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
在文学史上，西方经典文学中那种决绝、酷烈、紧攥不放，横下一条心进行到底的自审模式，在《神曲》、莎士比亚悲剧、《浮士德》，卡夫卡、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中曾达到极致，扣人心弦，改变了许许多多的读者的人生观。然而今天在中国，就在我们当中，一位文学的奇才再一次用自身的独一无二的体验刷新了西方经典文本的自审模式，为世界的纯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张小波这篇6万字的中篇，以罕见的黑暗的冲动，底气十足、出人意料的浓密的想象力，不可思议的、近似本能的潜在推理，在文学核心的地基上，营造了一座奇诡的，东方风味的建筑物。作为他的同道，我深深地懂得这种稀有的才华是多么的宝贵，并以能用此文来解读他的作品而感到自豪。
《法院》是什么呢？他是为救赎而从潜意识开始的自由之旅；是以“事实”（真理的代称）为目标不断突进，而将暗无天日的溃败直接当作唯一的精神生活，并从中诞生自由体验的奇特文本；是以画地为牢，自我监禁的方式来起飞，越过鸿沟，达到精神彼岸的成功尝试；也是于虚无中用意念发光的特异功能的精彩展示。他，是由世纪末的浑沌和黑暗催生的，扎根于人性深处的阴柔之花——其养料来自西方，却呈现着东方的神韵。他也是一种特殊的心灵召唤，以我们久违了的神秘、陌生，诱惑而又似曾耳熟的声音，将我们读者带入“生理写作”的充满魅力的幻境，去领略为救赎而进行创造的风景，那来自源头的生命风景。
在西方，卡夫卡曾以一篇《审判》对现代人的生存处境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描绘，其深不可测的笔力，其水晶般的透明度，令后来的多少文学家黯然失色。但张小波的《法庭》，事实上已完全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审判》的姊妹篇。这篇作品不但具有前者的种种长处，而且在一个最根本，最关键的方面发展了卡夫卡的文学，超出了《审判》所达到的深度，将我们现代读者对于自身，对于祖先遗产的思考和冥想带入了一个新的维度。也许是虔诚地接受了西方文学的洗礼之后，作为东方古国的作家的优势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张小波的《法庭》在对于人性的反省方面，将《审判》中的那种严厉的、全盘否定的感知方式进一步拓展，使之演化成了更为深邃的体认，更为惊险的整合，更具自我意识的，与陈腐现实反其道而行之的突进。人的幻想在这种感知方式中得到了大解放，决堤的洪水朝着冥冥之中的目标滚滚而去。一个幻象接一个幻象，既肆无忌惮，又像是天意安排，类似于音乐对于最高真实的表达。而这一点，大概属于这位东方作家的专利权。我将其称之为新“天人合一”，以区分于古老的扼杀精神的“天人合一”人生观。确实，在这样的杰作中，你会感到东方人那种无与伦比的忍耐力，以及通过冥想将苦难和剧痛直接变为精神游戏的巫术般的本能。只有在遍地巫风的国度里诞生的艺术家才会具有这种本能，千年的压抑与千年的祖先记忆在世纪的文化大碰撞中产生了质变。在先辈艺术家卡夫卡彻底否定的终点，张小波开始了他的穿透死亡之旅，从虚无的、类似于“死”的生活中产生意义，并将这意义当作最高的人生真谛，也就是——在彻底的否定的氛围中通过对于虚无的冥想来重新发明仅仅属于自己的精神生活。
除了以上的成就之外，作家还有另一个最大的成就，这就是在带领读者进入幻境的同时，使先辈的文学遗产在文本中得以生动的再现，使那些伟大的作家在人类共同的冥界得以重逢。于是历史的脉络在这个故事中又一次显现。敏感的读者会由此通道进入那条秘密的河流，将唯一属于我们人类的崇高的风景尽情地领略，使身心得到净化。作家对于先辈精神的领悟是极为独特的，那不是被动的“领悟”，而是直接加入演出，以自身充沛的创造力将那个存在了千万年的古老主题进行从未有过的开拓和演绎。
