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家，小计委。残肢忧人在艰难岁月中支撑着风雨飘摇的国家机器。
◆林彪使毒招。江青多发难。
◆毛泽东不满陈伯达之流的政治阴谋。“还有余秋里”成了文革时期的一句新闻经典语。
◆自大庆油田以来，是总理和将军使“余秋里”三个字成为了中国和平建设时期的一种道路、一种方法、一种经验和一种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象征。
这一天，秦老胡同内张灯结彩，胡同口内口外挂着不少红灯笼，还有不少人家的家门口挂着五星红旗。康世恩满面笑意地走进将军家的会客室时，已经时过零点。周文龙、李人俊等都已“撤退”回家了。屋子里只剩下将军一个人手拿当日的《人民日报》，在喃喃地念着——
康世恩忍不住笑了：怎么，余部长你啥时候也恋上诗了？
将军见“老康”来了，便放下手中的报纸，笑言：你别说，郭沫若先生的这首诗还真有点味道，我喜欢他夸我们石油工人是“解放地球军”这一句。你看了没有？
康世恩忍不住抓过报纸，认真读了起来，然后连连点头：不错不错，大文豪就是能比喻。“解放地球军”，老子就是解放地球军嘛！这松辽地底下的石油过去一直被“中国贫油论”和落后技术压在地底下几百、几千年，我们一去，它就被解放出来了！我们当然就是解放地球军嘛！
余秋里笑了，随即脸上又变得庄严和凝重起来：是啊，我们国家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面积大得很嘞！可现在我们仅仅在东北和西北那么两三个地方把地下石油给“解放”了，从全国看呢，我们解放地球军的任务还真不轻啊！你说是不是老康？
是。任务确实还非常艰巨。不过今天我正是向你来汇报渤海湾地球“解放”情况的。康世恩壮志满怀地一屁股坐定中间那张大沙发——他有个习惯：每逢有喜事向余秋里说时，总把屁股坐得结结实实的，而且挑最显眼的地方，跟调皮的孩子似的——得意时他会手舞足蹈，失意时灰溜溜地躲在一旁抽闷烟。将军心里笑了：老康今天准是又带喜讯来了。
说嘛！是东营那边还是大港那边有新进展？将军心里已有几欢喜。
两边都逮住“大老虎”了！康世恩从沙发上跳起来，走到余秋里坐着的木椅前伸手去抓那包“大中华”。点上，过瘾地狠吸几口，然后喜形于色地：先说近的 ——天津大港这边自港5井后前日完井，一试油，你想日产达到了多少吨？
比“港5号”井翻一番？将军含笑吐着烟圈，眼睛朝康世恩撇了撇。
不对！康世恩的眼镜片一闪一闪的，满是调皮。
再翻一番？！将军这回正眼看他并肩拿下大庆油田的生死战友了。
哈哈哈……康世恩终于情不自禁大笑起来。说：93，93.3吨！
好么！算高产井了！比松基三井和大庆的许多高产井还高啊！将军有些激动地在会客厅里走动起来。还有什么比这值得兴奋的？大港油田近在首都咫尺之地，能在这儿逮只“大老虎”其意义非同小可——京津是国家经济文化及政治的龙头，在此发现个大油田，真是毛泽东——也是他余秋里梦寐以求的。
早在出任石油部长之时，他余秋里同康世恩等商量全国石油东移的战略时，一方面集中兵力会战松辽同时，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渤海湾。渤海湾会有油吗？当然。早在1935年刚从瑞士留学回国的黄汲清先生就对这片华北神奇土地和海域给予了特殊关注，认为它是和东北、西南、西北等地一样都有可能储油的地方。大师的科学预见总是给人类带来希望之光。1945年，另一位地质大师谢家荣在冀东地区的野外地质调查时见一油苗，兴奋不已，回去后立即写了《唐山油苗》一文，向海内外人士公开了这一有价值的发现。将军执掌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帅印后，其目光一直盯在那些被科学家们认为有希望的但尚未被揭秘的沉睡地域。将军生于江西，却也喜欢大海。蓝色的大海里如果能发现石油，岂不皆大欢喜、喜上加喜？将军爱看地图，就像当年看作战地图一样——那祖国的疆土除陆地外，还有一片仅次于陆地面积的海域，如果在大海之底也搞出点名堂，那名堂可就真是大了！哈哈，逮！哪怕半点儿希望也给我使劲地逮！
在大庆会战热火朝天之时，也许谁也没有胸有雄师百万的余秋里更关切渤海湾的找油注意力了。当几万大军苦战松辽之役并被一个又一个胜利鼓舞之时，将军他则经常独自站在雄鸡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前，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在看什么？看那边大海呀！看京津脚边的那片华北平原和大海呀！瞧瞧，这20多万公里面积的渤海湾，横垮辽宁、河北、山东、河南和京津六省市区。听地质学家说，这儿原来皆是一片蔚蓝色的汪洋大海。由于地壳运动造成不断下降之势，巨大的海盆里沉积了厚达万米的沉积物。尔后，风起云涌的地壳运动再次又发生区域性缓抬，海水在这儿的一部分区域退去，沧海变成了平原的古陆——华北平原因此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地质学家们分析，既然像松辽这样的盆地有石油，那么渤海湾盆地理当也同样有油的可能。1955年，地质部和石油部就在华北平原上连手作战过，第一口基准井——华1井未能见油。余秋里上任石油部长后，详细倾听了有关部门的汇报，并分析了华1井失利的原因，果断提出应在勘探上转向坳陷区上。随即，石油部迅速派出勘探力量发兵渤海湾的平原陆地。初期战役虽没有天寒地冻的松辽之艰巨，但也丝毫不轻松。石油队伍的艰苦奋斗精神同样可用“艰苦卓绝”来形容。1963年初，32120钻井队经余秋里亲自批准，在山东广饶辛店公社的一个叫东营（即现在的东营市所在地）小村庄打下编号为“华8井”的勘探井。当年3月5日，此井钻至1195米时，值班人员发现了褐黑色的油砂——与松辽那边的松基三井一样的油砂。喜讯传到北京，余秋里右手一甩：快让人把油砂送来！
“好啊！这小宝贝可是比金子还珍贵喽！”将军接到油砂后，举着放大镜看了一遍又一遍，有些手舞足蹈地对身边的人这样说。然后又命令秘书把油砂装在小瓶子里，让石油部机关的干部和专家们轮着看。“通知食堂，做好菜好饭，我要请华8井的同志吃饭！”午饭时，将军一次又一次地向到部里来送油砂的前线同志敬酒。
当日，将军与康世恩商量后，派出勘探司钻井处处长邓礼让带人连夜赶赴“华8井”严密注意地下情况。“每天你们必须向我报告。”将军像对大战前派出的侦察兵一样严令道。
10天后，前线发来电报，称：“又见多层油砂。”
“好！我们又有大名堂干了！”将军欣喜不已，立即主持党组会议，部署渤海湾勘探工作，从此摆开了中国石油的第二个大战场——“松辽可称是辽沈战役，此为平津战役也。”李人俊曾这样对将军戏说。
将军一乐，没接话。但看得出：他真的是将渤海湾找油战斗视为与松辽会战同等重要的又一个改变中国经济落后面貌的第二个大战役来打的。
他，借着松辽大会战的空隙和回北京开会之际，一次次风尘仆仆地将足迹插向“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鲁北平原的黄河入海口。那是片人烟稀少、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盐碱地。白茫茫的土地，风尘刮来到处尘扬沙舞。将军与前线作战的石油人一起住在老乡家的土炕上一边啃着红薯面窝窝头，喝着村口水洼子里漂着绿毛的苦盐水，一边谈论着大战前的点点滴滴问题。
“大部队可以上了！”将军一声令下，于是乎，两万余名石油大军在此摆开战场。16个钻井队、17个地震队，几十个地质分队和数以千计的辅助队伍，浩浩荡荡地扎营黄河滩。完全是大庆式的作战模式，完全是军队打仗式的勘探战斗。但初战并不像大庆油田那么幸运，他们又一次遇上了“狡猾的敌人”。用康世恩总结的话是，他们这回在渤海湾碰上的“敌人”是“七零八碎，忽忽悠悠，东躲西藏，狡狡猾猾”。专业的用词是：这儿的油层情况具有“五忽”——忽有忽无、忽水忽油、忽高忽低、忽薄忽厚、忽稀忽稠。
怎么办？
矛盾蛮复杂嘞！此时的将军已不再是几年前“川中遭遇战”时的将军了。他拿出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自信地将右手往上一甩：学好“两论”，通过现象看本质，从“五忽”中找出规律来！
这不“五个规律”和本质现象找出来了：渤海湾盆地面积大，生油条件好，和大庆油田相似；此处含油地层多，从老地层到新地层，从海相地层到陆相地层都有油；油气显示范围广，沿渤海湾将近10万平方公里区域内，所有的探井几乎都见了油气显示，比国内任何一个盆地见到的含油范围都广泛；储油层物理性质好，发现了高产区，有的井产量为全国之最；油藏类型多，勘探领域广阔。结论：渤海湾盆地找油有的利条件，同它的复杂性相比，占主导地位。地下情况复杂，但有规律，只要按照“区域展开，重点突破，各个歼灭”方针进行作战，“大老虎”一定能逮住！ 那一天将军来到“辛3井”，看着正在试油的现场井口里“咕嘟嘟”直冒原油，那原油随即又凝结成一米多高的“油塔”，便对康世恩笑言：看来此处非得用上现代装备的“解放地球军”了！
康世恩随即调兵遣将，余伯良、李德生、翟光明等著名专家迅速云集黄河边。
与松辽会战不同，渤海湾的“敌人”很像东躲西藏的散兵游勇。好么，那我们来它个“篾梳战术”，将整个东营地区一遍遍地通过地震测线对“敌人”进行彻底的“扫荡”。将军说。
又是一个于是乎——技术人员们发现在一个名叫“胜利村”的地方构造相对简单，而且油层也不错。
“胜利？！这名字吉利。就在这儿打它个歼灭战！”将军一生不迷信，不过这“胜利”两字有很好的革命色彩。这回他要信一回上帝，看看它上帝到底灵不灵嘛！
哈哈……同志们，胜利村上就得打出胜利仗！上啊——！将军的铁臂在空中猛烈地挥舞着。7000名石油精兵一夜间迅速集结胜利村，好壮观呵：钻机轰鸣，彩旗飞舞，人声鼎沸。功勋钻井队32120队一马当先，18天完成井深2480米时，喜见85米厚的油层。前线总指挥张文彬和技术专家翟光明拿着电测解释图喜滋滋地请求康世恩：我们想一次性全部射开油层，让油井欢畅地喷一下。一方面看看地下到底啥情况，二来鼓励鼓励士气。
你看呢？康世恩没直接回答张文彬，把球踢到将军这儿。
行啊！欢畅一次嘛！将军大手一甩，脸上满是笑意。
哇哈哈哈！这才是真正的欢畅——油井现场，在指挥员的一声“试油”的命令下，只见直径30毫米的井管内突然喷涌出一股冲天的褐色巨柱，那呼啸奔腾的褐色巨柱湍激而高扬，得意而欢舒，洒潇而自信地撒着野向欢呼跳跃的人们摇头晃脑、尽情显耀。
1134吨！日产1134吨！将军有些不相信这个数字，但前线的电报上准确无误地这样写着。办公厅送来经专人前去核对的数字也是这个。
1134吨！举国第一！
新华社当日播发专电：我国继发现大庆油田之后，又一个大油田被发现。它的名字就叫“胜利”。
“这回要给前线的同志送几头羊去了！”将军一改过去奖励官兵红烧肉的习惯，命令办公厅多杀几头羊送到井场犒劳有功人员。
吃，这是余部长慰劳我们的！大家放开肚子吃！井场上热闹喔，红烧羊肉、红炖羊肉、手抓羊肉，连同羊杂碎……总之功臣们痛痛快快地饱餐了一顿庆功宴，脸上是喜色，嘴上是油腻腻、亮津津的。
2月2日这一天是大年初一，会战职工想了个“革命化过年”——在井场举行隆重的祝捷大会。穿着焕然一新的石油职工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列队站在千吨油井旁，一个个屏住呼吸——干啥？嗬哈哈，有人出了个奇招：将一根连着北京石油部大楼的电话线接到祝捷大会现场，那电话的话筒对着采油树……
“开阀放油——！”祝捷大会最精彩的一幕便是让身在北京的将军和部机关的同志一起分享倾听千吨高产油井那欢畅的出油声。
“听到了！听到了！欢实得很哪！”将军和部机关的干部们高喊起来。随即有人放起鞭炮，敲起锣鼓——石油部机关大楼四周住着的居民们不知怎么回事纷纷围聚过来，一想：这不大年初一嘛！嗨，人家搞石油的经常辛辛苦苦、加班加点，今儿个不也轻松轻松嘛！
可不，大楼里突然传来阵阵激昂高亢的众声齐唱——
瞧这些石油人，还挺浪漫啊！居民们笑逐颜开地议论着，好像喜事降临自己的家门。
这是什么日子？什么也节日也不是嘛！时隔40天的3月中旬，石油部大楼里又响起鞭炮声和锣鼓声，还有那首“天不怕地不怕”的《我为祖国献石油》歌声。六铺炕的北京居民们是后一天才从广播里知道石油部又在那个胜利油田打出了一口日产千吨的高产油井。这以后，凡石油部大楼里一有放鞭炮、敲锣鼓和歌声传出时，六铺炕的居民们就知道石油部又有喜事了。什么喜事有时并不清楚，因为石油部对外经常“保密”，不过日久天长，六铺炕附近的居民很多人都会唱《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40多年后的今天我在采访本文时曾数次路过六铺炕，竟然在大街上还几次听到有人哼着“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自豪”的歌呢！一次遇见一个正在修自行车的年轻人也在哼这首歌时，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也会唱这歌，他说他从小就听爸爸哼哼这歌，日子一长也就跟会了。你爸是石油部的？我问年轻人。啥石油部，是石油部的老邻居！年轻人一把油泥抹在脸上，说：要他是石油部的我也不至于干这破活！石油工人多牛！哪儿都去，跟解放军似的。年轻人羡慕地看着身后那座高高的如今改叫“中石化”的老石油部大楼，眼里充满憧憬。这是又一个后话。
现在我们继续回到将军执掌中国石油帅印的激情时代吧。
两口日产千吨油井在相距并不远的同一块地质构造上产生，这让将军和康世恩他们兴奋不已。
大喜特喜！我要请客！将军令办公厅的同志将翟光明等技术人员从前线请回到北京，在一家饭店里请他们吃了顿“涮羊肉”。
由红烧肉到涮羊肉，是将军他们这一代人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的一种庆贺胜利、释放心境的某种特殊表现形式，很有点意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农民的儿子们，带着泥巴打下了江山，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农民俭朴的生活习性——吃红烧肉是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某种象征。这种象征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而毛泽东本人则一生以吃红烧肉为生活的某种“最高境界”。将军他们毕竟比毛泽东年轻一些，他们的思想更加解放些，接受新事物也来得快。他们也适应了六七十年代当时在北京城内流行吃“涮羊肉”的时尚。
红烧肉解馋，羊肉则更具营养保健作用。两者区别于此。
