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应熙似乎是一位颇有争议性的学者。比如说他是否“背叛师门”，又比如说他在学术上的“定位”等等。
但有一点应无异议，他是地道的“港产”学者。中学读的是“名牌”英皇书院，在香港高中会考中名列榜首；大学读的更是港人公认为最高学府的香港大学，年年都考第一，获奖学金。用“港话”来说，即Madenongong，货真价实。
或曰：“货真”我无异议，他确是“香港制造”的“好嘢”！但说到“价实”呢——尚无“定价”，“价实”又从何说起？
这是内行人的话。金应熙在学术领域中涉猎之广，收获之多，单以史学而言，正如“金门”大弟子陈华（暨南大学退休历史系主任）所说：“几十年来，他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哲学史、印度哲学史、中俄关系史、东南亚史、华侨史、菲律宾史、香港史等许多领域都写下大量论著，作出了重大贡献。”且还有外文专著《中国古代史纲》《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等等。但方面虽广，却又似乎都未达到“成家”的地步。
但也并非全无定评，最少在“香港学”方面，他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纵然说到“成家”，言之尚早，整个“香港学”都还是“新生事物”呢。这里顺便说说“香港史”和“香港学”这两个名词。“香港史”是总称，包含有研究香港的各门专史在内（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化史、教育史等等）。这些多元化的发展，构成了今天的“香港现象”。“香港学”是研究“香港现象”的一门学问，它和香港史的研究范围一致。这是依据“历史编纂学”所作的注释。若就一般人的观念来说，把“史”只限于“历史事件”的话，前者的范围就要窄得多了。不过对金应熙来说，不管“通史”也好，“专史”也好，每一方面，他大概都可以应付裕如，尤其在香港经济史方面。这有《香港概论》可以作证。
他生前有许多衔头，最后一个衔头是《香港概论》的编撰员。
“香港为何这样香？”自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以来，许多学者都在探讨“香港起飞的奥秘”（借用中国早期的“香港学”学者黄标熊、梁秩森编著的一本书名）。香港在战后的经济发展很快，经过五十年代的恢复期，六十年代的工业大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就几乎全面起飞了（多元化和现代化），种种“奇迹”令人目为之眩。一般人对“香港现象”的着重点，也在经济发展方面。
《香港概论》分为上下卷，上卷集中在经济方面，主要的编撰员就是金应熙。下卷（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出版时金应熙已去世。“编后记”最后一段说：“在本书下卷编撰完成的时候，我们特别怀念为《香港概论》编撰工程鞠躬尽瘁的金应熙教授。金教授是我国和国际知名历史学家，也是学识渊博的香港学专家。作为本书的一位主要编撰员，他为本书编撰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古稀之年，不计名利，不避艰苦，夜以继日，默默耕耘，务求高质量地完成极其繁重的任务，不幸因急性心肌梗塞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与世长辞。”《香港概论》的编撰，可以说是香港学的奠基工程。
金应熙在人生的旅途中本来可以有许多选择，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接班人就是其中一个。如果在学术界作民意调查，相信大多数人会认为这应是金应熙的最佳选择；虽然创建香港学的价值是否就逊于“陈学”的继承，见仁见智，也是难说得很。不过，价值纵难言，心愿终未了。或许金应熙本人也会兴起一点“人生无奈”的感觉吧。
但无论如何，这位Madenoneong的学者，得以为香港而终其一生，也总算是和香港有特别的缘份了。
金应熙和香港有缘，我和金应熙似乎也有点特别的缘份。
我在学术上毫无成就，但平生有幸，倒也曾遇到过不少明师。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一是简又文，另一就是金应熙（为了行文简洁，请恕我省去“先生”二字）。
简又文和香港关系之深，恐怕还在金应熙之上。虽云“宦海飘流二十年”，最后还是在其香港老家——九龙施他佛道的“寅圃”，完成其名山事业。在学术成就上，他是应无遗憾的。
两位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相同之处不是没有，但相异之处，却更大更多。
首先是辈份不同。简又文和金应熙的老师陈寅恪是同辈。我拜他为师的时候（一九四四年），他早已是名满全国的太平天国史学者。而金应熙在岭大历史系开始当上讲师之时（一九四六年），还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虽然这位年轻学者，已足以令老一辈学人刮目相看（简又文和冼玉清都曾向我提过他）。老一辈的学人颇重辈份，所以当后来（一九四九年）冼玉清为我引见陈寅恪时，她只介绍我是简又文的学生，却没提及我上过金应熙的课。
其次是信仰不同。简又文是基督徒，金应熙是马列主义者。简又文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传教，人所共知，金应熙在岭南大学，亦早已以“左倾”闻名。他们都有“包容”精神，或多或少则是另一个问题。
除了这两点最大的不同之外，我和他们的师生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同。简又文是先父的好友，抗战后期（一九四三年），他避难赴桂，曾在我的家中住了一年多。我是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在先父主持下行拜师礼的。简又文在他的回忆录中记有此事。抗战一胜利，我就跟随他到广州求学。两代交情，他视我有如子侄。
至于受教于金应熙，则又是另一番机缘巧合了。我在岭大读的是经济系，金应熙则是历史系的讲师，经济系允许学生选读一科文科课程，我就选了金应熙开的“中国通史”。何以选他，一来因为兴趣，二来亦多少有点偶像崇拜的心理也。他是岭大最年轻的讲师，在当时一班要求“进步”的学生群中，又年轻、又左倾的老师是最具吸引力的。
简又文视我如子侄，金应熙则自始至终把我当作朋友。他不但丝毫不以师长自居，甚至完全泯灭了师生的界限，例如可以互相作对方的恋爱参谋。
初时我还以为他是对我特别客气，因为我是“带艺投师”的。后来发现他对比较接近的同学都是如此，而且对任何人亦都是毫无架子。
在他去世后，我在《岭南校友》读到一班相识的老同学给他的挽联：
亦师亦兄亦友
重学重德重情
我不觉潸然泪下。虽然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和金师见面的机会不多，四十多年，大概也只有十来次吧（“文革”期间，更是根本未曾一见），却也没有疏离之感。金应熙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位“亦师亦兄亦友”的良师。
但毕竟是会少离多，许多有关他的事情，都未能向他求证。八七年底他回港工作，我已移居雪梨，如参与商，相见无从。最后一次见面在九一年三月，由于我是匆匆来去，亦无深谈机会。见面后不到三个月，他就去世了。所以我所写的只能是我所认识的金师（主要是在岭大这段期间）。治史者重视第一手资料。对于他的身后是非，我是没有资格发言的，有的只是所感所思。而这些感思，也只是凭过去的认识得来。错否不自知，只能求教于对金师认识更深的智者。金师友朋弟子遍天下，这样的智者当不难求。
是为正文前的闲话。
金应熙在学术界以“博”著名，对他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对他的博学则是众口交誉。
我不是他的“本门弟子”，若用禅宗的说法，或勉强可称“教外别传”。因此我不想正儿八经的谈学术，而是谈一些可能被人目为“不务正业”的玩艺。
我在大学时代和金应熙比较接近，有许多原因，“气味相投”是其中之一。我们有几样共同的爱好。第一样是象棋。我最初是学围棋的，后来因为围棋对手难觅，改下象棋，经常废寝忘餐，自己和自己下棋（摆棋谱）。但迷的程度还不及他。
