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娄山关
一九三五年春，中央红军离开云南东北部荒僻的扎西镇重新进入贵州北部，为摆脱纠缠已久的国民党军的追击而连续进行的游动作战，即使从最苛刻的角度评价，也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
所谓“奇观”，并不是指战争的规模。一九三五年发生在中国的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的武装对抗，如果仅从兵力规模上看，于人类战争史中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就其在以追逐与摆脱为主要内容的作战过程来讲，双方军队的任何一位优秀的军事参谋，都无法在地图上清晰、准确而又完整地标出其密如蛛网的游动路线和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这一作战过程险象迭出而又绝处逢生，山穷水尽而又柳暗花明，悲痛欲绝而又欢喜若狂，极其生动地把残酷的战场作战演绎成了一部战术对抗的精彩大戏——严格地说，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贵州北部的赤水河，是战斗失利后的被迫转移。而在其后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连续在那条大河的两岸来回穿越。且不论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是否神奇，但是之后的每一次渡河，无不令中央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人生经历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就从那个晴朗而又寒冷的早晨开始了。
这一天，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和中央纵队开始从扎西镇向东进发。这是一个让红军官兵心绪复杂的早晨，脚下的路几乎就是十几天前走过的路。为什么一路打过来现在又要回去？红军官兵心中有了挥之不去的困惑，因为无法清楚地了解往回走的理由，也就不能预测未来的前景是什么。
那个早晨，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未来并没有更远的预测，因为眼下中央红军被敌人合围的态势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土城一战后，红军的撤离令川军一鼓作气，一路紧追中央红军而来，始终在北面与中央红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随时准备与试图再次北渡长江的红军决战。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四川省内的川军开始全部向北移动，不但在川南和滇北形成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而且还调来水面舰艇封锁了长江江面。在川军布防兵力不断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谁也无法预料他们是否会主动发起攻击。
二月十四日，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发布命令，要求各路川军继续向停留在扎西附近的中央红军进逼，与滇军、中央军“协同截堵”，“务必拒匪于叙、蔺大道以南”——叙永、古蔺的南边，就是滇北的扎西。此时，国民党军第二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孙渡已命滇军各部队死守滇界，无论如何不能让中央红军进入云南腹地。孙渡所担心的与广西的白崇禧和贵州的王家烈一样：中央红军一旦进入云南，蒋介石的中央军跟着就会进来——
如果共军进入云南，则中央军必跟踪而来，那就会使云南政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在共军未进入云南以前，应尽最大努力去防堵，总以不使共军进入云南为最好。但我们兵力不敷分配，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集中一点则两侧空虚，防堵任务殊不易达成。因此，不能不有共军入境时的打算。若共军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
孙渡的观点深得云南军阀龙云的认同。
土城一战，龙云对滇军没有战绩甚为不满意，觉得与川军相比，滇军令他在委员长那里很没面子。龙云认为，中央红军即使是铁打的，这一次也无法逃脱覆灭的结局了：“共匪在江西时，本属凶悍，各长官印象太深。此次西窜，路经数省，迭被截击，损失已在十之八九，昼夜兼行，为克喘息，纵为铁铸之身，至今亦难久持。”而在这种情况下，滇军依旧“行动迟缓，近于畏匪，每到一地，必拥挤一处，延挨多日”。与川军“以旅或以团独立作战者，已成天渊之别矣”！因此，龙云要求滇军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和决心“奏非常之奇勋”。否则，“若再迟疑犹豫，不特共匪难灭，且将贻笑大方。吾滇人士，不免失望”。受到龙云的严厉指责后，滇军各部队开始向扎西急速推进。
此时，陈兵贵州乌江南岸的薛岳也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电令要求中央军和川军密切协同，“将西窜之匪完全消灭”。为此，薛岳命令国民党中央军各部队“兼程向古蔺前进”。因为红军已经进入了四川和云南，疲于奔命的黔军终于松了一口气。驻扎在桐梓的黔军师长何知重提醒王家烈说，既然红军已经离开了贵州，现在要紧的是赶快恢复地盘，加强对黔境的防守，绝不能让红军再回来。王家烈立即将黔军主力全部调往了黔北——就在中央红军从扎西开始向东移动的时候，川军、滇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正从不同的方向快速向扎西开进。中央红军是否会与国民党军迎面相撞？或者再次被国民党军重兵合围？而要想从合围敌军的缝隙中穿越出去该是怎样的一种险境？
毛泽东还有另一件令他焦灼不安的事：贺子珍临产了。
走在长征队伍中的女红军生产，是一个悲伤的历史话题。
红九军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在红军翻越老山界时临产，孩子在战火中出生后被丢弃在草丛里。共青团书记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经历了相似的苦难。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和长时间的奔波作战，只有七个月身孕的廖似光在红军翻越一座大山时早产了。警卫部队冲上来阻击追击的敌人，廖似光在激烈的枪声中把孩子生下来后，用一件衣服裹上孩子抱起来就跑。她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曾经生过一个女儿，因无法带着孩子通过封锁线去中央苏区，她把孩子送给了上海的一家红十字医院。此刻，廖似光不愿意再一次丢弃自己的骨肉，可是，究竟无法抱着孩子长途转战。当部队遇到第一户人家时，廖似光还是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老乡。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的生产更是险象环生，那时中央纵队正以急行军的速度通过贵州境内的一个山口，二十六岁的陈慧清却要分娩了。她被抬到了路边的一个草棚里，董必武和休养连连长侯政焦急地守候在一边。陈慧清因为难产在剧烈的疼痛中打着滚。枪声越来越近了，董必武对警卫员说：“去，告诉董振堂，这里在生孩子，让他把敌人顶住。”董振堂把三十九团团长吴克华叫来了：“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就给我顶多长时间！”三十九团的红军官兵在距离陈慧清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拼杀中，不断有官兵问：“生了没有？生了没有？”整整两个小时后，孩子出生了。董必武立即命令把已经昏迷的陈慧清抬走，然后他抱着孩子掏出了一张纸——年近五十的老红军董必武在这张纸上用最恳切的话语写道：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写完了，他把字条放进包裹着孩子的衣服里，把孩子轻轻放在了弥漫着硝烟的路边。担负后卫任务的三十九团随即撤离了阻击阵地。当董振堂听到有官兵埋怨说为了一个孩子让一个团打阻击不值得时，这位红军军团长火了，董振堂说：“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
从扎西出发的第四天，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合后的第四次分娩。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孩儿，一九二九年出生在红军第二次攻打福建龙岩的时候。因为部队要撤离，出生仅仅二十天的孩子被托付给了当地的一户老乡。三年之后贺子珍回到那里去找女儿，老乡说孩子早已经不在人世了。一九三二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毛毛在苏区出生，红军军事转移前夕被留给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现在已是音讯全无。在毛毛一岁的时候，他们还有过一个男孩，但是由于早产而夭折。此刻，在路边残破的空房子里，贺子珍在呻吟中不断地念叨着：“第四个……第四个……”天下着雨，格外寒冷，女红军们撑着雨衣为她遮挡寒风和冷雨。贺子珍的生产依旧不顺，在极度的疼痛中，她透过残破的屋顶看见了阴云密布的天空。两个小时后，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儿。警卫员给孩子擦了身子后，用一块土布把孩子包了起来，然后大家都愣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办。沉寂了好一会，贺子珍说：“中央有规定，行军不能带孩子，你们想办法送人吧。她长大了如果参加了革命，会来找我们的……”董必武立即把孩子连同三十块银元一起交给了警卫员和毛泽民的妻子钱希钧。两个人抱着孩子转身就跑，跑出去了好远，才在一座山坡上发现了一户人家。进去一看，里面只有一个年迈的瞎眼老婆婆。四周荒无人烟，只能留在这里了。钱希钧回来小声地对贺子珍说：“是个阿婆，人还面善。”一直没掉眼泪的贺子珍突然号啕大哭。
数十年后，经当地部门的详尽调查，确定当时收留孩子的老人是家住白沙河边的张二婆，老人还给孩子取过一个名字叫王秀珍，孩子在三个月时因身上长毒疮死了。
虽然妻子生孩子的消息会在第一时间被飞报给毛泽东，但是史料中没有毛泽东在得知他的又一个女儿被丢弃在深山里时的记述。
在连续四天的阴雨中，中央红军到达了川黔边界的古蔺县境内。
此时蒋介石的判断是：中央红军依旧在扎西附近徘徊，而且还在寻找北渡长江的可能。
这是中央红军突然东进的行动尚未暴露之前的微妙时刻：此刻北面的川军依旧在向扎西逐渐靠近；西面的滇军由于已经接近了扎西，更加小心翼翼地在试探前行；南面的国民党中央军正不分昼夜向北开进；而在中央红军行军方向的东面，黔军已经在自己地盘里的各个要点驻扎了主力。
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文件一开始就说明当初之所以放弃遵义决定北渡长江，是为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是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进行阻挡，“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文件没有掩饰形势的严峻：“或者是我们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求得休息扩大的机会；或者是我们不能消灭敌人，长期地为敌人追击堵击与截击，而东奔西走，逐渐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文件提醒全体红军官兵，无论哪一种结局“完全决定于我们自己”。那么，怎样实现消灭敌人的目的呢？怎么获得创建新苏区的结果呢？文件接下来的文字可谓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阐述：
