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黑书》，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创作它的最后那些日子。1988年，在经过了三年的写作之后，此书完成在即。有一段时间，我把自己关在空荡荡的住所里，它位于埃伦寇伊一栋新建十七层公寓楼的顶层。在那里，我只埋头写作。妻子在美国，无人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因此电话从不会响。我也避免接触所有可能打扰我的人，他们会使我远离卡利普的冒险，以及那个令我如此痴迷的幻想世界。除了住在同一栋楼内的两个亲戚，我从不见任何人，他们偶尔会来叫我去吃晚餐。事情总是如此，当我碰上一本我喜爱的书，并且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我就会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
坐在角落里，我甚至无法结束《黑书》。它耗费了我近五年的时光。远远地坐在那里，埋头苦写这本不愿收尾的书，一种奇怪而又神秘的恐惧，开始破坏我的写作和独处之乐。那恐惧慢慢变得与主人公卡利普的遭遇类似。他毫无结果地在整个伊斯坦布尔寻找妻子时，曾在地铁通道里碰到过各类奇事，但无论是那些看上去都一样的图尔康·肖拉伊的照片，还是那些他寻找的旧专栏文章，没有一件事情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喜悦，因为他无法消除失去妻子的巨大痛苦。同时，随着情节发展，小说内容慢慢宽广起来，写作的愉悦就逐渐深刻。但我仍无法抵达那缠绕心头的目标，这使我始终无法感到快乐。我孤独而悲哀，就像卡利普，每天不刮脸，不修边幅。还记得一个夜晚，我像幽灵一样在埃伦寇伊的后街小巷溜达，手里拎着个破塑料包，头上戴着帽子，穿着一件掉了几枚扣子的雨衣，脚蹬一双烂鞋底的运动鞋。我随便找家老饭店或是自助餐厅，狼吞虎咽一番，一面挑衅地迎着周围敌视的目光。父亲每隔两星期会带我下一次馆子，我记得他总是会说，看到我的房间脏乱不堪，看到我半死不活的模样，看到那本我似乎永远也写不完的书，他是如何的焦虑不安。
我感到至深的孤独，就像卡利普——也许正是有这样的感觉，我才把这种情绪带到了书中——但他是被忧郁包围，而我则是被愤怒隔绝。因为人们不明白，这本书将会有多么的与众不同，因为他们会拿它和那些传统小说相比，因为它很难读懂，因为他们会认为书中晦涩的部分是其败笔。还有，或许我真的永远写不完它；我写了一本不该写的书。《黑书》向我表明，衡量一本书，并非取决于它是否能解决书中引发的文学或是结构问题，而是取决于作者提出的这些问题本身是否伟大、是否重要，取决于作者在完成这一使命时的痴迷程度，尽管也许前景黯淡。如同写一本好书极其困难，要想选好主题，使作者可以在余生为其投入全部能力，付出内心所有一切，这同样极其不易。
尽管步履缓慢，这类你可以为之奉献全部生命的书——就如同生命本身——最终总会将你带至它们希望你去的地方。那崭新之处，另外一个国度，无疑是由我们的过去、记忆、梦想构成。在写《黑书》的日子里，这些交织着恐惧与无常，死亡与孤独的征兆，经常在我夜晚直至清晨沉湎于写作、一根接一根抽烟的时候，神出鬼没地浮现。这是你第一次揭示远处究竟有什么，也是你第一个慰藉。是你无助的执着，而非艺术的聪慧再次拯救了你。坚持、忍耐，我对它的信心远胜过人们常说的技巧。除此以外，有那么几次，我非常担心小说不知将前往何处，担心所有我写的这些，不能把我和读者带至任何地方，只有一堆混乱。这会使我陷入绝望。写《黑书》之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是逡巡摇摆于寻求深层的自我价值和毫无目标的肤浅游戏，以及渴望写出伟大作品给我带来的朦胧感等这些矛盾之间。我独自一人时，上述几种紧张对立的事物，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最坏局面总是萦绕心头。独自一人之时，我极易被如下由于紧张而产生的最差假设完全吞没：我也许是把五年时光耗费在了一本根本不值得的书上；我也许会失败。如今我明白，那些恐惧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恰是治疗剂，它使一个人能够完全凭借自身经历的紧张焦虑进行写作。
《黑书》主要想写的，是发生于70年代末的事情，是想再现孩提时代街头流行的诗歌，内容还涉及伊斯坦布尔从过去到现在的混乱状态。在一个1979年开始记的日记里，我写到一个大约三十五岁离家出走的知识分子，讲述了他在一个漫长周末中的经历；讲述了发生在那个周末的一场足球赛，它后来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讲述了断电时的伊斯坦布尔街道，如同勃鲁盖尔（Brueghel）的绘画（雪）还有博斯（Bosch）的（恶魔系列）所透出的氛围；讲述了《玛斯纳维》（Mesnevi）、《列王纪》，以及《一千零一夜》等。