话说康世恩向余秋里报告有口新井打出比“港5井”出油量翻几番的高产油后不多时，1965年3月，位于港西地区的港3井钻至第三系地层时，发现良好油气显示。经试油，日产达161吨、天然气2万方。如此油气，预示着渤海湾的另一处新油田——大港油田的正式诞生！
这回将军没有能够出面请前线有功人员吃“涮羊肉”，此时的他已经被调任到了中南海的“小计委”任职。而更重要的还有另一层意思——毛泽东刚刚有话对他说过。
什么话？夹着尾巴做人。
事为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出现的一幕。那天将军正从会议大厅走出，突然被人叫住：“余部长，请您稍等。一会儿还有您的活动。”
“余部长”现在是热门人物，只要一开会，天天有人叫住他，记者不用说，光是那些老领导、老战友找他聊聊大庆的就弄得他团团转。人家是高兴才来找你的嘛！再说毛主席不是要我们向大庆学习嘛！大庆是你打出来的，不找你找谁？你现在是大红人——毛主席的大红人，可别不理睬我们这些老战友老同事啊！
哎哟哟，我有哪胆子嘛？将军在这些人面前只有用右手捏住空袖子说话的份，见人三分谦和。这实在是活受罪——将军是一生挺着胸膛走路的人，现在这份罪真够呛！
想遛？不行不行，在人民大会堂可不能遛。
“请，余部长。”另一位工作人员过来引路。
“余部长，您也在哪！不知留下我们干什么？”一双眼睛四处看不够的王进喜不知什么时候也出现在将军面前。瞧他那惊喜万状的样儿，将军开心地悄然凑近王铁人的耳朵说道：“可能是中央领导要见见我们。”
“是吗？会是谁呀？”王进喜有些按捺不住激动地瞪大眼睛看着将军，然后又眼睛滴溜溜转达着左右张望。
“请——！”工作人员又来请了。将军和王进喜被领进一个厅，俩人眼前猛然一亮：原来毛泽东主席坐在一张圆桌前正笑眯眯地在等着他们。
“报告主席，我和王进喜同志来了。”将军仍然一个立正，向毛泽东敬礼道。
毛泽东红光满面地向将军和王进喜招招手，又指指圆桌上两个空位子：坐坐。他朝王进喜笑笑：我认识你，大庆的王铁人。
将军这时才看清，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坐着几个熟悉的人物：左边紧挨毛泽东的是董加耕，王进喜在董加耕旁边，自己则被安排在王进喜旁边。毛泽东的右边是邢燕子，再右边是陈永贵。将军一看自己的左边是老熟人、同乡曾志同志。紧挨着曾志的是钱学森、彭真和罗瑞卿。将军明白了：他和钱学森是“大庆”和“原子弹” 工程的代表，王进喜和陈永贵是工农代表，董加耕、邢燕子两位是知识青年代表。
来来，大家不必客气，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今天是我的生日，但这顿饭，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的孩子也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毛泽东说到这儿，用筷子指指坐在同桌的王进喜和陈永贵等，说：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嘛，我们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毛泽东开始一边给几个劳模和有功之臣夹菜，一边极其随便地说着。
原来如此！余秋里转过头，看看王进喜，王进喜似乎有些不太相信眼前的一切——他十分拘谨又有些目瞪口呆地愣在那儿，一个劲地半张着嘴，傻笑着盯着毛泽东。
吃，吃吃。余秋里用右胳膊肘轻轻碰碰王进喜，给他提个醒。
是是。沉浸在幸福和意外中的王进喜拿起筷，但仍然不去夹菜，还是一个劲地看着近在咫尺的领袖毛泽东。
71岁？一点也不像！看上去最多也就50来岁。王进喜想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毛泽东，可他不敢说话。脸上还是挂着几分憨傻地看着毛泽东。
“余秋里和石油工人们一起搞出个大庆来，很不错嘛！石油工人干得很凶、打得好，要工业学大庆。”席间，毛泽东又特别高兴地提到大庆，而且专门给余秋里和王进喜夹菜。随后又对余秋里、王进喜等说：“你们可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不要翘尾巴。有些人不好，尾巴翘得太高了，要夹着尾巴做人喽！”
“是主席，我们一定照您的指示办，夹着尾巴做人。”将军欲起身向他一生无条件服从的最高统帅作保证，却被毛泽东用筷示意坐下。
“吃吃，今天这顿饭是用我的稿费请客，你们不吃白不吃啊！”毛泽东这话让几位劳模一下卸掉了拘谨感。王进喜甚至在将军耳边悄声说了一句：毛主席真逗。
将军笑着把一块红烧肉夹到“铁人”碗里，算是回应。其实他心里比王铁人还要陶醉。自松辽找到大油田并将一车车原油运送到内地，基本结束“洋油”时代后，中南海里的毛泽东之欣喜程度用贺龙元帅的话是“不得了”。这不得了到底是什么个样子？什么个程度？谁都可以想象。但假如你要想象，就必须把当时中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和与苏联闹翻的背景一并考虑进去。在这两个背景下，毛泽东现在既已从自然灾害的困境中摆脱，又跟赫鲁晓夫的较量中稳定自若地把握着斗争的航舵，现在大庆油田源源不断地供给国家经济发展的“血液”，他毛泽东能不高兴得“不得了”吗？太高兴了，高兴得一向不轻易连续表扬谁的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逢会必说大庆，必表扬余秋里。
中国人什么事干不成？余秋里他们在松辽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不也干出了一个大油田嘛！
我认为大庆油田是有中心思想的，有论证的。余秋里把全国的力量集中起来打歼灭战。他是违背计划来办事的。他们是一无公路，二无粮食，三无房子，能够打歼灭战！我们搞什么事就得打破些条条框框，余秋里他搞出了个大油田，就是打破了一些条条框框嘛！
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部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视若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
……
毛泽东的话在不同场合，在不同干部中一遍遍地讲着，不停地讲着，连那些好胜性强的开国元勋们都有些眼红余秋里了。然而毛泽东的话仍没有结束的意思。而且在1964年元旦时，又来了次更大的声势——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这句经典口号后来在全中国喊了几十年，但君不知，在这句口号后面还有一句虽不是毛泽东的原话、但却在部长和高级干部们曾流行一时的话，叫作：“部长学余秋里”。
余秋里太红了，红得他想夹着尾巴做人，可有时也很难。这不，在人大会议上、在首都万人大会上，他作完一次次会战汇报报告后，突然有一天中办通知他说毛泽东还要找他谈谈。还要谈什么嘛？将军心里犯嘀咕。
“余秋里同志，你给我们讲讲石油大会战的事吧！”毛泽东又出了这个题。他身边坐着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
还要讲？将军不知所措地看看毛泽东——毛泽东一脸期待的欣喜状，像一个没有听够《水浒传》的评书听众。将军又将头转向他的那些尊敬的领导们——周恩来冲他笑笑，意思是讲吧，我们也还想听听呢！再看陈云——陈云干脆道：“余秋里，讲嘛，讲讲大会战的情况嘛！”
再看看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已经作好了倾听的准备，一双眼睛直盯盯地看看自己……
将军知道自己又不得不再摇一次“尾巴”了：
“主席，我有一个想法。”将军突然这么说，“我们在松辽搞的这个石油大会战，能这么快的取得胜利，搞出现在这么个大名堂，关键是靠了您的《两论》……”
躺坐在沙发里的毛泽东突然神情集中地转过头来，颇为疑惑地：“两论？”
“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嘞！我们从会战一开始就认真学习的！”将军对毛泽东的崇拜来自心底，他一生敬佩和绝对服从的只有毛泽东一人。“文革”中有人几次三番逼将军说出他的“黑后台”时，他一怒之下掏心窝道：“我执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线，其他人的我不听！”这回他说的也是心里话。
“哈哈哈……”毛泽东明白过来后，开怀地大笑起来：“余秋里，我那两本小书有那么大作用么？”
“主席，我觉得这两本书的作用是很大很大的嘞！”将军站立起来，仿佛要像当年详细汇报战场军情一样。
毛泽东笑着示意爱将坐下，然后对周恩来他们说：“不过，我的那两本小书相比之下，《实践论》好读些，《矛盾论》比较难读。”
周恩来接过话：“大庆的基本经验，就是靠的‘两论’起家。秋里同志，你给我们讲讲怎么依靠‘两论’起家的？”
“我们主要是学主席‘两论’的基本观点，掌握认识论和方法论。”将军开始娓娓动听地讲来，他的有声有色、有血有肉、有情有理的汇报，让毛泽东听得入神，也让中南海的决策者们频频点头称道。
我看余秋里行嘛！谁说他只是一员猛将、闯将？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他余秋里当计委副主任不行么？毛泽东又要点将了。点的将又是余秋里。
这是1964年底的事。
1964年这一年，大庆红遍了全中国，也响彻了全世界。毫无疑问，作为大庆这面旗帜的旗手和战役的最高指挥者，他余秋里也跟着在毛泽东及其众多高级领导干部眼里身价倍增。
这一年，毛泽东高兴呀，大庆的油使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列车飞奔了起来，而原子弹的爆炸又使毛泽东在国际斗争中有了跟美帝、苏修较量的铁拳头。
大庆的油和西北“轰隆”一声震天的原子弹爆炸使毛泽东重新恢复了“胜似闲庭信步”的潇洒，并开始又将目光集中到了国内经济建设上来。此刻国内的经济情况怎么样了？老实说并不怎么样。自“大跃进”后，中国的经济形势让毛泽东一度很是头痛。加上紧接着的三年自然灾害，各行各业可以说除了石油工业外，都不怎么理想，尤其是国民经济生产速度问题，远没有毛泽东所愿望的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那种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局面。而这其中，毛泽东最不满意的还是国家的计划方案。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计划编制，就是国家建设的“大法”，这“大法”不令人满意，国家经济形势会有什么好的局面？
毛泽东早已觉察身负执掌全国经济大局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如同“一团死水”。既然“死水一团”，就得有人去搅动搞活它。于是毛泽东有了1964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么？”的问话。
让秋里同志去好！“去冲破一潭死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点将表示赞赏。
据将军的家人讲，有一天将军在半夜接周恩来的电话，因为是深更半夜，将军说的话家人都听到了，将军一再在电话里说“我文化水平低，又一直在军队工作，建设经验缺乏”、“石油部虽然搞出了些成绩，但也是党中央、毛主席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结果”、“计委工作我实在没那个能力”等等话。家人们这才知道将军可能要调动工作了。
可事隔几日后，将军“不去计委”的话再也没有了。原来一问，将军说：总理几次三番的找我谈话，又说是主席点的将，我不去行吗？其实据跟随余秋里一直到晚年的雷秘书介绍，将军他之所以接受计委工作除了坚持党性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将军的挑战意识和从不怕困难的品格。将军是很清楚计委的工作性质的，而且当时毛泽东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过国家计委的工作，他将军也知道计委工作的难度。但将军有一种正如他自己经常说的独特性格：任务越艰巨，担子越重，我情绪就越高，精神越振奋，劲头也越大。他还这样诠释困难：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办法来自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来自于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继续之中，毛泽东之所以在生日宴会上除了邀请王进喜、陈永贵、董加耕和邢燕子这些工农知青代表外，特意还邀了余秋里一起坐在身边，当然既有毛泽东看重余秋里带领队伍搞出了大庆油田，其实他老人家心里已经有了让这位智谋与勇猛兼备的爱将执掌国家计划经济谋划大权的成熟想法。第二天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众问道：“准备叫余秋里当计委第一副主任，你们看行吗？”许多人不知道党中央决定干部任免事宜是怎么回事，其实有时很简单，领袖一句话，组织部门去办便是了。毛泽东如此问，大家还能有什么话？再说他余秋里就是行嘛！建国十四五年来，有哪位将军和开国元勋可与他比较在建设战线干得更漂亮的？没有嘛！
“已经同他谈了，他很谦虚，说他干不了这个工作，又没有人。我说，你可以带点人去嘛！”周恩来一脸喜色地接过毛泽东的话。
“我看这个人行。我们现在有些人只问小事，不问大事。”毛泽东再次拍板，而且说的这话里有一层特别的潜台词：余秋里这个人能干大事，因为他会抓大事。
国家计委是专门抓大事的，他余秋里会抓大事的人不去谁去？
年末，中共中央一纸命令，任命余秋里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书记。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
1964年的最后一天，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李富春同志主持国家计委副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宣读了党中央对余秋里的任命决定，李富春把独臂将军介绍给大家后说：“今后党组会议由余秋里主持，一切重大问题都通过余秋里同志。”“大家都要向他学习，并且帮助他把计委工作搞好。”