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从井冈山起就一直跟随毛泽东作战的红军官兵，对这样的话语再熟悉不过了。即使是在十年之后，壮大起来的共产党武装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最后的大兵团决战时，毛泽东关于战争艺术的阐述依旧是这样的语式：“不预先存着一定要打开某城，一定要歼灭多少敌人的想法，能歼多少算多少。军队疲劳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打仗……增援到了看形势，好了就打，不好了就机动。”
二月十六日这天，距离中央红军最近的川军发现情况似乎有点异样，刘湘赶紧给薛岳打了个电报，电报说：“南窜之匪，经我滇军压迫，有回窜蔺叙之模样。电请薛总指挥，饬驻古蔺部队出击。”虽然川军的情报已经晚了，但是薛岳的回电竟然是：“古蔺附近阵地，职已配备完全，俟其到达，彼劳我逸，可操胜算。”——此时，中央红军从古蔺南侧悄悄越过了薛岳“配备完全”的阻击阵地，已经再一次到达了川黔交界处的赤水河边。
事后证明，在中央红军离开扎西向东移动的七天之内，除了川军发现了红军移动的一丝迹象外，国民党军并没有弄清楚中央红军的行动意图，其各路大军依旧在向扎西方向急速推进。于是，在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之前，其东进的举动已经具备了出其不意的前提。
中央红军近三万官兵经过七天不停顿的行军，终于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的一个缝隙间穿过，走到了包围圈的边缘。现在，红军官兵直接面对的只有让红军打怕了的黔军了。而此时的黔军仍然以为红军远在滇东北而毫无戒备，他们的总司令王家烈正在桐梓忙着家事，因为他母亲的寿辰日眼看就要到了，戏班子的戏码和寿宴的菜谱令他和他的副官们忙得不可开交。
二月十八日，中革军委发布了“为东渡赤水对我军十九日行动部署致各军团”电，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须在明［十九］后两天以最迅速坚决行动确实取得并控制渡河点，架好浮桥，最迟要二十夜及二十一上午全部渡河完毕”。
二渡赤水河的作战行动依旧是两个主力军团担任开路前锋：红一军团为左路，占领太平渡附近渡口；红三军团为右路，占领二郎滩附近渡口；中央纵队在后卫红五军团的掩护下从中间通过。
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二师迅速到达了太平渡，控制了渡口和河岸边的船只，并以一个团抢先渡过赤水河，占领了河东岸贵州境内的高地。接着又派出另一支部队，在土城附近渡过了赤水河，对土城、猿猴的黔军进行侧击，以掩护主力部队渡河。在两支红军部队的攻击下，黔军只是朝天放了几枪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致使红军的工兵部队在相距十公里的太平渡和九溪口两个渡口同时架起了浮桥。
右纵队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十三团。十八日晚十三团抵达了二郎滩渡口。这是一个坐落在川黔两省交界处的繁华小镇，集镇沿着赤水河西岸延伸开来。就在红三军团到达二郎滩渡口的时候，黔军犹国才部的一个团也正向这里急速推进，并占领了河东岸的一个制高点，其一部已经开始向赤水河西岸赶来。对于十三团的红军官兵来讲，争取到先机就是胜利。虽然只找到了三只木船，但红军还是开始了强渡。每只木船最多可容三十人，由于河水水流湍急，船只一个来回很费时间，这让团长彭雪枫万分焦急。好容易渡过去一个营，彭雪枫立即命令占领滩头阵地。突然，不远处传来了枪声，原来向这里开进的黔军和一支闻讯前来助战的游击队顶上了。黔军这才知道二郎滩渡口已经来了红军主力，于是赶紧停下脚步，在山腰上开设了阻击阵地。十三团渡过两个营后，立即对黔军发动了攻击。彭雪枫说：“这是背水一战，又是向上仰攻，不进则败，要勇猛冲锋，坚决把敌人打垮。”两个营的红军官兵鼓足了勇气，迅速展开了攻击队形，以决死的态势向山上的黔军阵地扑了上去。红军的呐喊声刚一响起，黔军没有抵抗丢下阵地就跑了。敌人一跑，红军官兵马上意识到这是黔军，于是大胆地开始追击。黔军为了逃命纷纷从河谷悬崖上往下跳，因摔伤不能动的在一个小山窝里就挤了三四十人。红军官兵不能往下跳，只能绕着山路追下去，弯曲的山路上到处都是黔军丢弃的背包、手榴弹、子弹和枪支。黔军逃跑的时候有脱下军装再跑的习惯，于是黔军的军装也被扔得到处都是。
当晚，二郎滩渡口的浮桥架设完毕，红三军团的后续部队陆续渡河。十九日早晨，渡过河的红三军团主力部队向当面的黔军阵地发起了攻击。防守这个阵地的是昨晚增援而来的黔军的一个团，由副师长魏金荣率领，阵地修建在通往遵义的一个叫把狮坳的山口上。红三军团分兵几路，正面进攻，左右迂回，一支小部队甚至翻越大山，跑到了黔军阵地的后面。魏金荣发现后路已被截断时，立即带着几名卫兵率先逃离了阵地，结果引发了黔军不可收拾的大溃逃。
左纵队的红一军团一部在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后，立即向土城和猿猴发动了进攻。驻守这两个据点的黔军象征性地抵抗了一阵后，就向北撤退到葫市等待增援。驻扎在土城附近的黔军教导师第三旅五团借口没有防守土城的任务，也即刻撤离了。五团二连的书记官许俊陶刚回家过完元宵节，回到部队就赶上了疯狂的溃逃。他混在溃逃的队伍里一离开驻地，就发现自己已经被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红军包围了。营长徐定远从中弹的马上摔下来，在许书记官的搀扶下拼命奔跑，好不容易才逃出红军的火网——“我团损失很大。”许书记官回忆说，“被打死打伤的士兵遍地都是。死的无人掩埋，伤的无人救护，伤亡者的枪弹全被红军缴获了。”
攻打土城的红一军团官兵心情是复杂的。因为十几天前，就是在这里，他们的许多战友付出了生命。占领土城后，他们站在依然能够闻到血腥味的战场上，不禁百感交集。
红一军团扫清了黔军的阻击后，向桐梓的北面直插过去。
同时，红三军团也开始向桐梓的南面疾进。
就在中央红军大规模渡过赤水河的这一天，蒋介石下达了“在赤水河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部署”。部署称：“查朱、毛残部不及万人，粮弹两缺，状极疲敝，毫无战斗能力，经川、滇军压迫……似有回窜入黔模样。我军以集歼该匪于叙、蔺以南，赤水河西，仁怀、毕节以北地区之目的，拟联合各军向匪围剿。”但是，仅仅过了两天，中央红军就快速突破了黔军的防守，从赤水河以西打到了赤水河的东岸。于是，蒋介石的军事部署随即变成了一纸空文。蒋介石在地图前来回巡视，最后勉强得出这样一个推想：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不成，现按原路返回，定是又要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这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份情报，情报称：一、红一军团正向东疾进，各军团也在跟进；二、红军总兵力不详，新兵没有装备且多数逃亡，八军团的番号已经撤销，大约总数在两万多；三、红军不继续向西而向东的原因不详，可能与国军的前堵后追有关；四、红军现在提出的作战要求是“打倒王家烈、打倒周浑元”——这样的情报简直就是一堆废话！
二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到达汉口。此时他已不得不为日益严峻的中日关系而焦虑。他和汪精卫商定了联名向全国发布严禁排日运动的命令，又商量了禁止各报纸、通讯社刊发抵制日货消息的通告。之后，他调整了对中央红军的作战部署：
命川军郭勋祺部三个旅向土城方向追击，“蹑匪尾追，穷匪所至，不灭不止”；
命滇军孙渡部三个旅由扎西向赤水河以西地区推进，“协同川军，觅匪进击”；
命中央军周浑元部沿赤水河两岸，“协同川、滇军寻匪兜剿”；
命川军潘文华部速赴赤水、习水一线，协同黔军“堵匪北窜”。
之前，蒋介石还做了两件他认为比与红军作战更为重要的事。首先是以和共产党武装作战为由，命令四川各路军阀交出地方权力，将四川的一切统治权归属省政府主席刘湘。这是蒋介石和刘湘私下达成的一项协议，即任命刘湘出任省政府主席，刘湘允许中央军进入四川。蒋介石向四川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军事机构，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参谋团”，颇有一点接管或监管四川的架势。在任命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典礼上，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说：长期脱离中央管制的四川是个一塌糊涂的地方，目前积弊有六：一私、二贪、三穷、四毒、五乱、六伪。最后一个“伪”，指的是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境内建立的一块红色根据地就是屡“剿”不灭。蒋介石做的第二件事是：任命云南军阀龙云为“追剿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任命薛岳为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署主任。这个任命使一直受地方军阀指挥的薛岳终于释怀，在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后，他立即着手搜集王家烈在贵州的种种“恶行”，特别是反蒋的“恶行”。
二十一日，在汉口的蒋介石给王家烈发了一封电报，通知他接受薛岳的指挥，同时命令他立即开赴前线。
这一天是王家烈给母亲正式做寿的日子。应该说，在中央红军西去云南扎西的十几天里，王家烈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给他带来巨大灾难的红军终于离开了贵州，现在该轮到四川的刘湘和云南的龙云倒霉了。王家烈很想借给母亲做寿的机会庆祝一番，同时也联络一下贵州各界，准备在地盘分配上再与犹国才他们较量一番。宴会觥筹交错，人声鼎沸。突然，有人一路小跑进来，一直跑到了王家烈的跟前报告说：红军已经回到了贵州！红军打回贵州的消息令来客一哄而散。王家烈独自一人呆坐了很久，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红军要干什么，朱毛红军为什么如此和他过不去。王家烈匆忙回到遵义召集了军事会议，几近绝望的他在会上对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长说：在贵阳，薛岳的中央军掌握了一切，没有咱们的地位了。黔北是咱们起家的地方，保住了这块地盘，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你们两个如果愿意和红军拼死一战，我提供军饷和伙食。王家烈这一次真的动了感情，两个师长忙说：“愿意和总司令共存亡”。
二月二十三日，红一军团到达了习水县新罗坝，红三军团到达了桐梓以西的花秋，红五军团到达了习水附近的良村，红九军团到达了习水附近的碗水，中央纵队到达了吼滩。
当晚，中革军委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对桐梓县城发起攻击。
此时的桐梓基本上是一座空城。黔军在慌乱中调度出了问题，原来驻扎在这里的部队被调往了北面的松坎，城里只留了两个连，说是等待黔军杜德铭旅前来接防。结果杜旅长的部队没有等来，却等来了红军的猛烈进攻。
黔北重镇桐梓就这样再一次被红军占领了。
顷刻间，桐梓县城内写满了红军的标语，路上还立着不少路牌，上面写着：“前面打了土豪！快去分谷子！”
占领桐梓后，红三军团开始向桐梓以南的遵义方向疾行。十三团团长彭雪枫回忆说：红军官兵对第一次占领遵义时的印象太深了，“繁华的街市，热情的群众，鲜红的橘子，柔软的蛋糕”，所有这些记忆无不令官兵们一路上兴致高涨。沿途贫苦的百姓都出来看红军的队伍，每天都有近百名贫苦农民加入红军。