他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就是著名的棋迷了。有个关于他迷上象棋而失掉留学机会的趣事。三十年代的港大学生，是比较崇尚英国的“绅士风度”的，只有金应熙不修边幅，经常和街边“摆棋”的职业棋手下棋。有一次他下得迷迷懵懵，忘了回校的时间。他是寄宿的，回到学校已是深夜，宿舍门已关。他在校园随便找个地方躺下，没想到那正是某一洋教授的寓所的门前。第二天一早，洋教授出来，要不是发现得早，几乎踢着他。教授大不高兴。本来他在港大是年年考第一的，按规定应有得到校方保送留学英国的资格，由于该教授的反对，遂作罢论。
我从金应熙的学生“升级”成为他的棋友，说来也有一段趣事。一九四七年，我获得岭大象棋比赛冠军，有一盘棋是我以后手屏风马打败劲敌的，甚为得意，遂填了一首咏屏风马调寄《鹧鸪天》的词：
天马行空信不羁，银河浪涌小龙驹。控弦并辔双双出，足下风云共护持。
强敌破，虏灰飞，昆仑东海任由之。连珠炮发何能阻，渴饮清泉到玉池。
词的起句和结句都和马的运用有关，“天马行空”是局法名称，“双马饮泉”是象棋的基本杀法之一。“银河浪涌小龙驹”、“控弦并辔双双出”两句则是描写河头马和连环马。历来有关象棋的吟咏，都是偏于当头炮的，专题屏风马的则难得一见（我孤陋寡闻，尚未见过）。我并不是觉得自己的这首词写得好，但似乎还算得是“内行人语”，于是投到校刊发表。金师见了和我说：“原来你也欣赏屏风马。看过李庆全的对局没有，他虽然位居华南四大天王之末，但屏风马用得极好，值得研究。”那天恰巧他有空，我们就下了两盘棋。
第一盘我先行，以当头炮猛攻他的屏风马。他果然名不虚传，着法绵密，防守得滴水不漏，几乎给他反先，只好急急兑子成和。第二盘他先行，还以当头炮。我不上马而用顺手炮对付，他似乎有点诧意，我知道他想问什么，也不先说，一心专注继续下棋。中局我试用自创的变着，或许有点出乎金师意料之外，此盘则是我后手反先，不过结果还是成和。
对局终结，他果然就问道：“因何你不用屏风马？你那首词——”我这才有机会向他解释：“金师，你有所不知，我最弱的一环正是屏风马。我喜欢用进攻代替防御，所以不论先行、后走，我都是动炮（顺手炮或列手炮）。只因那天和我比赛的某君，实在是个劲敌，他熟悉我的顺手炮走法，我不得已才使出我从未用过的屏风马。胜了他，我都觉得侥幸呢，怎敢用来对你这位屏风马的大行家。”金师哈哈笑道：“我也上了你的当了。我本来准备和你斗屏风马的，准备好了的那套，结果白费功夫。”我说：“你熟读兵书，再下我是下不过你的。”
金应熙的“熟读兵书”，确实到了惊人地步。他喜欢搜罗棋谱，古今并集。且往往有第一手最新资料（现场抄录的名局）。一九三九年，“六王夺鼎赛”在香港文园酒家举行，参赛者既有本地棋王，亦有外来国手，隐隐含有“对抗”意味，更加引入注意。结果由早已拥有“七省棋王”衔头的周德裕夺魁，董文渊第二，卢辉第三。六王赛不仅轰动一时，对往后棋坛亦有深远影响。中国象棋史家徐骥在他的专著有纪事诗云：
戏马犹存旧将台，文园夺鼎挟风雷。
云飞凤去六王毕，又见杨陈旷代才。
自注：一九三九年香港文园六王夺鼎赛，事已风流云散。
“六王夺鼎赛”期间，金应熙是文园的座上客，偶有缺场，亦必补录。我曾见过他的手抄本。
近代棋坛的盛衰，似乎是由北而南，自三十年代开始，港穗就双翼齐飞，骎骎然有取代上海、扬州，而成为另一象棋中心的趋势。在香港，一九三零年爆发的东南大战掀起了象棋热潮；一九三四年周德裕入《华字日报》主编象棋专栏，影响尤为巨大。他编印的四十八课《开局法》，得者视同秘笈。在广州，一九三一年举行的第一次全省象棋赛，就杀出了“华南四大天王”，棋风炽盛，比之香港，犹有过之。金应熙三十年代在香港读书，四十年代在广州教书，受了两地棋风影响，自不待言。是故他不但对周德裕的开局法了如指掌，对“华南四大天王”的专长，更是如数家珍。象棋在民间十分流行，但棋谱却并不易找，尤其在抗战时期。像我，读得比较熟的就只有《橘中秘》与《梅花谱》这两本古谱，这是像《三字经》、《千字文》之类，只堪列为入门书的，比起金师差得远了。
岭大毕业之后，和金师下棋的机会更少了。“四十年来几局棋？”真是屈指可数。但另一方面，我和象棋却有了更多的接触，完全是由于工作的关系。
我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初时做翻译，不久就调到副刊部门，担任《大公园》编辑。《大公园》是个综合性的副刊，设有象棋专栏，由我兼任主持，负责组稿与审阅。杨官璘的《棋国争雄录》就是在这个专栏发表的。另外我还替《新晚报》写棋评，并以该报象棋记者名义采访重大赛事，包括全国棋赛、亚洲棋赛在内。由于工作关系，许多象棋大师的对局，我都是在第一时间取得的。当我研究这些对局时，我常在想：要是金师在这里，那该多好！我也曾与许多一流高手楸枰对弈，当然是我胜少败多。对高手中的高手杨官璘，更是输得一塌糊涂，从没胜过他一局。而这时的我，大概可以比金师略高半先。我真想和金师探讨为什么我们和这些高手，总好像有个不能逾越的差距，恐怕不仅仅是业余与专业之分（近年有个陶汉明，就是以业余棋手的身分获得全国冠军的），也不仅仅是限于天分吧。可惜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时，没时间问这“无关重要”的问题，永远得不到他的回答了。
不过在这四十多年当中，有关他迷于棋的趣事倒时有传来。例如下面一个：
据说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某公安部门请他去做一个政治报告。演讲完毕，他一个人回去，走到街上，看见有人下棋，他就蹲在街边观战。有个人民警察跑来赶走这堆阻街的人，他大概起身得慢，给警察踢了他的屁股一下。他站起来，警察一看，吃一惊道：“你不是刚才做报告的那个教授么？”金说：“不错，我就是。”摸摸屁股，笑一笑也就走了。
最后一件有关他与象棋之事可用广东社科院悼金文中的这一句话来作说明：“他（金应熙）曾表示在晚年实现《中国象棋史》一书写作的夙愿。”
此愿落空，令人伤感！而于我，更有特别的感受。一九八一年五月，褚石、徐骥编著的《广州棋坛六十年史》卷一在香港上海书局出版，序文中有一篇是我写的。我说：“中国象棋源远流长（有史可考的唐代宝应象棋已具现代中国象棋雏形），上至公卿大夫，下至贩夫走卒，喜欢下象棋的不计其数。可以说是最普遍的民间娱乐。但时至今日，仍未见有一本完整的《中国盘棋史》出现，思之能不令人兴叹！”金应熙是广州棋会顾问，也曾为《广州棋坛六十年史》题字，相信当会看过我这篇文字。他的“夙愿”急于在晚年实现，不知是否因此而受触动。但我则更加“兴叹”了。
但金应熙未完的“夙愿”又岂只象棋史，连香港通史，他都尚未完成呢！
我写了整整三十年武侠小说，但在二十岁之前，我读的武侠小说其实不多，成为“迷”是在进入大学之后。我何以会写武侠小说？“近因”自是由于罗孚的“催生”，“远因”则是金应熙的影响（虽然他自己不写）。“近因”早已有人写过，“远因”就让我自己写吧。
记得一九七九年秋天，我与华罗庚教授在英国伯明翰初会，那时他刚读完我的《云海玉弓缘》，觉得很有趣，认为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我真想告诉他，在我的童年时代，我看的武侠小说并不比别的孩子多，甚至可能更少。因为父亲是孔孟之徒，从小就要我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他虽无明令禁止，但却是不喜欢家里的孩子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他认为“荒唐”的武侠小说（关于我的“家庭教育”，我在《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一文已有叙述，此处不赘）。
心理学家说，童年、少年时代所欠缺的东西，往往在长大后要求取“补偿”。我在大学时期，大量的阅读近代武侠小说，或许就是基于这种“逆反”心理。
但如果没有碰上金应熙，这种“逆反心理”可能还是止于欲望，最少不会这样快就成为武侠迷。
武侠小说属于“俗文学”范畴。陈寅恪是不鄙薄俗文学的，他著有《论〈再生缘〉》一书，将这部清代才女陈端生著的弹词小说，拿来与希腊、梵文诸史涛比较，对它的传奇性和艺术性均表推崇。金应熙虽无涉及“俗文学”的著述，但他没有“自设”的雅俗之“障”，则是和乃师一样。四十年代，还珠楼主和白羽的武侠小说最为流行。这两人都是多产作家，单说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就有五十集之多，而且是还未完成的。要不是后来禁止出版武侠小说，还不知要写到多少集呢。金应熙可真是标准的武侠小说迷，还珠、白羽的新书一出，他必定买来看，并且借给与他有同好的学生看。我不但和他借书，且还经常和他谈论武侠小说，谈到废寝忘餐。我们除了谈论小说本身的特色和技法之外，也往往“旁及”其“附属”的文学性，例如《蜀山剑侠传》的回目。
