“剿共”总指挥，第五旅旅长黄绍猷为副总指挥，临时拼凑起八个旅的兵力负责土门隘路的封锁。这支部队确实是一个大杂烩，八个旅来自哪个师的都有：其中一支由第二旅三团、第十旅十九团、第十三旅二十六团和二十五团三营、第十五旅的三十团组成，由总指挥陶凯率领，经观音梁子到土门；另一支由第四旅七团、第五旅十团、第八旅十五团、第二师警卫团的四个步兵连和一个炮兵连组成，由副总指挥黄绍猷率领，经灌县到土门。同时，邓锡侯命令在广汉担任城防的第二十五团也向土门前进，另外还征集了藏族马队约六百人归陶凯指挥。
五月一日，川军全部到达土门阻击阵地：一个团在墩上，五个团加两个营在观音梁子一线，两个团在土地岭一线，马队被部署在干沟。如果加上地方武装，川军在这条狭窄险要的隘路上共部署了约一万五千人的兵力。且不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仅这一万多人的兵马就快把这条隘路塞满了。
红四方面军的作战计划是：夺取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等要点，控制北川河谷，然后全军突破土门要隘。
正是初夏，天热多雨，山路泥泞而崎岖。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八十九师和第四军、第九军的一部同时向川军发动了进攻。
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和政委郑维山接到攻击伏泉山的任务后，在山脚下对这处险峻的高地进行了近距离观察。这是卡在山路边的一连串的悬崖，山头呈锯齿形，彼此距离很近，可以形成相互的火力支援。川军从山脚到山顶，修筑了一层层的阻击工事，并配备了炮兵支援。八十八师刚发起进攻，正面的攻击部队就被压了下来，这使两个师指挥员几乎同时想到了二六五团。这个团以打硬仗闻名，特长是搭人梯、登悬崖、攀绝壁、钻草丛和潜深谷，凡是敌人认为根本进不去、攻不进的地方，都是他们的突击方向。这个团的官兵个个不怕死，守纪律，就是在偷袭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也是宁可牺牲也不暴露目标。团长邹丰明和政委黄英祥都是身先士卒的硬汉子，只要这两个人的大刀一挥，驳壳枪一举，全团的官兵就会前仆后继。熊厚发和郑维山决定，让二六五团从川军阻击阵地侧后的一道绝壁攀登上去，进行偷袭。
政委黄英祥带领一营在前，团长邹丰明带领二营和三营跟进，师政委郑维山跟随这个团一起行动。
天黑下来了。二六五团顺着川军阻击阵地之间的一条峡谷摸了进去。没有道路，悬崖峭壁上长满了带刺的灌木，尖利的岩石像一把把尖刀。不能点火把，更不能出声响，在攀登的时候有红军战士滚落下去，但他们即使在滚落的那一瞬间也没有呼喊。从黄昏开始一直到凌晨三点，一营终于摸上了主峰。红军登上伏泉山的时候，防守的川军依旧在睡梦中，即使是哨兵也没有发现身后的动静。待后续营上来之后，红军突然一声呼哨，手榴弹便在川军构筑的工事中爆炸了。川军在漆黑的夜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眼前隐约看见的全是胳膊上缠着的白布条和闪着寒光的大刀。川军在狭窄的峰顶上无处可逃，除了被杀和被俘的之外，不少人跌下了悬崖。天色渐亮，占领了伏泉山主峰的二六五团开始向山下冲击，山下的二六三团和二六八团也开始向山上冲锋。曙光中，红军的号声震撼山谷，两面受到夹击的川军争相逃命，伏泉山落在了红军的手中。
九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逼近了千佛山。
山势极险的千佛山是土门隘路的中心支撑点。一条山路通向主峰，山路的左右都是万丈悬崖。半山有一天然石洞，可用来藏兵，叫天门洞。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和第九军二十五师多次向千佛山发起正面攻击，但都因遇到凌厉的阻击而被迫后撤。黄昏后，八十八师用了与攻击伏泉山一样的办法，派出一支精悍的小分队，趁夜晚从天门洞侧后方的悬崖摸了上去。天亮的时候，红军小分队突然袭击了防守天门洞的敌人。埋伏在山路上的红军后续部队一拥而上，通过天门洞向千佛山主峰发动了强攻，一举攻占了峰顶上的制高点佛祖庙。
邓锡侯这时才意识到，这条固若金汤的隘路很可能就此被红军占据，于是他开始大量地派出增援部队，对所有失去的阵地进行猛烈的反击。连续几个昼夜，土门隘路上各要点的搏斗没有停止过一刻。在川军的作战记录中，到处可见“往复肉搏”、“血战冲锋”和“尸骸狼藉”等字样，川军称此一战“为剿匪以来最惨壮之一幕”。
红四方面军的攻击部队准备对隘路上最后一个要点土门实施攻击。
川军总指挥陶凯此刻坐镇在土门。
这里之所以叫土门是因为地形确如一道坚固的城门。险峻的山岭在茂县、安县和北川交界处形成了一道狭窄的山门，山门两侧“把守”着几座险要的高地。为了把土门封死，陶凯设置了三道阻击阵地，每道阻击阵地都配备了机枪和迫击炮，以构成猛烈的火网，主阵地是观音梁子。
徐向前到达了最前沿。
攻击时间定在十五日。
攻击的部署依旧是先由二六五团的一个营夜袭观音梁子主峰，然后二十五师的两个团担任正面主攻，二十七师一部和八十八师的两个团负责侧翼迂回。
红军夜袭成功，接着就发动了总攻。
两个小时之后，防守土门的川军前沿阵地被突破。二六三团奉命扼守占领的阵地，其他部队继续向主峰攻击。这里是土门隘路的最后防线了，因此川军表现得十分凶狠，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川军和红军混战在一起。悬崖上的山路上长满了灌木，双方搏斗的官兵被淹没在灌木丛中，只能听见呐喊声和厮杀声，却无法分辨交战的界限。川军的飞机为了给予地面准确的支援，不得不超低空飞行，这令其中的一架飞机由于飞得过低而撞在了山崖上。