红三军团到达回龙场的时候，毛泽东来了，他号召红军官兵一鼓作气，消灭王家烈和周浑元的主力，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毛泽东说：敌人就像五个手指，咱们要一个一个把他们割掉。怎么割这些指头呢？现在的关键是一面“牵牛”一面“宰猪”。“牵牛”就是派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往北，装成红军的主力，用打了就跑的办法去与川军兜圈子，给敌人造成中央红军主力还要北渡长江的错觉，至少要在桐梓以北把川军牵制三天以上。同时，红军主力大军南下去打遵义，大刀阔斧地去“宰”黔军这头“肥猪”。红军官兵们都被毛泽东的话逗乐了。
毛泽东这个奇异的作战设想，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央红军突然向东二渡赤水，虽然出乎敌人的预料，把敌人甩下了至少四天的路程，但是目前的处境依旧不能乐观：南面，黔军正向桐梓和娄山关方向增援，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正从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北面，国民党中央军上官云相部已从重庆南下，进至綦江、松坎一带，再加上驻守在那里的川军，中央红军很可能会处于敌人的南北夹击中。此时的中央红军必须毫不犹豫地朝着一面的敌人冲上去。但是，往哪一面冲呢？蒋介石的判断有一定的道理：中央红军经过突然机动后，必然会在撕开的缝隙之中，再次尝试向西北方向北渡长江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者向东北方向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两条路红军必选其一。但是，中革军委发布的命令却是：向南，冲过娄山关，再占遵义。
敌我双方的作战命令几乎是同时发布的。
林、聂、彭、杨：
甲、敌情如你们所知。估计守娄山关、黑神庙的柏［柏辉章］、杜［杜肇华］两部可能为黔军第一、第四、第五、第八、十五、十六共六个团或仅一部共三个团，有凭娄山关相机出击，阻我南下，掩护遵义，以待薛敌来援的模样。
乙、我野战军决以一部阻滞四川追敌，主力坚决消灭娄山关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城，以开展战局。我五、九军团主力明二十六日均移官店，其两个后卫团分在温水与新罗坝两处阻滞川敌，并令其在二十九日以前不得使该敌逼近桐梓。
丙、我一、三两军团及干部团统归彭、杨指挥，应于明二十六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坚决消灭之，并乘胜直取遵义，以开赤化黔北的关键。该两军团及干部团明日进攻部署，除照彭、杨二十五日十四时来电外，兹补充指示如次：
A、右翼队第三军团从正面进攻的十三团及预备队干部团，应预计我迂回部队尚未到指定地点攻击时，该敌可能向我出击，反攻桐梓。因此，须预筑工事，准备顽强扼制之，及迂回部队攻击时，则行猛攻。
B、两翼迂回部队所取道路不宜过远，以免延长时间，并须注意到达与攻击时间的配合。
C、两军团在运动及战斗间，三军团向遵义及仁怀方面，一军团向遵义及绥阳方面侦察、警戒。
D、进攻成功后，应乘胜直下遵义，而以清扫战场任务交给干部团，万一今夜或明晨敌退，应行猛追。
E、两军团后方暂在桐梓城，应随战斗之进展转移于遵、桐马路以西适当地点。
F、第一军团教导营应留桐梓城北端，向石牛栏方向游击警戒，向正安方向警戒。军委警备营将于明二十六日十四时到桐梓城任城防。
丁、战斗前政治工作，应使指战员认识此战役为立足赤化黔北之关键，鼓动其拼命争取胜利。
戊、我拟明日十三时前到桐梓城，与你们用无线电联络，娄山关正面部队则用原有电线。
己、彭、杨攻击命令，望告军委。
朱德
二十三时
薛岳关于“向松坎、桐梓‘追剿’中央红军给周浑元、吴奇伟”电：
一、据确报，窜东皇殿之匪约万余，养［二十二］、漾［二十三］两日节节向图书坝、良村、温水方面急窜，有与萧、贺合股模样。
二、我裴［裴昌元］师现配置綦江、松坎之线，严密堵截。
三、周［周浑元］司令官所部谢［谢溥福］、萧［萧致平］两师应速取捷径，兼程向松坎、桐梓线追剿。万［万耀煌］师及何知重部，应速由东皇殿、温水向松坎进剿。万、何两部行进路线，由万副司令官区处之。王［王家烈］司令在遵、桐、绥之部队，应兼程移至桐梓至松坎之线死守，堵匪东窜。吴［吴奇伟］司令所率韩［韩汉英］、唐［唐云山］两师到达遵义后，即配置遵义、桐梓之线策应，均不得任匪漏窜，至干法纪。
两个命令，国民党军是向北推进，红军是向南进攻，两军尘土飞扬相对而来，相遇之处是遵义北面的雄关天堑——娄山关。
二十四日凌晨，红三军团攻打娄山关的突击部队十三团和十二团冒雨从桐梓出发了。三连连长邹方迪带着一个排在一个叫南溪口的地方遇到了几个背煤的人，因为行色可疑邹连长把他们扣留了。红军官兵把煤筐里的煤一倒，倒出了驳壳枪，原来是黔军的侦察兵。经过审问得知，黔军主力到达了板桥，其中两个团已经上了娄山关，杜肇华旅的指挥所在黑神庙，黔军在娄山关关口至黑神庙一线设置了阻击阵地。
晚上，十三团团长彭雪枫给侦察连连长韦杰下达了抢占娄山关山口的任务。侦察连立即开始急行军，一个晚上换了三个向导，二十五日早晨到达了距娄山关约两公里的红花园。在这里，红军官兵看见娄山关左右夹峙的山峰云雾缭绕，一条公路自关口盘旋而下，山下的一个小客店冒出了缕缕炊烟。尖刀班向韦杰连长报告说前面发现几个敌人，韦杰立即命令手枪排化装成国民党军上去把敌人围住。被围住的黔军里有个少校军官，手枪排缴获了他的枪和公文包。一看公文才知道，黔军柏辉章、杜肇华部的四个团已先于中央红军到达了娄山关。韦杰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命令全连火速前进。侦察连很快就和黔军的前卫部队遭遇了，在黔军措手不及地向后退去时，侦察连马上开设了阻击阵地。而这时候，在红军阻击阵地南面的公路上，黔军的大部队密密麻麻地开来了。
突破娄山关的先机已失，只有趁敌未稳强行夺关了。
红三军团的官兵在冷雨中草草吃过午饭，军团长彭德怀下达了夺取娄山关的作战命令。这是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作战命令，是一个令红军官兵没有任何退路的作战命令。彭德怀一反作战常规，令红三军团仅有的四个团全部参加进攻，不留任何一支预备队——扎西整编的时候，红三军团由于连日作战损失严重，取消了师一级的建制，部队缩编成四个团，原来的师长和师政委都当了团长和团政委——现在，以彭雪枫为团长、李干辉为政委的十三团和以谢嵩为团长、钟赤兵为政委的十二团担任正面进攻，以张宗逊为团长、黄克诚为政委的十团和以邓国清为团长、张爱萍为政委的十一团左右迂回。下午四时，彭德怀亲临十三团的阵地，命令在天黑之前务必要拿下娄山关关口。
娄山关，海拔一千四百四十米，向北距桐梓县城十五公里，南接遵义县境，一孔之道，险峻异常。川黔公路盘旋其中，两侧群峰并立，绝壁千仞。关口西侧是主峰，陡峭不可攀登；东侧山峰俨如巨锥，名叫点金山，是控制关口的制高点。
彭雪枫和李干辉一声令下，十三团在细雨中瞬间消失在了关口下的沉沉雾气中。
彭德怀的心一下子绷紧了。
十三团决定由三营先把左侧的一个高地拿下来，然后由一营主攻制高点点金山。三营刚开始攻击，就遭到了黔军第六团杨国舟营的火力拦截。黔军居高临下，用机枪封锁了通向关口的公路，给进攻的红军造成严重杀伤。三营派出了一个连，迂回到黔军阵地的侧翼，突然发起了攻击。黔军两面遭袭，最终无法支持，开始向点金山撤退。三营占领了左侧高地，为攻击点金山建立了一个有利的出击点。随后，一营的进攻开始了。在点金山上阻击的是黔军第十团，他们凭借着险峻的地形和构筑好的坚固工事拼命抵抗，同时也得到了身后黔军火炮的火力支援。一营分为两个梯队向山顶轮番冲击，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最终与黔军形成了僵持局面。眼看天就要黑了，团长彭雪枫焦急万分，他对连长们说，如果最重要的制高点点金山拿不下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娄山关就等于一句空话，咱们十三团决不能给第三军团、给军团长丢脸。
彭雪枫命令一营组织突击队，不惜一切攻下娄山关。一营要求三连承担突击任务，三连连长血脉贲张，大吼一声：“跟我上”！红军官兵跟着一声吼，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们冒着黔军的弹雨在陡峭的山崖上往上攀登，不断有战士中弹坠落，但是三连的吼声一直没有停止，直到吼声沙哑。一排的三名战士充当了开路前锋，他们叼着匕首，背着手榴弹，沿着绝壁的缝隙一点点地向山顶靠近，在他们翻上山顶的那个瞬间，黔军向他们蜂拥而来，三个红军战士背对绝壁投出了一排手榴弹。手榴弹的硝烟还没散尽，三把尖刀寒光凛冽地向敌人刺了过去，随着黔军发出的惨叫，三连向山顶的最后冲锋开始了。前沿的黔军被迫向后压缩，但是整整一个营的黔军又反击上来。三连连长大喊：“咱们没有退路！往前冲击啊！”为冲击山顶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三连再次迎着增援的黔军冲过去。这时候，一营一连、二连和重机枪连也翻上了山顶，四个连的火力向黔军开始了猛烈射击，黔军最终被赶下了山顶。但是，红军立足未稳，黔军第十团在团长宋华轩的督战下，再次向山顶反扑过来。天已经逐渐黑下来，双方在山顶上展开了残酷的搏斗。最后的时刻，红三军团炮兵营把仅有的几发炮弹用在了这个方向，排长张量来不及架设炮架，凭借着娴熟的射击技巧在斜坡上杵击发射，炮弹在黔军中准确地爆炸，黔军出现了撤退的迹象。十三团的官兵乘势发起冲击，点金山主峰被红军占领了。
点金山的后面就是娄山关关口。
身上血迹未干的一营、三营和重机枪连的干部们组成了临时指挥部，紧张地商量着夺取关口的作战方案。最后决定由一营巩固点金山阵地，阻击黔军的反击；三营在重机枪连的掩护下抢关，九连在前，七连、八连跟随。六挺重机枪开始了掩护射击，九连在连长廖九凤的率领下，向退守关口的黔军发动了冲击。他们很快占领了关口一侧的制高点小尖山，接着三个连队分为三个方向一齐向关口冲锋。冲锋中，替代负伤的三营营长指挥战斗的营教导员冲在最前面，黔军的子弹暴雨一样密集，红军官兵看见他们的教导员身体晃了一下，然后栽倒了。
从关口阻击阵地撤退到南部山腰的黔军连续发动了四次反击。红军官兵发现黔军的冲击队伍中有个手提马刀的军官，凡是后退的士兵都会被他砍倒。于是红军官兵挑选了四名射手，寻找时机一齐向这个黔军军官开了火。最后，黔军在发现侧翼出现了迂回的红军之后，从关口阵地全部撤退到了南面的阻击阵地上。
娄山关关口的夜晚冷雨霏霏。
团长彭雪枫率领二营上来了，他们带来了晚饭。
在查看了一营、三营的损失情况后，彭雪枫派出了一支小分队，小分队的任务是点燃火把满山移动，以震慑黔军；同时在公路两侧的悬崖上堆积大量的石头，准备应付黔军的反扑。
彭雪枫对干部们说：“明天定有恶战。”
十三团的红军官兵神情严峻。
晚二十三时，彭德怀决定由十二团代替刚刚结束苦战的十三团担任正面主攻，张宗逊和黄克诚率十团由左侧迂回攻击黑神庙，邓国清和张爱萍率十一团迂回板桥断敌退路，十三团休整后从点金山出发侧击黔军右翼。
当晚，十二团前进到娄山关关口接替十三团，并命令三营把守关口阵地，一营为第二梯队，二营在山腰作为预备队。
二十六日拂晓八时，大雾，黔军向娄山关关口的反击开始了。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和参谋长孔权都在即将迎接苦战的三营。三营营长杨威一直到敌人距自己的枪口只有五米远的地方才下令开火，黔军的第一次冲击很快就被压下去了。这时，带领小部队在西侧准备攀登悬崖给敌人以侧击的参谋长孔权回来了，因为悬崖上林木太密，根本无法锁定目标在哪里。上午十时，黔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军官全部在后用手枪督战，前面的士兵黑压压一片向娄山关关口蜂拥而来。
钟赤兵想起了彭德怀的话：“现在，王家烈到了遵义，薛岳、周浑元和吴奇伟已北渡乌江，必须迅速夺取娄山关，不然中央红军就被合围了。”
三营官兵在黔军冲击最猛烈的时候，迎面而上发动了反冲击。
两股力量瞬间便撞击在了一起。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军号声在瞬间嘹亮地响起，令整个娄山关群峰间缭绕着不绝于耳的号音，红军士兵跟在向前冲去的干部们的身后，端着刺刀或举着马刀呐喊着冲出了掩体，英勇无畏的身躯向着黔军潮水般地推了过去！黔军的冲锋队形霎时间混乱起来，然后就开始顺着公路向深谷中撤退。这时，作为预备队的干部团在上干队队长萧劲光的率领下，也冲到了关口的南面，在连续占领了几个山包后，协同三营把黔军压在了山谷中。