章回小说的回目是讲究平仄对仗的，还珠楼主的回目往往就是一副非常精彩的佳联。限于篇幅，试举几例。
写情的——
生死故人情，更堪早岁恩仇，忍见鸳鸯同并命
苍茫高世感，为了前因魔障，甘联鹣鲽不羡仙
写景的——
大地为洪炉，沸石熔砂，重开奇境
长桥横圣水，虹飞电舞，再建仙山
这个回目是写“峨嵋开府”（《蜀山剑侠传》中的重头戏）的神仙境界的。仙家景物本来纯属幻想，在他笔下却是极具“动感”，令人有如现场目睹此一“开府工程”。
谈禅的——
弹指悟夙因，普渡金轮辉宝相
闻钟参妙谛，一泓寒月证禅心
这一回是写高僧天蒙禅师对女弟子（叶缤）略示禅机、恩赐法名一事。书中写道：“大师笑道：‘你既虚心下问，可知殿外钟声共是多少声音么？’叶缤躬身答道：‘钟声百零八杆，只有一音。’大师又道：‘钟已停摆，此音仍在否？’叶缤又答道：‘本未停歇，为何不在？如是不在，撞它则甚。’大师笑道：‘你既明白，为何还来问我……’”叶缤因此得名“一音”。“一音”的取义出《维摩经》：“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个随所解。”从这一回书看来，还珠的佛学是宗禅宗的。禅宗要义在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因此它的教学方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而常以简洁突兀的问答为教学手段。
陈寅恪佛学之精深，世人皆知。金应熙通梵文，且曾身受其另一业师许地山之薰染，有志于在宗教史上有所建树，是故对于谈禅说偈，自是优为。虽然他是站在马列主义者的立场来谈佛学，但绝非左倾幼稚之辈，对佛学全盘否定。我在少年时代对佛学亦曾略有涉猎，且在“新”“旧”之间，亦正是处于“彷徨求索”的阶段，所以我们才可以畅言无忌，取得共鸣。武侠小说涉及的方面甚多，金应熙在每一方面的知识都足以做我的老师，我和他谈武侠小说，比我在课室中听他的课获益还多。
我和金应熙共同的爱好，象棋武侠之外，还有诗词。
据说“一九五八年曾有人问金应熙懂得多少首唐诗，金回答：‘大概两万多首。’闻者无人怀疑回答的真实性”《全唐诗》总数也不过四万余首，若然，则可能是超过《全唐诗》的半数了（要看“两万多首”的“多”字“上限”何在）。不过，我对此说，亦无怀疑。因为每有学生（包括我自己在内）问他某句诗词的出处，他都可以把整首念出来，并解释其中僻典。“懂得”加上“记得”，尤其“难得”。
唐代诗人中，他似乎特别喜欢李商隐的诗。李商隐的诗著名难懂，“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论诗绝句》）。一首《锦瑟》（以起句“锦瑟无端五十弦”的开头二字作为诗题，实质亦等于是“无题诗”），就不知引起多少注家的争议，有的说是“爱情诗”，有的说是“政治诗”，有的说只是李商隐发牢骚的“自伤之诗”……陈寅恪治史，甚重历史人物的婚姻关系，晚唐有“牛（牛僧儒）李（李德裕）党争”，李商隐曾得牛党的令狐楚提拔，后来又娶了李党王茂元的女儿，在当时的党争中是去牛投李，为人非议。陈寅恪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是这样说的：“至于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这段话亦可作为陈寅恪对此诗的注释。不仅如此，对后来发生的所谓“金叛师门”一案，亦可提拱不同角度的理解。
由于李商隐诗对金应熙有一点特殊意义，故此不辞词费。首先要说的是金应熙的文学观点。
金应熙是非常重视老师的创见的，他讲中国通史，讲到隋唐部分，就是用陈寅恪所创的“关陇集团”一词，来分析初唐政治。讲到李商隐的婚姻关系，也同样将他牵入牛李党争。但在文学观点上，他却不是“索隐派”，而是比较倾向于纯文学的。
纯文学派可以梁启超为代表。粱氏认为“李商隐的诗，好就好在不容易懂……”蓝于的《李商隐诗论稿》说：“当时并不一定想要传之后世……李商隐诗之不好懂，在很大程度上是后来那些腐儒故弄玄虚，不肯从字面中求解，而一定要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曲解，越解越玄，使上了他们当的人，如坠入五里雾中。”对于李商隐人品的论断，蓝于亦有不同的见解。他说：“我在谈无题诗时，也多少受到传说的影响，以为李商隐娶王氏，多少掺杂着在仕途上能够得到王茂元奥援的希望。但是越多读李商隐的诗，对他的生平知道越多，也就越觉得这种传说缺乏根据。”蓝于分析了李商隐的一些诗篇，认为是“……不时透露出两人相互爱慕之情。在封建时代，夫妻之间有这样真挚的感情，即使在诗人之中也是少见的。从这一点上，也多少可以看到李商隐的为人。尽管王茂元未能提携李商隐，而李与王氏的感情始终如一”。蓝于这本书写于七三年，当时的李义山正被卷入“儒法斗争”之中。
对于李义山一些著名的无题诗，应当如何理解，我在岭大的时候，也曾请教过金师。金师说：“我只能告诉你其人其诗的历史背景。怎样理解，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诗词欣赏，本来就含有再创作的成分。”
我想，梁启超说的“李义山的诗好就好在不容易懂”，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唯其不易懂，就给读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得以享受“再创作”的乐趣。
考证、欣赏，是互相关连的两面，不可偏废。甚至连蓝于说的那些“腐儒”，亦有其存在价值。他们所索之隐，即使百分之九十九穿凿附会，只要有一分真的，于历史研究亦有裨益。
陈寅恪的“诗文证史”是兼摄中西的手法，虽非陈氏首创，然其远迈乾嘉（朴学），直入西儒堂奥（主要是二十世纪初，流行于德国史学界的“诠释学”），已足以为中国之史学开一新境界矣！“陈学”家李玉梅女士在其近著《陈寅恪之史学》一书中，对陈氏之“诗文证史”有颇为全面、精辟的论述。“陈门”老一辈弟子、著名史学家周一良誉之为“有关寅恪先生之小型辞典”，“前修未逮，后出转精”，此之谓欤。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检阅，这里就不多说了。
不过还有一件金应熙念李义山诗的妙事，不可不说。
有一天我看见他在校园散步，口中念念有辞，好像失魂落魄的样子。好奇心起，走近前去，听清楚了，念的是李义山的两句诗：“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原来当时他正在追一个姓盘的女学生。不过那次追求是以失败告终的。
“水晶盘”典出《太真外传》：“成帝获飞燕，身轻欲不胜风，恐其飘翥，帝为造水晶盘，令官人掌之而歌舞。”我听了忍俊不禁，因为盘同学体态丰盈，和汉代那位能作“掌上舞”的赵飞燕，恐怕正好是个对比。
这两句是义山诗《碧城三首》之一，全诗是：“碧城十二露周杆，犀辟尘埃玉辟寒。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李义山的《碧城》诗（共三首）据说是送给女道士的，亦都属于“难懂”一类。但见老师心情如此，我也不敢索解了。
追求失败后，还有下文。原来这位盘同学是早就有了男友的，在外省大学读书，那年暑假，来到岭大探望女友。金应熙给他安排住所，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他自称对盘同学的感情也早已“升华”了。和金师接近的一班学生，有的说这是“诗人气质”，有的说这是“马列主义者的风格”，有的说这是“戆居”。多年后，我把类似金师的恋爱故事写入小说中，亦受到评家的指责：“拔高人物，不真实！”
诗词方面，金应熙当然不是“只爱古人”，连“不薄今人爱古人”，于他都不算贴切。他是古人今人同样对待。只要是好诗，他都爱。鲁迅和郁达夫的诗，他几乎都能够背诵，虽然这两个人的风格很不一样。当然还有他的老师陈寅恪的诗，他熟悉得不仅止于背诵。
六十年代的某一年，我和他在香港相遇，他说：“你对李义山诗还有兴趣吗，我给你看一首寅老写的《读义山马嵬诗有感》。”
义山诗句已千秋，今日无端共一愁。
此日谁教同驻马，当时各悔笑牵牛。
银河浅浅褰难涉，金钿申申詈未休。⑴
十二万年柯亦烂，可能留命看枰收。
⑴羽生按：清华文丛之二《陈寅恪诗集》第九五页载有此诗。但此句作“金钿申申詈休休”，似误。