午后，观音梁子主阵地的顶端出现了红军的旗帜，但是战斗却更加激烈了。川军反复地进行反扑，两小时之后，观音梁子上的枪声似乎减弱了一些，原来红军已经分成两路越过了观音梁子，包抄了防守土门的川军的侧后，后续的红军部队也开始不断向这里增援。川军营长古友君指挥的部队已被完全打散，古营长自己逃进了深山中，川军的作战记录中说此人“从此失踪”。在红军攻击川军的二线阵地时，副总指挥黄绍猷率领的五个营被击溃，他自己和坐镇土门的陶凯一样在卫兵的掩护下逃走了。
防守土门各阻击阵地的川军分成若干小股在深谷老林中乱窜，给红军的追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土门附近密林中的枪声一直延续了一个昼夜，十六日清晨时分才暂时停歇下来。
川军的作战记录对土门战况的描述是：
我陶副师长凯率龚［龚渭清］、黄［黄锡煊］等旅计龚［龚西平］、赵［赵云霖］、陈［陈永昌］、梁［梁冈］四团守土门附近。但各团均系作战残余部队，合计实力只有两团。该副师长奉令后，即以梁、陈、赵三团固守右自观音梁经赤土坡、黑山包之线；以龚团位置于土门为预备队。各团并须派出警戒部队。元日二十一军韩［韩任民］团接守观音梁阵线。我乃改为关口、土门、黑山包至赤土坡之线，固守半月之久，虽经匪几次袭击，均被我击退。删日［十五日］午前一时，匪约四千余，向赤土坡我赵团阵地猛扑，并占领我黑山包高地。我当饬郭营率五、七两连飞援。我官兵奋勇挺进，激战约两小时半，毙匪数十名。我官兵伤亡二十余名，乃得恢复黑山包阵地。同时我陈团阵地亦被猛攻。该团在七星堡高地之苟连被匪包围。当时观音梁之韩团早已撤去，我梁团右翼甚形暴露，但仍努力撑持，以求挽回战势，并令古营竭力在右翼支撑。匪势愈炽，此时该副师长见战势已无挽回可能，乃向土地岭撤退，并令龚团在干沟收容。我古营与匪鏖战，无法脱离。匪复由人冲梁子直抄干沟，我古营被匪截断，完全覆没。各团退至土地岭时，匪部已直趋茂城［茂县］。我恐被匪截断，乃节节掩护向茂城撤退，但茂城城工颓废，且无粮食，人民逃避一空，兼退下时部队混乱，不易整理，匪复乘势跟进，不得已再向后撤退，以图固守雁门及过街楼一线。屯殖军之三营皆作战残余，在茂县附近被匪截断，向松潘引退后，经懋功回灌整顿。是役伤亡失踪官兵共二千二百余名。
土门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在西渡嘉陵江之后发起的一次大规模山地争夺战。从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各方面军的战斗力来看，只有红四方面军可以与国民党军进行如此规模的阵地攻坚战。土门战役不仅为红四方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开出了一条血路，同时还大量地吸引了国民党军作战部队，从而给中央红军在云南方向的北进减轻了压力。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先后投入到土门战场的兵力多达二十个旅共计十五万人。红四方面军对国民党大军的牵制一直持续到他们与中央红军会合。
红四方面军突破土门后，各部队在隘路上的每一个要点都与反击的川军进行了艰苦的作战。这一阻击过程漫长而残酷，川军从成都、绵阳方向大量地增援而来，猛烈向红军阵地反攻，企图将土门隘路截断，而红军作战部队必须不顾一切地保证隘路的安全，因为此时红四方面军的后方机关，包括从根据地撤出来的兵工厂、被服厂、造船队、医院等等正从这条险峻的山路上通过。红军和挑夫抬着机器、粮食和各类物资从隘路上走了数十天才全部通过——在记录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史中，这支红军部队此时的行动被称为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开始”。
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突破土门进入川西阿坝地域；中央红军从贵州进入云南后急促北上，突破金沙江进入了川西北。此时，包括蒋介石在内，没有人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即将发生：中国工农红军中两支最重要的部队，在各自经历了太多的艰难险阻后，终于同处于中国的一个省内并且就要会合了。
土门战役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中央红军逼近了金沙江北岸的会理县城。
那时，从金沙江防线上溃败的川军刘元瑭部四百多人已经逃到会理，但是川军官兵都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守住这座县城。这是刘元瑭万分痛苦的时刻：如果抵抗，凭着有限的兵力很难与红军较量；但是如果丢下县城继续逃跑，仍在一线防御的毛国懋和胡槐堂的两个团就会难逃覆没的命运，到那时自己的家当就算是全部丢光了。几天前，他已经派人把自己的太太严容华和姨太太伍碧容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各自给了她们一包毒药，嘱咐她们只要被红军捉住就自杀。刘元瑭在无人可以商量的情况下徘徊犹豫，最终他给卫兵下了命令：把太太们追回来，与会理县城共存亡！——反正都是死，那就置于死地而后生。守金沙江是守一条线，守会理是守一个点。只要拼命守住这个点，反正有中央军在后面追呢，守到中央军来了，红军自然就会退去。