精神是有遗传性的，作家也不例外。但是这种遗传十分古怪，如果一个人意识（自觉或不太自觉地）不到那种基因，他就得不到那种遗传。张小波是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作家，他对于自我的挖掘是很深的。因为这种业已形成的习惯，他在下意识的黑暗领域里实际上每天都在与大师对话，这种天赋使得他一开口就能说出真正的寓言，并且是仅仅属于他个人的寓言。正如那些大师的文本一样，精神饥渴的读者也可以从《法庭》这样的文本中找到自己急需的东西，并顺着他的冥想思路去领略那些同质的创造，从整体上去把握人性结构的轮廓。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读者本人也得开掘自身隐藏着的可能性，用反复阅读文本的操练来促使自我意识的产生。《法庭》正是适合于读者进行这种操练的最优秀的文本。
有一位为病人治疗痔疮的名医，于某一天被一名女患者所敲诈，之后又被逮捕，被拘留，从此开始了与法庭打交道的恶梦般的生活，而最后又被莫名其妙地释放了。这是故事的梗概。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有极小一部分作家，他们不使用大众所习惯了的语言，他们也不讲述人人都听得懂的、表层生活的世俗故事，他们另有所图。张小波便是这类作家中的一员。一开始阅读我就为这篇作品那奇特的语感所吸引，我想，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会不会在讲述的过程中因为底气不足而“露馅”呢？通过反复的阅读，从模糊到渐渐明晰，一个发光的结构终于在脑海里显现出来。现在回忆起来，这个故事是如此的完美，切入的层次是如此的深，直抵人性的核心，而语言的运用又是如此流畅，充满了活力，无懈可击，丝毫不亚于那些经典的阅读给我带来的震惊。
踏上自由旅途之前的这位有点古怪的医生，其内心已经具备了成为自由人的基本条件，即，理想主义的人生观——这从他的职业与他敬业的态度上便已体现出来；自我分析的习惯；某种特异的冥想的能力——二十米开外便能看出人身上的疾患。然而真正的自由是一场非常残酷的生死搏斗，即使一个人具备了条件，他也得依仗于某个“陷阱”才会真正开始那种恐怖的体验历程。医生的陷阱正好出现在他所虔诚对待的职业上，一位女病人诬告他进行性骚扰，他被逮捕，对他的起诉开始了。
医生的意识处在暧昧的朦胧之中。从表面的意识出发，他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冤枉，觉得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意外，一个错误，法庭应该倾听他的抗议。然而就像鬼使神差一般，他在下意识里无缘无故地兴奋起来，竟如同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一般，开始向自己的对头——法官侃侃而谈，像是倾诉衷肠，又像利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揭对方的老底、威胁对方。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相互关系呢？如果我们将起诉看作人的潜意识的觉醒，将检察官和法官看作人对自我的自觉的制裁，这桩公案便可以从人性的根本的分析上来解释了。医生的兴奋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个陷阱，这场同法庭的遭遇，实际上是他长久的渴望和追求的结果。此前，他表面看上去事业成功，生活如意，然而私下里他却过着一种阴暗的，不自由的生活。他看不到他的生活在深层次上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他不满意已有的生活；他要过一种本质的生活，他在为这种生活聚集能量；终于有一天，这种能量以“陷阱”的形式爆发了。
“法官在告别人世时会发现，他这一生中无所依托，其实只是从一个梦过渡到另一个梦；在一路上他感觉自己是被一个幽灵吮吸空了的……不能到达情人嘴唇的吻，他甚至连哭泣的力量都没有被给予过。法官是一个没有痛觉的人……一个坐在轮椅上日夜构思自己如何纡尊降贵、和大地亲近的人……”（46页）