我说：“章士钊的《南游吟草》你可曾见到，其中有两首章士钊赠陈寅恪的诗。”章士钊的《南游吟草》是他的香港友人刘伯端为他辑印的，非卖品。他说：“在香港报纸上见过一首。”我说：“是否起句为‘岭南非复赵家庄’那首？”他说：“是。”又说：“我好像也听说过有两首，我不便去问寅老。你记得最好。”我不知他们师弟之间已有嫌隙，听他说未曾见过，便道：“第一首传抄者甚多，第二首在香港也是很少人知道的。”一面说一面写出来（此诗前有题记，当时记不齐全。题记部分，是后来补抄的）。
和寅恪六七初度，谢晓莹置酒之作。晓莹，寅恪夫人唐女士字，女士维卿先生（景崧）孙女也。
年事参差八载强，力如盲左压公羊。
半山自认青衿识，四海公推白业光。
初度我来怜屈子，大风畴昔佞襄王。
天然写手存闺阁，好醉佳人锦瑟旁。
金师看了笑道：“这首诗用典较多，有些还是僻典。怪不得不如语浅意深的‘岭南非复赵家庄’之‘抢手’。”我也笑道：“可见还是通俗的好，最少容易被人接受。”当时我已写了将近十年的武侠小说了。金师也曾和我讨论过章诗所用的“古典”“今典”，后来我写成了《章士钊的南游诗》，《章士钊赠陈寅恪诗》等篇，其中部分意见，就是得自金师的。
李商隐（义山）、章士钊、陈寅恪，一古二今，相隔千年，风格有异。虽然陈寅恪并不认为李商隐的诗是上品，但他们的诗风却是比较接近的。章士钊诗则有宋诗的哲学性，论理性，另树一振。
我说陈寅恪的诗和李义山的风格接近，主要表现在两个地方。
一、他们的诗都有一种迟暮的感伤情调。李义山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陈寅恪的：“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德功坡老吾宁及，赢得残花溅泪开”“江淹老去才难尽，杜牧春归意未平”“白日黄鸡思往梦，青天碧海负来生”等等。迟暮情怀，如出一辙。细审之，则李义山多了几分纤柔，陈寅恪多了几分愁苦。这类诗篇，也是陈寅恪更多。
二、他们的诗，都“不容易懂”。蓝于说，义山诗之所以难懂，“一是因为他爱用典，而且有的到现在已成为僻典；一是他的不少诗因为在当时有所关碍，不得不隐晦。”这个解释，完全可以用在陈寅恪身上。“古典”“今典”，有如“暗码”（用余英时的说法）。目前出现的注家已有余英时、冯衣北两位，立足点不同，“各自各精采”（港人惯用语）。陈寅恪的诗有如今之西昆体，如果由金应熙来作“郑笺”，可能更加精采。金应熙晚年对“陈学”甚有贡献，收在《中国史学家评传》中的《陈寅恪》就是金应熙写的。
谈到现代诗词，当然少不了毛泽东的。解放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毛泽东诗词，只有《沁园春·雪》一首。只此一首，已足以令我们倾倒。后来读得多了，我觉得毛泽东（诗词方面的毛泽东），有如一个天分极高的业余棋手，水平亦极不稳定。
毛泽东有《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词中有两组对偶句，其一是“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对仗虽略欠工整，还算不错。另一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四海”“五洲”、“翻腾”“震荡”都是同义词；“云水怒”“风雷激”也是一样意思。虽云可以加强语气，究有“关门闭户掩柴扉”之嫌。我当时正在研究龚自珍，又知道毛泽东也很喜爱龚自珍的诗，于是就把毛词、龚诗，各取一句，集而为联：“四海翻腾云水怒，百年淬厉电光开。”并用作小说回目。
“百年”句出龚自珍的《己亥杂诗》第七首：“廉锷非关上帝才，百年淬厉电光开。先生宦后雄谈减，悄向龙泉祝一回。”“百年淬厉”在原诗是指家学渊源，我则用来比喻新中国兴起。中国有如一把宝剑，经过近百年（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百年，取其约数）水火（苦难）的淬厉，终于大放光芒。有位朋友和我说：“把毛主席的词句，拿来做武侠小说的回目，不大好吧。”幸好那时“文革”尚未开始，否则恐怕还会给人入以“大不敬”之罪。
“文革”结束之后，我拿这个回目给金应熙看。他说：“四海翻腾云水怒，百年淬厉电光开”，上句写空间的壮阔，下句写历史的突变，意义完备。赋龚诗以新意，也是一个再创作。我放了心，看来金师还是我所认识的金师，最少，文学观点上仍是一如往昔。
但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金应熙能够背诵那么多诗词，我却从未见过他的诗词作品。不知是否正由于他懂得太多（只唐诗就有二万多首），而他又太过追求完美，总觉得难以胜过前人，因而搁笔。
在象棋方面，他虽然熟读兵书，却和国手总有一先以上的距离，恐怕也是由于不敢创新之故。我所认识的金应熙，并非教条主义者，但要说他已摆脱了“定于一尊”的思想影响，恐怕亦非事实。只就象棋与诗词而言，他就未能冲破自己所造的茧。
我们那个年代（三四十年代），正是左倾成风的年代。左的思潮，来得更早，早在金应熙出生之前两年，随着“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一声炮响，就挟马列主义以俱来，冲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门户。
甚至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有文化名人在写“新俄万岁”词了。这首词调寄《沁园春》，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六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月刊。如下：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
想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
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如今果不虚。
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
本为自由来，令因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
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
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你猜作者是谁，如果不是词中有“老胡”二字，你猜得着是胡适吗？
据《胡适杂忆》一书的“附录”所记，胡适此词作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夜。原来在“十月革命”之前，那年三月俄京已经爆发过一次规模颇大的暴动，史称“三月革命”，作为“十月革命”的先驱了。“乌衣蓝帽”是当时俄京参加三月革命的大学生的服色。“独夫‘沙’”即沙皇。
想不到吧，反对“革命的变革”，宣扬“要一点一滴的改良、进化”，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当年竟是如此的充满激情，向俄国革命高呼万岁。胡适尚且如此，何况一班不满现实的少年。左倾成风，良有以也。有人认为，毛泽东那首《沁园春》也是受到胡适这首《沁园春》的影响的。
余生也晚，并没受到胡适影响，在“左倾”方面影响我的，首先是抗战时期的《救亡日报》，后来方是金应熙和岭大一班“进步同学”。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救亡日报》应运而生。郭沫若挂名社长，夏衍主持。创刊于上海，随战火而南迁，一迁广州，再迁桂林。桂林时代的《救亡日报》已经从“国共合作”的报纸，变为从头（头版评论）到尾（报屁股副刊）完完全全的“左报”以至“共报”了。因此之故，新四军事件（一九四一年一月）后被迫停刊。
《救亡日报》好似为我们打开了一面窗户，它报道共区的“新貌”，报道共军的抗敌事迹。年轻人求知欲强，好奇心重，《救亡日报》的评论和报道正好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当然，还有副刊，特别是那些短小精悍的杂文，我们都很爱看。许多左翼作家，也是在《救亡日报》开始认识的。