刘元瑭立即把防线上的部队全都调回了会理县城，并且打电报给位于西昌的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请求增援。同时，派出部队到县城外用武力征集百姓的粮食。然后，他开始清除县城周边的民宅，为城防火力打开射界——刘元瑭清除的办法是放火，于是连续几天会理城外大火熊熊。
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下辖三个旅，除了驻守德昌的许剑霜旅外，其余两个旅的旅长分别是他的兄弟刘元瑭和刘元琮。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不愿与红军硬拼的刘元璋为了保存实力，把所有的部队都集中在了各个县城里。但是，既然亲兄弟要求增援，他便派出了一个团前去会理，团长叫聂秋涵。增援部队刚派出去，刘元璋又有点后悔了，他打电话给刘元瑭，建议把根本无望守住的会理放弃算了，免得自己的队伍遭受损失。可是，局势已经容不得刘元瑭再考虑了，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向会理包围而来，县城附近已经响起了隐隐约约的枪声，刘元瑭即使想撤也撤不出去了。
刘元瑭怕增援的聂秋涵团半路听到枪声返回，于是亲自率领两个连冲出县城去迎接聂秋涵团。此时，聂秋涵的部队已经受到红军的袭击，聂团长本人大腿上中了一弹。在刘元瑭的掩护下，他仓皇跑进了会理县城。刚进城，又有士兵向刘元瑭报告说，从金沙江边往回撤的胡槐堂团被红军截住了。刘元瑭把上衣脱了，只穿一条短裤，腰上绑上了一条红缎钱囊，手提马刀，命令聂秋涵的两个步兵连全部上刺刀，他的一个手枪连也全部子弹上膛，然后带着部队冲出了县城北门。经过一场血战，他把胡槐堂团的大部分官兵接进了县城，然后命令立即关闭城门，再在城门上压上几条大石条。胡槐堂团落在后面的散兵到了会理城下，无论怎样叫喊城门也不开了。也有部分逃兵在城门关闭的最后时刻逃进了县城，胡槐堂团特务连二排排长庞云就是其中的一个。庞排长和他带着的十多名士兵全部负伤。会理县城里的川军围着他们问县城外的情况。庞排长说，这几个弟兄全被红军捉了，但是红军不但不杀俘虏，还给他们包扎治疗。红军长官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在一起吃饭，对他们说话很和气。
不久，会理县城的川军中间开始流传一副对联，没人能说清楚这副联是从谁身上发现的：
红军中，官、兵、夫，起居饮食一样
白军内，将、校、尉，阶级薪饷不同
刘元瑭很快就知道了。他先把包括庞云在内的十几个被红军俘虏过的官兵捆到了旅部，不由分说全用马刀砍了。然后在追查对联的来历时又杀了十几个人，最后追究到一个十二岁的小道士身上，于是连同小道士的师傅在内也砍了头。
五月八日夜，中央红军包围了会理。
已经显得有些神经质的刘元瑭提了把大刀，疯了一样地满城乱窜，开始了他噩梦般的守城日子。
除了留一个手枪营和一个步兵营为预备队外，刘元瑭将所有的部队都派上了城墙，每一座垛口两个兵。为了防止红军偷袭，川军把松枝蘸上煤油，然后用弓射出去。燃烧的松枝把城墙四周照得如同白昼。川军还在垛口上摆了装满石灰的瓦罐，以对付搭云梯上来的红军突击队。为了进一步扫清射界，川军把接近城门的两条街道也点燃了，木结构的民居顿时火焰冲天，百姓扶老携幼匆忙逃离。大火一旦点燃就无法扑灭，两条街整整燃烧了两天，大火熄灭之后，半个县城成为一片废墟。
五月九日，中央红军野战司令部发出了攻占会理的作战命令：第九军团在金沙江边阻击渡江的敌人；第三军团和干部团负责攻击县城；第一、第五军团负责消灭川军的增援部队。
红军攻击的重点是会理县城的西北角。有人报告刘元瑭说红军在挖城墙，刘元瑭立即命令各部队在墙根挖大坑，把空坛子放进去，用以查听红军挖墙的位置。果然，川军士兵听见了咚咚的声音，于是就往发出声音的地方灌水。也许红军真的挖城墙了，也许因为水灌得太多了，十日凌晨，会理城墙的西北角发出一声巨响，那里的城墙塌了一大片。红军官兵异常欣喜，趁势往上爬。防守这段城墙的川军连长吴鸣恩顿时慌了手脚，刚要准备撤退，就见刘元瑭提着马刀上来了。子弹横飞，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刘元瑭带领着手枪团和便衣队开始与红军肉搏。负了伤的刘元瑭满脸是血，大喊大叫地督战。由于塌陷的城墙被水弄得十分泥泞，红军的后续部队无法及时增援，再加上吴鸣恩的士兵不断地往城墙缺口处投手榴弹和石灰罐，最后，冲击进来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
上午，蒋介石派来的飞机飞临了会理县城，向包围县城的红军阵地和所有怀疑有红军驻扎的城外民房开始了狂轰滥炸。在轰炸的掩护下，刘元瑭组织起大量的民夫抢修塌陷的城墙。城里的关帝庙里挤满了地主士绅们的家眷，都说是关公保佑县城没让红军攻破，因此那里的香火被烧得浓烟滚滚。中午，一架飞机投下一封信，竟然是蒋介石亲笔写的，内容是：奖励守城官兵赏金一万，刘元瑭晋升为陆军中将。