李富春将国家计委大权交出时，将军刚步50年华。
50？喔，那你们还是小将，不过也不算是小将了，算中将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老将”单独与新上任的余秋里和谷牧（建委主任）会面时，以长者风范，谈笑风声。“以后国家的事情就靠你们了，我们这些人只能当参谋、顾问了，办事情得靠你们。”
看着新一代年富力强的国家建设领导者上任，毛泽东这一天异常高兴，一番谈古论今中大有将余秋里等推向政府工作的前台之意：“看起来还是青年人行。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嘛。那诸葛亮当时才27岁，孙策最多也就20多岁，孙权更小。这京剧舞台上把诸葛亮和周瑜的关系搞错了，周瑜总是小生，诸葛亮反倒戴着胡子，其实历史上的周瑜比诸葛亮大好几岁了嘛！”
好，下面我们就听听“小诸葛”们对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怎么考虑的。周恩来出题了。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
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在毛泽东等面前又成另一种角色了——“小诸葛”。是嘞，我在主席和总理、少奇面前充其量也是个小参谋嘛！而在这之前，毛泽东为改进国家计划工作，更好的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就明确向周恩来建议：由余秋里负责组成一个“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主要任务是抓国家建设的大战略问题，而原来的“大计委”则负责处理计委的日常事务。毛泽东还特别交待：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
将军从部长一步跨进中南海——他上班并不在三里河的那栋九层计委楼里，而是在中南海的国务院内。他实际上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的经济建设“总参谋长”。
两件事尽快做好。周恩来向余秋里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一是起草一个《关于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初步设想》，这是改进计划工作的战略思考大方向；二是计划参谋部即小计委的组成人员。将军接手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极其关心的，前者是毛泽东调将军出任计委第一副主任的希望所在，后者也同样是毛泽东早已不信任原计委的那些人了。
为了工作的连续性，我还是想从计委里挑几个人，完全抛开国家计委另起炉灶并非完美之策。余秋里向周恩来建议。
你可以先提出个名单。周恩来赞同。
雷厉风行是将军的作风，不足一星期，第一份《关于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一些初步设想》（草案）出台，“小计委”的组成人员也同时提交到周恩来手中。
“送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及书记处各同志阅。”周恩来迅速批转。并特意附上一段说明：“许多设想在这个文件是都没写上，要听他口头讲，就会听出他的决心实行计划革命的。要他组织的计划参谋部，我几次要他提新人，他提了李人俊和其他几个人，但他仍主张从计委抽出几个人帮他工作。”非常简短的一段话，看得出周恩来对新任“建设总长”的爱护和人格上的推崇。
将军知道自己接计委工作远比石油部长难当得多，且不说一个部一个国家的份量之不同，单说现在是在毛泽东的眼鼻子底下工作喔！毛泽东是谁？伟大领袖，英明统帅嘞！其智慧、其能量、其高屋建瓴的目光，其高深莫测的思想，你要在他那儿过关一件事、满意一件事、成全一件事，可跟在下面一挥手“冲啊——”要不知难多少倍。俗话说，高处不胜寒；将军现在是毛泽东眼里的大红人，红人也不行嘛！靠得太阳太近了，稍不小心，不也照样烤你个焦糊嘛！再说，前任计委主任李富春是个什么人？人家是副总理，专门从事经济工作的专家。就连李副总理也没在毛泽东眼里满意，我余秋里打仗出身，即使加上一个大庆油田，又能怎么着？懂多少国家建设问题的事？知道一个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怎么个治法？不懂嘛！而且毛泽东对事件处理总是站在特别的高度看问题，更何况国家建设也不是单单国家内部的事，还有国际因素。搞建设，不考虑这种大局，没有这种战略意识，能行吗？那就不叫国家计委，干脆叫过家家算了！
那些日子里，秦老胡同里比平时安静了许多。康世恩忙着渤海湾找油的事，其它几位石油部领导有时见将军独自站在雄鸡形地图面前一站回不过神，也就悄悄退出会客厅，回家干自己的事去了。
将军在想什么？当然想一个全新的、更大的事嘛。过去几年时他脑子转的是两个字：石油。现在想的虽然也是两个字，但内容完全不一样：国家。啥叫国家？方方圆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上下下五千年历史，左左右右都要顾及的世界之一员也。当然大家是由亿亿万万的小家组成的，考虑什么事得从一个个小家的利益出发，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这样的小家……总而言之，言而概之：国家的事要站得高、看得准和远，要既有平常百姓吃喝拉撒的油盐酱醋柴米事，也得有汽车大炮原子弹……
总理在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我们要向“四个现代化”目标前进的努力方向，主席也特别强调指出了要迅速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的英明论断，因此我们的计划思想应该要服从这个大局，着眼这个大局。所以编制“三五”计划时，必须首先考虑加速经济步伐、积极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形势。将军在中南海第一次以“计划参谋部”负责人的身份向毛泽东等领导面前交第一份“考卷”。
毛泽东半坐半躺在沙发里，手中叼着烟卷，一副欣赏的神色看着自己亲自挑选的“小诸葛”汇报。将军的开场白，毛泽东很满意：我一直很欣赏孙中山的那篇文章。孙中山把一片邪说通通驳了，把欧洲人、日本人通通驳了。后来梁启超驳孙中山的文章，骂孙中山是目无孺子，欺人太甚。我看干什么事就是要目无孺子嘛！
将军为之一振，话音提高了半拍：应该鼓励干部群众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
这是毛泽东的一向工作方法。不过现在毛泽东有些收敛，因为他大概想起了前些年特别是“大跃进”搞出的不少笑话，所以颇严肃地说道：要敢干敢想，不要胡来；要破除迷信，不要破除科学。
将军心头暗暗一笑：其实我最想听主席能说出这些话。言归正题，将军说：我国国民经济经过三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现在的基础已经比较好了，从各方面的情况看，今后建设的步子可以迈得大一点。
这正是毛泽东的想法。当年中央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时，敌人那么多，武器那么好，而我们的人那么少，我们的红军战士每人一支枪，有的是几个人一支枪，有枪的也就只有几十发子弹，但我们还是打了胜仗。现在我们的形势大变样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干得更好呢？将军：“三五”计划还是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农业这一头不能放松。
毛泽东频频点头，又把目光转向其他同僚：人要吃饭，要穿衣服，可麻烦啦！农业这一块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都必须放在我们一切工作的首要，一百年以后也得这样！
将军：1965年开局的经济形势很好，各项计划有可能超额完成。今年的钢产量可以搞到1100万吨。
毛泽东的目光一亮，那意思是：你来计委没几天，情况了解不少啊！不过，他提醒道：钢铁问题要搞质量、搞品种、搞规格。数量慢慢上，不要急。
将军转到毛泽东当时最为关心的一件事上：三线建设应宜集中力量把几条铁路干线、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建设起来。
毛泽东直起身子，将头探向前去：三线只修铁路、规划煤、钢？怕不行吧！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四川那个地方就没有石油？计划一下。
将军心里好舒坦：这真是我想到的，但没敢说出。三线牵涉国家全局、备战全局，必须配套才有战斗力、生存力。四川石油嘛，老子当年就不服！非搞它出来不可。于是将军底气十足地：四川石油肯定有。我们石油部今年准备在四川搞个会战。
周恩来笑：现在石油部可不是你的了。
将军自知失口。
毛泽东也笑：还归他指挥。不过四川那地方蛮复杂，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将军不服：找不到油，还可以找到天然气；找不到天然气，还可以找到卤，找不到卤，还可以找到水。卤可以煮盐，水可以浇田。
毛泽东对将军一副誓在必得的劲头很欣赏：嗯我看有希望。
将军想到了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建设“三线”，我以为要依靠沿海地区的支持。
毛泽东立即打断：这个很重要。真打起仗来，就得有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线、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线、二线的生产来支持三线建设。那样再加上我们在三线建设中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等等基地建设一起搞好了，打仗就不用怕了。
将军：三线建设要坚持勤俭建国方针，在开始时要少搞一些非生产性建筑。
这是大庆精神。工业学大庆，三线也要学大庆嘛。周恩来说。
勤俭是我们的建国一向方针。三线也不例外。刘少奇插话。
毛泽东完全赞同：那些东西可以不搞。
将军：在三线建设中，包括所有国家建设中，设计一定要采用新技术，设计上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好。计划上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毛泽东拍案叫好，并说：设计要做比较，哪些花钱少、办事多，哪些花钱多，办事少。设计人员在家里设计，还是到现场设计？我看了12000吨压水压机的文章，有的设计是经过了一次、二次甚至是几百次的失败。不经过失败，是不会成功的。
将军：各个建设项目一定要成龙配套，这样才能发挥很好作用。
毛泽东：喊了多少年，成龙配套，总是没有配套。到认真抓一抓的时候了。党政军民如果能成龙配套地抓，就可节省投资、节省物力、节省劳动力嘛！
将军：在工业建设上，一定要注意综合利用。
毛泽东对过去不注意综合利用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说：是啊！单打一总是不成。搞化工的单搞化工，搞石油的单搞石油，搞煤炭的单搞煤炭，总不成吧！
将军：总之，国家的计划工作，要注意全局、服从大局，同时也要兼顾局部利益，更要从实际出发，考虑好人民群众的利益。
毛泽东：这就叫战略思想。然后毛泽东将目光转向周恩来等人：怎么样？
同意。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意见一致。
将军长长地透了一口气。他站起身往中南海的院子里一望，外面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可他感觉自己的后背却是湿滋滋的……紧张得呗！
走吧。邓大姐说要给王进喜他们包顿饺子吃，你也一起去嘛！周恩来十分愉快地做了个手势，让将军跟他一起到西花厅。饭桌上，总理告诉将军：中央已经批准小计委的几个主要人员：除将军本人外，还有李人俊、浙江分管农业的书记林乎加和北京市主管工业的书记贾庭三，另外从国家计委机关选调了几位司局长和一些工作人员。满意了吧？将军对周恩来的安排十分满意。后来他和这三个人尤其是李人俊和林乎加，成了并肩战斗共患难的终身好友。用林乎加的秘书、后改任康世恩秘书、为官至大庆市长的郑耀舜同志所言：这三个人是中国经济建设领域中难得的杰出领导人，他们责任心强、又懂业务，工作勤奋，作风务实，特别是在“文革” 这样艰难的岁月里，正是这“三驾马车”，才协助周恩来支撑着那个几近倒塌的国家大厦。郑耀舜甚至说，因为有这三个人，国家才得于没被十年浩劫所毁灭，才有今天我们幸福美好的艳阳天。
余秋里大将风度，站得高，看得远，做得实，干得猛；林乎加，才思敏捷，足智多谋，连恨透他的江青都不得不称其为“摇扇子的小诸葛”；李人俊素有“算盘”之称，他头脑里的数字计算，能使国家的一盘大棋不知精打细算、多快好省了多少财富！如此三人组合，可顶立宇宙苍穹，可支撑寰宇星天，可荡涤惊涛骇浪，可挡抵风暴冰雹。然而这样的国之幸的“梦之队”却未能善始善终。这一切都应归结于余秋里他们始料未及的“文革”风暴。
毛泽东何尝不感到后悔？他本寄希望于这几个人组成的“计划总参谋部”，期望“四个现代化”宏伟大略能在他们的谋划下早日实现。然而历史便是如此无情和多变——毛泽东亲手谋划的一盘好棋，却又亲手将其毁于一旦。
这一切的初始，将军浑然不知。自接手国家计划重任后，他整天埋头于“三五”方案之中。像当年接任石油部长时的气概一样，“我就不信经济搞不上去！” “搞不上去，我就不是余秋里！”瞧瞧，这就是从不服输的他。为这，将军每日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在干一件事：惟国富民强，方食香眠酣。
