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日记(1)

这是他第三次坐下来读巴维尔的文件。他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导致阅读如此艰难。不过,他还是专心翻看着,从字里行间的意义,到文件中的书信,到手写的墨水痕迹,到手指压过留下的脏处,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时不时地,他会闭上双眼,嘴唇触碰着那些纸张。多么珍贵:纸上的每一处擦痕,对他来说都是珍贵的,他对自己说。

他还是不太情愿地想到更多。他这种对巴维尔的侵犯中,还有那么点丑陋的东西作祟。他在想到那个孩子的遗作时,实际上有些想歪了。

对他来说,巴维尔的西伯利亚故事已经被破坏了,也许,它是被马克西莫夫的奚落破坏了。他没法假装那种写作本身并不幼稚,并非是拙劣的模仿。巴维尔赋予故事的生机是那样的少!他简直想拿起笔来替他写,划掉那一大段感伤的教条的段落,再添加些必要的生动笔致。年轻的谢尔盖是个自以为是一本正经的人,需要把他放得远远的,需要使他显得更可笑些,尤其是对他那种身体上的刻板律己。而且,那个乡下姑娘能吸引他的,肯定不是这种关系对夫妻生活的承诺(就他所能预见,他们的夫妻生活无非是就着干面包和萝卜咽下的一顿饭,在光秃秃的木板上睡觉),而是他的态度,让自己做好准备去接受一种神秘命运的态度。那种态度来自何方?来自车尔尼雪夫斯基,当然,不会仅仅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自福音,来自耶稣———是对耶稣的暗暗模仿,然后又像无神论者涅恰耶夫那样误解滥用,最终形成一套准则指引他去完成杀人的使命。脚跟后面跟着一群猪的风笛手。“她会为他做任何事的,”马特廖莎谈到那个猪姑娘卡特丽时说。做任何事情,容忍羞辱,容忍死亡。所有的羞耻都烟消云散,所有的自尊都烟消云散。在拉法伊女帽工场的屋子里,涅恰耶夫和他的女人们都做了些什么?还有,马特廖娜———她正在为成为后宫一员而梳洗打扮吗?

他合上巴维尔的手稿,把它们推到一边。一旦他要开始写,他不由自主地就会对此产生厌恶。

还有那些日记。他粗粗翻了一遍,头一次发现上面留有铅笔画下的审查记号。那些整齐的小勾不是出自巴维尔的手笔,因此只能是出自马克西莫夫的手笔。他们想要把这些东西送给谁看?也许是抄写员。可是,在他目前的处境下,他顾不了那么多,他只能把这些当成是给自己的指令。

“今天见到A.,”他读着日记开始打勾的地方,时间是1861年11月11日,几乎正好是一年以前。11月14日:一个神秘“A.”。11月20日:“A.在安东诺夫家里。”每一处提到“A.”的地方,旁边都打了一个小勾。

他把日记往前翻了翻。“A.”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在6月6日,除此之外,打勾的地方还有5月14日,日记开始的地方:“和……长谈”,那旁边打了勾和问号。

1869年9月14日,巴维尔死前的一个月:“故事概略(从A.那里得来的思路)。一扇锁着的门,我们站在门外敲打着,呐喊着想要进去。每隔几天,门就会打开一条缝隙,我们中的一个就被卫兵叫进去。被选中的人要放弃所有,甚至被剥掉身上的衣服。他变成一个仆人,学会了鞠躬,低声下气地说话。他们选择那些最温良最易驯服的人做仆人。对强壮的人,他们会把大门关上。

“主题:在仆人当中传播那种精神。最初是低声抱怨,后来是怒火冲天,挣脱反抗,最终,手拉手联合起来,发出复仇的誓言。和一个祖父般头发花白忠心耿耿的老家奴战斗一番,连同那枝形吊灯,一起给它们‘来个稀巴烂’(就像他所说的),再放火烧掉窗帘。”

胡思乱想,一个寓言,压根就不是故事。里面没有生活,没有中心,没有精神。

1869年7月6日:“为我的命名日(晚了),斯尼特金娜信里寄来了五个卢布,叮嘱我不要和‘大师’提及此事。”

“斯尼特金娜”:安妮娅,他的妻子。“大师”:他自己。这就是马克西莫夫所指的那些段落吗?他警告过某些文字可能会伤害到他。真是这样的话,马克西莫夫该明白,这只不过是一枝小箭。他能承受的要比这多得多。

