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偏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一种新式“经济型”文体，它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特别是对那些带有格言警句倾向、爱写作家介绍的文人们。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以及其他一些美国作家在两战期间建立了这种风格，后来其演变成了一种文学规则。任何头脑健全的作家都要以此为标准，即，他们在描写场景时应该越简短越好、字数应尽可能得少，并且杜绝重复。
托马斯·伯恩哈德不愿做一个看起来头脑正常的经济型作家。重复，是构成他小说世界的基石。他那些孤独、困惑的主人公们喜欢到处游荡，迷执地发泄狂怒的激情，并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样的古怪行为。非但如此，伯恩哈德自己在以惊人的能量来描述那些事件的进展同时，也会不停地重复那些相同的句子。所以，在《水泥地》（Concrete）里，伯恩哈德塑造为写一篇听力方面的论文而耗费精力多年的主人公时，并没有像传统小说家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康拉德经常认为社会一无所是，而他自己写的作品才最有意义”，相反，他通过主人公永无休止的重复，表达了这个观点。
伯恩哈德的循环观让理性主义的读者很难理解。但这些想法并非气愤的吼叫、诅咒、尖叫以及秽言秽语，然后仅以感叹号结尾了事。我们通过读伯恩哈德的书得知，所有奥地利人都是白痴，后来又发现，德国人和荷兰人也都是白痴。我们得知医生们一概是怪物，而大多数艺术家则愚蠢、肤浅和拙劣。我们还看到科学界为冒牌的专家所掌控，音乐界是骗子的天下；贵族和富人是寄生虫，而穷人则是投机诈骗分子；大多数知识分子轻佻无知、沉溺于矫揉造作之中，大多数年轻人则愚蠢低能，对什么事情都乐得嘲笑一番；我们还看到，人类最持久的渴求就是欺骗、压迫、毁灭他人；某某城市是世界上最令人厌恶的城市，某某剧院不是剧院而是妓院；某某是迄今最伟大的作曲家，某某是迄今最伟大的哲学家，而既然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作曲家或哲学家值得一提，那么也就表明，所有作曲家和哲学家都是“冒牌货”……
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用美学的盔甲来保护自己以及他们书中的主人公，这样可以确保其虚构的世界不像伯恩哈德的小说世界那样，充斥着过多的抨击性内容。在读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时，用伯恩哈德的话来说，我们可能将书中那些抨击看做“一个痛苦的贵族或一个自以为是但不失同情心的主人公所具有的矫揉造作”。而在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世界里，那些抨击却起着支柱的作用。在注重“平衡”的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这类作家的作品里，我们也许能把这种过分的重复当做“人类德行和过失之世界中的一页”。但在伯恩哈德这里，过分重复则是整个世界的具体例证。大多数对描绘“人世万象”感兴趣的作家会把“迷执、变态和过度行为”推至边缘，但是伯恩哈德却将其放在中心，而且反过来，把被我们称为人生的其他那部分经验推到了边缘，这部分内容只出现在很小的细节上，其存在恰恰是为了讽刺我们那些所谓的人生。
这些攻击和诅咒的力量来自于执迷。如果说，我对这些执迷的攻击和诅咒感兴趣，那一方面是因为伯恩哈德无穷无尽的语言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主人公所处的境况。愤怒给伯恩哈德的主人公们提供了保护，使他们免受世上的邪恶、愚蠢和痛苦之害。伯恩哈德的主人公们不像某些自信、成功、有教养的人士那样，滔滔不绝地咒骂他人，贬低他们，轻视周围的人。这愤怒出于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灾难有切身的了解；对人的本质痛苦地接受。而也正是愤怒，让他的主人公们没有垮掉，让他们还依然站立着。在书中，我们能反复看到如此的描述：这个或那个人“不能站稳脚”，“最终被消灭了”，“在一个角落里日益枯槁”，“最后也被压垮了”，等等。伯恩哈德的主人公们虽然被残酷和愚蠢的行径所包围，但对他们来说，别人的毁灭给他们提出了危险的警告。这种观点用他们的话可以这样表达：对那些愿意忍受、坚持、克制、依然站立不倒的人来说，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诅咒这个世界，其次就是要把这种渴求转变成深刻的、富有哲学意义的事业，或者说，最起码也得放任自己的执迷。但一旦我们生活的世界落到由执迷来界定的地步，我们也就从此会变得与我们无法摆脱的丑陋生活一样卑下了。
