疤子那年三十七岁，看上去象有五十。疤子是不大会发愁的人，或者也会，只是旁人看不出。他生来好像只为做两件事，一是受苦，一是抽烟，两件事都做得愉快。担粪上山，众人的筐更象盘子，疤子的筐却如一对坛子。他光记得力气用不完，却忘了多出力要多吃饭，窑里的粮却有限。明娃妈骂他“憨脑”，他坐在碾盘上“咝咝”地抽烟，仿佛研究烟的道理。明娃妈三十五。这年龄要在北京，尚可飘飘扬扬地穿一身连衣裙。明娃妈已经有了七个儿子。山沟里生孩子，随便找把剪子就把脐带剪断，死亡率很高。明娃妈倒是生了七个就活了七个。除去明娃，个个都活蹦蹦的，结实着哩。冬天的早晨，雪刚停，五元儿、六元儿站在窑前撒尿，光着屁股在雪地里跳，在雪地里嚷，在雪地上尿出一排排小洞。晚上，一条炕上睡一排，一个比一个短二截，横盖一条被。这时候明娃妈就坐到炕里去，开始纺线或者织布。油灯又跳又摇，冒着黑烟。疤子或者一心抽烟，或者边抽烟边响起鼾声。
“人说黑市上粮价涨了，”明娃妈说。那时私人卖粮是犯法的事。“噢，”疤子应道，停了鼾声。“卖上几升玉米吧。”
“噫，窑里吃甚？”
“卖了玉米换些红薯回来。”明娃妈盘算，这就又能余下些钱。明娃睡不着了，又为自己只挣七分工心焦，起身到我们窑里来。袁小彬和金涛正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事在喊，我和李卓也不时参加进去。那时我开始想些正经事了。小彬一上手就读《资本论》。
我和李卓想，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或许更实用。
仲伟每晚都拉小提琴，偶尔给我们评判一下谁说的更合逻辑，然后吱吱嘎嘎地拉，每日都不见长进。明娃却如一首梦幻曲，无声地在灶火前坐下，无声地往灶膛里添柴，瘦削的脸上光剩了眼睛，火光在那儿闪亮，又在那儿熄灭。
半夜起来出去撒尿，还听见明娃妈的织布机声，看见窗纸上印着她的影子，头发垂在脸边顾不上拢。
在她手里，你看不出有什么东西需要花钱买。线，自己纺的；布，自己织的；鞋和衣裳都是自己做；油，自己出，把麻籽儿炒了，再放大锅里熬，慢慢的麻楂沉下去，青亮亮的麻油浮上来；酱也是自己酿，用麦麸，或者也加些黑豆。单是买些盐。还要买些颜料，把织好的布染黑。钱都抬起，钢鏰变票票，小票票变大票票。明娃妈有一桩要用钱的事：去给明娃把病治了，县上不行上延安，再不行去西安，去北京。明娃已经问下婆姨，那女子是三十里外赵家河人。
“咋看到了北京什么病治不了！”明娃妈跟明娃说。在她想来，北京还有治不了的病么。
“治罢病，咱也去天安门看一回。”她故意说得轻松，怕明娃心疼钱。
明娃坐在窑前的磨盘上化玉米，不言传。化玉米就是把玉米粒从玉米棒上搓下来。
明娃妈在纳鞋底，把麻线扯得力嗤啦啦响。
“不要叫我大炭窑上去，”明娃忽然说。
明娃妈愣一下，继续纳鞋底，只是眼角的皱纹又散成一道道白痕。
“不要叫去。”
明娃妈不搭话。
“不要叫去！”
不去又怎么办？明娃妈停下手里的事。卖猪、卖鸡蛋、卖青油，直能卖多少？治病的钱多会儿能攒够？母亲望着儿子。她有七个儿子，不因为有七个，就对其中的一个爱得轻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