沿着公路追击黔军的三营速度太快了，他们冲在了红三军团所有部队的最前面。黑神庙，黔军指挥部所在地，当三营追击到这里的时候，黔军蒋德铭旅第四团突然从山坳里冲了出来，三营瞬间被压回了几十米，官兵出现了大量的伤亡。十二团团长谢嵩立即命令二营火速增援三营，二营在营长邓克明和教导员谢振华的率领下向黑神庙扑了上去。在冲到黑神庙半山坡的时候，前卫四连指导员丁盛报告说，跟随三营冲击的钟政委负伤了。谢振华说，四连给我冲上去，无论如何要把钟政委抢下来！谢振华一边说一边跟着四连冲上了山坡。在路边的草丛中，他看见了负伤的钟赤兵。一名警卫员和一名参谋正在给他包扎，鲜血从他的左腿往外涌，染红了身下的草丛。警卫员说，包了十层血还是冒。悲痛一下袭击了谢振华。谢振华还记得在中央苏区万年亭战斗中，他在五师十四团任政委，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五师政委陈阿金牺牲，接替陈阿金的新政委就是钟赤兵。钟赤兵深受官兵们的爱戴，他作战时身先士卒，总是冲在最前面，不管什么样的恶仗，战士们跟着他就会生死不顾。谢振华命令六连指导员陈福太立即组织人把钟赤兵抬下战场，然后他举起了驳壳枪：“同志们，跟着我，冲啊！”
黔军在战斗中的表现出乎了红军官兵的预料，以至他们有点怀疑眼前的对手是不是曾经不堪一击的贵州“双枪兵”。
二营越过三营继续向黑神庙冲锋，在接近一个山弯的时候，遇到了黔军严密的火力封锁。营长邓克明和教导员谢振华召集三个连长开会，决定由五连担任突击队。团参谋长孔权挺身而出决定亲自带队。
十二团团长谢嵩率领一营开始了火力掩护，二营五连在弯道中分成三个梯队迎着黔军的射击前行。在突破了几道障碍后，距离黑神庙只剩不到一百米了，可是黔军的又一批增援部队赶到了战场，并且迅速向红军反扑过来。被压在公路两侧的五连利用黔军修筑的掩体顽强抗击。在黔军的连续冲锋中，排长宋福朵、班长王益桥和战士殷福希先后牺牲。五连连长高书官带领机枪班死守前沿，增援上来的四连和六连占领了公路左侧的制高点，以阻击增援的黔军。两军在狭窄的山路上展开了殊死的对抗。五连的伤亡越来越大，副指导员和二排长先后牺牲，团参谋长孔权的子弹打光了，就在他试图在阵地上找子弹的时候，黔军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的胯骨被打碎了。
二十六日下午四时，红三军团各路迂回部队均已到达指定位置，彭德怀随即下达了总攻的命令。正面，十三团、十二团和干部团向被压在黑神庙谷地里的黔军发动了最后的进攻。而这一刻，黔军的背后也响起了枪声，迂回的十团和十一团的攻击也同时开始了。
黔军开始溃散，沿着山间小路向遵义方向逃去。
彭德怀和杨尚昆站在板桥附近的公路上，在他们的身边，蹲着一片被截住并被俘虏的黔军官兵。
娄山关一战，红三军团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因身负重伤被锯掉了一条腿。十二团参谋长孔权负伤后被留在了当地的老乡家，从此没有了任何音信。十几年之后，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黄克诚有一天接到了一封来自遵义的信，信里写道：“老师长，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孔权，打娄山关的那个孔权……”孔权活了下来！在黄克诚的过问下，孔权成为遵义纪念馆的馆长。从此，他年复一年地向来这里参观的人们讲述娄山关战斗，讲述那些至今还游荡在险峻大山中的年轻而勇敢的英魂。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娄山关，硝烟将散，血迹未干，寒风凛冽，林涛怒号。
二十八日傍晚时分，毛泽东随着中央纵队通过了云海苍茫的娄山关。
二十六日晚二十时，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发出了“关于我军乘胜夺取遵义致红一、三军团”电。电报表明：黔军的约六个团已被红军击溃，目前遵义城内空虚，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二十七日前无法到达遵义。因此中央红军各军团须“乘溃敌喘息未定跟踪直下遵义”。
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第三军团于二十七日凌晨发布了攻打遵义的作战命令：十团、十一团向遵义新城、老城攻击；十三团阻击懒板凳方向的来敌。同时，第一军团也发布了作战命令：如第三军团在前面追击，则跟随前进；如第三军团停止追击，则要超过他们继续追击。两个军团作战区域的划分是：以遵义城北的公路为界，路东为第一军团作战区域，路西［含公路］为第三军团作战区域。
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十一团，军团参谋长邓萍跟随先头团前进。中午时分，当他们追击到遵义城北公路边的董公寺、飞来石的时候，与赶来阻击的黔军遭遇，战斗随即爆发。
从娄山关败退下来的黔军第四、第六、第十五团在连夜逃到高坪附近的时候，遇到了军长王家烈和师长柏辉章，他们率领着第一、第五、第八三个团正准备去增援娄山关和黑神庙。当听说娄山关已经失守，红军就要追过来的时候，王家烈和柏辉章甚至都没商量一句，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立即往回跑。沮丧的王家烈心情极其复杂。他知道遵义守不住了，因为薛岳已经掌握了贵州的财权，不但不给黔军发军饷，同时也不让他集中指挥黔军。现在，他能够指挥的部队只有四个团。在遵义的时候，他就对那些恳求他坚守城池的豪绅们说，你们还是各自逃命去吧。但是，当他收到薛岳关于中央军的两个师正在疾驰北进，顷刻就可以到达遵义解围的电报之后，他的心里又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于是他决定固守遵义等待中央军的到来。可是，增援需要时间，至少还要两天。
王家烈和柏辉章跑到距遵义城北约七公里处的十字铺一带停了下来，在公路两侧大约五十米高的山头上仓促建立起防御阵地。
十一团政委张爱萍认为在这里阻击的黔军是一支掩护部队，于是立即率领先头营向阻击的黔军发起了攻击。可是很快，攻击的红军就被黔军强大的火力所阻挡。十一团又投入了两个营再次发动进攻，黔军不但没有动摇，阻击的火力反而更加猛烈了。由于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十一团的两个营开始边打边撤。冲锋时政委张爱萍在最前面，撤退时他走在最后面。张爱萍的身边有个小红军，刚才冲锋的时候，他和他的哥哥并肩向前，但是哥哥中弹倒下了，小红军没有停下来继续向前跑。现在他也走在了十一团的最后，和政委张爱萍在一起。黔军越追越近，喊着：“小赤匪不要跑！你被捉住啦！”小红军提着一支短马枪，回头喊：“你来呀！你捉我呀！”
十一团刚撤出不远，军团主力就到了，十一团立即把攻击改为围歼，两支队伍分别向黔军阵地的两侧迂回，然后发动了进攻。在进攻中，黔军旅长杜肇华和副旅长江荣华负伤。柏辉章发现黔军已经腹背受敌，急忙下令全师撤回遵义城内。
十一团紧追不舍，一直追到遵义城下的一片开阔地前。
这时，黔军第五团已经从鸭溪赶到遵义，黔军在湄潭的部队也在向这里疾进，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十三、第五十九师距离遵义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了。因此，中革军委认为占领遵义的时机稍纵即逝，要求第一、第三军团务必当日拿下遵义城。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久雨初晴，烈日当空。位于前沿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心急如焚。在安排部队休息之后，他带着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参谋长兰国清前出到遵义城墙下的一个隐蔽处观察敌情。邓萍建议先派一个营向前接近城墙，提前隐蔽起来，等主力到达发起总攻时，这个营可以首先冲上去。张爱萍随即向三营下达了潜伏命令，同时派出一个侦察排秘密向前控制要点。在继续观察的时候，三个人突然发现有人在爬城墙，仔细看去，似乎是派上去隐蔽的三营。“哪个叫他们爬城墙，乱搞。”邓萍说，“看看带头的是哪个？”张爱萍在望远镜里看了好一会儿，说：“那个带头爬的好像是七连指导员蔡爱卿。这个家伙，胆子大得很。”三个人正说着，又看见那些人从城墙里爬了出来。不一会儿，三营派来的通信员到了，报告说：“一个连爬进城又爬了出来，都看清楚了，是两层城墙。”邓萍说：“告诉营长，不要回来，也不要爬墙了，就在那里隐蔽，等到天黑，攻击的命令一下，再往前冲。”
城墙上的黔军似乎发现了这里的动静，团参谋长兰国清建议换个地方，但邓萍认为这里视野开阔不肯移动。兰国清的话音刚落没一会儿，城墙那边突然响起了枪声，邓萍身子一歪，倒在了张爱萍的肩膀上。
黔军的子弹射进了邓萍的头颅。
几名战士用担架抬着他急促地向后跑。
他的脸上盖着一块洇满了鲜血的白布。
红军官兵们不肯相信这个事实：参谋长牺牲了。
邓萍，四川富顺人，十八岁加入共青团，十九岁转为共产党党员。同年受党组织的委派，到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五师一团开展兵运工作，结识了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爱国军人彭德怀，成为彭德怀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入党仪式主持人。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邓萍和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一起举行了震惊中国的平江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邓萍任参谋长。一九三二年，二十四岁的邓萍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无数次奔袭，无数次血战，邓萍与彭德怀年复一年荣辱与共，生死与共。
邓萍的遗体被放在一块背风的洼地里。
彭德怀亲自为邓萍洗了脸，给他换上了一身新军衣。
彭德怀凝视着邓萍苍白的面容，这位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红军将领不禁热泪长流。
这天夜里，红三军团向遵义发起了进攻。
彭德怀的命令是：“拿下遵义城，为参谋长报仇！”
十二团、十三团的突击队成立了。几个突击队各带轻机枪一挺和云梯两架，突击队队员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把马刀和五枚手榴弹。晚上九时三十分，突击队队员开始向遵义城墙靠近。二十八日零时三十分，突击队队员悄悄地爬上了城墙，杀死了哨兵后，他们在城墙上吹响了军号。山城遵义又一次在梦中被惊醒。红军官兵们高喊着“为参谋长报仇”冲了进去。黔军没能组织起任何抵抗就丢弃了一切从城南夺门而出，开始了一路狂逃。
遵义城重新被红军占领了。
彭德怀给邓萍买了一口棺材，将他安葬在城外山坡上的一棵沙棠树下，年仅二十七岁的红军参谋长邓萍从此长眠在了遵义城下。
天刚刚亮起来，遵义就再次被各色标语铺满了。大批的红军宣传队队员和民运干部跟着作战部队拥进了城。由于红军曾经在这座县城里住过十几天，因此干部们很快就占据了他们认为应该占据的地方。天主教堂里挤满了伤员，采购人员大规模地采购药品和食品，警卫员们忙着在土豪豪华的住宅里进行安全检查，地方游击队的领导也进城了，他们要求得到武器特别是干部的补充。
王家烈出城的确切时间是二十七日下午三时，那时红军还没有攻城，他的部队还在董公寺一带阻击红军，但是，他已经带着他的手枪队顺着遵义至贵阳的公路往南跑去。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左右，跑到忠庄铺的王家烈见到了国民党中央军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这个从江西一路“追剿”红军到达黔北的中央军将领给王家烈的第一印象是胸有成竹。当王家烈向吴奇伟说他身边现在只有一个团的时候，吴奇伟说：“我带的两个师大约还有一两个小时就到了，任务是反攻遵义。两个师加一个团的兵力对付朱毛足够了。你看仗怎么个打法？”王家烈说中央军应该立即进攻遵义。但是吴奇伟说，既然红军已经占领了遵义，中央军就不用再向北推进了，应该在遵义以南找个地方与他们决战。在王家烈的指点下，吴奇伟和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共同认为：必须先占领老鸦山和红花岗。于是中央军开始了排兵布阵。吴奇伟让王家烈的那个团守住川黔公路以东的几个高地，说是公路以西全归中央军了。