医生在此分析的法官的处境便是他自己的生存状况——他被无名的痛苦折磨着，他自视是如此的高，却看不见生活中的意义，因为他没法进入世俗，没法同自己的肉体达成妥协。也就是说，他心里有一个法，只不过还未启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庭又是他唯一的救赎，这场致命的官司将最终将他拯救。“陷阱”不正是他虔诚盼望的东西吗？这个前期过程同《审判》中的K却并不一样。在此，《法庭》的主人公显得更具有主动性和阴险的谋略，他甚至在戴着手铐的情形下也在图谋击垮对方的防线，他总是咄咄逼人的。
时代在变化，生存的紧迫性比90年前卡夫卡创作《审判》时，更为加剧了。所以艺术家在对付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方法也在发展着。张小波正是那种抓紧每分每秒去生存，丝毫不放松那根命运之弦，不但处处走极端，简直是将死亡体验当作了惟一的生存养料，像空气和水一样一刻都离不了的艺术家。人需要什么样的活力与本能才能做到这一点啊。而当他竭尽全力这样做的时刻，那种最深层次上的幽默的人生观便成了他的法宝，正是这种奇妙的幽默使他能将人性中势不两立的两个部分统一起来，勇往直前地继续他的追求。
法官甚至忘记了自己尚未退庭，越笑越无法停顿，以至眼泪都流出来了。（68页）
椅子也翻倒在我身上。这时候我显然还没来得及进入现实，也就不感到疼痛。法官指着我大笑不止，他忘记了自己还有一只手在书记员白皙的脖子上。她也吱吱地笑着，但我看出来，她并不是从我身上取乐子，只是内心的颤抖用错了表现形式罢了。她的眼睛里正闪着泪花……（79页）
我有时使劲儿嗅自己身上的这种气味，有时也会厌恶它，想变成另一个人。但是，放眼一看，你准备变成谁呢？不管如何，不管我先前有些什么感触，现在，拿在我手里的这张起诉书，却总使我显得没有主意，伤心，叹气，向自己微笑或作鬼脸……你瞧我这个一直不肯适应新环境的豚鼠儿！（86页）
这一类的精彩描述在文中比比皆是。一名中国现代艺术家在自由的旅途中，其行为的基调呈现出这种具有无限韧性的幽默——幽默到死。人在幽默中释放情感，升华理念，绝处逢生。在这里，幽默就是自由的冥想，幽默也是飞越鸿沟的翅膀。张小波这种从根源处生发的幽默在中国文坛上标出的高度是难以企及的，它来自一种天生具有高度哲理感悟的大脑。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是没有这种基因的，张小波不仅仅继承了西方经典文学中的这个基因，而且将其发展成一种东方式的冥想。这也是东方人在精神领域中所树立的独特形象。
通过冥想让肉体消失，进入一种抽空了具体性、世俗性的抽象的“故事”，并在那种故事中达到对外部险恶处境的遗忘，用意念来破除桎梏，这是同法庭晤面之后的医生一直在做的事，这种行为其实质便是体验自由。
起初我并不是很适应，还有些艰涩，要用一块无形的橡皮擦来擦去，涂改，修饰。但终于越来越情不自禁。一个安装义肢的人在幻肢感消失后开始在大地行走。……我完成了一章又一章，近九十天的时间里我没遭到监禁。因为我只是罗贝尔·L。（71页）
医生一旦同法庭谋面，其自我意识便空前高涨起来。整个的自由旅途实际上都是由这些冥想构成，而他本人，明显地是越来越自觉、越来越自由了。不过自觉与自由的前提并不是自明的，反而是莫测的，蒙昧的，每一次重新向前迈进都要依仗于体内的原始冲力朝某个隐约中感到的方向去突围。这种逼死人的自由属于极为强悍的心灵。
由冥想获得的整合的能力在被告与法庭的直接关系中也不断体现出来。被告的对手是法官和检察官，但他们的旁边总是有一位第三者——书记员或实习生。在法官或检察官那滔滔的雄辩将被告打垮之后，这位书记员或这位实习生便来同被告调情，其实也就是向被告暗示，法庭与被告有着共同的利益，双方正在合谋一桩救赎的阴谋，一切都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竖耳倾听对方的脉搏，将猜测与冥想进行到底，一旦发现法律的缺口便立即实行突围……书记员或实习生既是引诱者又是法律的使者，他（她）使得冷冰冰的法律也具有了人情味。不过被告在他（她）的引诱下并不能得到解脱，解脱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他们只希望被告奋力挣扎，将冥想发挥得更为极致，将故事编得更为精彩，他们同他们的法官或检察官一样，深深地懂得被告只有在那种瞬间才是真正自由的，所以他们大家努力地促成这种自由。这也是法律缺口的作用——诱使人突围。被告敏捷地接收了暗示，他说：