在《修正》（Correction）里，和维特根斯坦有相似之处的主人公全副心思都放在一部未竟的传记上面，为写这部传记，他要花很多年时间来进行调查。他的姐姐认为他的做法是在阻碍他的成功，因此他满脑子里充满了对姐姐的仇恨。《实在》里的主人公也是如此，他一心一意扑在有关“听力”的著作上，也被自己的写作环境弄得心神不安。《伐木者》（Woodcutters）里那个迷人的主人公也有类似的情况：他把维也纳所有最让他痛恨的知识分子都请来赴宴，而实际上他高度热情地招待客人，只是为了表达对那些人更强烈的憎恶之情。
瓦莱里曾经说过，人们斥责粗俗，实则是在表现他们对粗俗的好奇和喜爱。伯恩哈德的主人公们也总是离不开他们最讨厌的事情，他们想出各种办法煽动仇恨。实际上，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憎恶和鄙视。他们憎恨维也纳，但是却跑着赶往那里；他们憎恨音乐界，但离开它又活不下去；他们憎恨姐妹，但是又要把她们找出来；他们痛恨报刊，但是又忍不住要看；他们嘲笑知识分子的闲谈，但是缺了它又难过不已；他们憎恶各种文学奖项，却又会穿上新衣急急忙忙冲过去领奖。这些人为了免受他人指责而一直奋斗，这方面也令我们想起了《地下室手记》里的主人公。
伯恩哈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相似之处。在主人公的执迷和激情方面还有卡夫卡的影子，如他们对绝望和荒谬的反抗。不过，伯恩哈德的世界与贝克特更接近。
贝克特的主人公们并不怎么抱怨周围的环境；对自己遭受的灾难也并不过分在意，反而更关注自己的精神痛苦。而伯恩哈德的主人公们不管如何努力想逃离精神痛苦，但他们总还是乐于接受外面的世界；为了逃离心中的痛苦，他们接受了外面世界的混乱状态。贝克特尽可能地试图抹杀因果链，而伯恩哈德对此则极为关注，且态度认真严肃。伯恩哈德塑造的人物拒绝向疾病、失败和不公正低头；他们怀着疯狂的怒火和鲁莽的意志坚持抗争，尽管结局惨烈。但即便这些人最终都失败了，我们看到的却并非失败或屈服，而是他们执着的争辩和抗争。
如果我们想找另一个作家作向导，引领我们进入伯恩哈德的小说世界，那么路易-费尔丁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是最好的人选。像塞利纳一样，伯恩哈德也成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这样的家庭要通过奋斗才能生存下去。他的父亲早逝，在战争期间他饱受贫困，还染上了肺结核。像塞利纳的小说一样，伯恩哈德的小说主要是自传性作品，里面记录了永无休止的战斗，充斥着各种苦难、怨恨和失败。像塞利纳斥责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和埃尔萨·特里奥莱特（Elsa Triolet）这类作家、指责他的出版商伽利玛公司一样，伯恩哈德对那些跟他握手、给他颁奖的老朋友和机构也总是恶语相加。《伐木者》是一部完全自传性的作品，其故事描述的是伯恩哈德在奥地利为一些朋友和相识举办的一次宴会，而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侮辱这些朋友。虽然在塞利纳和伯恩哈德内心的地狱里，都燃烧着火焰，但他们使用的语言却大相径庭。塞利纳喜欢在极为简短的句子后使用省略号，而伯恩哈德的创新之处，却在于使用不受段落束缚的句子：这种句子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循环式的侮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复着省略号式的侮辱。
当云消雾散时，我们在伯恩哈德的小说里看到的，是一连串可爱、残忍、有趣的小故事。尽管恶骂不断，伯恩哈德的作品并不富有戏剧性。相反，它们是一个又一个故事的累积。我们从作品里得到的意义，不是来自整本书，而是来自书中零散分布的小故事。如果我们记得，这些故事的内容主要就是闲扯、侮辱，以及对“所谓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残酷描述，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伯恩哈德的小说世界不仅与我们的生活非常相似，而且有时也与它的精髓很接近。伯恩哈德表达出来的残酷抨击和过度憎恨，是我们在生气时都会采取的态度，但是他能继续深入，并将其打造成“优秀艺术”。
也正因为如此，饱受他侮辱的报刊开始越来越关注他；屡遭他唾弃的文学奖评委会，也不停地将更多奖项颁给他；频频受他嘲讽的剧院，开始越发热切地上演他的剧本，这使他对艺术的憎恨碰上了麻烦。读者们发现他们最渴望信以为真的故事，在现实里也仅仅是故事时，便觉得自己受骗了。因此，这也许是一个大好时机，它让读者明白，小说家生活的世界与作品人物所在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如果你坚持认为这个虚构的另外世界是自传性的，并且作品所有的力量来自真实的愤怒，那么，你就应该在读过伯恩哈德之后问问自己，为什么你在寻找一种“道德观”时，却会感觉到你仿佛被拖入一场游戏，你在与小说的滑稽模仿，甚至与小说自身一起戏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