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不速之客》
武利莉
阅读改变世界，阅读也可以改变人的一生。一本书往往能在不经意之间改变阅读者的人生轨迹，改变一个国家甚或世界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有些作家通过写作也使自己的人生得以改变。
英国新生代犯罪小说家朱莉亚·克劳奇生于英国剑桥市，曾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学习戏剧，获得学士学位，其丈夫是常年在外工作的演员。在毕业后的十年时间里，她做过戏剧导演和戏剧作家，后又短暂做过教师。在成为作家之前，她已经是一名成功的图形和网站设计师。在图形和网站设计行业她又工作了十年，其间她生了三个孩子。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某杂志上关于开放大学的继续教育的广告，于是决定参加其中的两门创意写作课程。此时她已经在布莱顿大学攻读平面设计方向的硕士学位，出乎她意料的是，这一决定改变了她的生活。由于开放大学没有固定的上学时间，她得以在工作、带孩子、学习这三者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三者得以兼顾并在写作上小有成就。《不速之客》是她的首部作品。她说，“我从小就没有写过什么小说。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开头，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干好这一行。”但是，事实证明，她丰富的阅历和后天的勤奋，让她的创作道路越走越宽。对于《不速之客》这部引人人胜的处女作，英国《每日邮报》评论称，“这部悬疑小说属于慢热型，但是克劳奇用熟练的笔法避免落入窠臼，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制造出的紧张气氛令人信服。”
大部分作家的作品总是和自己的生活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朱莉亚·克劳奇亦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丈夫提姆·克劳奇是一名演员，因为要拍戏而长期在外。在《不速之客》这部小说中，主人公露丝与加雷斯结婚后有两个孩子，丈夫是位画家，为了养家糊口，需要一连数日将自己关在画室中创作：
虽然他很喜欢给房子装门，打通墙壁，也从中得到了满足，但他开始感到画画的事受到了影响。为了重新开始工作，他需要待在以前自己建的画室里，连续几天不受打扰，也不要有任何压力。
这位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将自己封闭起来的画家，也许是现实生活中朱莉亚·克劳齐的那位演员丈夫的某种折射。这种经常性的分离，在作者心里会留下阴影，对作者本人的生活和身心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按照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阴影是指人性中因恐惧及其他负面情感而形成的存在于人的潜意识中的、被本人或者个人意识到的表面自我所拒绝的黑暗面。为了排遣这样的郁闷，驱散心中的阴影，作者需要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宣泄自己。而小说创作就成了绝佳的释放渠道。朱莉亚在小说中写道：
她发出一声叹息。他说累的时候就是在告诉她让他独自待着。但她这次不打算让他独自待着了。……
对他来说，这个办法非常奏效，可露丝就不太满意了，整天跟安娜守着这个家。有时候她希望两人能共同处理一些问题，能坐下来一直交谈到天明，就像她想象中的其他人一样。如果他们做到了这一点，或许整个孕事就不会使他们的生活变得那么艰难。……而安娜还在想怎么见不到爸爸呢。
在现实生活中，作者的三位孩子也许就常常在想，自己怎么很少见到爸爸呢。
朱莉亚·克劳奇在小说中不仅描写了露丝的丈夫长期缺位给露丝和女儿造成的阴影，还描写了露丝小时候的经历对成年后的她留下的心灵创伤：
回首童年，让人恐惧。跟弗洛西一样，她来到这个世界一定也是个意外。但她跟她幸运的小宝宝不一样，她没有得到双亲中任何一个人的支持。她最重要的记忆就是，她总是他们的绊脚石，在她父母开办的家庭旅馆中，她总是个麻烦。如果她始终低着头、闭着嘴，他们就高兴。除此之外，任何事情都会招致他们尤其是父亲的恼怒。
正是因为露丝得不到家庭的关爱和照顾，她才会在父母开的家庭旅馆中被人玷污并生下一子，为以后和加雷斯婚姻生活的不幸埋下种子。