没有参加攻城的红军部队普遍会了餐，红军官兵还得到了用以购买物品的银元。但是，官兵都把刚分给自己的银元塞在了伤员们的担架上。在红军中，从高级指挥员到年仅十五六岁的小战士，人人都没有个人财产的观念。红军官兵普遍认为，自己只要不掉队不负伤，留着银元没什么用处；而那些担架上的伤员万一被留下，这些银元可以救他们的命。红军宣传队还编了一出名为《一双草鞋》的活报剧给官兵们演出，内容是中央红军突破了金沙江，追到江边的薛岳只捡到了红军的一双草鞋，气得蒋介石直骂娘。剧里的蒋介石依旧由曾经扮演过王家烈的女红军王泉媛扮演。红军官兵很喜欢这个剧，边看边鼓掌。
此时的薛岳正在金沙江边发脾气。使他气恼的不是一双草鞋，而是当国民党中央军全部到达了金沙江边的时候，由于气候闷热，船只很少，各部队根本不听从渡江指挥官的调度，部队之间、官兵之间都发生了打架斗殴的现象，局面混乱得几乎令他无法控制。而且无论是南岸还是北岸，滇军早已经没有了踪影。看来，只要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了四川，龙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龙云确实很高兴，但他还是给蒋介石发了一封请求处分的电报：
限即刻到。
贵阳委员长蒋钧鉴：
吭密。今晚十一时接伯灵［薛岳］自富民电话称：我第三纵队本日已到达江边白马口，未与匪接触，江南岸似已无匪。但万［万耀煌］师与周［周浑元］纵队明晨方能到达指定之洪门、鲁车两渡，有无匪踪，明晨始能明了。等语。据此情形，现虽未接前敌确报，而匪已过江无疑。闻讯之后，五中如焚。初意满拟匪到江边，纵不能完全解决，亦必予痛惩，使溃不成军，借以除国家之钜害，而报钧座之殊恩于万一。讵料得此结果，愧对袍泽。不问北岸之有无防堵，实职之调度无方，各部队追剿不力，尚何能尤人。惟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以谢党国。谨此鞠诚上闻，伏祈鉴核。
职 龙云。佳亥机印。
龙云说，听说红军渡过了金沙江，自己痛苦得“五中如焚”，没能报委员长“殊恩于万一”，因此无论如何请求“严行议处”。龙云的电报措辞实在虚假，于是让人读来确实能够感到他对红军进入了四川定在暗暗窃喜。
按照常理，中央红军不该滞留在金沙江北岸，因为身后依旧有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但是，中央红军还是停了下来，因为必须停下来开会。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将领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了朱德签署的两封电报。其一：
林、聂、彭、杨、董、李、罗、何、邓、蔡：
甲、我军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上胜利和进入川西的有利条件。现追敌企图渡江跟追，但架桥不易，至少须四五天，西昌来援之敌前进甚缓，并企图从两翼迂回。同时，爆炸会［会理］城亦须十四号始能完成坑道作业。
乙、因此，我野战军以扼阻追敌、打击援敌并爆炸会城之目的和部署，决在会理及其附近停留五天［十五日止］，争取在长期行军后的必要休息与补充，如情况变化，当缩短此停留时间继续北进。
丙、依上述决定，我各兵团应以备战姿势进行部队中尤其新战士的战术教育、队列整理，开干部及连队会议传达战斗任务，检阅工作，加紧扩红、筹款及地方工作等。但牵制部队须加强沿江警戒，攻城部队须加强坑道作业与收买硝药，其他兵团则须以消灭援敌为一切部署中心，不得丝毫懈怠，以实现全部战斗胜利，以便继续夺取西昌而北上。
朱德
十二日
其二：
林、聂、彭、杨：
A、党中央决于今十二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望彭、杨、少奇三人及林、聂赶于今午十四时到铁场。
B、彭、杨不在时，由叶［叶剑英］、袁［袁国平］代理指挥。
C、林、聂不在时，由左［左权］、朱［朱瑞］代理。
朱德
十二号
铁厂是会理城郊的一个小居民点，从地名上看似乎和铁匠铺有关。
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一个草棚子下召开了。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地点，为的是容易对空观察，避免遭到轰炸——想必会理会议召开的时候，从这里可以看见县城方向冒出的滚滚硝烟。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敌情暂时得到了缓解，但是红军内部的不同意见却产生了。
导火索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信的原始内容无从查找，但众多史料都引述了其核心内容：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拐，行军太多，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难道非走弓背不能走弓弦吗？部队已精疲力竭，再这样下去会被拖垮。建议更换前线指挥，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应主持军事大计，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确实极其复杂曲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在敌人重兵追堵的情况下，在生存成为唯一目的的时刻，不可能有时间就每一次行动都对红军部队作出更多的解释，因此极度的疲惫令一些红军官兵产生牢骚可以理解。回首历史，至少不能断言林彪的这封信是在搞阴谋，因为他在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且他在信中直白地提出了彭德怀的名字。