最初的第一个“三五”编制设想，更多考虑的是让饱受吃不饱穿不暖没的可用的百姓尽快有吃有穿又有用的“吃穿用”方案。后来国际形势变化，毛泽东准备打仗——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当时的“苏修”和美帝确实在我四周磨刀霍霍，你不作“深挖洞、广积粮”准备，你就得当抬不起头的三孙子。毛泽东和中国人民不干，于是“三线”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这让本就虚弱的中国国体遭受巨大负担。
将军就是将军，他在毛泽东的一再“要准备打仗”思想的灌输下，不得不将“参谋”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对付随时可能爆发的大战上。但国力有限，要吃要穿的庶民百姓却有六七亿众。而要统筹兼顾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全国几十个省市区域的平衡和突出重点等等关节，他这“总参谋部”怎个当法？庞大的国家机器，错综复杂、纵横交叉，敢得罪了谁？
又能不把谁放在眼里？就说一个物资部门吧。第一编制方案出来，物资部便说，你得给我留余地大一点，将来执行起计划时方可轻松一点。另外你还得想法为我储备必要的一些库存。听听，说得一套又一套的，而且似乎也挺合情合理。于是他们大呼小叫地说“小计委”尽瞎搞，指标定得太高。将军不同意这种自各为政、不从全局考虑的做法，于是明确表示：物资部的意见并不符合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实情，而眼下物资部又不归计委管理，会影响国家经济计划整体效果，应改变旧体制——物资部当归计委领导。经委不干了，说就你计委老大？事情一闹就闹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那儿。最后不得不由刘少奇、周恩来出面调停。会上将军竭力陈词。经委那边也不含糊，你说一句，他顶十句，总而言之：物资部是我的！谁也别想动。
都是部长，都是国务院组成成员，都在说为“国家利益”，可又各不相让，吵得面红耳赤，拍桌瞪眼。
将军只有一只手，但声音和拍桌子也不含糊：物资平衡是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平衡的主要内容，非你我的事，我决不退让！
最后只好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出面定案：物资部由计委、经委、建委领导，计委为主。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余秋里做工作善于抓住关键问题，抓住要害，而且抓得紧，抓得狠，像打仗一样，务求必胜。”时任物资部部长的袁宝华这样回忆说。
再说国家比如要发展一个产业，或者就是想为老百姓多生产些日用品。你以为他将军从总理那儿借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大红印，“啪”的在红头文件上一盖章就成了？不行！生产钢的冶金部说要我提高钢产量行啊，你地质部就得给我多找矿山出来呀！地质部的何长工说了，你让我一个跛子满天下跑有用吗？你总得给我的野外队伍起码多解决些帐篷什么的吧！这布匹的事是轻工业管的，于是轻工业部的人说，可以呀，不就是帐篷嘛！只要今年农业上多种些棉花，我们保证额外多为他何长工生产些帐篷。农业部长又说，不行，粮食面积不能随时更改，毛主席说了，吃饭问题是第一大问题，今年的粮食种植面积少一亩也不行。又说，即使你让毛主席批准了，可种棉花得防止病虫害，这化工部如果不能保证农药到位，我种棉花有了面积，也出不了棉絮呀！结果转了一大圈，回头一看，仍在原地转悠。什么屁事都没解决！
将军气得脸都歪了，想发火，想骂人，却居然发现找不到发火的对象！骂人也没人听嘛！
怪哉怪哉。林乎加笑容可掬地给将军的茶杯里沏上刚刚托人从杭州带回的新“龙井”，说：先别上火，我有主意。然后在将军耳边如此这般地一通“耳语”。将军的脸多云转睛，大手在桌子上又猛地一拍：走，就这么着！
于是乎，将军等关上国务院“计划总参谋部”的办公门舍，夹着本子挨家挨户开始跑部——注意不是跑步，而是跑“部”，国家部委的部。上人家门上，人家一见搞出大庆油田的“余部长”来了，好是一副毕恭毕敬的谦和与欢迎状。
将军呢，也跟着笑嗬嗬的满口都是我们是来“烧香拜佛”的，说得人家乐滋滋的。心平气和之中，一不留神，人家满盘端出，将家底和埋在心底的话全都倒了出来：余主任啊，我们本来是可以这样的，因为没有这样是考虑到不能这样，所以现在才这样了，嘿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今后还望你能在计划内多考虑我们，计划外多照顾我们是不？
将军跟着“嘿嘿”又“哈哈”。晚上回到中南海，再与“小诸葛”和“铁算盘”一合计，得了：某某部门的指标和任务应该如此这般……
什么，你小计委，你余秋里想跟我过不去？没门！那些老资格的部长有的比将军参加革命还要早，身上留的弹痕还要多，见小计委亳不留情给他们加了任务却少了投资，就上中南海翻脸骂娘。那阵势让“小诸葛”林乎加和“铁算盘”李人俊见了都有些怕。这可怎么是好？
将军一听，右手往上一甩：别怕他们，我有治他们的招。
什么招？
将军笑了：你们不是已经将某某部的计划方案起草好了嘛？
是是。
那就行。我今晚上总理家去，让总理把某某部的这一块计划方案呈主席阅批。
林乎加哈哈大笑：此乃高招也！
果不其然，毛泽东批阅了。某某部的某某部长再没脾气了，他见了将军涨红着脸：好你个余秋里，论打仗我不服你，可要说搞经济建设，我服你。
将军伸出右胳膊，一把将某某老部长搂住：老司令员啊，你德高望重，我余秋里学你一辈子都嫌时间短嘞！今后国家建设这盘棋，少了你老司令员，我们这台戏可就唱得没劲儿嘞！哈哈哈，你这独臂老伙计，还是当年那个样。我信你，啥时候用得上我这匹老马，只管言语！
老当益壮，国之所幸。将军要请老部长喝酒，老部长说你忙你的，我还要回去执行你的计划呢！
将军欣慰地夹起皮包，准备将拟好的“三五计划汇报提纲”向毛泽东汇报。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一直最关心、最重视计划的毛泽东，却已经再没有时间来听取他的汇报了——尽管将军皮包里的那份“三五计划”提纲做得那样“有血有肉”（簿一波语），而且更让将军雄心勃勃的是实行新的调整、充实等措施后的1965年全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呈现出少有的生机，特别是到了1966年春天，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营与形势人人都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蒸蒸日上景象。任弼时、贺龙曾多次夸将军是个粗中有细的人。这不，在接手制定国家计划重任之后，将军一方面不时听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战略意图，一方面不时深入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特别是影响国民经济大局的重点工程项目一线，而那些需要特别关心的山区和农村，他都要亲自现场实地的考察调查。比如当时的“三线建设”，比较集中在云、贵、川一带，将军放不下心，带着几位助手，翻山越岭，逐一将国家确定的重点项目进行考察论证。当年与将军一路同的袁宝华如今回忆起来仍然极其动情：“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停下来，秋里马上召集座谈会，不分日夜，有时还要通宵达旦。经过这段工作，我感到他工作作风雷厉风行，是个办实事的人，是一个真正能够统率计划工作战线‘千军万马’冲锋陷阵的指挥员。”在四川苍溪，有位当年接待过将军的老县长事过近40年后这样深情地说：“当年余秋里同志在苍溪调查时，我每天和他在一起，汇报工作，研讨问题，没有一个称官衔的，呼一个‘长’字的，互称同志，亲切感人，有说有议也有争论，场面热烈，心情舒畅。” 老县长怎能不激动？当年将军官至国家计委主任，又知道他就是那个“搞出大庆油田的石油部长”，可人家一点没架子，到了县里，安排他在招待所住，将军坚决不同意，非要住在办公室，于是县里只好在县委大院里找了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又支了一张临时床铺。将军高兴地称：这样方便工作，想找谁就找谁，很好嘛！第一顿饭，县上很热情，拿出了酒，又多添了几个菜，将军不干，说：“四菜一汤，量不过限，超过退席。酒嘛本不可喝，考虑到基层同志的盛情，一路随行的同志也很辛苦，一人一杯，下不为例。”县上的同志只好撤掉几个菜。听汇报时，县长一上来就念念有词地说着“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地委领导下……”将军一下打断他的话：“全国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工作，汇报工作就不讲套话了，你们讲做了哪些工作，是怎么做的，做的结果如何，群众满意不满意，还要什么问题就行。”听完汇报、开完座谈会，将军就大胳膊一甩：走，光在办公室还不行，咱们上田头地间听听老百姓是怎么说的。
经过一番亲自调查考察，将军发现1965年国家的经济形势开始出现快速增长势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6.4%，大大超过了编制“三五”计划的预计，农业形势也十分喜人。1966年初，将军又随邓小平赴西北三线建设考察，一路上对西北几省的工业情况又作深入调查考察之后，再次获得同样感受。于是作为国民经济建设的“计划总参谋部”的“总长”，将军敏感地认为，毛泽东原先确定的国家“三五”计划大轮廓应该调整。 “经过一年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三线建设和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可以大大提前实现。大小三线建设的重大项目，可以提前一年或者两年建成。就生产来说，1970年的主要指标，大部分在1968年可以完成，有些会更早地可以完成。”他向邓小平汇报这些情况同时，提出了修正“三五”计划的意见。“好么，这是一个有干劲的计划！回北京以后你要尽快向中央写份关于调整‘三五’计划的报告。”邓小平听后甚喜，并指示将军。
回北京后，将军又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得到大力支持。于是经过将军及林乎加、李人俊等人废寝忘食的努力，一份被很多人称颂为“激动人心的《汇报提纲》”就这样诞生了。将军那一阵子天天夹着这份寄予早日看到国家和民族振兴、国民经济日新月异希望的《汇报提纲》等待着面见毛泽东。他知道，如果这份“三五”计划修正报告获得毛泽东和中央的批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是一个真正的突飞猛进。而这样的突飞猛进，是稳健的，符合国情和人民意志的，更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而调整后的这“三五”计划的实现，不仅总结和吸取了过去十年我国经济建设上的种种经验教训，同时它将对“四五”、“五五”计划也将产生巨大影响。
这是怎么啦？昨天还火急火燎地催着我，怎么现在就没人理我啦？将军一次次地跑到总理办公室叫屈喊冤，可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总理已经几天几夜没休息了，天天被红卫兵造反派到处闹事纠缠着，早已身不由已……
这是怎么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将军夹着放有他全部希望、满腔激情的《汇报提纲》的皮包，走出中南海，途经回家的路上，他惊得目瞪口呆：满街的年青人穿着黄军装、左臂上一律戴着红袖章，手里举着红本本，不知在高喊什么……
什么？《炮打司令部》？炮打哪个司令炮？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怎么可能会在中国嘛！
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就在我们身边？就在中南海？胡扯！将军站住双脚，怒目而视着如潮流激涌的红卫兵大军。他们干什么去？上天安门广场？去干啥？毛主席接见？！原来毛主席在那儿呢！
走，上天安门！将军对司机说。
动不了啊！司机连油门都不敢踩，满街的造反派你敢撞谁？
“啪”！一条标语贴在将军眼前的玻璃车窗上。什么字啊？将军开门探出头，站正身子正面一看：“打倒刘少奇！”
谁贴的反动标语？！将军突然一声震天的怒吼，冲血的眼睛就像当年沙家店战役中杀红了眼的那一瞬。
司机一把将其拉进车内：首长我们回家吧回家吧！
不行，这是反动标语！他们怎么能可以打倒少奇同志呢？他是我们的国家主席嘛！
司机一边倒车一边嘴里嘀咕着：首长你最好啥都装着没看到。
屁话！我长着眼睛能看不到吗？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这么多人跑到北京来，还上不上课了？国家经济建设还要不要了？将军挥着拳头，砸着自己的腿肚子，怒发冲冠地喊着——好在车上的玻璃窗是关着的，能听见的只有他的司机一个人。
“啪！”车至拐弯处，又一张标语贴在他座位的玻璃窗上。将军再次跳下车，直着身子正眼看：“打倒邓小平！”
反标！又一张反标！将军冲着大街大喊起来：抓坏蛋！坏蛋！你们这帮坏蛋——！
司机惊恐万状地硬将其拉到车内，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往回家的路上飞奔，将军一路的骂声权当耳边风。
你！你给我往三里河开！我要上计委机关去！将军伸手要抢司机的方向盘。
那儿更不能去首长！司机哭丧着脸，哀求着。
这是命令！将军头一回冲司机发大火了：命令！知道命令吗？
司机知道已无退路，只好将车缓缓改道上计委机关方向开去……
三里河计委机关大院内，口号声此起彼伏，大字报重重叠叠，铺天盖地。那两幅打着“×”的巨幅标语几乎把整个计委大院封得密不通风——“揪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计委的黑干将余秋里！”“打倒余秋里！”
将军愣在原地，双脚像被粘胶似的盯在那儿，只见其身子微微颤抖着，又立即铁铸般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的名字被打着“×”的巨幅标语……
回吧，首长。司机轻声地提醒，提醒了一次又一次。最后还是硬拉软扯地才将他扶上车子。
这一程回家的路上，将军一言不发。只有那愤怒而悲切的脸上透映着不可知的迷茫与痛苦。