“眼下，与渴望开释相比，我更向往法庭。不管怎么说你不能讲一条无家可归到处乞食的狗是自由的，狗没有个体意志可言；你要承认，惟有法庭是为被告开设的，是他的场所……”（84页）
表面的对立成了黑暗中的合谋，这是什么样的奇观啊。张小波的整合的感悟方式属于我们，但如果我们不拿自己开刀，不像他一样进行外科手术似的解剖，他那独一无二的思路便会将我们排斥在外。这从多年来这个作家在文坛的命运就可以看出来。天才默默地产生，并没有人真正认清他的意义。
确实，这位作家在解剖自我时的冷酷，在自我分析的推理中的镇静、耐力和坚韧，在文学史上都是少见的。
……一个守役用手捂住我的伤口，但血还是不断地渗出，搞得我满脸都是。气味像乙醚那样刺激——“为了使你的血更甜，平时请多吃点糖。”一个魔鬼这样告诉少女——血把一个守役的制服搞得一塌糊涂。
……我躺在地上，血腥味儿引来无数只苍蝇，落在我头部、脸上……我一点也不愿赶它们走。（74、75页）
用头撞开地狱之门之后，医生要尝自己的血，他沉浸于嗜血的意境，他的思维在这种极致的意境里如火焰般上升。接下去就得进行那种凡人难以想象的推理了。医生的推理是一些隐匿的，连他自己也未见得意识到了的线条，所有的线索都导向无法抵达的“事实”，明知抓不住事实，却还要凭一股蛮力向其发起冲刺。
罗利之死，质言之，是他的非凡痛苦的心灵与消失的无法重现的全部事实的一次根本性调和，他为后来的人类赎尽了羞愧。（83页）
艺术家的逻辑就是通向死的体验的逻辑，通过这种体验来解决心中的致命矛盾。而这里的所谓编故事，属于“生理写作”的范畴。因为是生理写作，推理也就成了古老本能的再现，即，只要执着于“死”的意境中，推理便可以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张小波的例子验证了先辈经典作家的见解：生理写作是最高级的写作；谁将这种返祖的特异功能保持得最好，谁就能成功地展示核心的结构。
……我在换取另一个人（恐怕是一个已不在人世的人）的梦魇般的灵魂。我一点点地进入罗贝尔·L，文明不同类型的相互拒斥，对恐怖、苦难、屠杀、权力和荣誉，被黑暗所消溶的性欲……的不同体验理解，他性格上的倨傲，所有这些，使我有时候不得不退回来，有时候不得不瘫坐在地板上气喘吁吁，大汗滂沱。我通过一个恶梦、一匹马、一次疟疾……改变着自己，削弱自己。忘却自己；像“请碟仙”那样，我的嘴开始默诵出《人类》的开头部分……（70、71页）
这就是那种类似巫术的作业。推理的线条极为隐晦，一旦被揭示，却发现是铁的逻辑。所以可以肯定，这样的小说不是用大脑“想”出来的，不论深层的逻辑多么严密，那也是集体潜意识在特异个体身上的体现。一个作家的虔诚，是启动潜意识宝藏，发展遗传基因的根本。象张小波这样不要任何依托地凭空讲述，说出的任何句子都只能属于诗的范畴，因为这是从地狱深处酝酿的故事，是彻底的“否”之后，如《浮士德》中的荷蒙库路斯那样纯粹的结晶物。所以难怪在医生那临终的眼里，连巴黎也是一堆纯物质性的东西，比糟粕也不如的东西。（71页）
文明的伪装溃散了，本质的结构从废墟中显现。这一切都是在自由的冥想之中达到的。
那么，艺术家为什么非要通过一个这样极端的故事救赎自己呢？他借主人公的口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是因为恐惧，因为怕死。他害怕那日夜不停地像海潮一样袭来的颓废和虚无感将他彻底吞没，向死而生是他惟一的选择。
当阴影脱离了栅栏，以不可思议的重量向我坠落时，我无比清晰地看到了他的面孔。它饱满、愚蠢，强有力的下颌、一排牙齿、一条拉到口腔外面的湿漉漉的舌头。这条舌头滑过我的面部。我叫道：“不——”（57页）
这是命运在安排主人公同死亡晤面，而他叫道：“不——”他决不能像那个人一样“带着死的念头活着”，即心死，或行尸走肉。于是，他必须竭尽心力将这场审判进行下去，因为稍有松懈便会像那个人一样坠入无底深渊。医生自问道：
当阿X像一个人妖“带着死的念头活着”时，审判是否呈现了自身意义的缺乏？那个向我通报事变的山地人又是个什么角色？（59页）