如果把《救亡日报》比作“开窗者”，则金应熙堪比“指路人”。我认识他的时候，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班进步同学（差不多都是岭南“艺文社”社员）。我们偷偷传阅毛泽东的著作，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向金应熙请教。陈寅恪有论中国近代之学术思想的名言曰：“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外缘薰习”，佛家语。“薰习”亦作“薰染”。“外缘”则与“内因”对称，例如种子是“内因”，必须有适当的土壤、水分、阳光这些“外缘”，种子才能发芽生长。此即“因缘和合”之悦也。“薰染”则与“共业”有连带关系。生在地球上的人缘由“共业”。同是地球人，香港人和“大陆人”又有很大不同。是故大圈圈内有小圈圈，大“共业”中有小“共业”。各个圈圈的种种现象，均由有“共业”者的“薰染”而成。更缩而小之，在我们那个时代，同在康乐园（岭大校园）而又以金应熙为核心的那个小圈子亦是“共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师友间交互影响等等构成“外缘薰习”。我觉得陈寅恪此论，同样可以适用于个人的思想变化。
陈寅恪是把“世局激荡”置于“外缘薰习”之上的，对我（相信对金应熙也是一样）而言，确是如此。抗战胜利，大家以为可以松一口气，谁知内战继之而起，越来越剧；“国统区”内的贪污腐化，亦是与日俱增，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到了金圆券出笼（一九四八年八月），政府严令有黄金外币者必须兑换此券，而此券瞬息即成“废柴”（无用之物），一时“反内战、反饥饿”呼声四起。“中国大地已经容不下一张书桌”！一向潜心治学的大学问家陈寅恪也禁不住而有《哀金圆》之作。这也是在《陈寅恪诗集》中最长的一首七言古诗，开头四句，即点出了金圆券之购物与“废柴”等。“赵庄金圆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湿柴待干尚可爨，金圆弃掷头不回。”中段写抢购风潮、民生疾苦种种惨状：“米肆门前万蚁动，颠仆叟媪啼童孩。屠门不杀菜担匿，即煮粥啜仍无煤。人心惶惶大祸至，谁恤商贩论赢亏。百年互市殷盛地，怪状似此殊堪骇。有嫠作苦逾半世，储蓄银饼才百枚。岂期死后买棺葬，但欲易米支残骸。悉数献纳换束纸，犹恐被窃藏襟怀。黄金倏与土同价，齐高弘愿果不乖。”抢购起风潮，人人只要货物，不要金圆券。抢购米粮最为厉害，力弱的老翁老妇只有“碌地”的份儿。最后弄到屠夫不肯杀猪牛，卖菜的小贩也藏匿起来，想煮粥吃也没煤炭。又通过一个寡妇的“棺材本”被吞没的事情做例子，具体说明金圆券之灾。最后点出乱源所在：“金圆数月便废罢，可恨可叹还可咍。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虽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陈寅恪在这里郑重指出，国民党失败的主因，并非是由于打不过共产党，而是因为失了民心所致。
这首诗是在一九四九年（己丑）夏天写的，推前几个月，广州口传的一副春联（是否曾公开张贴，不得而知）亦已有同样的抒发。联曰：“金圆今完，完了晦气归旧岁；己丑已有，有些希望接新春。”陈寅恪之诗可作上联解释；下联“希望”云云，则因在那年春节前，国共和谈开始作“试探性”的接触也。
时局的恶化，是直接促使百姓思变、青年左倾的主因。同时也造成了岭大风气的改变。岭大是教会大学，校园环境优美，有如世外桃源，学生一向不大理会政治的。但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已不由你不理了。早在陈寅恪作《哀金圆》之前的两年左右，国民党的“大厦”已经有了“将倾”的迹象。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军事的逆转。本是国优共劣的，渐渐转为国共相持、互有进退。踏入一九四八年，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共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陈（赓）谢（富治）兵团渡过黄河、挺进豫陕鄂边；陈（毅）粟（裕）野战军攻入豫皖苏：三路大军，互相配合，驰骋于江河淮汉之间，与国民党互争先手，逐鹿中原了。
而这个时期的金应熙，也好像开始把自己研究的重点从学术而转向政治了。他应学生要求，举行不定期的时事报告，他是综合外国通讯社加上新华社所发的英文稿的，资料详实，分析全面，很受学生欢迎，每次都有“爆棚”之盛。
对我而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有一位同窗好友，名叫容庆和。容庆和当时在香港《大公报》工作，金应熙则正在致力于“四裔学”的研究。“四裔学”是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一门学问，要涉及死去的文字（Deadanguage），人名地名都拗口得很，我一听就头痛。有一天他和我谈起容庆和，说容是他朋友之中对解放战争的进展最为关心也最为熟悉的人，各个战场的变化，双方的兵力部署、番号等等他都有研究，比当时上海一家知名杂志（《观察》）的军事记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说后微带感喟地笑道：“我熟悉的是古代‘死去了’的东西，他熟悉的是现代的活事物，有意思多了。”更“有意思”的是，过了不到两年光景，我也入了《大公报》，和容庆和（笔名沙枫）成为同事，没多久更从同事而成为好友。他听了我转述金应熙的这段话，也是微喟笑道：“他怎么倒羡慕起我来了。我做的资料工作，谁都能够做。他研究的‘四裔学’，却有几人能够？那才更有意思呢。”沙枫在《大公报》，是“左派”眼中的“右派”，他只是个脚踏实地的新闻从业员。
又过了四十年光景，我才知道金应熙当年何以曾有志于“四裔学”的研究，又何以感喟顿兴之故。虽然这个原因并不是从金应熙口中说出来的，却见之于他的笔底。在金应熙晚年为陈寅恪所写的评传中，谈及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期中的所得，“二十世纪前期的东方学者研究曾以我国周边各族历史和佛学翻译文学为重点之一。陈寅恪求学德国时的教师也大都有这方面的专长……他回国后深入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多所著述，开设‘佛教翻译文学’和‘蒙古源流研究’等课程。”“我国周边各族历史”的研究，即金应熙曾有志于此的“四裔学”也。陈寅恪任教清华时，对研究生的指导包括五个方面（请恕此处不详述。有兴趣者请看金著，或李玉梅著之《陈寅恪之史学》），其中颇有与“四裔学”相关，或可划入“四裔学”范围者，如“蒙古文、满文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者之研究”等。金应熙盛赞：“（以上各门）都是陈寅恪在留学时研究有素而在我国当时还几乎是全新的学术领域。”“新领域”“死东西”可以构成一副妙联，而四十年前后，对“四裔学”认识的差异，亦构成了巨大的反讽。
其实金应熙也不是不认识“四裔学”的价值，否则他不会在战火纷飞的日子还放不下。他受乃师的影响致力“四裔学”，受时势的影响放下“四裔学”，原因固明明白白，感喟亦自自然然。是诚所谓剪不断理还乱也。
研究转向的例子不只一个，另一个更为显著、也对金应熙更具深远影响的是经济学。他不但自修，还上经济系的课程，旁听一位刘先生讲的“经济史”。这是经济系学生必修的课程。大学课程，除非特别标明是“中国经济史”，否则单说“经济史”的话，就一定是西方的，也差不多是等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刘先生和金应熙同是讲师（可能级别略高），年龄只比金应熙大几岁。我曾问金师，为何来旁听刘先生的课，他答：“因为他对资本主义懂得比我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强调“经济基础”的，把经济作为压倒一切的因素。金应熙对经济学发生浓厚兴趣，原因可能在此，特别选修刘先生的课，则可能是为了“知己知彼”。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但这一下可妙了，我一下子又“升级”和金应熙做同学了。但不妙的是，这位刘先生是用英文授课的，我的英文不灵光，大约只听得懂一半，于是我这个本科学生，就非向他这个的外派“旁听生”请教不可了。这位刘先生的课也讲得真好，从亚当·斯密（Adammith）讲到凯恩斯（J.M.Kynes），经济学说方面也都有颇为详尽的论述。