“我怎么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
“我余秋里出生入死为的是无产阶级！打倒我可以，可我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人！”
“刘少奇怎么啦？他是国家主席，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邓小平也是！”
“我们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将军回到家，回到中南海的“小计委”办公处，大发雷霆。他从来都是嫉恶如仇、刚正不阿，赤胆忠心。他受不了别人如此污蔑。
秘书赶紧关紧房门，并悄悄告诉他：小计委重要人员贾庭三同志已经被公开点名批判，上不了班啦。
什么？贾庭三同志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他有什么错？将军一震，追问。
还不是因为彭真同志。据说北京市委的所有领导同志都被揪下台了……
凭什么？
你还不知道吧？咱们计委有个副主任到山西出差去看了一下彭真同志的母亲，这几天计委机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都在说这件事呢！
将军再次震惊：这算哪门子事？看一下彭真同志的母亲也是罪？
唉，首长你还没有清楚？现在是谁要跟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这些人沾点边，都得被划成黑帮！
黑帮？我余秋里不也是接受刘少奇、邓小平的领导吗？将军喃喃道。
可不，您首长更得在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千万别让他们抓住小辫子。
我才不怕他们那些狗屎呢！将军怒气冲天。随后，气冲冲地走到林乎加、李人俊他们的办公室，说：“文化大革命”可以不怕乱，但全国的生产怕乱，我们该干什么照干什么。
三人正要商议从总理办公室送来的一大堆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急电报，周恩来秘书周家鼎神色慌张地匆匆进屋，又把将军拉到另一个屋子，说：“余主任，总理写了一封信，请你看一看，看完后签个名，我马上要带走。”
将军急忙拿过一看，是总理写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及他等人的，信的大意是：运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当，只能因势利导，发气发火无济于事。要十分注意你们的言行，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节外生枝，增加对“文化大革命”的困难，不要叫人抓住把柄，造成被动。要遇事三思，切勿草率……
将军见已有老帅和其它副总理的签名，便提笔落下自己的名字。但总理秘书走后，将军对天长叹一口气：原来真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总理是在保护咱呀！
既然如此，帮着总理一起守住生产建设这一块吧！只有生产建设不乱，那几个乳臭未干的红卫兵又能怎么样？将军一向对耍笔杆、耍嘴皮子的“文人”不感兴趣，这回看到张春桥、姚文元，当然连同陈伯达他们这些整天只知贫嘴的人更加异常反感。
我看他们能翻得了天？将军的拳头砸在桌子上，发誓要保护来之不易的全国经济生产好形势。但这回他想错了，席卷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连几乎在一夜间将所有国家机器打乱了：火车不能正常运营了——装煤运客的车子变成了“小将”们的天下，而且还远远不够；工厂已经开始关门“闹革命”去了——炼钢的去贴标语去了、织布的去涂浆糊去了、生产油盐酱醋的去制造写大字报的墨水去了……这还了得？老百姓还吃不吃饭、穿不穿衣服了？将军急出一身冷汗！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向国务院“求救”的电报少则几十封、多则几百封，他“小计委”一时成了“救火消防指挥中心”了。
“你们，你们无论如何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粮食吃，人民怎么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一天，疲惫不堪的周恩来深夜把将军和谷牧找到身边，焦虑而恳切地说。
看着总理如此焦虑和疲惫，将军心急如焚，原有内心造反派对自己的那份攻击和污蔑的怒火随之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救国救民的一颗赤诚之心。
喂，喂喂，无论如何，你们必须保证生产正常运营。工人不能不上班啊！这是纪律，也是界限！听明白了吗？
喂喂，我找你们省长！什么？省长揪下台了？哪书记呢？书记找不到了？那我找你们造造头头，我要跟他说话！
你们听着，大串连可以，闹革命也成，但你们不能鼓动工人停工停产，这是界限！
我执行的什么路线？我执行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路线！将军“啪”地放下电话，怒不可遏：妈的他问我执行什么路线！老子在中南海能执行 什么路线！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路线嘛！
“余秋里，你必须交待谁是你的黑后台！”
“你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计委的大黑手！”
“打倒余秋里！”
将军还没有反应过来，还准备向一个个省、一个个市、一个个区，打上十个、百个电话，要求他们无论如何必须保证落实周总理的指示，必须保证一线生产不停工。可是他未曾料到自己却被从办公室揪到了批斗现场——嚯，日他娘的，阵势比大庆会战的“万人大会”场面还要大，不止万人吧？
一块写着“刘少奇的黑干将”大牌子挂在将军的脖子上。“黑干将”？我是刘少奇的黑干将？将军不服，直着脖子就是不愿挂这牌子。
造反派便上来两个人，狠狠地将那颗高昂的头颅往下一压：敢不挂？！
来，拿墨来！有人叫喊起来。
拿墨干什么？将军还没有明白过来，他的那只唯一的手臂被涂满墨水……
哈哈哈……大黑手！大黑手！造反派们狂笑起来，并命令将军把手高高举起。
将军不举。
又有人上来架着。
“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余秋里！”
“打倒工业战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后台！”
“打倒……”
批斗大会上的口号通过麦克风，又传向高音喇叭，响彻计委大院，震荡三里河一带。“我们那时常常看到计委大院那儿开批斗会。每回那个一只手的余秋里总被他们斗得怪可怜的。人家一只手，还给涂上墨，一举就是几小时，稍稍想放一放，有人就上前拳打脚踢，真没人性……”我爱人小时候的家就紧对着计委大院，她记忆犹新地对我几次说过计委造反派们批斗将军的那悲惨的一幕幕……
人性？那时哪来人性？
头几次挨批，将军还想回到中南海跟总理面前发发牢骚。可后来再没这想法了。为什么？那天将军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从批斗现场回到办公室，周恩来就让秘书叫他和谷牧等人上人民大会堂跟工交战线的造反派对话。正在造反派们吵吵嚷嚷要周总理回答为什么不让揪几个部长时，周恩来突然站起身，手里拿着一张照片—— 那照片上有个人躺在地上血肉模糊：这是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你们看看，他是昨天刚被人打死的！周恩来说到这儿满眼泪水，无比悲愤地：这么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是国务院总理，你们说叫我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是不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吗？啊，你们还要我说什么？
会场上没有人回答。但这只是暂时的，丝毫没有影响在林彪江青一伙人煽动下的造反派们揪“走资派”的疯狂。
打这以后，将军不再感到满腹屈辱了。你造反派批斗吧！白天批我，晚上我回办公室照样工作；你上午批我下午我回去还照样工作。
工作不能停，国家机器不能不转。这是周总理特别交待的话，任何时候都一样。将军牢牢记着这一点：即使是个人受天大的冤屈，必须尽一切力量守着“摊子” ——国家的摊子。然而“文革”的发展已非将军等少数几个人所能扭转乾坤的。他和谷牧刚刚满头大汗安排好150多万红卫兵小将们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事宜，上海那边又传来噩耗：十一月初，以上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为首的上海一些工厂的群众，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由于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周恩来、将军他们下发的关于工矿企业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通知，没有给予承认，因而被王洪文之流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十日凌晨，王洪文带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时被铁道部门下令停车。王洪文便煽动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大动脉中断31小时，使上海站36趟列车无法发运。由此引发全国性的交通严重问题。这就是震惊世人的“安亭事件”。将军等为此几日几夜安排调度，王洪文等竟然倒打一耙，说有人蓄意破坏“文化大革命”，迫害工人革命行动。上海的王洪文借此大出风头，身在北京的张春桥则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回到上海又在火上浇了一把油，于是原来只有“学生娃娃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迅速蔓延到了产业工人中去，问题的关键是毛泽东对此还给予了肯定。全国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不收拾也得收拾。周恩来一边苦口婆心地向造反派们解释，一边来到将军他们那儿千叮咛万嘱咐：无论如何也要尽可能防止国家的经济建设出现瘫痪。
将军因此建议：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这样才落实毛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嘛。”将军对总理说。
你们马上起草一份文件，我们一起向主席报告。周恩来吩咐道。
而在此刻，陈伯达在中央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也起草了一份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他把文件搞送到将军他们手里，说是让看看，其实是让将军他们按照他的意见定调的。将军等拿到陈伯达的文稿，在请示总理后，乘工业会议的各地代表在京，又在征求和听取意见后，突击几天几夜，完成了一份关于工交战线“文革”的《十五条》通知精神——陈伯达起草的是十二条。几天后，陈伯达将将军和谷牧叫去，见了两位便劈头盖脑地大发一通文霸：“看看你们多能耐！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末后，又阴沉着脸，阴阳怪气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瞧不起，就你们有本事！我也是小计委的成员，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可你们把我放在眼里吗？”
将军和谷牧不想跟这样的人吵闹，知道再解释也无用，便从陈伯达那儿退了出来。但陈伯达是什么人？当时的“文革”负责人之一、毛泽东身边的人哪！他的话不能不重视。将军与谷牧径直上了总理那儿把事情作了汇报，并把为什么写成现在的《十五条》作了说明。
“没那么严重吧！”周恩来对将军他们担心陈伯达闹事并没看重，又说：“明天下午，我再听你们汇报一次。然后再向主席作个报告。”
不日，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基本同意他们的《十五条》通知，工矿企业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但工人们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运动。
“只要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就好办！”将军听后异常兴奋，并且天真地这样认为。
哪知又过几日后，周恩来突然打电话给将军：毛泽东批示，让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你们要赶紧准备一个全面材料。
林彪要主持会议？不是破天荒头一回的事嘛！他“林副主席”什么时候对工业工作也感兴趣了？将军甚至兴奋地对起草材料的郑耀舜几个小年青说：“中央文革的人都是书生、秀才，不理解我们当兵人的心情。对不懂工业的人谈工业，等于对马弹琴，实在难办。以后有事我才不去找文革那些人呢！我们要直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汇报。”
