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全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
军队也不例外，在有了全国政权的政治基础及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我军建设即相应的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也就是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
在这个伟大转变关头，周恩来同志以政府首脑和军委副主席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看准时机，抓住关键，领导我军实现了这一伟大转变，奠定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这时期，我在他的领导下主持军事训练工作，耳闻目睹他为之付出的辛劳和取得的成就。
1950年2月我接到军委命令，要我到北京出任军委军训部部长。我交代了工作，离开了第四野战军，回到北京。一到北京，我就向周总理及朱老总、聂帅请示。他们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要建设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不仅要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要有一个强大的海军和强大的空军。所有军队，要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训练，统一的纪律。他们指示我立即办三件大事，第一，办各级各军、兵种正规学校（有些学校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大量训练适应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干部。第二，制定军队共同条令，即队列条令、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以统一全军的军事生活、纪律和制度。第三，抓好部队训练。因为这时新的海、空、炮、装各军兵种正在建立，都在设立编译机构，编译有关条令教材，并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制定训练计划，开始训练了。
经过这次谈话，我明确了工作方向，也增加了信心和力量。就奉令以军委原四局——军事出版局作为基础，从华北军大抽调了近百名干部，组成军训部，开始工作。军训部成立不几天，军委开了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讨论军队办学校问题。当即确定将战争年代各部队办的许多学校、教导团队，改组为训练现代战争的正规学校（其中一部分改为专业学校），没有现成机构的组建了机构。并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大学（次年1月正式开学，改名军事学院），我兼任筹备主任。陆军大学将来的主持人，大家认为刘伯承老帅是最适当的人选。
确实，刘老帅这位中外闻名的军事家，他的学问、道德和战争经验，不仅能为人师表，而且他本人对训练高级干部这个工作，也很热心。夏秋之际，他来北京开会，当人们向他表示陆军大学的人选他是“众望所瞩”的时候，他向周总理表示愿从事这个工作。在筹备过程中，周恩来曾三次找他和负责筹备工作的其他同志谈话，对成立军事学院的重要意义、办校方针原则、学院编制及主要领导干部配备和聘请苏联专家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作了详尽的指示。周总理特别强调并指出军事学院的办校方针，仍然是抗大的方针，要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总结我军的经验，继承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光荣传统，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学习现代的科学技术，并希望在5年内把全军师以上干部普训一遍。周总理的这些指示不仅对军事学院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对全军的院校工作和部队训练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于军委对军队学校的建设有明确方针，仅二三年工夫，纵的方面由基层学校到最高学府，横的方面从军种到兵种，从合同战术学校到专业学校，差不多都完备了。
在正规化方面，主要是制定各种条例、条令，以统一规章制度。1950年夏，我们组织班子，起草三部共同条令。起草之前，我写了四条原则，主要是根据我军光荣传统并参考苏联红军经验，并经过总理审定。12月伯承同志来北京，周总理立即指定由他审查。1951年初，由军委将草案在全军颁布试行。周恩来认为现代化军兵种的战斗行动，最重要的是协同动作，而协同动作，就要有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要做到这几点，就要制定各种条令条例。他曾形象地说，解放军象一部大机器，这个齿轮和那个齿轮，必须准确地运行，才能真正协同动作。条令条例就是保证正规化的根本条件之一。他对个别高级干部在外事活动中不遵守内务条令的规定，进行严肃批评。他说：“你们颁布的条令，自己不遵守，迎宾尚未结束，我还没有离开，你就懒散地走了，这样影响多不好，军队还要条令干吗！”他抓住典型事例对高级干部进行严格批评的原则态度，对我军的正规化建设有很大作用。