两个人见面后不到两个小时，中央红军的攻击部队就到了。
这是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毛泽东一直期盼的打一场胜仗的时刻出现了。
中央红军自二渡赤水重新进入贵州以来，从黔北的桐梓地区突然南下，突破娄山关继而占领遵义城，打垮了黔军的主力，现在最凶险的敌人就是国民党中央军了。如果按照中革军委的设想，红军要在遵义地区暂时落脚，以拥有一块获得休整喘息之地，那么就必须如同毛泽东说的那样，将国民党各路大军中的一部甚至是几部给予重创——目前是打击吴奇伟的国民党中央军的绝好时机：川军和滇军虽然依旧在向遵义地区压来，但是贵州终究不是他们的地盘，他们并没有强烈的作战积极性，且红五、红九军团正在桐梓以北死死地阻击着川军和滇军。而受到严重打击的黔军目前分散在各地，由于受到薛岳的制约，王家烈已成了没有指挥权的空头司令，黔军部队要恢复战斗力需要相当的时间。那么，在贵州境内，只有国民党中央军是红军的最大威胁了。现在，吴奇伟部的两个师已经孤军深入到红军的眼前，这个战机万分宝贵且稍纵即逝，如果能够在国民党中央军其他各路大军到达之前，彻底把眼前这两个师的敌人吃掉，那么就可以在遵义南部创造一个军事上相对宽松的环境，使中央红军始终被追击的被动局面在一段时间内得到缓解，还可以避免北上的国民党中央军与南下的川军和滇军再次对中央红军形成大军合围的态势。
二十八日零时，中革军委发出了作战命令：“第一、三军团应不顾一切疲劳，马上乘胜南下，坚决猛追该敌。并部署在新站地域与敌决战……这一追击的决战关系全局胜负，无论如何要扩张战果到灭其全部，不得丝毫动摇。”
彭德怀和杨尚昆立即作出了作战部署：十团、十三团在遵义西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十二团担任迂回包抄的任务。
林彪和聂荣臻也命令第一军团各部队在遵义东南修筑工事，等战斗打响之后，一师包抄敌人的后路，二师准备追歼。
同时，第三军团的十一团和第一军团的三团分别南下接敌，采取边打边撤的战术，将吴奇伟的国民党中央军逐渐向北引诱。
接近中午时分，两军相峙于遵义城南的红花岗和老鸦山。
在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战场上，红军多次与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交手，现在两军骤然在贵州的偏僻一角相逢，战场气氛格外异样。
向红三军团十一团红花岗防御阵地进攻的，是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九师韩汉英部。红花岗，主峰九百九十一米，地形险要，是扼守遵义的南大门。十一团首先抢占了红花岗主峰，他们的任务就是死死地阻击，把敌人拖在这里。第五十九师的进攻从一开始就是猛烈的，军官们给每个士兵都发了两块银元，并且在散兵线的后面布满了持枪督战的战场督察队。和黔军不一样的是，国民党中央军的炮火十分密集，并且有飞机的支持。第五十九师的两个营在炮火的掩护下，反复向十一团的阻击阵地冲锋，双方都出现很大的伤亡，尤其是进攻的国民党中央军，担任主攻的两个营“官长伤亡殆尽”。十一团很快就发现敌人出现了动摇，在团长邓国清和政委张爱萍的带领下，红军官兵高举着马刀喊：“不要跑！缴枪就活命！”但是敌人撤退的趋势已经不可遏制。敌一营三连连长宋少华肩膀负伤，他一边组织几个老兵掩护撤退，一边向后奔跑，奔跑中他听见一声大喝：“站住！缴枪不杀！”向他怒吼的是一名腿部中弹正坐在草丛中包扎的红军战士。宋连长愣了一下，随即被追击而来的几个红军扑倒在地。
对红花岗主峰的进攻受阻之后，吴奇伟调整了作战方案，集中兵力向由十团防守的老鸦山阵地发动了进攻。参加进攻的不但有第五十九师，第九十三师唐云山部也投入了战斗。在炮火的轰击和飞机的轰炸下，老鸦山山头上的树木和野草都燃烧了起来，一个整师的国民党兵黑压压地向红军的阵地前沿蠕动而来。十团的官兵连续几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敌人的进攻规模越来越大，一部分敌人已经冲到了主峰上。急了眼的团长张宗逊决定立即发动反击，他让政委黄克诚留在主阵地上，自己和参谋长钟伟剑率领官兵开始了反冲锋。红军官兵反冲锋的主要武器是刺刀，在小小的山头上，双方展开了空前残酷的肉搏战。一次次的肉搏战一直持续到下午三时，团长张宗逊负伤倒下，参谋长钟伟剑牺牲，老鸦山阵地遂被国民党中央军占领。
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如果中央红军在遵义以南的阻击线被突破，不但红一军团向敌人两侧的迂回包围失去了依据，而且中央红军将面临两面受到夹击的处境。更为严重的是，中央红军自突破娄山关以来的所有努力都将毁于一旦。
彭德怀上了最前沿，组织部队夺回失去的老鸦山。十一团三营的两次进攻都失败了。十团的进攻同样受挫，九连在连长黄思沛和指导员丁三的率领下曾经冲上了主峰，但是遭遇到敌人猛烈的反击，九连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退了下来。
朱德也上来了。他在电话里对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王平说：“这是背水一战，如果失败，我们就得到乌江去喝水。”十一团再次组织部队强攻，甚至在加强了一个连的兵力后，进攻依旧没有效果。
双方都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于是无论进攻还是阻击都是决一死战的态势，投入了最后可以使用的最大兵力——重兵对垒，冲突的顶端在一个小小的山包上。战斗进行到这个时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哪怕出现一丝一毫的动摇或者放弃的迹象，都会如同岌岌可危的大堤出现一个小小的裂缝一样，瞬间就会兵败如山倒。
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上。
土城战斗之后，干部团再次出现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
干部团由北向南正面进攻，十一团从左侧助攻。这次进攻，红军所有的机枪都开了火，官兵们不顾一切地蜂拥向前。这时，迂回的红一军团在敌人的后面已经打到了吴奇伟指挥部所在地忠庄铺，而向另一侧迂回的红军也已经突破了黔军的阻击阵地正向纵深发展——王家烈在红军的再次打击下一跑就无影无踪，致使中央红军对吴奇伟部的合围趋势已经形成。
最后时刻，吴奇伟的信心首先动摇了。
红军的枪声离忠庄铺越来越近，突然，吴奇伟命令第九十三师掩护，指挥部立即向南转移。于是，几乎是一瞬间，在前面与红军血拼的第五十九师终于垮了，洪水般地溃退了下去。
战局的突变令彭德怀和林彪几乎同时下达了一个命令：追！
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第一次大规模地追击敌人。
在五里堡第一军团指挥所里，林彪把各师师长、政委和参谋长都找来了。干部们一进到林彪的那间大木板房里，就发现满墙都是地图，于是立即预感到部队要有大行动了。林彪开会的目的就是命令各部队不惜一切地追击：一师沿着公路东侧，向白蜡坎方向追击；二师在公路上追击，最后以乌江为界聚歼。聂荣臻对干部们说：“我们没吃饭，敌人也没吃饭；我们疲劳，敌人比我们更疲劳。追击的成功关系全局，要不顾一切追下去，力求全歼敌人，这个决心不能有丝毫动摇。”有干部请示追击的范围，林彪说：“给我追出一百里。”
一师参谋长耿飚率领二团沿着公路追击。开始的时候部队还比较集中，但是跑着跑着部队就散开了，因为吴奇伟的部队跑得到处都是。二团的一个班追到了一个小镇上，发现跑到这里的敌人正在百姓家抢食物。红军班长当街吹响了哨子，喊：“集合！集合！”敌人果然乖乖地集合了，然后稀里糊涂地被缴了械。二团沿路抓的俘虏太多，其中不少是黔军官兵，不断有战士被留下来看管俘虏。师部特务排的一名小战士追得高兴，竟然一头跑进了敌人的队伍里，细看才知道这是敌人的一个团部。他只好装作系鞋带落在后面，直到把耿飚等来了作了汇报。耿飚说别的先不管，把那个团长抓了再说。结果这个小战士又追了上去，一把把那个团长拉住了，说：“别跑啦，到家啦！”
晚上，二团追上了黔军的一个师部，师部的官兵挤在一座大庙里，横七竖八地睡了一地。红军官兵先把哨兵抓了，哨兵说这伙人里最大的官是一个副师长，于是红军让他带着去找。哨兵在庙里的大供桌上捅了捅一个蒙着大衣睡觉的人，说：“副师长，他们来啦。”副师长翻个身说：“叫他们到树林子里去睡！”红军的一个侦察参谋一把把副师长揪了起来，说：“我们是红军！”谁知这个副师长抡起胳膊给了红军参谋一耳光：“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红军参谋被打得火星直冒，他抽出马刀架在这个副师长的脖子上，然后举起一盏桐油灯说：“你小子好好看清楚老子是谁！”
跑在二师最前面的是五团。五团追到一个叫螺蛳堰的小镇时，把吴奇伟的中央军追上了。当时，吴奇伟的第九十三师一〇七团正在挖工事准备阻击。五团侦察排报告说，封锁公路的是十几挺重机枪，工事也修得十分坚固，挖了好几道壕沟，每条壕沟里都配备了很强的火力，还设置了大量带刺的竹桩。五团决定团长带一营正面攻击，政委指挥二营、三营左右迂回。一营三连在一连、二连的火力掩护下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砍倒竹桩，第二梯队疏通道路，第三梯队掩护。一个多小时后，道路基本疏通了，迂回的部队也已经到位，最后的战斗打响了。一个团对一个团，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中，五团勇猛地向敌人冲上去。在一条壕沟里，红军和三十多名国民党兵展开了肉搏，七连的一个班长连续刺死了两个敌人，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扑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拉响了手榴弹。战斗结束后，除了少数逃脱的国民党兵之外，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十三师一〇七团几乎被全歼。
五团迅速打扫战场，然后进入了螺蛳堰，发现一〇七团做好的饭菜还热着。官兵匆忙吃了饭，然后继续追。在追击的路上，一个当地的农民来给红军报信说，一伙国民党军正住在旁边的村子里。于是五团的两个侦察排全部换上国民党中央军的军装，在那个农民的带领下摸进了村庄。他们先解决了哨兵，然后在一个寺院里把正在睡觉的敌人全部俘虏了。在清点俘虏的时候，报信的农民说，那个穿呢子大衣的长官不在。于是，全村的贫苦青年都出来了，农民们高举着火把，带领红军官兵开始搜查，最后在一户地主家把那个穿呢子大衣的长官捉着了。一问，竟然是被红军歼灭的那个一〇七团的团长。
漆黑的夜色中，吴奇伟的汽车被挤在溃兵之中无法通行，无论卫兵们如何开枪恐吓，就是没有人给他的汽车让路。吴奇伟焦急万分，不断地嘟囔着：“这真是老天安排好了让我死在这里。”最后，他只好放弃汽车，在卫兵的搀扶下，和混乱的部队拥挤在一起，向乌江边逃去。
天蒙蒙亮，终于跑到了乌江边的吴奇伟接到了薛岳的电话，薛岳说增援的第九十师已经开到了乌江南岸。吴奇伟立即命令第九十师渡江阻击，但是他的命令被第九十师师长欧震拒绝了。欧震在电话里对吴奇伟说：“北岸现在兵败如山倒，过江增援十分不利，在南岸稳住阵地才是上策。”吴奇伟一听，一屁股坐在地上痛哭不止，一边哭一边说：“我不过江了，就在这里死了算了。”红军追击部队的杀声已经越来越近，军参谋长吴德泽厉声命令卫兵把吴奇伟拖过乌江。
吴奇伟一过乌江，在南岸还未立稳，即刻命令道：“把浮桥砍断！”
有人提醒他说：“还有不少弟兄在桥上呢。”
吴奇伟说：“砍！”
浮桥被砍断了。
桥上的国民党军随着浮桥的断裂跌入了滚滚乌江。
乌江北岸，在红军的追击下终于跑到了江边的一千八百多名国民党军发现，他们已经跑到了溃逃的尽头。
红一军团二师最先追到乌江边的官兵大约有九百多人，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跑在这九百多名官兵的最前面。
两个年轻的红军将领在乌江岸边蹲了下来，掬起了一捧清凉的江水，洗了一把汗津津的脸。
遵义成了一座欢乐之城。
军委纵队进入遵义之后，电令第五、第九军团扼守娄山关，第一、第三军团开始休整。