郑耀舜是当年《十五条》的起草执笔者，我在2004年“五一”前采访他时，先生正和将军的老秘书李晔等人在华北油田写一部中国石油反思的书，郑先生谈起文革这段亲历时，说得生动精彩又有几份悲壮：“那阵子我们真是整天不知所措。搞一个文件得让那些本不相关的人传来看去。不这么做又不成，连总理做工作都常常有点儿像地下工作似的。那次在京西宾馆开的工交座谈会，十几个人。总理、陶铸、先念，对我们起草的‘十五条’逐一通过，都说好。可后来传出话要让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我们不得不又重新起草修改。又一天总理在京西宾馆召集秋里、谷牧和林乎加等开会。李晔、李灏和我当时都是首长的秘书。开会时坐在后排。总理一进门见我们三个年轻人，就非常警惕地问秋里他们这三个人是谁？余秋里同志就一一介绍，指到我的时候，他说：小郑是林乎加同志的秘书，铁杆保皇派。周恩来点点头，表示对我们这三个秘书是放心的，可他仍然非常憎恨地说了一句：我最讨厌秘书了！估计他不知吃过谁的秘书之苦。那天会上，总理在谈到工厂闹运动停工停产，十分恼怒，并说到悲愤处，一抹脸，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话后来传到林彪、江青那儿后，总理的日子也不好过。工交会上，几位老部长、老市长谈起各自领域的混乱状况时气不打一处来。最有趣的是铁路部部长吕正操将军，别人在会上慷慨激昂地陈斥，他在一边唱着‘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和‘九一八，我的家在哪儿……’。我就跟正操部长开玩笑，说我上造反派那儿给你告一状。将军摇摇头，说你不会的。那天总理打电话说林彪要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听取我们的工交《十五条》，秋里、林乎加和李人俊还有谷牧同志就聚在一起，商量连夜准备汇报提纲。我是起草执笔者，赶了一夜。林乎加口述，我笔录，秋里同志拍板定稿。第二天下午，林彪到中南海，我把准备的材料整理好后送到秋里同志的手里，并送他上了车。去之前，我看得出秋里同志对这一次林彪听汇报是寄予巨大希望的，所以晚上我们在起草材料时都尽可能把当时工交战线甚至将财经方面的问题也一起写入了汇报材料之中，期望能借同样军人出身的‘林副主席’之力扭转乾坤。晚上下班之前，秋里同志夹着皮包回到办公室。一进门，他将皮包往桌上一扔，脸色非常难看。我心想事情肯定坏了。只听他长叹一声，回天无力地感慨道：唉，准备大乱吧！从此我们这些人就像当作没用的垃圾一样，被赶出了中南海……”
关于向林彪汇报工交问题时碰到的遭遇，将军后来曾著文这样叙述：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一共开了三个半天，连续进行。会前将军曾对林乎加说：“我们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就是挨批、下地狱也要把工交企业的情况，如实说清楚。”他和小计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是抱着决一雌雄的信念参加林彪主持的会议。果然，一开始火药味就很浓。张春桥攻击谷牧的汇报是代表了一部分走资派的情绪，否定企业里存在的两条路线。上纲又上线，帽子大得吓人。江青则瞪着眼睛盯着余秋里和林乎加，说他们是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康生则阴险地说什么“现在的工厂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工厂”。陈伯达更是气急败坏里指着余秋里等人的鼻子叫嚷：“你们搞的汇报提纲，为什么不同我商量。我也是计委的副主任嘛！你们是搞突然袭击！”要不是周恩来一再给他们解释和挡拦，文革小组的那帮人还不知真的是否想把将军他们活扒撕烂后给吃了！
林彪开始一直阴着脸，也不说话。将军们摸不清这位从不过问经济工作的“副主席”到底支持哪一派，因此寄希望于他的最后定调。第三天下午，林彪终于说话了——声音阴沉，但将军他们听了却如埋在身边的炸弹爆炸：“这次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
怎么错啊？工交部门与文教部门不同，问题也少些，不能像文教战线一样整天停课闹革命嘛！将军急了，站起身来争辩。
林彪脸色骤变，声音也变了调：工交部门的问题还少？比文教部门的问题少？这是你的认为。余秋里，我看你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放下臭架子，到群众中去老老实实承认犯错误，要不我看你是危险了！
将军还要想争辩，被周恩来用眼色制止了。
完了。彻底地完了。将军走出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场时，脑子一片空白。他和小计委的几位同志遵照总理愿望力争的全部希望眼看就要破灭了。工人停工停产，全国还不大乱一片？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那一天将军回到办公室独自坐在木椅上久久未起，为革命忙碌了大半辈的他忽然感觉没有什么事他可以再做了。
这正是林彪、江青一伙人所期望已久的。不夺了“小计委”一帮人的权，不摧毁周恩来为首的这个“经济建设参谋部”，“文革”就乱不成全国性的，也只能是几个学生娃儿和文人们在那儿叽叽喳喳，成不了大事。现在把看守国家机器运转的将军他们这样的一帮人的主张摧垮了，神州大地不都是林彪和江青他们的天下了吗？
斗争如此残酷。当将军他们有泪落不出时，林彪、江青和陈伯达之流却欣喜若狂了，因为“文革”的每一步完全操纵在他们手中。刘少奇、邓小平已经是“死老虎”了，周恩来你一个人还能跳多高？至于余秋里这些小干将，先刹刹锋芒，等哪一天借毛泽东的手，再来个一抹到底。你不是因为大庆油田才成了大红人嘛？那好啊！先把大庆给搞乱了。
林彪江青想法多得很哪！一个密令下去，大庆油田便乱成一片，连铁人王进喜也一夜间成了“大工贼”了。
“他们、他们这样搞不行！”中南海，在李富春副总理召集的工交负责人谈形势会上，将军痛心疾首地挥动着那只右胳膊：“我们的大庆，是几万工人当年忍饥受冻、流血流汗一口井一口井的打出油来的，现在造反派竟然强令工人们停钻封井。北京有人还自称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跑到大庆，煽动工人们成立战斗队，搞什么停产闹革命，说大庆红旗是假的，黑的，连铁人王进喜这么个工人先进分子也被抓起来严刑拷打！他们还有没有点王法了？啊！大庆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他们想毁了它，我、我死也不能答应！”
将军越说越激动，到最后竟泪流满面。
在场的人惊愕不已，因为他们谁也没有见过独臂将军也有落泪的时候，连周恩来都愣在那儿不知所措。
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将军什么时候落过泪？我问将军的夫人刘素阁阿姨，刘阿姨说她没见过将军落过泪。
四女儿晓阳说，她见过父亲落过一次泪，那是周恩来逝世后的第三天，从不带儿女参加公务活动的将军，那一天听小女儿说也要跟他去周总理的灵堂时，竟然破例同意了。“我当时都惊傻了：爸爸一踏进灵堂，还未见总理的遗体，突然‘哇’地一声大哭，简直像山塌下来似的。随即见我爸一哭一拜地走近总理遗体，再度恸哭起来，这是我听到的最吓人的也是最悲惨的哭声……”女儿这样说。
将军的秘书李晔说：在将军的生死好友、另一位著名的独臂将军贺炳炎去世时，将军痛哭过。上将军衔的贺炳炎与余秋里同为独臂将军，他们俩之间有许多传奇，俩人同一年参加红军，又都在贺龙元帅手下成长为红军高级将领，俩人曾几度在一个师旅团担任军政一把手——贺炳炎断的是右胳膊，余秋里在战斗中失去的是左胳膊。俩人断胳膊时都是在没有基本医疗条件的情况下，被人用钢锯锯掉的。而且俩人是在同一年失去胳膊的。俩人在同一师旅团一个当司令、一个当政委，是真正的“一把手”部队，曾威震日寇，名扬全军。贺炳炎比余秋里大一岁，在打仗中是有名的“独臂孤胆英雄”，以打仗又猛又勇而闻名。余秋里则是有勇有谋的多数时候是政委身份，他与贺炳炎并肩战斗的岁月里，俩人配合默契，战无不胜。贺炳炎时时处处以大哥的身份爱护着余秋里，而余秋里则在贺炳炎受到政治迫害时挺身而出救过他。解放后，贺炳炎留在大西南当成都军区司令员，余秋里则受命在东北指挥石油大军。1960年，贺将军不幸英年早逝，余秋里闻悉噩耗后立即前去奔丧，那一天他恸哭了，比失去亲兄弟还要悲恸。
将军的老战友说将军在战争年代也有过一次落泪：1948年，在西北的瓦子街战役中，将军的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团长任世鸿指挥部队攻占敌39军军部时，头部突然中弹负伤。将军闻讯后跑到担架前，俯身去叫任团长的名字，可那任团长握了握将军的手便断了气。当将军从担架上直起身时，战友们看到他满脸泪水……
参加过《余秋里回忆录》材料整理工作的李国昌先生还向我介绍过他亲眼看到的将军流泪情景：那天李国昌先生与将军谈起了一件在石油部颇为忌讳的事—— 1979年底的“渤海二号事件”。年轻人不知道这个事件，但它却是留在石油人心头一块很痛的伤痕，事过20多年后的今天我在大庆采访时仍然感觉到石油人不太愿意谈论此事，因为一向团结向上、亲如兄弟的石油部几任领导间为了这事出现了旁人想象不到的尖锐矛盾，这事关及到将军，尽管他那时早已离开石油战线。但由于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石油部出现“渤海二号”严重事故后，一下有72名石油工人葬身于滔滔大海之中、一艘进口的自升式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沉陷，这在新中国石油工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因此它震惊全国。人们以各种方式对这起事故的责任单位石油部以最严厉的指责，可以说那一阵石油部上上下下的压力绝不比前阵子川中油气井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小，因为出现“渤海二号事件”那个时候，我们的媒体很少报导所谓“有损国家形象”的重大事故，不像现在什么事情透明度都很大。故而“渤海二号事件”公布于众后，石油部陷入了全国性的谴责声浪中。最后国务院作出两项重大人事处理决定：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解职；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处分。关于“渤海二号”事故当时社会上的普遍认为是石油部领导和具体操作平台的人“不讲科学”和“蛮干” 而造成的人为悲剧，而石油部内部坚持认为是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及环境气候所致才出现的沉船与伤亡事故——后来证明石油部的意见基本是正确的。
中央决定出来后，全国人民对“渤海二号”事故的情绪倒是平息了，可在石油部上下却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相互之间的矛盾与指责。至今石油部内部的大多数人仍对解职、受处分和被判刑的那些“弱者”给予同情，而对当时身居高位的“石油老领导”的余秋里则存在极大的埋怨，认为他在关键时刻没有“保”宋振明和康世恩，也没有给石油人留下面子。最要命的是个别受处分的石油部领导本人也是认定这个理，这更使得多少年来共甘同苦、并肩创下新中国石油工业辉煌史的石油人之间出现了情感上的深深裂痕。那些日子里和之后的相当岁月中，将军其实在石油战线的高层干部间成了孤寡之人。曾是部长中属于年轻的宋振明下台后没多少日子因患绝症而英年早逝，他的死更让石油人心头留下重重的创伤。不少人老话重提，甚至把怨愤泼到将军身上。他们哪里知道，“渤海二号事件”对将军内心的伤害有多深。他身在高位，尽管他早已离开石油战线十几年了，可一旦出了大事，有人还是把账算到了他的头上——自大庆油田之后，一直在中央走红的“石油帮”早在一些人眼里视为异已而被人妒忌。“渤海二号事件”终于让一些人找到了给将军为首的“石油帮”撒把盐的机会了。这回将军自己被人“不打肥皂刮胡子”了。
石油人当时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事，年过二十多年后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知道了一些事的真相：关于作出对宋振明、康世恩的处分决定，将军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在研究处理意见时，他和普通人知道的一样：文件已经印好，将军和其他书记处的书记只有举手的权利。而且将军还得接受这样的任务：中央对石油部领导的处分决定，由你余秋里去宣读。无奈将军必须执行中央某领导的指示，而他一到石油部宣读给宋振明、康世恩等人的处分决定后，因此让石油部一些人更加对这位带领他们石油人走向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老部长产生了误会。公开的、背底里的埋怨和积忿随之而来——将军真的成了里外不是人。有一个著名漫画家竟还在人民日报上刊出一幅讽刺领导干部瞎指挥的漫画，明人一看就是对着将军的，因为那画中的人缺一只胳膊。这是一个庸俗文人的浅显之见，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幅画对将军和石油人是个多么残酷的刺痛啊！血，流了一地，可将军还不能哼一声。在位时的将军一直将石油部自己的人和外界对他的误解深深的藏在内心，他当时的身份无法向属下和亲爱的石油人说明白内情，苦水只有往自己的肚里吞……这才有了90年代将军在接受李国昌先生采访时的流泪——将军说起宋振明对他的误解时这样流着泪说：他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又是一手提拔他的，从大庆会战初期的普通中层干部一直到石油部长，我能对他怎么着？事故出来了，我不说他说谁？不对自己的兵严，还能对谁严？我对自己儿子的关心有对他关心的百分之一就谢天谢地了……在说到另一位埋怨他不保石油部的副部长时，将军流泪说：他在沈阳军区时因为受政治迫害，正军职务一抹到底，没人敢要他。是我把他弄到了石油系统来，并委以他重任，后来又当上了副部长，他、他还不了解我的为人？我不保他？我不保他能有今天吗？将军也是人，铁骨铮铮的将军也会流泪，但看看他的每一次流泪我们谁不动情呢？
面对林彪、江青等利用“文革”企图疯狂搞乱国家的跳梁小丑的罪恶行径，这一次将军的泪，是为国之忧、为民之忧，也为他一心想把国家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壮心未酬而流。
