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化民
周恩来同志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他1976年逝世，二十几年如一日，呕心沥血，高瞻远瞩，为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进一步贯彻对外开放政策中，对外贸易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今天，重温一下周总理关于对外贸易的主要思想和实践，对继往开来，艰苦奋斗，到本世纪末实现对外贸易的宏伟战略目标是十分有意义的。
周恩来在他光辉的一生中，多次创造性地论述了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方针政策。建国前夕，1949年9月，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利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70页）所谓“内外交流”，就是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1952年4月，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对外贸易的许多重要原则，如互通有无，易货贸易，以农产品换回工业设备，出入口平衡等。1953年2月，周总理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再次公开宣布：“凡是愿意和我们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发展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不会予以歧视的。我们相信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我们愿意同一切愿意维持和平关系的国家恢复和建立贸易关系，发展和平经济。”由此可见，周总理对外贸事业是一贯重视的。
周总理十分重视及时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在我国对外关系中第一次提出经济合作的思想。1955年4月，他《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我们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有助于消除我们在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迫下所造成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我们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应该以促进各国独立经济发展为目的，而不应该使任何一方单纯地成为原料产地和消费品的销售市场。”又说，我们要努力实现各国的经济独立，这也并不是要排斥同亚非地区以外的国家的经济合作。周总理所说的经济合作，当然包括引进技术、利用外资、对外援助和对外贷款。这样就把对外关系从贸易往来扩大到经济合作的领域。
1956年，我党提出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有人因此产生关起门来建设、万事不求人的思想。周总理在党的“八大”所作的报告中尖锐地批评了这种错误思想，并指出：“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6页）这就是说，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基本政策。
1960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和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我国对外贸易面临严重困难。中央决定，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由周思来、李富春、李先念同志组成三人小组，并建立对外贸易指挥部，全权指挥对外贸易的收购和调运出口，并严格控制进口。这时总理对外贸的领导更加广泛深入，夜以继日，十分辛劳，抓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设，抓进口粮食，抓外汇平衡，抓引进技术，抓国别政策调整。1962年，他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保证完成对外贸易任务，偿还外债，努力承担国际义务。这个报告给调整时期的外贸工作指明了方向。当时对外贸易工作虽然存在很多困难，但是这些任务都顺利地完成了。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一贯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对待这一方针呢？1949年12月，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他又指出，我们需要外援，我们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帮助。这种真正的帮助，有助于我们自力更生。
1958年，周总理进一步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太小的国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国家。而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就是大国也不可能什么都有。”（《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2页）这些论述，十分深刻地把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说得更加明确了。
1958年6月，当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以后，周总理向外贸干部更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思想。1964年12月，他指出：“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脚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利用。”
1973年，周总理在同外宾谈话时说，毛泽东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是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农业放在优先地位，按农、轻、重这样的顺序排列，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才能站得住，当然也要争取外援，也要和其它国家进行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但这是辅助的部分，主要是靠自己。以上事实说明，周总理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是始终如一的。
我国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自力更生为主的思想是正确的。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向外宾介绍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你们想了解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很多东西是靠自己搞出来的。”“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即在建国三十二年多的时间里大体有二十几年，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状况，主要靠自力更生。没有外援也有好处，迫使我们奋发努力。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在这个期间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所以，我们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绍的首要经验就是自力更生。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争取外援，而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邓小平文选》第 361页）这是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
1．关于价格政策。我们同外国做买卖，包括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做买卖，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产品的价格？是根据国内市场价格来定，还是根据别的什么原则来定？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看起来是十分简单的，但在我们刚刚同外国做生意时是不清楚的。周总理说，对外贸易的商品价格“应当按照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当然也可以有一个幅度”，为了照顾经济落后的友好国家，“购进可以高一些，出口可以低一些”。周总理把我国的对外价格政策明确了。