他又向前翻了翻,翻到更早的时间。

1867年3月26日:“昨夜路遇F.M.,他鬼鬼祟祟(和妓女在一块?),我必须假装醉得厉害。他‘领我回家’(喜欢玩父亲宽恕浪子的游戏),放死尸一样,放我到沙发上。他和斯尼特金娜低声拌嘴,拌了好一会儿。拌完了嘴,F.M.试图帮我洗脚。总之都是些很令人为难的事。今天早上告诉斯尼特金娜,我必须要有自己的住处。她就不能缠着他的胳膊,略施手腕吗?她太怕他了。”

可悲吗?是的,真是可悲啊。他得对马克西莫夫作出让步了。若是有什么东西能劝阻他继续看下去的话,那决不是伤心痛苦,那只会是恐惧害怕。恐惧害怕,比如说,害怕他对妻子的信任遭到破坏,同样,害怕他对巴维尔的信任遭到破坏。

这些恶作剧般的纸张是想写给谁看的呢?巴维尔写了它们,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父亲看到,然后死去,以便留下这些无从辩驳的谴责吗?当然不会是这样,这样想简直是疯了!这更好比背后站着丈夫幽灵正在给情人写信的女人,丈夫的幽灵透过她的肩膀读着她写的信。每个字都一语双关。这样看是激情和让步的承诺,那样看是乞求和责备。分裂的写作,来自分裂的心灵。马克西莫夫认识到这一点了吗?

1867年7月2日,三个月后:“给农奴以自由!最终解放他们!到火车站送F.M.和他的新娘走。紧接着就注意到他给我安置的地方是不可能住下去的(自己的水杯,自己的套餐杯,晚上十点半睡觉的作息)。V.G.答应我找到另外的住处前可以先住到他那里。必须劝说老迈科夫借我些钱直接把房租付了。”

他心不在焉地来回翻动着那些纸张。宽仁谅解。无论他怎么躲闪,无论他怎么伪装,里面没有一句宽仁谅解的话。他出门的日子里,心里头装着那个孩子,可他最后的话里却没有一丝的宽仁谅解,这简直太不可能了。

铅匣子里面装着银匣子,银匣子里面装着金匣子,金匣子里面装着身着白衣的年轻身体,胳膊环绕着他的胸膛。手指间夹着一封电报。他细细看去,直到泪流满面。他想找到宽仁谅解的话,可是里面没有。电报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用古叙利亚语,他以前从未见过的符号写成。

门口一下敲门声。进来的是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穿着出门的衣服。“我要谢谢你帮我照看了马特廖莎,她有什么麻烦吗?”

他花了一小会工夫振作自己,想到涅恰耶夫对孩子的恶意支使,她对此还一无所知。

“没什么麻烦。她见到你怎么样?”

“她睡了。我不想叫醒她。”

她注意到床上摊开的文件。

“我看你在读巴维尔的文件,我就不打扰你了。”

“不,别走。读文件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

“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让我再请求你一次,别再读那些东西了,那不是写给你看的。你看了只能是自己伤害自己。”

“我希望自己能听从你的劝告。遗憾的是,我呆在这儿的理由,并没打算使自己免受伤害。我一直在看巴维尔的日记。我读到了我记忆中非常清楚的一件事,从头到尾一直记得很清楚。现在,活生生的,我又通过他人的眼睛重新看到了。巴维尔半夜三更没法自己回家———他一直在喝酒。我不得不帮他脱衣服,我以前从没注意到,他的脚趾甲是那么小,我都有些吃惊了,他的脚趾甲好像一直没有长似的,还保持着小孩子的那种样子。肥肥的肉乎乎的脚丫———像他父亲的吧,我猜———他父亲也是小脚趾甲。他的鞋丢了,要不,就是被他自己扔掉了。他的脚冷得像个冰砣。”

巴维尔只穿着袜子,在午夜的大街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一个迷路的天使,一个不完美的天使,一个上帝的弃儿。他的脚是行人的脚,踩在我们伟大母亲的身上,他的脚是农民的脚。他的脚不是舞者的脚。

巴维尔倒在沙发上,头懒洋洋地靠着沙发,吐了一身。