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节

不久,另一个庄里插队的同学来串,说起他们那儿遭了雹灾。麦子全打烂在山里,老乡们拿着笤帚、簸箕上山去,把混了麦粒的黄土撮起来,一点一点地簸;娃娃们在黄土里一颗一颗地捡。不少婆姨簸着簸着哭倒在山坡上。我们听得肃然又惊然。

“国家会给救济粮吧?”

“给哩。给不闹①。”

“能给多少?”

“球不弹,”老乡说:“要饭去呀!”

“要饭去?”

“不了咋介?饿死去?”

这言论可算反动。不过那是北京的习惯,在我们那儿行不通。

我们那儿的规矩是,出去赚钱要绑一绳,出去要饭可以随便,方圆几千里内保证没有外国人。西哈努克来过一回延安,据说那几天延安街头没有要饭的。要饭多在冬天,一来闲下无事,二来窑里剩的几斗粮要留到春天吃,否则农忙时靠什么来转换成牛一样的力气呢?有时是一个人,拖一根木棍,提一个布袋,木棍随时指向身后称职的狗。

有时是一家人,男人喊一声:“打发上个儿!”婆姨牵定娃娃站在男人身后。挨家挨户地要,只要给,无论多少都满意。给的人体会要的人难,要的人看出给的人距自己也只差一步。

刚到清平湾时,我们还信奉着“在我们国家,要饭者必为好吃懒做之徒”的理论。茫茫大雪中,走来一个拖着木棍的人。村里的狗叫起来。那人走到我们灶房前,喊:“打发上个儿!”那人长得挺魁伟。

“你干嘛不好好劳动?”徐悦悦先去质问那人。

“什嘛介?”那人没听懂,声音很和气,以为是在和他商量一件什么事。

“不劳动者不得食!”沈梦苹说。

那人愈茫然,怔怔地站着,才发现这群人的语言和穿戴都奇异。

“你身体这么好还要饭哪?”

“你是什么农?”

“打发上个儿,”那人低声说。他既不懂我们的话,又不知道再该说什么。

明娃妈走到那人跟前,给了他一块干粮,说:“这些才从北京来,解不开咱这搭儿的事。”

那人拖着木棍走了,不时惶惑地回头来望。

冬天,我们熟悉的人中也有出去要饭的了。我们知道那些人实在都是干活不惜力的好受苦人。清平湾虽没遭雹子打,但公粮收得太多,年昔欠下的公购粮又要补上。年昔我们庄也是因为遭了灾,公购粮卖得不够指标。指标年年长,因为年年都有“一派大好形势”。要饭都是跑出几百里地去要,怕在熟人跟前脸面上不光彩,又以为越远的地方生活会越好些。翻山越岭,走雪地,顶寒风,住冷窑,那绝不是好吃懒做的人能受的。

冬天,我回到北京。母亲乐得不行,继而又落泪。我把一年的所见所闻向来看我的人讲个不停,自我感觉像个历险归来的英雄。听的人都惊讶,都感动,都叹气,最后又都认为我长大了。白天,剩我一个人在家,站在阳台上,看见上班的人潮,看见下班的车流,看见退休的老人带着孙子在冬阳下散步,心想天底下确乎不只有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