在遵义的天主教堂里，中央红军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红军干部们穿上了干净的军衣早早地来到了会场，频繁的行军作战使他们相互难得见面，于是相聚时便显得格外亲切。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同志来了，大家突然静了下来，目光集中在个子瘦高头发很长的毛泽东身上——至少有一两年了，毛泽东这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会上。张闻天首先传达了在扎西会议上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而后宣布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布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同志组成军事指挥小组。
会后，全体干部就地会餐。为了筹备这次会餐，朱德专门派人买了一头两百多斤的肥猪，采购了大量的蔬菜和大量的茅台酒。由于人多，就用脸盆盛菜，酒杯是当地的大泥碗。各军团的干部自由组合，席地而坐，围成圈子，伙食兵们把酒在大泥碗里斟满，然后把大盆的肉和菜端了上来。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们也开始到处敬酒。周恩来海量，端着一只大茶杯到处碰杯而面不改色。朱德拿的是个拇指大的酒杯，碰杯的时候憨厚地微笑着。张闻天书生意气，几杯下来已略显飘逸的醉态。毛泽东不善饮却端了只大泥碗，不喝光碰：“各位劳苦功高！各位劳苦功高！”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有礼貌地互相让着，吃一口菜喝一口酒，但是很快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同志们！干呀！喝个痛快！”于是大家激动地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声说笑。突然，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黄开湘哭了，他想起了在残酷的战斗中牺牲的战友。黄开湘的哭声感染了在场的所有的人，各军团的干部们互相拥抱在一起——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激战中幸存下来，能在那么多的生命离去之后喝上一口庆祝胜利的酒，年轻的红军指挥员们不禁把手里的铁饭盒和大泥碗碰得当当响：“为了战友！为了胜利！”
三月一日，就在吴奇伟在乌江边上哭着说自己不想活了的时候，蒋介石正在武汉为张学良举行宴会。此前，他刚刚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主任，要求武昌行营以“剿匪”、“禁烟”和“推行新生活运动”为三大要务。这时候，有人悄悄走进宴会大厅告诉蒋介石：薛岳部在遵义遭到朱毛红军的重创。紧接着，薛岳“听候处理，自请处分，以求宽恕”的电报到了。蒋介石的心情骤然烦躁起来。
此前，蒋介石已被中日关系出现的危机搞得焦头烂额。日本侵吞中国东北地区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平津各界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而日本方面更是对国民政府派往北平的最高长官何应钦出言不逊，吓得何应钦无论如何不敢去北平办公了。蒋介石大骂何应钦：“怕死就不要穿军装！”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建议“作出处置”以“稳定华北局势”。蒋介石大发脾气：“拿什么处置？抽部队去？你看抽什么部队到华北去和日本顶？共军把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了，拿什么打日本？”
武汉的公务一完，蒋介石就在陈诚和晏道刚的陪同下飞到了重庆。
在川军师长范绍增的公馆里，蒋介石仔细阅读了关于遵义一战的诸多报告。首先是王家烈关于遵义丢失经过的报告，报告不但说“烈亲赴前线”指挥黔军与中央红军进行了“激战”，而且指出遵义失守的根本原因是中央军无能：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
匪有日［二十五日］乘我驻桐蒋［蒋德铭］旅部队奉令推进松坎，及由遵所派接防部队尚未到达之际，攻陷桐城后，复向遵义南进，与杜肇华旅及十五团激战于娄山关、黑神庙一带，达两昼夜。我方伤亡官兵千余员名。感日［二十七日］迫近遵城，复与我第一、第八两团激战于校场坝一带。烈亲赴前线指挥，战斗甚烈。我杜旅长及江副旅长，均负重伤；营、连、排长一时尚难确查；士兵伤亡过半。匪徒伤亡倍我。适吴司令官奇伟率部于感日傍晚至忠庄铺，烈即赴忠庄铺商洽附近剿匪机宜。夜过半，匪攻城益急，城内官兵殉城者极众，至伤亡过半之第一、第六团突围退至附城之马坎，布防于附城之丰乐桥一带。俭［二十八日］晨，吴司令由左翼进剿；烈收集兵力，仅约两营，由右翼进剿。殊匪以大部向我压迫，烈身边护卫士兵使用殆尽，而左翼亦无进展，我宋团长亦负重伤，万团长失踪，连长连副伤亡又复过半，士兵已亡伤殆尽，是以无功。烈冬日［二日］移驻新场附近，收容散部，速加整顿，待命反攻。刻匪一部已到后坝场及新站附近。自遵义至老蒲场及中坪大小道上，均有匪踪。我何［何知重］副总指挥率魏［魏金荣］、李［李成章］等部到大坝场；蒋旅在松坎附近，除令向桐梓、遵义西南地区猛进截击，并令正安蒋［蒋在珍］指挥严密警备，详侦匪情外，烈正集结各部，力行整理，以图报称。至于唐云山师等，冬日始达息烽一带，欧［欧震］、郭［郭思演］、梁［梁华盛］三师驻贵阳，周代总指挥浑元三师在仁怀附近。特闻。
职王家烈叩。冬二于鸭溪本部。
而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第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关于在遵义以南忠庄铺与红军作战的报告，是一个文过饰非的典型。战前部署极其啰嗦，战斗经过却简单扼要，除了描述自己的部队在“赤匪冲击甚烈”的情况下如何“阻匪追击”和“毙匪枕藉”外，还把部队的狼狈溃逃写成了“由于众寡悬殊”而作出的“相机处理”。至于战斗失利的原因，则被列在了“经验”一栏里：
一、以寡敌众，预备队使用无余，无法挽回战果。
二、友军久战饥疲，同置一线，以致波动全局。
三、在外线作战，未行稳扎稳打，又未与各纵队切取联络，遭匪各个击破。
四、我军进取心太急，在敌况不明，远来未定之际，遽行攻击，遭匪主力倾力冲击。
五、各部大行李跟进太近，仓促之际，混乱拥挤，以致影响前线士气。
广西的李宗仁就遵义一战给广东的陈济棠打的电报似乎有点幸灾乐祸：“遵城二十七日夜已失，黔军五、六两团伤亡殆尽。”川军潘文华的电报却说：“匪大部在遵义附近，被我中央军围攻之中。”滇军孙渡对中央军的溃败明知故问，他给周浑元打了一封电报，居然关切地问道：“不知二纵队各师现达何地？”
从黄埔军校延续下来的国民党军的军法是严厉的：“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遵义一战，大军溃败，王家烈、吴奇伟直至薛岳，统统难逃惩治。但是，吴奇伟是薛岳的人，薛岳是陈诚的人，陈诚将尽全力保护这些家伙；而那个家底已经丧失殆尽的王家烈根本不值得大张旗鼓地惩罚了。眼下，蒋介石急于考虑的是中央红军下一步要往哪里走。
中央红军大规模的移动作战，令蒋介石东南西北难以理清头绪。三天之内，蒋介石连续发出了一系列命令：
三月二日，致电中央军周浑元和吴奇伟，命令他们沿乌江南岸“疾进”，“相机再渡乌江北岸”，以堵截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三月三日，致电何键，要求湘军李韫珩部急调第五十三师“兼程向石阡及其以西疾进”，然后“沿乌江扼要布防”。
三月三日，致电入黔各路部队，命令黔军、湘军和中央军在乌江以西、黔巴大道及其以西“数线布防”，“严密守备，坚固防堵”，“阻匪窜渡”。
三月三日，致电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命令以凤江冈、湄潭为目标“寻匪迹所向而击之”。
三月四日，致电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要求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应全部向桐梓推进，并限本月八日前到达”。
因为对红军的作战风格感触颇多，蒋介石不禁对国民党军痛心疾首，他先是致电川军各将领，明确指出了与红军相比国军的致命陋习：
查赤匪行动，飘忽不定，我军剿匪作战，处置贵在神速。各带兵长官，必须身临行间，方能应付机宜。近人常谓剿匪战略，前方反指挥后方，确系洞见症结之论。乃查川中各将领，每每安处后方，前方责任，委诸部属，而所谓将校亦相习成风，层层委托。以致平时则废弛军纪，有事则坐失戎机。
三月六日，蒋介石在致川军将领刘湘和潘文华的电报中，干脆明确要求川军以“朱毛红军”为借鉴：
重庆刘总司令、刘主席、宜宾潘总指挥：
庭密。据报，前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名，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切实遵照上月养巳行［二月二十二日］参战电令，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为要。
蒋中正。鱼午行参战印。
四面八方部署完毕，谆谆教诲也传达完毕，蒋介石给刘湘和薛岳发出了收复遵义的电令：命川军郭勋祺部并指挥现位于桐梓的黔军，限六日集结完毕，即向遵义东北地区进攻；命中央军周浑元部六日集结在枫香园、鸭溪一带，即向遵义西南地区进攻；命中央军吴奇伟部仍在茶山渡至乌江一带防御，另派一部向鸭溪、枫香园与周浑元部联络，准备无论红军向何方移动，“不失时机取直径堵剿”。
蒋介石收复遵义的军事部署立即被中央红军截获了。
正是因为这封电报的截获，引发了后来的一连串事件。
三月五日凌晨三时，中革军委发出的军事命令是：第九军团在桐梓至遵义一线钳制敌人，中央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干部团即日集中于鸭溪附近地域。
当日，毛泽东和朱德到达鸭溪，并以前敌司令员和前敌政治委员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消灭萧［萧致平］、谢［谢溥福］两师的作战部署”。
这是自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以来，毛泽东第一次签署中央红军的作战命令。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离开了遵义，向着与蒋介石预测完全相反的方向开进。拿毛泽东在中革军委会议上的话讲，这叫“声东击西”。毛泽东认为，既然蒋介石依旧判断中央红军要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且决心在遵义地区与中央红军决战，那么，根据“把五个手指一个一个地割掉”的原则，下一步最重要的战略目的就是寻找合适的战场和合适的时机，继续歼灭国民党中央军的一部或几部，使中央红军能够在遵义地区最后落住脚。现在，红军的作战目标已经出现了，这就是顶替受到重创的吴奇伟部从南向北开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和万耀煌部。
中革军委判断向遵义方向扑来的敌军共有周浑元部两个师七个团、万耀煌部一个师六个团以及黔军何知重部一个师三个团。前敌司令部要求中央红军首先消灭周浑元部的萧致平、谢溥福两个师。具体部署为：第一军团及干部团为右路攻击纵队，由北向南突击，其一师需绕到敌人的后方突击，二师迂回侧击，干部团随二师前进。前敌司令部随第一军团司令部前进。第三军团为左路攻击纵队，由南向北进攻，并以一团吸引敌人东进，还应派出小部队迷惑并钳制何知重的黔军。第五军团为总预备队。部署要求各兵团必须于六日“以猛烈动作解决敌萧、谢两师，以便七日继续对万师作战”。
发自鸭溪前敌司令部的作战计划，其制定依据就是红军截获的蒋介石关于收复遵义的作战部署的第二条，即周浑元部六日集中枫香园、鸭溪一带，即向遵义城西南地区进攻。
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出动了，设伏在周浑元进攻的必经之路上。