金应熙的天资和勤奋也真令人惊佩，就以经济学来说，当我岭大毕业之前，他亦足以做我的老师了。毕业前我曾写过一篇有关南北朝庄园经济的论文，在四九年《南大经济》（经济系的学报。岭南大学一般简称“岭大”，学校则称“南大”）发表，这篇论文就是在金师的指导下完成的。他自己也写了一篇《古罗马帝国经济史》，另外还用笔名写了一篇批判凯恩斯理论的文章。《南大经济》主编黄标熊告诉我，金师这篇文章，是应他所请而写的。因为他收到一位研究生写的大捧凯思斯的文章，他决定刊载，但又觉得有点不妥，商之金师。金师说：“是该为他消消毒”，于是执笔就写，根本不用翻查参考资料，就在编辑室完成这篇论文。
凯恩斯是四十年代风头最劲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前人研究的是静态经济学，他研究的是动态经济学，研究如何在不安定的社会中，施行有效的经济政策，达到充分就业的目的。根据他的理论，如果在经济衰退时期，大火烧了伦敦城，反而是件好事，因为在大兴土木重建名城的过程中，可造就全民就业的机会，令衰退变为兴旺。根据他的理论，浪费是值得鼓励的，若只知道节俭（量入为出），则不论对政府或对个人而言，都是最笨的理财手段。他的理论精华，可归纳为一句妇孺皆知的大白话，即“先使未来钱”是也。西方国家（主要是英美），采用他所拟的政策，曾纾解起自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但左派学者，则认为凯恩斯只不过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庸医，一旦药石无灵，便将沉疴难起。故此金应熙说要“为他消消毒”。
一晃四十多年，一九九一年《香港概论》上卷出版。时间作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凯恩斯的理论是渐渐不适合了，被其他学派的理论替代了；但资本主义也没有如马克思预言那样崩溃。沉疴难起终须起，不管是“自我完善”也好，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因素也好，总之它的生命还没走到尽头，很可能另有一番景象。
四十年过去，金应熙又怎么样了？许多朋友对他的“转行”“去搞经济”感到意外，我则只想知道，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如今又是如何。
答案无须他说，就在《香港概论》中。这本书（指上卷，下同）的出版，倒是造成了一个香港罕见的现象，不管左、中、右报，都是一致赞好，尽管此书担任主编的是香港新华社秘书长杨奇。著名评论家孙述宪在《信报》（以经济为主的香港报纸）的文章，誉该书“为‘香港学’的主流作品，是透过香港的自由市场角度，探索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里程碑”。并担心“由于该书对那从‘香港现象’衍生的经济奇迹近乎毫不保留的肯定和认同，它的修订和续出下卷会不会有什么麻烦或出现一些问题呢？”直到九三年《香港概论》下卷出版，他才放下心。那时金应熙已经去世，孙述宪在文章中深致悼念之情，并尊称金应熙为“希望中国能从香港经济的成就得到实惠的金师”。
我和金师最后一次见面在九一年三月，那年六月他就与世长辞了。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们也曾谈到凯恩斯。那是从当前的经济学趋势谈起的，他说目前西方的经济学又回复到亚当·斯密的古典学派了，不主张政府干预（凯恩斯则是主张干预的），由市场经济决定，主张放任政策（Laissez-faire）。当然所谓“回复”并非完全一样，多少有点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吧。他说凯恩斯的学说是未必适合今天的资本主义，但不能否定它过去的成就。又说，其实某些常见的经济现象，例如信用咭和分期付款的流行等等，其“创意”都是从提倡“先使未来钱”这一观念来的。尽管那些用家根本不知凯恩斯是什么人，却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从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凯思斯到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对凯恩斯的全面评价，这其间想也包含了金应熙的迷惘与反思吧。最后那次见面，最后他不无感喟地说：“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这话不错，最少年轻时代的我是。往往把理想所托的事物想得太美好，却不知它也有丑恶、也有残缺、也有污泥浊水与脓疮。一九四八年，我担任《岭南周报》总编辑，《岭南周报》是岭南总会（包括大学、中学、小学的学生会）的刊物，我一“上任”；就在副刊上用冯显华笔名写了一首题为《迎春曲》的新诗，有一段这样说：“不待燕子南归带来了一天春色／不待塞外驼铃报告冰雪的消失／从千万人的面上／（这些自由了的奴隶的笑啊！）／刻划着春天的脚步”。多么“美”，多么浪漫。其实，都是从当时的流行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得来的“灵感”，一切纯属想象。
我这个总编辑其实也是名实不副的，纵然不能说是“挂名”，但金应熙做得比我更多。十篇社评，大约总有七篇是他写的；副刊缺稿，也总是拉他来“顶档”；编辑方针——促使岭南人走出象牙之塔——是由我们共同商定的；反内战反饥饿的文章则由他来写。我是“当之有愧”的总编辑，金师才是真正的掌舵人。《周报》“左转”，当然难免受到政治上的压力，而我又恰好是个最不懂得应付政治的人，于是唯有请辞。
和金应熙关系更深的是艺文社，社长黎铿是三十年代的童星，在岭大锋头甚劲，金师从成立到解散（那已是我在岭大毕业之后的事了），始终参与社务，可说是艺文社的灵魂。艺文社本来就是“进步学生”的组合，在当年，“进步”的意义就是左，到解放战争后期，越来越左，左得惊人。一九四九年一月，在艺文社主办的一个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黄河大合唱》，也不知怎的，临时加插了一个《我们要渡过长江》。当时正是国共酝酿和谈，共方扬言，和谈不成，就要渡江之际。唱这首歌，其敏感性可想而知。而金应熙当年的显得“天真”、“激情”，亦可想而知。
左倾、迷惘、反思，大概是理想主义者的三部曲，至于每一“曲”的时间长短，那就要看每个人的遭遇和“悟性”如何了。需要补记一笔的是，金应熙在感喟“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时，是在说了许多当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之后说的，不过他还是说：“一个人总是要有理想的，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关于金应熙的师门恩怨，我亦有一种“甚难评说的人生”之感。难以评说，只能略抒所感所思。
我于义宁（陈寅恪）之学，直到今日，恐怕还只能说是略窥藩篱。引导我接触义宁之学的人正是金应熙。那时我对佛学着迷，喜欢谈禅说偈，有一天谈及六祖传法偈（按：此偈之流行本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敦煌本坛经则作两偈，字句与流行本略有分别，但意义则相同）。金师问：“此偈如何？”我说：“古今传诵，绝妙好辞，尚有何可议？”金师说：“就是还有可议。”介绍我读陈寅恪写的一篇文章《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
陈寅恪认为六祖的传法偈，一、比喻不适当。“菩提树为永久坚实之宝树，决不能取以比喻变灭无常之肉身。”二、意义未完备。“细释经文，其意在身心对举。言身则如树，分析皆空，心则如镜，光明普照。今偈文关于心之方面，既已将比喻及其本体作用叙述详参，词显而意赅。身之一方面，仅言及比喻。无论其取比不伦，即使比拟适当，亦缺少继续之下文，仅得文意之一半。”故其结论认为六祖的传法偈，只是“半通之文”，“其关于身之一半，以文法及文意言，俱不可通”。