医生不但不心死，而且还走火入魔，越活越有味了，他的审判是充满了意义的。他也怀着“死”的念头，不过他的“死”和阿X的死有质的区别，或者说正好相反。那位山地人是一位使者，是将医生引向冥界体验的媒介。
医生在冥界（梦境）里走了一遭，他以“小心翼翼的爱”去梦见一位美丽的女人，他直接聆听神灵（自我）的声音，终于，他象穆罕默德一样用意念移动了山，他恢复了。
在审判的历程中，艺术家借一位M律师的口说出了所谓“真相”。即，法律永远是不完备的（也即理性制裁永远是需要人不断破除的），法律的真实意图永远莫测。M律师所说的其实是：人生就是一场破解谜底的生命运动，一场不断为自己设障碍又不断破除这障碍的搏斗，法律永远是需要更新的，人不能直接抵达真相，只能用生命的运动来感悟真相（“往往要运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比喻才能抵达”）。久经沙场的M律师告诉医生，他的案子像一则寓言那样既荒诞又隽永，正是司法官们可遇不可求的案子。（107、108页）
当律师这样说的时候，医生其实已经半自觉半蒙昧地生活在这种氛围里头好久了。他被关押了那么久，“人却依然白白胖胖”，“怎么也不像个被告”。而医生声称，自己并未受到拘禁，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于是律师声色俱厉地逼问他有学问与不受拘禁有什么关系。这一逼就从医生口中逼出了关于罗贝尔·L的故事及《人类》那个凭空杜撰的奇异故事。医生的精神养料在这里，他在同先辈的交合中进行独创。医生用他的辉煌表演说出了他的案子为什么会既荒诞又隽永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追求永生的人的秘密法宝。
在张小波的《法院》中，人的主动性超出《审判》进入《城堡》的氛围，而善于冥思的医生，其意念是如此的集中，他的行为本身就有点类似于先知了。这是一个用行动来实施自己的理想追求的先知，他总在向上，总在追求光，从未有过真正的颓废和放弃。他说：
死亡把百无一用的生命献给了虚无，不但献给了一个空洞的虚无，而且还献给了一个怒吼的虚无……（92页）
艺术家将自己生存的一切通通抽空，抽空的目的却是为了“怒吼”，为了让生命发出咆哮，此处说得多么好啊。像医生这样迷恋生命的人，当然是无论在什么样的险恶条件下都要挣扎求生的，他又怎么可能颓废呢？在监狱的最深的黑暗之中，他人不知鬼不觉地进入那种高级的思维形式里，享受着人所难以达到的高级的陶醉，那不就是极乐的境界吗？他又怎能轻易放弃这一切呢？所以后来他被宣布“自由”，他的起诉被取消时，他便出于惯性激烈地加以反对了，因为到这个时候，审判已成了他生存的空气和粮食，任何的降格都无异于死。当然，法律永远是看不破的，法在此给予他的，仍然是他已经习惯了如此之久的自由。从今以后，审判的主动权已交到他自己手中了。也就是说，他爱什么时候审判自己就可以审判自己，只要他不离弃法，自由就永远与他同在。他是世俗中那“许多陌生的疲乏厌世的面孔”中的一张生机勃勃、精力充沛，目光深邃的面孔。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审判之后，通向死亡的颓废之门关上了。
我突然把手伸出去摸索起法官面前的桌沿，这个动作使法官吃了一惊，不知我何以这样。这当儿，我的手已经飞速地收了回来。这不是恶作剧，这是一次意外，又一次意外。（45页）
医生在斗法的过程中受下意识支配做出了冒犯法官的举动，他将自己的举动称为一次意外。另一次意外则是他于恍惚中对女病人身体禁区的亵渎（也许并没有，这种含糊极妙），那次行为导致了他的被捕。这种他将其称之为“事故”的行为，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呢？说到底，正是种种的意外（或称为事故、罪、恶行）构成了我们那必须彻底否定的人生。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终生都处在与自己的意外相持不下的过程中，意外有多大，制裁就有多严厉。然而这并不能使这个人避免继续制造更多的意外——假如他是如医生这样的“歹徒”的话。