这些最初的想法在我内心形成之时，我的小说《杰夫代特先生》尚未出版。那时，我原本打算写一部以艺术家为主人公的小说，甚至连名字都已想好，叫《破碎的细密画》。我开始想像各种场景：伊斯坦布尔无休无止的噪音、混乱，知识分子们灯红酒绿的晚会，家庭聚餐、殡葬仪式、选美盛会、足球比赛等。我一如往常，欣喜异常地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计划要写一部名为《黑书》的小说。这欣喜远胜于当时正在创作的小说带给我的快乐（一部从未写完的政治小说《寂静的房子》，还有《白色城堡》）。
大约同时期的某个特殊日子影响了小说最终问世的形式与主旨。那是1982年，土耳其政变之后两年。恰在极端限制自由的新宪法未经公众商议投票就草草问世的前夕，我的堂兄打来电话，说某家瑞士电台摄制组将前往伊斯坦布尔，就新宪法做一期节目，他们想找一些肯面对镜头批判新宪法的知识分子。他问我是否知道哪个人有如此勇气？接下来的两天，我遍寻整个城市——大学、百科全书出版社、广告代理以及各个新闻社，挨家挨户问下来，想找到愿意发表意见的人。因为一如今日，打电话常常受到监控，我不得不逐个拜访每位理想人选，但每个人都拒绝了我。由于知识分子遭受政府与军队的迫害，我认为记者、作家还有正派人士拒绝我，也是情理之中。对于令他们在道德维谷间进退两难，我甚至深怀内疚。那家在佩拉宫酒店房间内等候的外国摄制组甚至告诉我，对愿意出面发言的人，他们可以采用逆光拍摄，这样他们的面孔就可以处在阴影之中无法看清。到最后，他们又表示，如果没有人愿意如此，他们就想以采访我来替代（就像《黑书》中那样，当卡利普找不到耶拉时，就会代替他来写作），但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同样也缺乏勇气。
有许多记忆中的碎片，略有改变便现身《黑书》之中，要一一列出，实在是鲁莽之举。但我仍想让大家知道，为了再现我所熟知的过去岁月中的尼尚塔石，我曾煞费苦心，对如何命名那些巷道、街区，描述那里的氛围格外着意。阿拉丁是个真实人物，他真的有一间挨着警局的店铺，在小说于土耳其问世之后，报纸新闻已使其成为众所周知之事。看到阿拉丁在店铺橱窗展示的报纸剪报，我总是异常高兴，就像我非常乐于把他介绍给译者（“阿拉丁，这是薇拉，她会使你闻名整个俄罗斯！”），并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好奇读者都光顾他。而对于某些人，他们可以猜出藏头诗，发现小说中“城市之心”公寓楼的坐落之处，其实有栋帕慕克公寓。同样，他们也会猜到，我以这种方式援引了自身生活中的诸多细节，从电梯的呻吟声到弥漫于天井的味道，乃至那个西化家族的家庭纷争。小说出版后，我的亲人对小说彻头彻尾地给予否定。他们仍像以前一样忙着搞家庭纷争，那情形简直就是后现代的闹剧：先是为了财产纠纷对簿公堂，旋即又会欢聚一堂，共进假日餐宴。
由于故事是发生在我度过童年时光的地方，讲述的是我同龄人的经历，因而，我常常被人问到，卡利普究竟与我有多少相似之处。童年生活的细节——逛商店买东西，在窗边望着阿拉丁的店铺，和真实的卡玛尔女士的对话，独自一人的周六之夜，整夜在街道游荡——这些或许与卡利普类似。但他最基本的孤独，病态一般渗入体内的忧郁，他生活中哀伤无比的黑暗——对这些，我可以开心地说，我的伤口没有他那么深。对他能够承受自己的逆来顺受、不苟言笑和痛苦哀伤，我甚至有些忌妒，一如我欣赏他尽管不得不忍耐，却对生活有着坚定的信念。也正因为我不如卡利普那般坚强，我才成为了一个作家。
1985年，我开始在自己那间爱荷华大学的小宿舍里写《黑书》。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山毛榉树透出深秋的红色。后来，我来到妻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宿舍内，在从哈莱姆买来的桌子旁继续写作。桌子同样被摆在窗边，望出去可以看见晨曦公园。只要抬起头，我就可以看到松鼠在沿着公园的小径上蹦跳，毒贩子抢劫过往行人（我也有过类似遭遇），甚至在我眼皮底下杀人越货。曾有人看到达斯汀·霍夫曼在此等待拍摄《伊斯达》外景，那是一部极其失败的电影。我有一间六英尺长、四英尺宽见方的工作间，位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那里有四百万册藏书。我这个位于图书馆顶层的房间，总是烟雾缭绕，可以俯视学校的中央操场，许多学生常常漫步于此。我一直继续创作，不论是在塔斯维奇耶大道那间狭小的公寓里（耶拉的秘密办公室就坐落于此，那里的暖气与木地板总是嘎吱作响），还是在黑贝里亚达那栋后来被卖掉了的避暑屋内（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森林和远处的海岸线）。从埃伦寇伊公寓，可以望见千家万户的窗户，我在那里完成了《黑书》的最后几页。在那些享乐的沉浸在写作之中，一盒接一盒抽烟的夜晚，我可以看到电视屏幕的荧光逐个消失。回想那些日子，当我的耳朵适应了伊斯坦布尔式的寂静（远处的犬吠声，树叶的哗哗声，警笛声，垃圾搬运车驶过，还有酒醉之人走过的声音）；当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抽烟，写作，这时，我就发现，自己有多么的愉悦——正如迷失在小说神秘的中心时，我就会沉浸在那种心神眩晕的疲惫的喜乐和忧虑之中，直至清晨。而那中心有时甚至对我来说，也是关闭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