会理会议上，还是张闻天首先发言。他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了林彪对毛泽东军事指挥战略的怀疑。接着，毛泽东在发言中详尽阐述了自四渡赤水开始，中央红军成功地运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摆脱了国民党军队合围和追击的过程。朱德和周恩来在随后的发言中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但是，当彭德怀表示他也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时，毛泽东的语气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他批评红军中有人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产生了动摇情绪。更为严重的是，彭德怀感到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他的，因为毛泽东的话表明他认为林彪是受人鼓动才写了这样一封信。果然，当毛泽东面对林彪时，竟是一番语重心长，他对林彪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这一点不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了国民党的追兵吗？不是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吗？下一步，要研究同四方面军会合。为了实现我们的战略目的，我们多跑一些路，走了一些弓背，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不值得发牢骚讲怪话。天下的事，有时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你想这样，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等你转了一圈回来，事情又办成了。遵义会议后，军事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这一点，不要有怀疑和动摇。一直沉默不语的林彪想替自己辩解一下，毛泽东却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征战岁月里，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任关系。林彪是中国工农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将领，他所带领的第一军团是最能打仗的红军部队之一，与彭德怀率领的第三军团往往是中央红军的前锋部队。林彪给中央写信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已经不止一次了。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给毛泽东写信对红军的前途表示担忧，毛泽东用了整整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多字的回信，这就是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那篇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在那封信的开头，毛泽东写道：“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有些事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贡献给你呢？”在这封信的最后，毛泽东充满深情地告诫林彪的话语后来传遍了整个中国：“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扎西地区时，总结此前战斗失利的原因，大家认为林彪的红一军团没能打下土城和没有顶住川军的攻击，是导致中央红军被迫放弃北渡长江计划的主要原因。林彪作为中央红军主力军团的指挥员，连蒋介石都从来不敢小看他，部队的战斗失利和遭遇同志们的批评令他很是郁闷。接下来，中央红军连续在贵州境内声东击西，红一军团一直处在没日没夜的奔波转战中，甚至曾经一个昼夜奔袭两百里路，林彪的不满情绪更加严重了。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抢渡金沙江，红一军团奉命背离金沙江佯攻昆明，然后又奉命限时返回金沙江边，不少官兵在强度极大的行军中掉队。部队渡过金沙江后，林彪萌生了更换红军前线指挥员的念头。他把自己的想法对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说了，遭到了聂荣臻的反对。多年后，聂荣臻依旧记得他当时对林彪说过的话：