自刘少奇、邓小平被林彪、江青之流借造反派之手打倒后，中央及各部委党政军领导几乎都被当作“走资派”而被剥夺了权力和工作，尤其是领导中央经济工作的，正如周恩来所说的，当时只有连他5个人：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和谷牧。李富春身体不好，谷牧不久也不能坚持工作。真正协助周恩来的只剩下李先念和将军俩人。而即使如此，林彪、江青一伙仍不死心，他们一方面欲置周恩来于死胡同，另一方面对从来不屈从于他们的余秋里使用种种手段迫害打击，企图达到不让他再抓生产的目的。
那是个许多领导干部再不敢抓业务、再不敢抓生产的年代，因为一抓业务、一抓生产就会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干将”，一旦被扣上这样的帽子轻者批斗下台，重者死了都不见尸首。
将军一身正气，继续敢抓敢管，一心忙于生产和经济建设大事，因而遭林彪江青之流的迫害便可想而知。先是在计委大院、计委礼堂，再是上北京展览馆，后是北京工人体育馆，总之声势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喊出的“打倒”口号越来越响。造反派们逼将军承认他反毛主席，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有一回几万人的大会上，有人用高音喇叭逼着将军问：你是不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全场的人等着他的回答。只见将军猛地一抬头，高声喊道：“我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干将！”造反派哪饶得了将军，他们像发疯似的扑向将军，几个人上来残暴地把将军的头往下摁，将将军惟一的一条胳膊反向地抬起，让他做 “单翅喷气式”。是周恩来得知后赶到现场救下了将军。
周恩来看到自己的亲密战友、整天忙着帮助自己执掌国家机器的将军被人如此残酷迫害，怒火万丈地严斥道：余秋里同志是毛主席要保的人，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他。大家想想看：我们从开国以来就搞油田，可是最大的发展，最大的收获，是大庆！是大庆这面旗帜。我们靠什么打得这个胜仗？首先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其次靠的是广大会战职工；再次就是全国的各方大力支持。但大家想一想，单单这三个条件如果没有这次会战的领导人，没有组织这个会战的领导班子，等于说打一个大仗，没有指挥员，行不行啊？不可能嘛！大庆会战的指挥者、石油部的创业者余秋里在这个工作上他的成绩功不可没！他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打了最困难的仗，取得了最大的成绩的！到计委和小计委后，他的工作也是大的，这两年多来，他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做的计划工作，成绩也是显然的。毛主席选将是选对了的，抓准了的嘛！
然而造反派仍然不依不饶，他们借种种理由欲置将军于死地。在那个时候，像将军这样管生产和抓业务的人不被批斗是不可能的，周恩来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出面与造反派周旋，让将军尽可能的少受罪。每次造反派将将军从中南海揪出去批斗，周恩来就派自己的联络员跟随。等待批斗会结束后再接回中央，因而他还要将军与他一起处理焦头烂额的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求救。有一次造反派使坏，知道你周恩来不是要保余秋里嘛？那好，他们借机批斗后，突然说将军不见了。周恩来急了，立即找到谢富治，命令他必须立即把将军找回来，否则一切后果要他负。谢富治这才紧张地找造反派头头商议，最后把关在北师大地下室秘密地点的将军送回了中南海。
江青一伙仍然不想放过将军，她一方面到处放风说“余秋里是贺龙的人”，“历史有问题”，一方面派人到处找证据。结果调查来调查去，将军与贺龙仅仅是工作关系；他们上将军的老家搜索材料，发现将军家几代赤贫，就是当了部长，他的亲属仍都是种地的农民。于是他们找到康世恩和铁人王进喜，逼他们揭发“余秋里是石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后台”。康世恩回答说：“余秋里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没有错。中国石油工业是余秋里开拓局面的。他会打仗，有领导能力，很会带队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石油队伍，干得的成绩举世注目。”铁人王进喜说得更形象：“没有余部长，你们北京大街上走的汽车还得背大煤气包呢！”
“我就不信他余秋里一只胳膊能拧得过我们双条胳膊的人！”江青如此咬牙切齿地说。她和陈伯达等在寻找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江青的那对“蛤蟆眼”乐得都要蹦裂了。
一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和余秋里等，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碰头会。会上谭震林和几位老帅讲到造反派迫害老干部、破坏生产、冲击军队时，对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等进行了严厉批评和指责。余秋里在会上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愤，拍案指着陈伯达等，称造反派干出的事“简直像法西斯”，并说：“我对计委的造反派讲了，你们这样对待老干部，我就不检讨了，连你们的会也不参加了！”
这一天是1967年的2月18日。当天，康生、张春桥等就立即跑到钓鱼台跟江青密谋对策，他们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法，于当夜向毛泽东作了添油加醋的歪曲事实的“报告”。毛泽东听后大怒，生气地说：他们行嘛，他们可以把“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找上余秋里……”
这就是所谓的“二月逆流”。
主席是这么说的？将军听到这消息后震惊不已！他一生对党、尤其是对毛泽东赤胆忠心，甚至多次说过：“我谁都不听，就听毛主席的！”而现在毛泽东却对他不满了，误解了，划到了与之对阵的一边去了，这让将军内心深深的痛苦，也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痛苦和失落。
难道真的是我错了？难道真的让国家乱下去，农民不需种田、工人不要上班吗？
那四个现代化如何实现？国家怎么强盛？
将军百思而不得其解。痛苦中，造反派对他的批斗也因为“毛泽东有话在”而更加变本加厉。“打倒二月逆流黑将余秋里”的标语贴满北京大街小巷。这时将军的迫害已经泱及到他的家——夫人被不断拉到石油部和计委机关，白天批斗，晚上罚扫厕所。几个十多岁的女儿也不时被拉去陪斗，最后不得不让她们分散寄养在好友家里长达数年……“那时我们很长时间看不到爸爸，偶尔他半夜回家一趟，像地下工作似的不让我们吭声。随后拿点东西便又匆匆走了，连句交待的话都没有。造反派也不让我们跟妈妈在一起。我们姐妹几个只好到处流浪，到处躲藏……”与我同龄的将军女儿们说。
周恩来急了。一为将军的生命安全，二为没有将军等人帮他支撑国家机器而急。“全国上下这么乱，现在只剩下连我才两个半人在抓经济，我算半个，李先念算一个，余秋里算一个，可你们还没了没完地批斗余秋里，国家的经济、企业的生产还要不要抓了？你们小将造反不也要吃饭嘛！”周恩来苦口婆心地一次次上造反派头头那儿或者批斗现场去做说服工作。但林彪江青和陈伯达暗中指使的造反派才不为此所动。“打倒余秋里”的口号和声势越来越大，北京各路造反派还专门成立了 “斗批批”联络站，即斗薄一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而且声称要斗倒薄一波，必先斗倒余秋里、谷牧。接二连三的批斗，使得本干起工作不要命的将军最后到了回办公室后连端茶杯的的力气都没有。至于响彻耳边的各地求救电话和雪片似的催促电报，他都无神回复。
“再不准参加批斗会了！”周恩来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到现在连个检讨都没写嘛！”造反派跟周恩来纠缠。
“他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就写不好检讨，给他们一些时间嘛！”周恩来既说了实情，又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回应造反派。
“可我们知道余秋里一不批斗他，他就忙乎抓生产……”
“他不抓谁抓？我把你们提拔上来能行吗？”
周恩来严正驳斥。
这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焰火晚会。毛泽东也许出于某种考虑，仍然让将军和所谓的“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帅和谭震林等人都上了天安门城楼。
“上城楼也要打倒！”陈伯达一副无赖文霸嘴脸。
将军不仅没被造反派停止批斗，而且不知何来的“杨、余、傅事件”，使批斗他的大会参加人也增加到了10万人。这回“文革旗手”江青亲自出面声嘶力竭地在高音喇叭里诬陷将军。但有一点林彪、江青和陈伯达之流是没有想到的——他们越将军越猛烈，毛泽东却再不曾发过话，相反在又一个“五一”庆祝大会上让其露面。1968年6月14日，毛泽东接见沈阳军区、南京军区读书班的人，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拟的陪同接见名单中，有意不提将军，想让人相信“余秋里真的已经打倒了”。可毛泽东审阅时发现了，说：“还有余秋里嘛！”
将军就这样参加了陪同接见。奇怪的是在第二天见报时，一串长长的陪同接见名单之后，出现了这样一行字：“还有余秋里等同志”。显然这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和张春桥一伙想的邪招，他们既不敢惹怒毛泽东，又用这样的话把将军打入“另册”。
“还有余秋里”于是成了在报纸上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新闻经典语”。有趣的是：在我采访将军家人，请他们谈谈“文革”中的经历时，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模仿着广播员的嗓音，绘声绘色地说着“还有余秋里”这句话。
这是极其耐人寻味和具有讽刺意义的。
其实“文革”十年中，我们的国家机器之所以还在运转，靠的就是余秋里等人，而并非“还有余秋里”。然而“还有余秋里”这句话事实上也拯救了将军的政治命运，当然与其说毛泽东说这话拯救了将军的政治命运，还不如说晚年的毛泽东在政治上完全被林彪、“四人帮”利用而不断犯错误之时，他并没有忘记老百姓要吃饭穿衣这件事。“还要余秋里”其实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这个。
“还有余秋里”，是文革十年和毛泽东晚年时期的一个特殊政治现象，有着深刻的含义。本身便足可以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的，因为自大庆油田之后，是周恩来和将军使“余秋里”三个字成为了中国和平建设时期的一种道路、一种方法、一种经验和一种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象征。
“还有余秋里，”能让一个人最高兴，他就是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有了这话，就等于有了一只左膀右臂。中共九大时，他推荐将军进了中央委员。1970年正式任命将军为国家计委主任。1971年林彪叛逃，毛泽东终于清醒了一些，对“二月逆流”作了彻底平反。压在将军头上4年之久的大帽子也随之被摘掉。
至此，中国的“三五计划”五年里，像艘失去航向的破船，在一次次触礁碰壁之后，摇摇晃晃地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而它最终没有沉没，功当归结周恩来的高超智慧和将军等人对党对国对民赤胆忠心，忍辱负重、硬挺着腰杆的鼎力辅助。
走访当年与将军共同在国务院和计委工作的顾秀莲等“过来人”，我从他们嘴里知道了许多普通老百姓及现有的历史书上不曾记录的事情：
比如像首钢突然停产时，问来问去到底什么原因时谁也说不清楚，眼巴巴地看着一个支撑首都经济建设大厦顶梁柱的国有大企业瘫痪在那儿。是将军亲自跑到车间，从一个工人那儿得知是一只老鼠钻进了配电盘，造成短路烧坏了机器。原因找到了，首都的高炉重新燃起烟火……那个年代就这么可笑。一个堂堂国家经济“计划总参谋部”的“总参谋长”竟要去干这么简单的事，但当时还真得有人去干哪！
当然将军更多的是干的大事。比如，大型企业出现混乱时，将军及时向总理提出“必须用军管”的形式保证正常生产。后来毛泽东采纳了，这才使众多主要的国家机器能够得以运转。军管的初始是为了实现经济运营目的，但后来的军管深入到了政治领域与其它行业，情况就完全变了味。
将军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以自己在军队里的关系和影响，通过“老战友”们的“帮忙”，解决了多少地方的燃眉之急，这是外人所不知晓的。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文革”十年中，石油战线曾经一度被林彪江青一伙煽风点火搅得极度混乱，如大庆油田武斗造成的惨案触目惊心，仅打死的就有一二百人。将军闻讯后心如火焚，又一下想不出办法。有一天周恩来满头大汗地找到他：煤炭上不来了，铁路要转不动了，工厂要停机器了，国防兵工厂也快关门了，得想个法子呀！总理问将军：现在就得想法多生产点油了，有没有办法？
将军是“石油元帅”，他一想说：在大庆油田开发初期，为了实现长期稳产高产，我们只开发了萨尔图油田，把喇嘛甸子、杏树岗油田作为“大仓库”留了下来没开发。总理听后大喜，说：为了保证北京、上海和辽宁等重点地区和一些重点企业的生产得以维持，只有多烧油了。“立即开发大庆喇嘛油田！”周恩来命令道。