这真是堪称石破天惊的议论，但令我“惊服”的还不止此。后来我又读了陈寅恪的《论韩愈》一文。韩愈以谏迎佛骨获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呵诋释迦”在韩愈的诗文中屡见不鲜。给一般人的印象，好像韩愈和佛教是死对头似的。但陈寅恪则指出，韩愈的“道统”说，表面虽受孟子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故叹曰：“禅学于退之影响亦大矣哉！”在此文中，陈寅恪大赞六祖所创之新禅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我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陈寅恪并不因六祖的传法偈为“半通之文”而影响他对六祖所创之新禅宗的评价，真是值得读者再思三思。我读了这两篇文章，心里想的就是“做学问的就该这样”。不因是权威说的就不敢议，亦不能因其有可议之处，就全盘否定。知人论世，亦不能单一化！例如对韩愈，既要看到他排斥佛教的一面，亦要看到他受佛教影响的一面。
陈寅恪史学的特色就在于创见多、争议大。其“大”者如李唐源流考、关陇集团说；其“小”者如李白是汉人还是胡人、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等等，都曾引起争议。例如在李白的胡汉问题上，和他打笔战的就是史学界的“头号人物”郭沫若。郭认为李白确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但他肯定李白是汉人。
其实陈寅恪本身的“取向”，其争议性恐亦不亚于那些学术问题。一九二七年王国维投水殉清，陈寅恪的挽诗中有“越甲未应君独耻”句，对与王相约同死而又爽约的另外两位名人，其贬斥之意跃然纸上；结句“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向灵均”，其怀旧拒新心态亦昭然若揭。于是引出了陈寅恪的“效忠”（或曰“认同”）问题。一说认为他确有“遗老思想”（按年纪应是“遗少”，但儿辈亦可有父辈思想），在北伐后他仍宣称自己是“思想困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可以佐证。一说认为他认同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权。在挽词的序文中已说得清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若命而同尽。”我比较倾向“文化”说。其实，即使他有“遗老思想”，那也并不影响他大学问家的地位。
不论“遗老”说也好，“文化”说也好，都与他的身世背景有关。而且，也唯有在明了其身世背景之后，方能对陈寅恪之史学有较深了解。他的祖父陈宝箴是戊戌维新时期的湖南巡抚（相当于省长）；父亲陈三立（散原老人）是自成宗派的大诗人；长兄衡恪是大画家；本人又是第一流的史学家。陈氏一门，三代英才，世人艳称。陈家的“婚姻关系网”亦为人所乐道。网之所及，浙江俞家（俞明震、俞大维）、湖南曾家（曾国藩）、广西唐家（唐景崧），无一不是名门望族。陈寅恪的文化史观——“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治史甚重历史人物的婚姻关系，这些恐怕多少都和他的身世背景有关。
我未读过（根本也没机会看到）金应熙“揭批”陈寅恪的文章，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所引用的一段材料来看：“金应熙在谈到陈寅恪对历史与现实的感情倾向时，有意识地引用了陈寅恪的一些身世背景，陈先生长于封建大地主的所谓‘书香世家’，又为名父之子，是在中国封建文化的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他的祖父曾赞成新政（羽生按：其实不止是赞成，而是推行。帮陈宝箴推行新政的两个主要人物，一是当时任湖南按察使的黄遵宪，另一就是他的儿子三立），陈先生以‘元祜党家’之子，弱冠远赴异国求学，接受了一套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若剔除当时惯用的那些“标签”，只就其揭批的“实质内容”来说，那也是众所周知的，并非只是至亲友好才得与闻的私隐。论者若据此云是“出卖”或“践踏信赖与私谊”，则似乎有点“言重”了。
上述一书，以大量的档案文献，写出陈氏晚年悲剧。书中引述，“基本上”当属可靠。纵有某些疑点，例如说金善于观察风向，开会时往往准备两份观点截然相反的发言稿，便似难以入信。香港报纸已有读者指出金不是“奸狡政客型”的学者。而且，即使是的，以金的聪明和特强的记忆力，又何须花此笨功夫耶？中学生的辩论比赛，往往都是临时才抽签决定正反两方，中学生都可以即时发言，金应熙岂有不能之理。但枝节问题，无关宏旨。故我的所感所思，仍是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提供的材料为依据。
其实，从陈寅恪的诗文，也可看出师生决裂的根源。裂痕恐怕是从金应熙一成为共产党员就开始了的。陈有诗云：“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这是他平生最大遗憾。陈寅恪的史学是“文化史观”，马列主义的是“唯物史观”，难以调和。陈氏有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并加说明：“俗谛在解放前指三民主义，在解放后指马列主义。”作为共产党员的金应熙，如何能够摆脱马列“俗谛”的桎梏。
“俗谛”恐怕亦不只限于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俗谛，佛家语。大乘佛法可分为胜义谛（真谛）与世俗谛（俗谛）。“谛”，是梵文Satya的意译，指真实无谬的道理。依二谛中道的义理，价值判断、道德进路等等，均属“世俗谛”。佛教把主张“有常恒不变之事物”的见解，叫做“常见”，把主张“现象灭了就不再生起”的见解，叫做“断见”，都是错误的。对任何有关价值判断的任何答案，都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依此理念，三民主义、马列主义固然是俗谛，孔孟之道亦是俗谛。一切足以造成思想桎梏的无不是俗谛。陈氏精通佛学，我想他说的俗谛当是指大乘佛教所言的“世俗谛”。他特别提出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只系针对“时弊”而已。他对科学院说：“（我）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氏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具有自由的主意和独立的精神”。
这个见解和中共曾一度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倒颇有相通之处。如果只把马列主义作为百家中的一家，并非“独尊马列”的话，我想应是无背于陈寅恪的治学精神的（他本人纵贬马列，但不是非认为马列毫无价值，否则他不会花那么大的功夫去读《资本论》原文）。可惜的是“双百方针”，到了反右期间，变成了“百花凋谢，一家独鸣”的局面。共产党员金应熙，屈从领导旨意，贴乃师大字报。唐筼抄下来，回家哭着念给丈夫听。陈寅恪勃然大怒说：“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师生决裂，遂一发不可收拾。
思想分歧，俗谛桎梏，造成了师生的分裂。而这桎梏也的确影响了金应熙的学术成就。
金应熙引导我接触马列思想，然而我始终没有成为马列主义者。我个人倾向于“多元史观”。决定历史的因素，因时间、地点而别。某个时代，某个国家可能是经济因素；换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可能是政治，可能是文化，也可能是军事、宗教或其他。（例如《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就是从“财政与税收”入手来研究明史的。书成，寄往剑桥。李约瑟博士写信给他说：“哎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传为趣谈。）