他相信，该被告正竭力要使自己躲入疯狂之中，以避免受到更深的、几乎等同于原罪的折磨和伤害。他想，这个谵妄型的被告自己可意识不到这一点。于是他忍不住使用了一个愉悦的表情。……“我宁可把你看作是一个佯癫佯狂的家伙，甚至还很想看到这种场面：你冲进人群，高声喊：‘我杀了上帝，我杀了上帝。’我一生能经历这样奇特的事件也算造化了。……”（46、47页）
此处泄露了法官的天机，即，他生平最为盼望看到的，就是被告的“发疯”。发疯亦即突破常规，用凭空而生的意念和狂想来构建一个空灵的世界，将理性踩在脚下让欲望为所欲为。只有被告变成这样，法官所积蓄的能量才有用武之地，他将伺机出击，突然将被告打倒在地，让狂妄的被告领略铁拳的威力。当然接下去又是新的造反，新的亵渎，无休无止。
……我要据此默写出从未读过的《人类》。想想看，这是怎样一项工程，怎样的……奇异、不可思议（会像通天塔那样触怒上帝）。与其说它需要卓绝的智力和运筹，还不如说我在期待恩赐。（70页）
“……他讲了这样一句难以理解的话：‘谁要对我讲基督的仁慈，我就说达豪。’……”（70页）
创造是一件依仗于天赋的活动，获得了恩赐的艺术家，祖先千年积累的黑暗中的财富才会源源不断地流向他。仁慈意味着生，艺术家在“生”之前必须先体验达豪集中营那残酷的死亡。经历了集中营的折磨的心灵，就获得了自由之旅的通行证。医生在拘留所经历的“达豪”，表面看好像是外部的强加，是偶然的不幸，其实全是他下意识里的选择。可以说，他始终走在“正道”上。
但他从不在汇单上的汇款人一栏里写自己的名字，而是任意从古典小说或民间传奇中取一个人物来替他行义，如刘伯温，杨志。（72页）
他在我背后悉悉嗦嗦地解衣服，坐在椅子上毫不犹豫地把针扎进大腿。灯光把他的影子送到墙壁上。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感到人世间什么希望都没有了。生命既脆弱又难以了断，连瘫痪都没有可能了——毫无来由的超验。（73页）
以上是医生关于父亲的描述。父亲是儿子的导师，他以身作则，于无言中告诉儿子，在另一个完全脱离了俗气的世界里，温情只存在于古代的传奇之中。他幽默而平和地给儿子启蒙，让他看到“生”的真相——有痛才有“生”。如果你坚持不下去了，你所面对的就是死。他以自己的苍老病弱之躯，向儿子显示男子汉的坚韧和毅力——即使痛苦到了极限，也要独自承担到底，决不“一死了之”。
……（法庭）是为公义而设的，你稍稍想一下就明白啦，当照相机的快门打开时，胶片上显示出什么——不是风景中的游客、王朝建筑或赛车。你错了，不是！——而是胶片自己的功能，他对世界存在的光学判断，上面的映像只是对其功能的证明——法庭的道理与此如出一辙。（84页）
法庭是一面高悬的巨镜，自从有了人类以来，镜子的作用就被发现了。因为人想看见自己；人是唯一想看见自己的动物。同人类一道诞生的法庭将人的本质清清楚楚地映出来，不论人类历史如何变迁，这个功能始终如一。法律是为了公义而存在，公义是为了爱而存在，而爱，是人类的本性。为了爱的实现，人设立了法庭这个最严厉的自审机构，它以其无所不包的功能，促使人一天天变得更像人（或“被告”），更为自觉，也更具创造力。
“我不但没有未来，也没有现在，也没有过去……我其实是个纸人儿，连五脏六腑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他边哭边说，并且放下一只手来轻轻捶打着地板。“那你就给我像纸人儿那样飘开，”我突然发起脾气，恶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一个孬种、贱坯，那你来缠上我干吗？你欠揍呢。”（87页）
医生是多么的有元气啊。调酒师的处境就是他的处境，那失去了生的理由的、漆黑一片的处境。但因此就该自怨自艾吗？在医生看来，那漆黑一团的绝境，也许是人自行发光进行创造的佳境。医生虽未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但从本能上就讨厌颓废，排斥软弱。在同法庭接近的每一阶段上，他的表现皆是用全力的挣扎来消解已有的所谓“现实”规定，创造仅仅属于自己的新境界。所以后来调酒师说：“你这一脚可把我踢醒了。”（87页）这就是说这一脚启动了调酒师内部的创造机制。于是他开始了讲述，即忏悔。这种近乎生理性质的忏悔形象就是写作者的形象。写作者在致命矛盾中讲述，在良心的审判中延宕，以其积极的生活方式重建了生活的意义。于讲述中看透生命的本质之后，调酒师终于进入了类似医生的追求的境界，他甚至达到了幽默，一心只想幽默至死。像医生凭空梦想出《人类》那本书一样，调酒师也要梦想出从未读过的卡夫卡的《美国》。