对现代化建设，周恩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改善军队的装备技术，注意抓三个问题，第一，充分利用战争时所缴获美制的武器装备，指示我们在训练中要多用这些弹药，因为将来战场上不一定用，储藏久了会过时。第二，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舰艇、飞机、坦克及60个陆军步兵师装备，这些装备很快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发挥了作用。第三，先筹建现代化的常规武器的工业，继则筹建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工业。为了加速军工建设又成立了中央兵工委员会，由他任主任，李富春、聂荣臻任副主任。他常说，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是一个软骨动物。这样就使抗美援朝的弹药及常规武器，得到及时的补充；为原子弹及导弹工业，在完全空白的条件下发展打下基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另一方面，是除了抓干部的学校训练之外，又要抓部队的训练。部队训练，主要是抓准备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特别是新建的技术军兵种。他对飞行员的挑选及训练，直到油料供应，都很注意。甚至对驻南口新建的坦克师的训练计划及接交手续，都加以过问。
1950年11月上中旬，在周恩来、朱德的亲自指导下，在北京召开全军军事院校及部队训练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军事学校建设与军队训练问题》的报告，请军委审批。有一天，总理办公室通知我晚饭后去开会。会议有国务院和中央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参加。按顺序解决问题。轮到最后，已经11点多了，前面的人也陆续离开了，他就开始审阅我们的报告。他逐段逐段地读，逐段琢磨，重要的地方，要反复几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他读到“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联合作战”两句的时候，以同志式的讨论态度同我研究。因为过去常说什么现代化，什么联合兵种，这当然是对的。这次会议，我们进一步把现代技术与现代指挥结合起来，概括为明朗的两句话，就更便于理解和记忆（刘伯承同志后来把联合兵种这一词改为诸兵种合同战术，更为贴切）。总理再三斟酌后同意了。这份六七千字的报告，他修改完毕，已到次日4点了。他在修改时说，这是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方针性的综合文件。他很重视，所以不辞辛苦地认真修改，我在他的精神感召下，虽然已到鸡鸣时刻，但根本不知道疲劳。在这大转变时期，我作为一个部门的主管人，感到多么高兴啊！这时，抗美援朝十分紧张，国内百废待兴，国际风云变幻，外交斗争极度繁忙，周恩来日理万机，但还给我们逐字逐句修改报告。他这种严肃认真负责的革命精神对我们是一次极深刻的教育。确实，这次会议后，在继承与发扬我军革命传统的基础上，确定以学会现代军事技术与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作为我军长期的训练方针。这是新时代建军的总要求。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便能很顺手地成为朝鲜战场上抗击高度现代化的美国侵略军的新英雄。从军事角度来说，就是及时实行了这种大转变。1954年秋后，中央今叶剑英同志来主持领导全军的训练，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程度，继续得到加强。可惜的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这是我军解放以来前进中的大曲折，是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1952年夏季后，周总理不直接管军队日常工作了。一年后，抗美援朝结束了，但我国的战略方针、国防建设、海陆边防斗争、军队的装备供应，由常规武器到尖端武器，以及军事部署、军事训练等，始终离不开他的指导；重要的军事演习他去参观；重大军事建设项目，由他审查核定。林彪叛逃后，这时他虽然还是日理万机，处境困难，身体也不如过去那样健康了，但对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工作，仍然抓得很紧。在我由江西农林部五七干校调回北京解放军军政大学任职期间，他对军大的整风、招生和训练计划，常有指导。最使我感动的是批林批孔初期，江青在一个单位，作了一篇乱军发言，军大有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甚至有个别党委成员也被煽动。周恩来指示我们，不要乱传未经中央审核的文件，要稳定军政大学。这一次总理的处置是很不平常的。我们知道，批林批孔是党在长期“左”的思想统治下，“四人帮”利用来乱党乱军的，对主持军队工作的叶帅和主持政府工作的总理，来个突然袭击。周恩来等同志从容地处理党内关系，机智地应付“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我们为难的时候，周恩来支持我们，对全军有很大影响。因为军大有学员九百多人，多为各部队团以上干部，和部队有密切联系，他们思想端正了，也能影响部队的思想，从而保证了我军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情况下的稳定和建设。
周恩来在长期军事工作中，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在大革命时期，就参与创建国民革命军的工作。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领导南昌起义并组织许多地区的游击战争。他是我党初期在武装斗争理论方面最早的探索者之一，也是我党最早搞军事运动的领导人和政治工作的开拓者。战争时期他参加高层领导和指挥，和平时期抓国防建设和军队的建设工作。只要他参加哪方面的工作，都善于把党的方针和军事工作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有所创新。
周恩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我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掌握军事规律指导战争，领导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又是著名的战略家、军事家，是我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