金应熙并非教条主义者，但无可置疑，马列主义一直在他的思想中占着主导地位。这种情况，直到他的晚年，才好像有所转变，但也未曾破茧而出。陈、金之间，除了价值观的不同（一个视马列为俗谛，一个则奉之为真理）之外，在道德观方面，恐怕亦有分别。例如陈寅恪认为李商隐出自“新兴阶级”，并得牛党提拔，就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这一观点，金应熙就未必会赞同了。且莫说共产党要求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即用梁启超的说法——提倡“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亦是并不赞同“从一而终”的。
提到梁启超，我倒想起另外两个师生决裂的“案例”。两对师生，都是一流的大学者、大名人。一对是俞曲园和章太炎，另一对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俞曲园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父子一脉相承的朴学大师，治学深邃，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章太炎二十二岁那年拜他为师，在俞家建于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住了七年，得传衣钵，自己也成了国学大师。后来，俞曲园因他提倡排满、革命，十分不满，声言“曲园无是弟子”。章太炎回“诂经精舍”探望老师，俞曲园一见他就严辞呵斥，说他从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叫众弟子鸣鼓而攻之。章不能忍受，反唇相稽，并写《谢本师》一文，从此“拜别”师门，自立门户。
梁启超则是因为佩服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中了举人后才拜康为师的。他曾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是“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但辛亥革命后，康、梁政见不同，一个佐张勋复辟，一个则助段祺瑞讨伐张勋。师弟对立，康因此斥粱为“枭獍”，把粱逐出师门。但梁启超则始终尊敬老师。一九二七年康有为病逝青岛，梁启超的挽联中有“西狩获麟，微言遽绝”等句，把老师康有为比作孔子。
这两个案例和“金案”都有相似之处，亦有相异之处。相同之处，一、都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二、其实质的表现则为“新”“旧”思想的冲突。这不是简单的是非题。新的未必好，旧的也未必坏（反过来亦如是，并非一切旧的都应该坚持）。《史学家陈寅恪传》的作者汪荣祖就有这样的见解：“前清维新健将如康有为、严复等都被视作顽固人物。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论断。维新家的思想不一定比革命家旧。”他把陈寅恪的思想趋向归结为“吸取新文化，折衷旧文化”。认为正是因此，陈氏的史学，“卒能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师生关系上。现在只比较“逆徒”对老师的态度。章太炎是你不认我，我也不认你；粱启超是你不认我，我照样尊敬你。金应熙和梁启超比较相似。（《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说金应熙在“大字报事件”过后，曾向老师长跪请罪。但据金师母说并无此事。）在金应熙的晚年，他是抱着“补过”的心情去“深研”义宁之学的。
但不论怎样，有理也好，没理也好，金应熙当年（一九五八年）用大字报的方式批评老师，总是不应该的。而且据说他在一篇批陈的文章中，说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认为是一种“反动”，这就更加接近于先扣“帽子”的“打手文章”了。
“熟悉金应熙的人都认为金其实是个大好人，无架子，心地很好”。这么一个大好人，怎么反而会对老师如此粗暴（文字上的）？我最初读到“金叛师门”的报道时，也感到震惊，难以理解。但冷静下来细思，也就觉得不难理解。
从反右到“文革”，左浪一浪高于一浪。巴金在“文革”后所写的《随想录》中，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心态有深刻的描划。许多人在初期真的认为自己有罪，于是纷纷挖思想根源，甚至有完全否定自己过去所学，要火焚自己所著之书的。批人批己，自辱辱人。当然这些人十九都会醒悟，但造成的损害，亦已难以挽回了。那是一个人性扭曲的时代，而“左浪”也正是有如陈寅恪在论李义山时所说的那种“尤为可畏”的“社会之压迫气流”。
在“文革”期间，和左派朋友们的想象相反，我和简又文的接触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简师在为学和信仰方面都是非常专一的，只磨一剑——太平天国史，只治一“经”——“圣经”。我则对任何宗教，都是抱着非信非不信的态度。基督教尤其是我的“弱项”，读了四年教会大学，对圣经还未真正用心从头到尾念过一遍。简师也知我的态度，并不勉强我受洗礼。“文革”期间，我采取的对策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但最苦闷的时候也正是最需要朋友的时候。左派朋友，我已是敬而远之；右派朋友，又找不到真正知己。可以与谈心事的就只有视我如子侄的简师了。简师给我看一段圣经：“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的恶，我反去作。……我真是苦啊！”读了这段圣经，我受到很大震撼。“文革”期间，许多值得人们敬佩的学者作家，包括巴金和金应熙在内，不也正是如此么？
所以我始终尊敬金师，因为人不可能永远正确。而且，陈寅恪的晚年遭遇，固然是个悲剧，金应熙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香港有个构成“控罪”的律例，叫做“官职与收入不相称”，仿此，金应熙的“学问与成就不相称”，又去向谁控告、诅咒？有人说，悲剧在于身分的矛盾，有两个金应熙，一个是党员干部金应熙，一个是学者金应熙。更确切的说，把身分矛盾和思想矛盾都包括在内的说法应是：陈门弟子和马列信徒的矛盾。有时义宁之学占上风，有时马列主义占上风。但在他的晚年，这个矛盾却似有所缓和。因为他致力的香港学和义宁之学并无直接冲突，不像在反右和“文革”时期那样。根据我所能见到的资料，举几个例。一九八五年写的《陈寅恪》评传，八八年写的《略论东汉之宦官》，都是很有分量的文章。金应熙是从籍贯入手研究宦官问题的，这正是受到陈寅恪独特的“区域性分析法”治史的影响。今年出版的《陈寅恪之史学》，其作者李玉梅亦提及她曾得到金应熙的从旁指引。
而更重要也更令人惋惜的，据广东社会科学院悼金文的透露，金应熙已完成《金七十论注释》一书的资料搜集工作，正要动笔的时候，不幸就与世长辞。
《金七十论》（书名），数论师自在黑（人名）作，有七十行偈颂，国王赏之以金。自在黑引以为荣，故将他的七十行偈颂，名为《金七十论》。“数论”为印度六大学派中的重要一派，禅宗的“自性空寂”、“自性变化”就是受到“数论”的影响的。此书似乎较僻，虽有陈真谛的译本，若无详细注释，恐亦难懂。但若详注，那就非精通梵文不可了。“佛教翻译文学”是构成义宁之学的一部分，《金七十论》由精通梵文的金应熙注释，正是最好不过。
在广东社科院的悼金文中，对《金七十论》这个书名，是并无注释的。有位朋友笑道：“要不是你给我解释，我还以为是金应熙七十岁之时所写的论文呢。他书未成，身先死。这样巧合，莫非‘经谶’？”我说：“诗谶常闻，‘经谶’前所未闻也。”朋友说：“那就算是我的杜撰，或者算是天意吧。”
我倒宁愿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金应熙的“师门恩怨”，不论是对做老师的陈寅恪，或是对做弟子的金应熙，都是非常之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那就让它的悲剧性加强吧。纵然陈学失传（我相信不会），若能令人们更加警惕，免使悲剧重演，那也是值得的。
（一九九七年七月写于雪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