毛泽东在这个详细的作战部署中把该想到的都想到了，但是，就在这一作战部署被以电报的形式发至中央红军各军团的时候，蒋介石用专用的电报密码给薛岳和周浑元又发出了一封加急电报——在贵州遵义西南方向那个叫鸭溪的小镇里的毛泽东，与在四川重庆豪华的范公馆里的蒋介石，两个人给各自部队发出电报的时间居然都是三月五日晚二十三时——蒋介石在这封加急密电中突然全盘否定了他三日作出的收复遵义的计划，决定贵州境内的所有国民党军“暂取攻势防御”。蒋介石不但要求吴奇伟部不要急于渡过乌江，而且自此要“秘其行动”，待敌情明确后再有动作：“如匪果向西窜，则吴纵队主力用最快行动，星夜兼程，即向黔西西南地区挺进，不得延误片刻；若匪果与我周纵队在枫香园附近接触或对峙时，我吴纵队亦用最速方法，渡江北岸猛进，寻匪侧背围剿之。”蒋介石还要求周浑元部放弃向遵义方向进攻的计划，在鸭溪以南的长干山附近集结并构筑坚固工事：“如匪不敢向我进攻，仍在枫香园附近停止，则我军可逐步前进，先诱其来攻，然后双方夹击之。否则，匪如向黔西窜去，则周纵队亦应取最速行动，向黔西之西北地区兜剿”。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在密电的开头阐述了他对中央红军未来动向的分析：“察其企图，不外以下两种：甲、放弃遵义，仍向西窜，求达其原来目的；乙、先求与我周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事后中央红军的行动表明，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蒋介石的判断已经有了相当的准确性。
三月六日清早，当预定的战场上始终没有出现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的部队时，在鸭溪指挥部里的毛泽东立刻意识到问题复杂了。
这个时候，双方都在观察对方的行动，都在等待对方的主动进攻，然后试图在对方的调动中寻找到打击的破绽。
毛泽东和朱德命令第一、第三军团在遵义、鸭溪至白蜡坎一带徘徊诱敌，希望能够调动起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急躁情绪，诱使他们离开坚固的据点前出到红军眼前。但是，周浑元部在蒋介石和薛岳的一再密令下，不但始终不为红军频繁的调动所迷惑，而且还制定了完整的作战方案：如果红军有向另外任何一个方向大规模运动的迹象，就以迅速的行动追击围歼；如果中央红军主动前来决战，就把红军拖在战场上，等待国民党军各路大军包抄而来。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中央红军反复诱敌没有效果，遵义四周的敌情却已越来越严重了。
蒋介石决心不再和红军比机动，他不允许任何一支部队贸然出击，而是打算在根本不交战的情况下，将红军包围在狭窄的地域内，然后逐渐缩小合围的范围。蒋介石认为，在贫瘠的贵州西北山地里，不但粮食困难，而且陡峭的山势也不利于大部队机动，因此只要稳稳地步步合围，中央红军插翅难逃。
就在中央红军不断徘徊的时候，川军的三个旅和国民党中央军上官云相部的两个师已从桐梓向遵义方向推进；周浑元部则以缓慢移动并层层筑垒的方式，逐渐占领了遵义以西的战略要点仁怀和鲁班场；滇军孙渡部已经进入贵州西部并在逐渐向东压缩；而黔军一部在打鼓新场配合周浑元部拖住红军主力，另一部则驻守在黔北的土城以防红军突然北渡长江；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四个师也已从贵阳动身向遵义方向开进；湘军、桂军和粤军联合在遵义地域的东面和南部设置了防线。
一九三五年三月七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向西移动。
由于遵义四周敌人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中央纵队也撤出了遵义县城。
中央红军的徘徊引发了红军官兵的急躁。三月十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进攻黔军占据的打鼓新场，以打开战场上的僵持局面。
已经到达鸭溪与前敌司令部会合的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了会议，会上除毛泽东之外所有的人都赞同打这一仗。毛泽东反对的理由是：如果按照目前敌军的前进速度，很可能在战斗还没结束的时候，红军就会受到各路敌军的多方侧击，那样就会使红军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站在众人的对立面，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刻，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可以想象那个夜晚毛泽东的心绪是何等的焦虑。但是，他之所以坚决反对在打鼓新场作战，除了作战结果可能不利之外，必是在策划着另外一场战斗——此时，打上一仗是生存的需要，必须从敌人合围的某个方向冲出去，再不动作，就等于等待覆灭。
三月十四日，天亮的时候，前敌司令部发出了战斗命令，要求全体红军官兵“以全部力量和毫不动摇的决心”开始战斗，而战斗攻击的目标却是比黔军防守的打鼓新场更坚固的一个据点——由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八个团坚守的鲁班场。
鲁班场，贵州仁怀县内的一个小集镇，三面环山，只有南面是一片山间开阔地，地形险要，易守难攻。
周浑元部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在鲁班场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等待着红军主动进攻。
十五日下午，红军的进攻开始了。
对于中央红军来讲，攻击坚固阵地的战斗是极其艰难和危险的。
在突破碉堡前面的深壕的战斗中，担任主攻的红一军团三团和六团的官兵迎着敌人密集的子弹前仆后继，虽然攻击在局部地段显出了成效，但是整个战局始终无法突破。红军官兵伤亡多达一千五百人，最后不得不放弃攻占，与周浑元部形成对峙局面。
这种对峙是蒋介石最希望看到的结局，因为此战不但暴露了中央红军主力的位置，造成了红军兵力的严重损失，而且一旦对峙形成，国民党各路大军将飞速合围而来。
危险已经临近。
十六日黄昏，中革军委下达命令：放弃鲁班场，立即向北，“于今十六日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在茅台镇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命令详尽安排了中央红军各军团渡过赤水河的次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军团渡河具体计划的后面都附加着这样一句话：渡河后向西或西北走出二十至三十里“隐蔽休息”。
迅速撤离鲁班场战场的中央红军主力突然掉头向西北方向，于十六日当天便占领了茅台镇。
这个赤水河边的小集镇以出产优质的白酒闻名中外。占领了茅台镇的红军官兵没有侵犯酒厂的酒窖，但还是在当地大土豪的家里搬出了数百坛的茅台酒，然后和全镇的贫苦百姓一起享用，几乎所有官兵的水壶都灌满了茅台酒。红军的野战医院更是忙碌，他们储存了大量的酒以便当作消毒的酒精用，红军小卫生员们忙着用酒给伤员擦伤口，把脏的绷带在酒里浸泡后赶紧晒出去。干部们建议脚肿了的战士用酒洗脚，头上生虱子的用酒洗头。霎时间，茅台镇里酒香四溢。
在茅台渡口渡河的时候，毛泽东不但没有强调部队隐蔽，还问红军官兵们：“看见敌人的飞机了没有？”小红军抢着说：“看见了，狗日的飞得很低，就不怕被咱们打下来！”
这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将沿着旧路向北进入川南，然后再次试图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是，他严厉催促国民党军各部队迅速向黔北和川南地域推进。
吴奇伟部因心有余悸而推进缓慢。十四日十七时，他致电蒋介石说“先遣队到达枫香坝附近，有匪阻我，前进即止”。蒋介石不禁大发雷霆，将薛岳、周浑元、吴奇伟一并斥责道：
梧生［吴奇伟］部到枫香坝后，其主力不得停留片刻，应即向太平场、井坝道路转进。如遇匪后卫拦阻，更应猛力冲击，并设法绕至其后卫两侧，竭力抄袭。若照梧生寒［十四日］酉［十七时］电称，“梁［梁华盛］师先遣队到达枫香坝附近，有匪阻我，前进即止”，此乃为我军之大耻。当此釜底游魂之匪，若再不乘机聚歼，运其智勇，各尽职责，则何颜再立于斯世？希严令遵行！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已经渡过赤水河并在西岸附近隐蔽休息的红军各部队接到了立即疾行的命令：“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限二十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河东岸。”中革军委指出，再渡赤水是“野战军此后行动的严重紧急关头”，“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最后，中革军委命令第一军团派出一个团，继续向西“逼近古蔺方向之敌”，“伪装我主力西进”，但“遂行此任务后”，“限于明晚渡过太平渡”。
中国革命史上最绝妙的一刻到了：刚刚西渡赤水的红军官兵，现在又掉头重新东渡赤水，并且迎着包抄而来的国民党大军，从他们三天前走过的原路又折回去了。这是国民党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因此他们依旧在向北昼夜行军，然后几乎与突然返回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擦肩而过——没有确凿史料表明这个惊人的举动是毛泽东策划已久的，也没有确凿史料证明毛泽东这个异常冒险的想法产生于哪一时刻。也许在发布鲁班场战场命令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把红军三渡、四渡赤水的路线想清楚了——在撤离鲁班场战场开始西渡赤水的时候，毛泽东曾问刘伯承：“咱们第二次渡赤水河时，在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还在不在？”刘伯承立刻明白了毛泽东话里的玄机，他马上派人去赤水河边查看，并且安排部队把河上的浮桥看管起来。
红一军团伪装成主力继续西进的那个团行动极其成功。他们在快要到达古蔺县城的时候，遇到了前来阻击的川军的一个团，红军官兵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把川军打得疯狂逃窜，其士气之凶猛颇有主力部队横扫一切的样子。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更加确信中央红军一定会北渡长江。于是，就在中央红军开始再渡赤水的时候，国民党各路大军依旧在昼夜兼程向川南前进。蒋介石不断地发出催促电报，措辞中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兴奋：“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
至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连同中央纵队在内，全部秘密而迅速地渡过了赤水河，再次进入贵州境内。这是自一月二十九日因土城战斗失利中央红军第一次西渡赤水河之后，红军官兵第四次跨越这条纵贯黔北的大河。
两天后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伪装成红军主力，一部分在长干山，一部分向枫香坝，沿途张贴标语，放火烧山，制造红军大军北上的假象，以吸引敌人继续北进。然后，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各军团发出了迅速南下的命令。
蒋介石偕同夫人宋美龄和一支庞大的随行队伍到达了贵阳。一下飞机，他就发表了一个热情的讲话。基于他对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判断，蒋介石说：“浩浩长江俨如天堑，已经成强弩之末的共军，现在正为寻找渡江的地点而彷徨。”蒋介石亲赴贵阳，是来指挥与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战的。当他听说黔北重镇桐梓现已经没有了驻防部队时，立即写了一封怒火万丈的信，让飞机空投给位于桐梓以北松坎的上官云相：