好嘞！将军接令后迅速通知石油部。而在这个时候，将军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他要解放一批被打倒的石油干部和石油专家们，还包括铁人王进喜在内的许多标杆红旗。
王铁人在“文革”初期也是被整得很惨的，造反派为了打倒将军，涂黑大庆红旗，就把王铁人打成是“工贼”、“政治大扒手”，甚至诬蔑他“搞乱女人”，目的是搞臭这位大庆标兵。批斗王铁人的大会声势也大，造反派说当年余秋里搞会战、树铁人有万人“誓师大会”，现在我们批判王进喜起码也得这样的声势。于是他们别出心裁，举行了一个“打倒政治大扒手王进喜誓师大会”，在全油田设了一百多个分会场，要求油田职工尽可能的参加。王铁人被造反派们戴上用钢筋和套管接箍焊成的2米多长的高帽子，站在3个叠起的方凳上弯采九十度。高帽子又长又沉，造反派就让时任石油部副部长、大庆工委书记的徐今强扶着。会上批斗王铁人时，造反派要他承认“十大罪状”，承认“余秋里是黑后台”。铁人不从，有人就上来把凳子踢倒，把铁人从高处摔下来。如此惨无人道的场景，让许多工人、家属看不下去而流着泪悄悄退场。王铁人也真奇，竟然没死没伤。事后有人问他是怎么回事？王铁人顽皮地笑笑，说：“当时我耳也听，眼也看，特别注意警惕从哪一边出来人踢凳子。他一踢，我就跳，防止把腿和腰摔断了。我是钻井工人，断了腿和腰就不能为国家打井了”。瞧，多棒的中国工人代表！将军得知王铁人惨遭迫害的消息后，不时借机在总理面前提及他。后来在周恩来的一再过问下，王铁人被“看押”在解放军的一个农场里——实际上周恩来和将军把他保护了起来。王铁人也不愧是条硬汉子，他哪呆得住？乘解放军看守不备时，悄悄跑回了油田。见钻井工们都停工了，着急啊！于是他一个井台一个井台地给工人老哥们讲不能停产的道理，使多数钻机重新恢复了生产。然而造反派是不甘心的，他们煽动部分职工继续停产“闹革命”。这期间大庆一片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事故频繁发生（有一年曾发生过化肥着火，一次烧死一百多人的惨案。而且一向稳产高产的大庆油田发展到1970年时竟然全年第一次欠产18万吨没有完成计划任务。用当时主持一线生产的副部长唐克的话说，这是“齐天大耻”）。
大庆油田面临最危难时刻，铁人只身跑到北京。将军穿针引线，铁人见到了总理。总理说我现在忙得连身子都抽不开，你先向余秋里同志汇报，一星期后我再见你。将军那时一边要被造反派揪出去接受批斗，一边要抓各地的生产，但还是专门抽出时间在京西宾馆坐下来听王铁人的汇报。看着满脸疲倦的老部长，王铁人心如刀割，可又不得不把要说的事倒出来。
停产？大庆也要停产闹革命？将军默默地重复着王铁人反映造反派们的话，紧锁眉睫。
有个跟王进喜一起来的群众代表情绪很激动地说：“现在全国都在闹革命，我们大庆也应该跟上去！否则大庆就不是毛主席树的红旗了，工业怎么学大庆呀？”
将军一听这，“噌”地从沙发上站起。他强压心头之怒，来了段难得的“黑色幽默”：是啊，停也不是不可以。咱们一起商量看看怎么个停法？停止采油行不行？采油停了全国工农生产、部队战备没油用，不得了！看来采油不能停！停注水？注水停了地下压力补不上来，以后采油没法了，看来这也不能停。供应部门停了行不行？可油田生产没有物资怎么办？看来这也不能停。地下观察停了？但这样一来油田生产就不能及时掌握地下动态，这怕也不行。运输停了？那我们靠什么走路？这也不绝对不能停……将军以行家的口吻，一下说了十来个“不能停”，而且越来越激动，最后一个惊天动地的“不能停！”结束了此次谈话。王铁人从老部长那儿精神为之一振。几日后，总理接见，更使他有了“尚方宝剑”。
回到大庆后的王铁人带着总理的指示，想把打倒和受迫害最重的“宋陈季王”（宋，宋振明，时任大庆工委副书记、会战指挥部指挥；陈，陈烈民，工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季，季铁中，工委委员，武装部政委；王，王新坡，工委委员，大庆指挥部副指挥）解放出来。于是他借传达总理指示，动员军管会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想借此顺便让受压多年的“宋陈季王”几名领导有个体面的解放。哪知，会议一开始，造反派早已有所准备，他们不知从哪儿来的消息，说王进喜是谎传周总理指示，结果给王进喜的“大工贼、大扒手、大流氓”前面又多扣了一只“大骗子”的高帽。会场上王进喜原本宰好的几头准备犒劳解放“宋陈季王”的大猪，现在造反派用来让“宋陈季王”每人扛着游街……看着几位大庆领导汗流浃背、气息喘喘地抬着猪崽低头游街的情景，王进喜想哭都找不到地方。
王铁人做不到的事，将军以其智谋做到了。在向石油部传达以中央名义要求开发喇嘛甸油田同时，将军要求“宋陈季王”还有徐今强等干部在“喇嘛甸油田会战中立功改造”——这是当时可能做得到的一种“解放干部”的办法。将军自己不也是被总理这样保护下来的嘛！
后来大庆油田又因为“文革”的干扰破坏，出现“两降一升”（即地层压力下降、原油产量下降，含水量上升）的紧急关头。懂行的将军极其忧虑，他想到了张文彬——此刻的张文彬正在四川“靠边站”。将军通过老战友、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以工作需要之名，直接将张文彬调往大庆，让其带领一个工作组帮助扭转油田生产的混乱局面。后张文彬又奉命组织“东八三”管道工程会战，将军又将另一位石油大员秦文彩“解放”到大庆。正是这些将军熟悉和信任的“老会战”们重新拯救了危难的大庆油田。而像焦力人、孙晓风、李敬等石油战线的中流砥柱，又何尝不是将军亲自点名或者借助各种“需要”给调回领导岗位的？
将军最想“解放”的一位老石油人当然是他的“老搭档”康世恩。自胜利油田开发后，中央一直关注的江汉油田战斗序幕已经拉开。这是第一个规模相当的对 “三线”距离最近的油田。
周恩来问派谁去最合适？
康世恩！将军脱口而出。
又一个重量级石油人物解放了。新中国的石油事业尽管因“文革”遭受重创，但相比其它行业，是最幸运的一块——它迅速得到恢复和重新起色。胜利油田的全面开发、大港油田曙光初起、海洋石油战鼓声声、四川气油田成绩不俗……石油工业重振雄风，支撑国家大工业一片天地。这是在民族危机时刻，石油人的这份贡献更令人起敬。共和国永远不能忘记这一页历史。
江汉石油会战是一次参加人数达12余万人的和平建设大战役，比大庆会战还多出一倍人数。有人曾经批评说江汉油田是一次“人海战术”。将军严正的回答：不错。我们搞的江汉油田会战是人海战术，但在那个全国各行各业几乎瘫痪的年代，只有石油人听从中央命令没有瘫痪，他们依靠自己的信仰和对祖国石油事业的一片真情，顶着政治风险在拼命工作。将军没有说出“人海战术”的另一半意义：是他和周恩来、康世恩等人的智谋，借大会战保下了石油战线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石油部门因此在解放“走资派”、解放“反动学术权威”等方面比其他部门早了七八年！
这是将军的又一个不可抹去的盖天功绩。
晚年时期，有一次将军在外地休养，被一群化工部门的同志热情地拉去作客。将军一时摸不着头脑：“我跟你们没有什么交情啊？”化工部门的同志大呼“冤枉”，说：老部长啊，当年就是因为你留了我们这些人上石油会战去了，才让我们从“牛棚”里提前出来了。我们才有今天施展才能的机会呀！将军的脸上终于露出笑容：原来如此！
其实将军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一句“你们不要我要”的话，救了多少人的命运。我在大庆采访时，有一天文联同志向我介绍一位“老文学爱好者”，叫梁崇真，今年64岁。老梁先生拿来他写的两本小说送给我，后来他听说我正在写将军指挥石油会战的事，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说你知道我跟将军是什么关系吗？我说不知道。于是老梁就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半天：老梁说他就是后任深圳特区市委书记的李灏的外甥，他父母都是烈士。他舅舅李灏后来当了谷牧秘书，与将军的秘书李晔等很熟。老梁有些惭愧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整天调皮捣蛋，谁也管不了他。1964年，余秋里得知后，对李灏说，你交给我，我来管他。就这样，老梁就从广东到了大庆会战前线。经过将军的几番“调教”，日后也成了有家有室的中层干部。老梁叹言说，是将军改变了他一生。不过老梁因为与将军有这层关系，文革中也没少吃苦头，被打成“余秋里的小黑干将”，受批斗80多场，一关就是七个月。“因为沾余伯伯的光而惨遭造反派的迫害我一点不后悔。上大庆油田之前我上余伯伯家吃饭，开始以为到部长家能吃点什么好东西，结果就一个炒鸡蛋。打那以后我认定像余伯伯这样的干部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所以日后我为他受点冤屈并不感到后悔。”老梁身上仍然有点知识分子的傲骨气。
老梁告诉我，当时大庆会战时期，像他这样原本不思进取的“调皮捣蛋分子”，将军他收了不少，后来他们都在石油会战这样的大熔炉里得到锻炼，成了国家的有用之材。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将军在当石油部长和“文革”时期，到底接收了多少被一些人视为“破铜烂铁”和“阶级异已分子”，只有将军自己知道。我所知道的是，这些人中有的后来还当上了部长级高级干部。可将军生前没有对人说过，连他最亲近的人有的也不知道。
“还有余秋里”的意义很深刻吧？就论这一点，毛泽东仍然同样功不可没。因为是他在关键时刻说了这样的话。
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的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这才是事情的本质。” （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38页)。
历朝历代的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残酷无情的。但毛泽东作为一代旷世大政治家，他即便在做错事时，也还留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尾巴。”中国今天之所以能有今天，这跟毛泽东在“文革”中没有彻底的断“尾巴”有关。“还有余秋里”是一例，邓小平的命运更属此举。当然，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革”运动，中国会有比现在更好的局面。但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难免犯错误。毛泽东也是人，而不是神。
历史之所以让人回味和令人读后充满着惊心动魄，那便是因为它不平庸枯燥、不死水一潭。我们都愿望能够有永远的莺歌燕舞、一路春光的美好时代，可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责备先人的缺陷与遗憾时，其实自己已经在犯同样的或者更大的缺陷与遗憾了。
新中国的“三五计划”始于将军之手，却毁于“文革”之中，但因周恩来、李先念和将军、谷牧等领导人的苦苦支撑，除了1967、1968年全国性的混乱实在无法维持外，其余年份生产形势尚有发展。1969年，国民经济出现扭转下滑的局面，工农业总产值为261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8.1%。1970年形势更好一些，比1969年增长20.1%。“三五”期间安排的三线建设和其他重点项目，也有些突出表现。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69年宝成铁路广元到马角坝段电气化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营；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同年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上马兴建……将军曾经感叹：如果没有“文革”破坏，“三五”将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国家的经济面貌将是十分可观的。
但感叹挽救不了历史，有罪的是林彪、“四人帮”，有错的是毛泽东和他的“党内走资派”学说。将军和总理他们已经尽力了。
我记得将军的后任秘书雷厉同志给我讲起一个情节：
那是“文革”最乱的一个时期的1968年底，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好不容易召来的各省市区军管会代表及群众组织代表，本来是讨论年度计划的，结果代表们吵吵嚷嚷的还是大批判内容。会议开到12月25日晚，周恩来接见会议代表，将军也参加了。周恩来原准备通过这次接见，想把全国的计划盘子大体定下，可他的话正题还未提及，一些代表又吵嚷起来，互不相让。直闹到26日凌晨也没个结果。周恩来朝将军痛苦地摇摇头，然后站起来对代表们说：今天是12月26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我指挥大家唱个《大海航行靠舵手》，再请大家吃顿寿面。吃完后上午大家就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吧。吵得精疲力竭的代表们这回才叫好。计划会议就这样毫无结果地散会了。将军无精打采地刚踏进家门已经凌晨两点多了，红头电话铃突然响起。“总理？！是我啊！马上到你那儿去？好。我上马到。”周总理让将军立即赶到中南海。将军走进西花厅，总理身体斜仰在沙发上，疲倦不堪地连连长叹一阵后对将军说：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的计划都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个计划怎么成嘛？这几亿人口的大国……将军的内心何尝不是这般焦虑？“总理，我马上找几个人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周恩来深情地点点头：拜托了。将军当即赶回办公室，拼命摇响电话，叫来几个信得过的同志，不分日夜地加班加点提出了一个临时方案交给总理，总理随即报毛泽东审批并获通过。
一个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新年第一天就是这样开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