其实他可真算得上是两手空空呢，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扮演的是一个以取消严肃性为己任的滑稽角色，是其所不是的一个。不消说得，整个律师阶层是为了调节公众生活与法律的龃龉而存在着的，M连这种功能都近乎丧失了。
……是啊，也许自M来到人间时就先天地缺少某种东西。但他认为自己有过，只是现在失去或因不合时宜而无用了，所以才会说出“连形式上的怀旧也不可能”这种话来，实在要让人为之欷歔。（99页）
老奸巨滑、洞悉两界秘密的律师的工作表面看是为被告辩护，而实际上是一种奇异的交合——将法律世俗化；将世俗法律化。这样的工作是多么的不可能，而偏要去从事这种工作的个人身心又会受到什么样的折磨啊（“既老迈又瘦小，正在战战兢兢地穿过马路”）。然而每位真正的艺术家的内心，就真的有这样一位律师，一位自始至终维护着他的精神，使其不致于崩溃的使者。他对最高理念具有那种虔诚，但他也深知理念是多么不可能贯彻到世俗生活中去，不但不可能，“连形式上的怀旧也不可能”，因为“不合时宜”。可是这位智慧的老人，他在法庭上那种天马行空似的激情，却正是来自于对于人性结构的洞悉——人不能违背法律，只能一遍又一遍申述自己要活的理由；即使法庭永不开恩，被告也不能放弃辩护；被告甚至要以攻为守，指出法律对于自己那种先验的依赖性。在这种滔滔的发挥中，律师甚至将辩护变成了诗，诗的灵感则来自于他藏在肚子下的一只小猫咪——直觉的化身。至于结果——结果同得救有什么关系？古典主义的伟大时期已经过去，今天的人们活得如此艰难与猥琐，但在辩护中，只有在辩护中，天堂之光穿透人心。
……目前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都在流行一个时尚，即：一件案子的审理是否被认为成功，往往决定于最后的判决辞上。如果判决辞极短——哪怕只有一句——且已经使事实及法院的态度都包含进去了；极精彩——但这往往要运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比喻才能达到——以至只有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法学家才能了解和欣赏，这样的审判才会被认为是完美的。……他们遇见的绝大部分案子要么冗长复杂，再怎样都无法用短短的判决辞加以概括和定罪量刑；要么平淡无味，即使几个字就足以打发但无法使之精彩。（107页）
M律师在这里说到的他心目中的“成功”，指的是审判是否能直抵核心与真理，法官、被告和律师是否都对精神方面的事务十分熟悉，抓得住根本。只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各方面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案子的审判才会完美。总而言之，各方都要心中有数，明白这是一种特殊审判。冲力，理想主义，运用隐喻的能力，创造的经验，对内部复杂结构的把握，这几个要素是关键。律师此处分析的也是写作的机制，以及这个机制是如何启动的。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相貌，但律师的相貌已经越来越模糊了，非但如此，它甚至不具有性别，M先生认为自己摸到了一个极好的门径，他准备借法与时尚之间的空隙施行一次不流血的外科手术，但这使我感到卑贱、龌龊。……哦，律师，他惟一能做的就是脱离和土地的一切联系，作为一块牌位和理论上的存在保留下去。就像水中这张面孔，由于得不到休息，嘴唇上起满了水泡。我是从深渊上升到黑暗，稍不警觉就会错误地认为情况正变得好起来。（113页）