据飞侦报告：“本日桐梓已无我军，亦无匪踪，而只见土人向遵义逃跑。”此种不遵命令，放弃县城，只图自保生命，殊为军人最大之耻辱。如果以兵单不能两守，则盍不放弃松坎而守县城？不应弃重就轻，乃竟放弃桐梓，此非怕死而何？中［蒋介石］自治兵以来，未有见如此之奇耻，痛心盍极！限令裴［裴昌会］师速于明日恢复桐梓城，并希松坎亦派部队前往桐梓。否则照“连坐法”处治不贷！
蒋介石严令收复黔北重镇桐梓，他哪里知道，此时的中央红军正大举南下，已经抵达了乌江岸边。
在暴风骤雨中首先到达乌江北岸的，是黄永胜为团长、林龙发为政委的红一军团先遣三团。
当地的百姓把这段乌江称为“乌龙江”。两岸绝壁，江水湍急，绝壁上只有一条小路通往一座浮桥，浮桥上的木板已经被抽掉，并且桥头有哨兵巡逻。三团决定强行突击，偷渡不成就强攻。被聂荣臻临时派到三团加强政治工作的萧华作了战前动员，然后三团突击队登上竹筏子开始强渡。竹筏子未到江心就被敌人发现了，突击行动很快失败。接着，三团的第二次强渡又开始了。四只竹筏子，三十名突击队队员，在大雨中勇敢地向对岸冲去。红军官兵冲上了南岸，他们把米袋子系成绳子，抠着悬崖上的石壁缝隙，在风雨中爬上了敌人的阻击阵地，然后迅速控制了浮桥。三团的主力沿着浮桥一边前进一边发起了冲锋，把江对岸国民党军守军和援军的各一个营几乎全歼了。
大雨倾盆，惊雷滚滚。
中央红军和中央纵队前进至乌江边，然后分别从乌江的大塘、江口和梯子岩渡口急促地渡过了乌江。
在大雨中的一棵大树下，毛泽东来到了红一军团二师。干部们撑起雨衣，毛泽东向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询问了部队的情况，然后拿出一张地图，二师的指挥员们惊讶地看见了毛泽东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巨大的弧线：从乌江边向南，穿越贵阳和龙里之间狭窄的缝隙，然后慢慢地弯向西，最后径直向西，从贵州的西南角进入了云南。毛泽东向大雨中的远方望了望，然后对陈光和刘亚楼说：“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年轻的红军指挥员还不能完全理解这条巨大的弧线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对毛泽东最后说的那句话印象深刻：“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敦厚的朱德发火了。原来，走在最后面的干部团一直守卫着浮桥等待第五军团渡江，当他们得知第五军团已从另外一个渡口渡过了乌江之后，立即把浮桥拆了，开始追赶主力。一追就追出二十多公里。追上了之后把拆桥的事情一报告，朱德听了大怒：“岂有此理！罗炳辉的九军团还没过江，谁让你们擅自把桥拆了？回去把桥给我架起来！”陈赓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带着干部团和工兵连就往回跑，二十多公里的路跑完了天已经黑了，谁也没有提出吃饭和休息，所有的人立即开始砍竹架桥，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把浮桥架好。但是，红九军团最终没能赶到乌江。在完成了佯装红军主力的任务之后，罗炳辉所率领的第九军团由于不断遭遇敌人，激烈的周旋令他们始终无法向指定的渡江地点靠近。军情急迫，中革军委只有命令第九军团暂时留在贵州，作为一支特殊的游击部队，另寻机会与主力会合。于是，罗炳辉只好率领部队掉头往回走，红九军团一头扑进了黔北的大山之中。
三月三十一日，蒋介石收到了中央红军已经南渡乌江的报告。报告令蒋介石真的不知所措了。他发出了一个照例充满怒火的电报，斥责防守乌江的吴奇伟部第五十九师三五四团团长黄道南“无耻之极”：
查现在大部股匪，任意窜渡大河巨川。而我防守部队，不能于匪窜渡之际及时制止，或于匪渡河之际击其半渡。甚至匪之主力已经渡过，而我军迄无察觉。军队如此腐败，实所罕见。推其缘故，乃由各级主管官事先不亲身巡查沿河地形，详询渡口，而配置防守部队。及至部队配置后，又不时时察其部下是否尽职，并不将特须注意之守则而授予防守官兵。是上下相率懒慢怠忽，敷衍塞责。股匪强渡，乃至一筹莫展，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军人至此，可谓无耻之极。此次匪由后山附近渡河，在一昼夜以上。而我驻息烽部队之主管官尚无察觉，如此昏昧，何以革命。着将该主管官黄团长道南革职严办，以为昏惰失职者戒，并通令各部知照。此令！
蒋介石企图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但是无论如何还是一头雾水，因为他发现如果按照现在的情报，中央红军至少分成了三股：一股还在黔北，因为桐梓方向说他们正和红军主力作战。一股在东面的清水江上架桥，这个情报是空军提供的，相信不会有错，难道朱毛要往东走，重新去湖南西部与萧、贺会合？另外的一股更令人担心，竟然直接朝着贵阳来了！情报显示的情况太不合乎常理了。毛泽东向来是讲究集中兵力作战的，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可能把主力分散，况且在兵力紧张形势危急的时候，分兵作战乃是兵家大忌。或许，朱毛红军真的走投无路开始分散逃亡了？但是，新的报告到了：在贵阳附近发现了红军！这股红军正向贵阳机场靠拢！
蒋介石立刻在地图前查看他所能指挥的部队目前的位置。他这才发现所有的部队都已被他昼夜兼程调到了黔北，而那个黔北重镇桐梓距离贵阳起码有两百公里。
蒋介石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命令贵阳城防司令王天锡指挥一个宪兵营、两个消防连和四百名警察负责贵阳的城防，责成三天之内要把贵阳周围的碉堡修好，并且组织一个别动队严密警卫要害部门，同时严查城内户口。蒋介石说：“我的性命是小事，贵阳不是遵义，让朱毛占领有碍国际视听。”会后，蒋介石把王天锡留下了。在亲热地谈了几句家常话之后，蒋介石问起了贵阳机场的防卫情况。当王天锡报告说已经在机场附近发现了红军的便衣队时，蒋介石的脸色即刻阴沉起来，问：“有去机场的小路吗？”王天锡答有一条。蒋介石说：“你去准备一下，挑选二十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十二匹好马和两顶轿子，越快越好。”
王天锡走了之后，蒋介石立即给滇军将领孙渡发出了一封特急电报：
孙司令官志舟［龙云］兄：
胜密。
甲、自本日起，匪约六百人，由后山搭浮桥两座，窜渡乌江以南地区，正午匪渡江者已有千数，尚有陆续部队。
乙、望兄部星夜兼程，经黔西限明日到达镇西卫待命。
盼立复。
中正。世申贵参印。
靠近贵阳机场的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那个地方叫霓儿关，红军官兵可以看见贵阳市区的烟囱了。四团官兵在路边的墙上写的标语是：“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
四月五日，从黔西一路向东疾行的孙渡终于到达了贵阳。一路上疲惫至极的滇军抱怨脚都走肿了，中途向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九师借了三辆卡车，装了两个连直接赶往贵阳机场，才算按时完成了蒋介石的命令。孙渡到达贵阳城下的时候，受到了薛岳中央军的阻拦，直到薛岳出面说这是蒋委员长亲自调来的救驾部队，中央军的守城卫兵才让滇军开进城去。
这时，国民党当局的报纸对中央红军的行动展开了各种各样的预测。其中有一条消息说：中央红军现有两万人，平均每天伤亡一千人。还有一条消息说，“匪首”朱德已经被中央军打死了，现在他的士兵正抬着他的尸体行军呢。
朱德说：“这是国民党第十次宣布我死了。”
中央红军并没有进攻贵阳，而是迅速从贵阳郊区穿了过去。
飞到昆明的蒋介石又回到了贵阳，因为贵阳已经没有危险了。于是，他立刻命令孙渡的滇军去追击红军，结果孙渡与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真的交了火，但立即被打得丢盔卸甲。当孙渡把战斗情况向龙云报告之后，龙云立即命令孙渡：“我军若再超过贵阳前进，经费立将断绝。无论何人令赴黔东，均须考虑，不能轻进也。切要！”其实，前几天，龙云已经给孙渡发过密电：“若匪窜过贵阳后，我军应即暂行告一段落，停止前进……若委座有令，饬我军前进时，可将上述各种困难情形迳电婉呈。倘有滞碍，可借后方推托耳。”但是，已经觉得靠上了蒋介石的孙渡对龙云的警告不再复电，龙云只有再三去电要求孙渡停止前进。结果，龙云在贵阳的情报人员向他密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如果在湘军和桂军的压迫下，中央红军依旧不再往东的话，很可能会向西进入云南。这一判断令龙云十分不安：难道在贵州无法立足的中央红军决心要占云南不可？
回到贵阳的蒋介石判断红军已经西去，于是，他在贵阳召开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大会，发表了“剿灭黔匪之要领”的训词，训词对红军的战略战术大加赞赏，令与会者惊愕地感到他们的委员长犹如在进行红军战斗总结：
我看现在土匪唯一的长处，就是惯于运用掩护战术，他只要找到十里或四五里正面的空隙，就可以安全窜过去。他的掩护部队配置得非常之好，例如此次由息烽的西南石洞向东南窜去，而他的掩护部队并不配置在东南方面，却在西南方面离开息烽十五里的底坝，一方面掩护他的主力过去，一方面又对息烽逼近，使我们在息烽的主力五十三师竟被他牵制，以全力来进攻包围他主力所窜反方向的掩护部队，结果他的主力安全向东逃走了。他当时配置在底坝的掩护部队，据我判断，最多不过一二百人，你看他以如此少数的部队，便牵制了我们在息烽的一师多兵力，何等巧妙！
在提出了多达七点的“剿匪”战术，以及多达四点的补充战术之后，蒋介石长篇训词最后的结束语可谓循循善诱：
我历次所下的手令，都是根据我几十年指挥作战所体察研究出来的学问，所写出来的东西，你们不好看过就算了，一定要向部下一般官兵讲解明白，说委员长是怎样告诉我们的。同时，一般长官也一定要将手令带在身边，随时阅读，才能得其精义所在，而有所启发；如到了危难的时候，能拿出来研究，甚可以解救危难或转败为胜。到那时，你且可以问你部下，委员长平时与我们所说的那一句话，你们还记得不记得？这时他们的精神，就可以更加提起来，胆子也可以更加大起来，就更能够勇敢杀敌了。
如有能够“解救危难”的神奇话语，还需众多的战术要点做何？国民党军从江西打到广东，从广东打到湖南，从湖南打到广西，从广西打到贵州，从贵州打到四川，从四川打到云南，从云南再打回贵州，定是没有任何一支部队的官兵将委员长的手令“带在身边”，否则何以一路不见“转败为胜”？
中央红军继续以每天六十公里的速度向西疾进。
没有强大的敌人，没有危急的战事，于是，在红军总政治部的号召下，为了充实损失严重的部队，各军团不断派出工作组努力招收贫苦农民参加红军。红军宣传员只要看见村庄，就跑进去宣传和动员：“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谁愿意参加红军？去跟我们打地主土豪！”第一军团在黔西北盘江渡口边的紫云镇，发现了一个裁缝给国民党军制作的两百套军服，四团全部买下了，并且穿在身上，竟然在后来的路上受到了当地民团的欢迎。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张爱萍的十一团，在江边的白层渡口，张爱萍和当地的民团达成了一个协议：让红军安全通过，红军只渡河不打仗。结果民团甚至给红军提供了渡船。
毛泽东在白层渡口渡过了北盘江。
四月二十五日，中央红军进入了一个叫黄泥河的小集镇。至此中央红军从黔北奔袭南下，现在已经从黔西进入了云南境内。
又进云南了。但这里已不是那个荒无人烟的扎西，这里是云南富裕的中部，如果再向西一步就是云南的腹地昆明了。
红军缴获了优质云腿。官兵不知道怎么吃这种据说很有名的东西，于是就用大铁锅煮。在火腿奇特浓烈的香气中，毛泽东向身后的贵州看了一眼，从中央红军第一次突破乌江算起，红军在贵州整整徘徊了两个月，历尽千难万险之后现在终于走出来了。
至今依旧有人说，如果将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转战路线一一画出将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因为那些路线像是拆乱了的线团难以理出头绪。只是无论如何对于进入云南境内的中央红军来讲，生死仅在一瞬间的时刻已经成为历史了。
初春的云贵高原，树木葱茏，野杜鹃漫山怒放。
正是黄昏，残阳如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