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子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
彭德怀，这个耿直倔强从来不肯低头的硬汉，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只要一回忆起会理会议上发生的事，便会心情沉闷：“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尽管彭德怀并不知道林彪给中央写信的事，但在会上，面对毛泽东的批评他没有辩解——“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
彭德怀与毛泽东首次见面是一九二八年平江起义之后。那时，彭德怀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了井冈山宁冈县，在一间农舍中，他见到了早已听说的那个高个子的红军领袖。毛泽东用彭德怀熟悉的湘潭乡音对他说：“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以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从那时起直至红军转战到会理，他们之间从未有过严重的分歧。然而会理会议以后，毛泽东用一句“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原谅了林彪，但认为是彭德怀鼓动了林彪的阴影始终在毛泽东的心里。彭德怀说：“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同志谈过此事。”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又一次提到会理会议，在场的林彪才表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三十五年后，为了新中国浴血奋战了一生的彭德怀身陷囹圄，他在一份又一份的自述材料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好。”
会理会议进行了两天。
在重大军事决策上，没有出现任何争论。
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向北前进，穿过彝区，抢渡大渡河，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
会理会议召开的时候，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对会理县城的攻击始终没有停止。五月十五日，随着一声巨响，会理城墙终于被红军利用挖地道的办法炸开了一个缺口。但是，由于守城的川军还在大量灌水，爆炸的威力受到了严重减损，城墙坍塌处的缺口不大，虽然红军官兵拼死突击，但是最终仍被川军的火力所封堵。这个夜晚，会理成了一个癫狂之地，枪炮的闪光横贯县城上空，川军点燃的大火将四野照得一片通亮，城墙上的川军大喊大叫如同开了锅一样，刘元瑭甚至把县城里的小学生都动员起来上了城墙跟着喊叫，似乎喊叫得越凶会理县城就越安全。结果，成百上千人的叫喊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震荡夜空。
但是，喊叫了一个晚上，清晨时分，刘元瑭却发现红军没了踪影。
五月十五日，中央红军从会理出发了。
这支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的红军此刻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前进目标：北上，与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就在中央红军从会理出发的第二天，红四方面军在茂县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还在江油的时候，红四方面军破译了蒋介石与川军的通电。从敌人的电报中，张国焘得到了一个令他吃惊的消息：中央红军仅剩不足三万人了。茂县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如何尽快占领有利地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会议决定由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八十八师、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并派出联络部队去寻找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会上引发争论的是关于欢迎中央红军的口号。