律师作为暧昧的中间人，渐渐抹去了自己的世俗特征，显出其纯精神的底蕴。在此过程中，他要将医生的肉体存在也彻底抹去，对他“施行一次不流血的外科手术”。也就是说，他要在法庭上作为一个幽灵出现来为医生辩护，完全抛开表面意识层的正义、面子、身份、虚荣等等，只谈属于另一个世界里的事务，在挑战法庭的同时与法庭调情。由于医生不可能彻底脱掉凡胎，所以他对这种辩护的方式既不习惯又痛苦，这种奇异的交合令他恶心，看不到出头之日。然而尽管焦虑、痛苦，医生却已从水中一下子看到了他的自我的面孔——量变已转化成质变。他所经历的这场漫长的审判，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党魁，现金保管员，乞丐和眼球捐赠者是为这篇未来小说预定的四个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几乎对称和等值。……（110页）
这一段是是内在创造机制的分析。党魁——理念，现金保管员——世俗中的表层自我，乞丐——欲望，眼球捐赠者——献身精神，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精神与肉体、崇高与卑贱、本能与超脱，美与丑等等人性范畴中的矛盾关系。它们之间相互制约、互为存在。党魁通过现金体现自身；乞丐与眼球捐赠者总在一起；党魁又离不了乞丐；眼球捐赠者又要通过卑贱的乞丐来实现其高尚志向。以这四个人物展开的故事近似于卡尔维诺说的“用空气搞设计”，这样的故事只有暗无天日的纠缠过程，不可能有结局，卷入故事的讲述人则会变成一个纯粹的讲述工具，再也难以介入世俗生活。医生在这个意义上感到前途黑暗，被虚无感所击倒，而M律师则鼓励他继续活在自己的虚构中，因为那是他从今以后惟一的存在方式。
“一个人在他的梦里听到了木屐声，这声音是从回廊或甬道尽头传来的。由远而近，越来越响。最后停在了此人的卧榻之侧，他会被这声音惊醒吗？”（114页）
这是作为纯精神存在的做梦者的感受。这种梦是要做到最后一刻的，对付梦中的恐惧的手段也只能是更多的梦。命运既悲惨又幸运，生活在两极的艺术家必须在这种状况里耗尽心力。
“你在说法律吗？这实在是个严肃的话题。我为法庭当差的年月越长就越不敢提及它呢。好啦，我告诉你，即使你走上了法庭，你所能看见的也寥寥无几——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特别程序的好处正在慢慢体现出来，像花儿绽开那样，你就会看到的……”（117页）
法就渗透在人间，但人却看不见它；人虽看不见它，却又每时每刻感到它。既然在法庭上看不见任何具体对象，用语言来辩护也无从谈起。那么法律的程序如何展开呢？法律程序其实是由医生自己“做”出来的，在各式各样的场景和周围的“人物”的暗示之下，带着抵触情绪或不带抵触情绪去做，一步步地向前走。瞧，他走过来了，他穿过了末日的风景，他来到了一个围墙缺口，他从那个缺口走出来，又回到世俗，并身不由己地关怀起世俗中的事物来。他能干什么呢？从此以后，他要面对着那巨大的骸骨雕塑，在负疚中生存。也许这一切都不是医生表面意识到的初衷，但他的潜意识的本能那么强大，于不知不觉中将他引上了正道，他只能这样走下去了。
在我看来，这场来自法庭的骗局也许仅仅是通向生活的入口。想想看，像我这样一个内心怯懦、连自白这一个缓解焦虑的有效形式都羞于运用的人，却从一开始（何时开始？）就把命运寄托给一个貌似神圣的机构去展开，而我自己倒成了一个附着在它上面的旁观者。稍不注意，我还会错误地以为自己承受了多大的苦难呢。（122页）
医生从此可以生活了。或者说，因为有了另一种秘密的生活，从今以后，他在世俗中的一切都被赋予了意义——因为一切都是为了维持肉体的活力，以便更好地进行那种秘密的生活。或者说，因为有了内心的生活，他对于世俗生活的那种固有的厌倦反而消失了，因为一切都可以在审判中交叉进行，有了监督的机制，世俗生活便在某种程度上被纳入了理性的轨道。
超脱出来之后医生开始看淡自己的苦难了。他觉得他身上的法庭机构具有某种先验的性质，他个人的承担反倒有几分被动。于是感恩战胜了自怜，对于法庭的向往更为强烈，更为坚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命运就是法的命运，他依仗法来拯救自己，法依仗他来实现自身。
注：以上引文均引自《重现之时》一书。张小波著，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