2．关于适销对路，质量第一的思想。质量问题，是周总理一贯重视的问题。他反复强调：要讲求质量，把质量问题放在首位；重质先于重量。要适销对路，出口产品应当考虑人家的需要。如东南亚要的布是细纱的，薄的，你用粗纱搞厚的，他不要。
3．关于重合同，守信用的要求。1958年底，“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形成高潮，各部门、各地区都在一个劲地追求高指标。外贸工作也受到“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签了合同不能交货。从这时起，周总理反复告诫外贸干部一定“要重合同，守信用”。“凡是今年对外已签合同的，宁可自己不吃或少吃，不用或少用，也要履行对外已签的合同。”订了合同不守信用的恶果将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受到损失”。“所以要订一条原则：要么不签合同，签了合同必须守信用。”
4．关于扶植外贸商品的生产，建立出口基地的政策。这个政策，是周总理在60年代提出来的。他指出：外贸要进行基本建设，要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提高产品质量。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要同生产内销商品的工厂分开，当然这类工厂也要有第二产品，不能单打一，但主要还是生产出口商品。周总理的这些意见是很有远见的。当前，我们提出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形成出口商品生产体系的意见，究其思想来源，是从周总理这里来的。
5．做好包装工作。人们常说我国出口是一等原料，二等成品，三等包装，四等价钱。因为包装不好，影响了出口商品的价格。1971年，周总理在外贸部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做好包装工作。以后成立起来包装机构，改进包装工作，就是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进行的。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终结，林彪、“四人帮”一伙一直处心积虑地想搞垮外贸部，以便由他们取而代之。周总理同林彪、“四人帮”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粉碎了他们一个又一个阴谋诡计。据我了解和经历的，主要有以下事例：
1．强调外贸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以红线为主。“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林彪、“四人帮”一伙诬蔑外贸部是“卖国部”，执行了一条又黑又长的修正主义路线。周总理在接见外贸部造反派时针锋相对地说：“三外（注：外交、外贸、外经）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是以红线为主。”他讲的“红线为主”，就是说外贸工作是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为主。这样，才使外贸部党组没有被“砸烂”，而得以继续进行工作。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务院下属各部委党组还继续存在，继续管业务工作的（运动当然是归造反派“领导”），为数极少，外贸部党组是其中之一。
2．阻止以“破四旧”为名冲击广交会。1966年夏秋，正是“文化大革命”所谓“破四旧”兴起的时候。在这届秋交会展厅里展出了许多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如山水风景、花鸟虫草、古装人物、古仕女图等。当时云集广州的全国许多地区造反派声言要到广交会展厅去“破四旧”。事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广交会门前张贴了国务院的布告，大意是要保证广交会正常进行，不准冲击广交会。正当他们要冲时，周总理还派廖承志等同志亲临广交会做造反派的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才制止住造反派冲进广交会。一场“破四旧”，差点使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相当大的广交会开不成了。当时，全国三分之一的出口贸易要靠广交会成交。
3．正确掌握平等互利的对外贸易政策。“九.一三”事件后，我了解，一度要反“左”。我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提出，在外贸工作上应当反对“以我为主、强加于人”的“左”的错误。谁知，我这个发言捅了“四人帮”的马蜂窝。因为“四人帮”就是靠散布“唯我独革”、“唯我独左”这套“以我为核心”的谬论起家的，我的这一提法触及了他们的要害，引起他们极大不满。张春桥是第一个反对批判“以我为主”观点的，要外贸部作检查。他们认为“以我为主”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一次会议上，王洪文问我反对“以我为主”是怎样提出来的？我说，毛主席讲过反对“以我为核心”。我认为“以我为主”同“以我为核心”是一致的，所以我提出反对“以我为主”。以后，外贸部虽然作了检查，但广大干部的思想是不通的。因为平等互利是我国对外贸易一贯遵循的重要原则。1973年1月，外贸部某局在起草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把“以我为主”的提法写了进去。请示报告送到周总理那里后，他把“以我为主”一笔勾掉了，并把这句话改为“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和我们的需要与可能，有来有往”。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表示同意。“四人帮”没敢再提出反对意见。从此，我国对外贸易不能搞“以我为主”的思想就明确起来了。
4．强调要多快好省地发展对外贸易。“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总理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国民经济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在国际上，由于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中美发表联合公报，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我国对外工作局面开始打开。在这样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1972年4月周总理不失时机地提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变了，我们大家要一条心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既不浮夸，又不气馁，一定要在‘四五’计划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对外贸易。
5．提出对引进技术设备要坚持“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原则。1972年初，毛主席、周总理作出了从国外进口一批成套设备的重要决策，使“四人帮”破坏引进技术的企图归于失败。于是，“四人帮”又在如何对待引进的技术设备问题上大作文章，提出了要“一批、二用、三改、四创”的口号，强调首先要进行批判。如按“四人帮”这个方针办，我们引进技术的目的肯定是实现不了的。为此，周总理及时地提出：对引进技术只能“一学、二用、三改、四创”，即在消化、吸收后，再创新、改革。这个提法是尊重科学、完全符合客观规律的。对引进技术设备，不先把人家的先进技术、工艺流程、管理制度都学到手，怎么谈得上改革、创新呢？
6．沉着机智地揭破“四人帮”制造的“蜗牛事件”。1973年底，经党中央批准，中央某部派出代表团赴国外考察，准备从外国引进一套新产品生产线。临别时，外国公司赠送给我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蜗牛礼品。“四人帮”知道后，攻击说这是侮辱中国跟在他们后面爬行，代表团接受这种礼品是“丧权辱国”，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利用这一事件，同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相配合，再次破坏我国技术引进工作，妄图打倒周总理。周总理请外贸部门查清事实真相。经调查，蜗牛在外国是一种吉祥物，常作为礼品送人，并不存在暗指中国爬行的恶意。这样，才把“蜗牛事件”的风波平息下去，“四人帮”的阴谋再次遭到失败。
周总理给我们留下的有关对外贸易的精神财富非常丰富，有待我们外贸工作者和理论界的同志共同努力进一步发掘并加以系统地整理，供给后人学习，了解我国对外贸易所走过的道路，加深对发展国际贸易的认识，提高贯彻对外开放政策的自觉性。这是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敬爱的周总理对我国外贸理论工作和实践活动的巨大贡献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