徐向前不赞同陈昌浩提出的“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尽管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认为中央红军有三十万之众，但至少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已经知道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最后，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张国焘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从此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甘，西通青、新，进一步与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中华苏维埃革命不仅在东南各省更加巩固发展，从此在西北也打下了强固的基础，这便是给帝国主义国民党蒋介石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时也是赤化全西北具体的开始。”宣言表明：“只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西北联邦政府，才是中国和西北民众自己的政府，唯一救中国救西北救穷人的政府。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坚决实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政纲！”宣言最后号召：“全中国工农群众们！各民族穷苦弟兄们！快快起来为中国和本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了民众自己的生路，快快武装参加作战，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誓率红四方面军三十万健儿和你们拼最后的一滴血！”
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日后成为张国焘架空中央的证据之一。
另一个证明张国焘的野心的证据，是他随后以主席名义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布告》：
西北革命的总指挥部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临时政府，遵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命令，于苏共五年五月三十日在红四方面军伟大胜利，西北一万万五千万汉、回、番、蒙、藏、苗、夷劳苦群众热烈斗争和拥护之下正式宣告成立。
本政府自成立日起，坚决率领红四方面军三十万健儿，陕甘红二十六军、陕南红二十五军、川南红九十三军，并团结和领导西北一万万五千万民众配合中央红军六十万西征大军，以钢铁力量贯彻下列主张：
一、联合一切反蒋反帝的力量，工农劳苦民众武装打倒出卖康、藏和西北，出卖中国的卖国汉奸蒋介石、刘湘、胡宗南、邓锡侯和一切卖国的国民党军阀，驱逐帝国主义出四川出中国，收复康、藏，收复东北、华北，保卫西北领土，为救中国救西北血战到底；
二、实行各种保护劳苦群众利益的政策，取消国民党军阀的苛捐杂税，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粮食、衣物、茶叶、布疋、牛、羊，分给穷人和回、番、蒙、藏、苗、夷民众，工人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保护劳动妇女和劳动青年的利益，穷人有吃有穿；
三、实行民族自决权，回、番、蒙、藏、苗、夷各民族得组织自己苏维埃或人民革命政府，各民族一律平等，得各以自己的意志，各族联合起来加入本西北联邦政府，政教分离，信教自由；
四、给广大工农劳苦民众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欢迎革命学生和脱离反动统治的知识分子和专门家到苏维埃政府下边工作，欢迎白色官兵投诚，参加红军分土地，和红军一路去打帝国主义国民党。
本政府号召各地工农和弱小民族的劳苦民众一致武装起来参加作战，为实现这些主张而斗争，实现赤化全川、赤化西北的完全胜利。
本政府是西北一万万五千万工农和回、番、蒙、藏、苗、夷劳苦群众的政府，一切对穷人和弱小民族有好处的事情，本政府誓以全力实行，一切危害和侵犯穷人和弱小民族利益的匪类，本政府坚决消灭之。
特此布告周知。
主席 张国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五月
尽管张国焘自任主席的这个“联邦政府”打着“遵奉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命令”的旗帜，但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批准成立这样一个“联邦政府”——和彻底放弃川陕根据地一样，这是张国焘擅自作出的决定。在中国工农红军两支重要的主力军即将会合之际，张国焘成了政府主席的确令人疑窦丛生。
尽管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中间还横着一条比金沙江更危险的大河，但是，对于经历了太多苦难与艰辛的红军官兵来说，两军会合无异于一个盛大的节日。
红四方面军为迎接中央红军开始大量地筹集物资，并且号召全体官兵每人都要准备一个礼物送给中央红军的官兵。
张国焘给毛泽东准备的礼物是一个“联邦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