除了将自己的生活若隐若现地融入作品之中，朱莉亚·克劳奇还注意从生活的细微之处人手，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让读者和小说中的人物产生共鸣和认同：这些人物身上这样那样的缺点或特征，在读者周围的人甚至自己身上就能找到，这样，她笔下的人物与传统犯罪小说中十恶不赦的“恶魔”相比，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朱莉亚·克劳奇虽然只是在开放大学上过两门创意写作的课程，但这样的培训使她在写作中将“反讽”这种文学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不露声色。反讽作为一种文学技巧，指的是事物的表象与真实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一种意义，一种效果。在现代英美文学批评的语境下，反讽“常被视为‘言此意反’之类的比喻”，在这样的比喻背后，是残酷的真相。小说中多次出现“最好的朋友”之类的话语，在一些甜言蜜语、温馨感人表象之下，是波莉鹊巢鸠占的企图。小说的主要人物出场后，作者就用了波莉“一直是她最好的朋友”这样的表述，先人为主地在读者的心中留下波莉是露丝好友的印象，又在后来的情节发展中重复这一表述，持续不断地进行强化。露丝去希思罗机场接波莉，两人久别重逢的时候，“露丝把弗洛西紧紧塞进自己怀里，俯身钻进铁栏杆，向波莉跑去。安娜跟在后面。露丝小心翼翼地将弗洛西移到一侧，把她最好的朋友拥进怀里，两人胸贴胸，紧紧抱在一起。”显得异常亲热。露丝向波莉的两个孩子讲述自己和他们的妈妈在学校时的情形说：“我看着她，拉起她的手，说，‘我们会成为最好的朋友。’我们也确实成了最好的朋友。”到后来露丝发现波莉的一些不正常的举动之后，她还是觉得两人是“好朋友”，“毕竟，她们发过誓，发过血誓……”，“她们像亲姐妹一样。”作者频繁使用“好朋友”这个词来指称“波莉”，这就与公众心中对“好朋友”这一概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为作为旁观者，读者都知道波莉在用“好朋友”这件糖衣包裹着自己的险恶用心。
朱莉亚·克劳奇的作品在布局与情节上很有特点。作品一开头就疑云密布，让读者产生了好奇。露丝、加雷斯、克里斯多斯、波莉这四个人名、从电话中得知的克里斯多斯在车祸中丧生的信息不由得让人产生疑问：露丝和加雷斯是谁？他们有着怎样的过去？克里斯多斯又是谁？怎么在车祸中丧生的？波莉与此有没有关系？随着小说的逐渐展开，作者似乎有些漫不经心地制造着某种不祥的氛围。露丝和加雷斯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好不容易将房子翻修完毕，正准备在餐桌旁坐下来，好好享受一下宁静的乡村生活，然而，“电话铃声越过石板地面，回荡在屋子里，打破了仍然让他们有点惴惴不安的乡村的寂静。”这种不祥的声音以及文学意象在后面还将不时出现，“他们坐在木凳上，紧紧依偎在一起，苹果木的火光在他们脸上跳跃。雨停了，入夜了，碧空如洗，寒意袭人，天上的每颗星星都清晰可见，一轮弯月锋利如刀。”仿佛在时时提醒读者小说中隐藏的杀机。在小说的结尾处，露丝带着两个女儿和已故丈夫的弟弟安迪一起在乌埃尚岛过着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网络的生活，她的儿子偶尔带着孩子前来，和露丝一家共享天伦之乐，然而，朱莉亚笔锋一转，露丝一家恬静的田园生活因为波莉的来信增加了变数：“唱片录完了。疲惫不堪。需要远离各种诱惑休息一下。孩子们想见你们的心情很迫切。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来？把渡船之类的信息发来吧。波莉。”小说的最后一句“突然，一阵清新的微风从海边吹来。樱桃树随风摇曳，片片花瓣落在露丝、安娜、弗洛西和安迪的四周。露丝感到不寒而栗。”呼应了贯穿通篇小说的阴冷的风景和意象描写，也使小说有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也许，朱莉亚·克劳奇这么做是为以后的续写留下一个伏笔吧。
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还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有了译者的辛勤劳动，才使得原本形成于异族环境中的文学作品在中国被人阅读成为可能。译者在进行艺术再创作的过程中，除了进行两种文字的转换，还要克服文化背景的障碍。我国著名文学家郭沫若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正因为如此，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工作才有了其引入之处。译者通过自己良好的语言素养和语言驾驭能力，使朱莉亚·克劳奇的作品得以在中国这个更广大的范围内传播，也获得了新的生命。
(武利莉：河南城建学院外国语系，邮编：46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